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與戰後思想

第二章 「世界史的立場與日本」座談會：

問題意識與矛盾

第一節 前言：座談會概述

1941 年 11 月 26 日，高山岩男、高坂正顯、西谷啟治和鈴木成高等四位京都學派學 者在京都一家日式旅館內進行一場名為「世界史的立場與日本」（鈴木成高、西谷啟治、

高坂正顯、高山岩男 1942a）的座談會。之後不到兩週的時間，日本發動珍珠港事變（真 珠湾攻撃）；隔年（1942）3 月 4 日和 11 月 24 日，四人又分別進行了「東亞共榮圈的 倫理性與歷史性」（鈴木成高、西谷啟治、高坂正顯、高山岩男 1942b）與「總體戰的 哲學」（鈴木成高、西谷啟治、高坂正顯、高山岩男 1943）²等兩場對談。

如何理解和串連這三場關於「世界史」論述的座談會，在距離那些充滿知識與政治 戰慄的夜晚已超過一甲子的今天，仍然是個未定的議題。Parkes（2009）指出第一場座 談會的主要目的是討論如何避免戰爭，但在珍珠港事變既已發生，以及東條內閣³的言 論監視下，下面兩場座談會則轉向討論如何在日本軍方可接受的前提下盡快結束戰爭

（Parkes 2009：350）。在他更早的論文裡，Parkes（1997）反駁了 Najita 和 Harootunian

（2005）⁴對京都學派世界史哲學的觀點，Najita 和 Harootunian 指出京都學派倡導的 是「日本特殊主義」，「世界史的立場與日本」座談會和世界史哲學的主要目的是思考 日本當前的處境並揭示日本未來的走向。然而，Najita 和 Harootunian 接著說到，撇去 京都學派的哲學用語，其對當前和未來歷史的分析與討論無疑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最佳打 手，是採用納粹式「血與土」結合的主張來瓦解西方霸權；京都學派自視具有領導此一

「推翻共產主義與建設未來新秩序」的使命，「世界史」論述便是京都學派用以主張日 本之存在、使命（「打造新秩序」）與日本「優於西方成就的文化模式」的法西斯說辭

（Najita、Harootunian 2005：741-743）。Parkes 批評 Najita 和 Harootunian 並未直 接分析原始材料，且未考慮到京都學派四位學者間思想與政治主張的差異及日本「可理 解的」軍事行動。因此，Parkes 主張直接以「日本法西斯」來統括京都學派的言說有欠 公允，且應將重點放在當時複雜的政治歷史環境與京都學派立場間的關係上（Parkes 1997：308-310）。京都學派的「世界史立場」，在 Parkes 看來，是站在「世界史」的 觀點對日本歷史位置潛力的認知，非單純的國家主義或帝國主義，且重視的是「文化性 與政治性國民」的共同體型態而非法西斯的血統純正主義（Parkes 1997：311）。

Parkes 的主張得到 David Williams（2004）的呼應，Williams 與 Parkes 同樣接受

1 標題以第一場座談會名稱總稱文中討論的三場座談會，但在文中的討論，「世界史的立場與日本」是 單指第一場座談會。

2 以下內文引用三場座談會文字時，僅標示年份及頁數，如下：引述第一場座談會「世界史的立場與日 本」，標示為1942a（及頁數）；引述第二場座談會「東亞共榮圈的倫理性與歷史性」，標示為 1942b（及 頁數）；引述第三場座談會「總體戰的哲學」，標示為1943（及頁數）。

3 東條英機（1884-1948）領導的內閣（1941-1944），主導日本侵略中國與進行太平洋戰爭。

4 筆者參照的版本是第八版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The Twentieth Centry，其初版首刷於 1988 年，根據 Goto-Jones（2009），從初版至第八版，Najita 和 Harootunian 均未改寫。

了大橋良介（2001）對「世界的立場與日本」等三場座談會的解讀，⁵認為京都學派是 站在反抗東條內閣的立場上提出政治思想的替代方案，以及提出國際政治秩序的「第三 條道路：非英美資本主義與非全體主義」的可能性（Williams 2004：63）。Williams 進一步將京都學派的世界史立場置於反抗歐洲中心主義與西方（美國）霸權的脈絡下，

援引二戰前後及美國伊拉克戰爭期間的資料來指証京都學派如何受到美國學界正統主 義的汙名化，他指出京都學派並非「反西方」，而是追求「非西方」的文化、政治可能 性（Williams 2004：30），其目的是思考日本如何能夠到達現代化，並需付出何種代價 以完成現代化（Williams 2004：45）；太平洋戰爭做為保持東亞自治性的「世界史」階 段――作者強調，京都學派並未有種族主義的言論（Williams 2004：43）――則訴說了 白種人全球霸權的命運（Williams 2004：44）。京都學派的「世界史」討論，是對美利 堅帝國及其他西方霸權沒落之「後白人」政治秩序的思想努力，是迎接「後白人」世界 的到來（Williams 2004）。

相較於 Parkes、Williams 以批判西方知識霸權為目的的看法，杉山雅夫（2004）

與子安宣邦（2008）對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有別於上述幾位學者的理解。杉山雅夫 將京都學派的「世界史」論述放在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知識分子對西方進行思考的系譜 上，指出解放亞洲殖民地與共構經濟共榮圈的構想，也在日本輿論界興盛一時。但他接 著說到，京都學派世界史哲學是脫離現實歷史、學問的「樂天主義」與狂熱，將現實戰 爭與大東亞共榮圈等架空為理念，是對現實的不關心；不僅缺乏被侵略者的視角，其歷 史哲學的話語也僅為現實的侵略行為正當化服務，戰爭做為打造世界歷史之道德生命力 的發現而被倫理化（杉山雅夫 2004：74-82）。此外，杉山指出京都學派世界史哲學相 關之座談會的思考前提，是強調「根植於歐洲對亞洲之基本性異質的原理上的對立」（杉 山雅夫 2004：85），在兩種原理（歐洲與亞洲原理）不可能相互理解的情況下，京都 學派便尋求不同的歷史哲學原理，即通過世界史之轉換來「創造」不同的原理，而創造 此一原理的日本，便不能不為「亞洲民族的指導者」（杉山雅夫 2004：85-86）。換句 話說，杉山雅夫認為京都學派提出世界史哲學，目的並不是回應現實歷史結構的變動，

完全是正當化政治作為的策略性說辭。子安宣邦也有類同的主張，子安宣邦指出京都學 派世界史哲學，是對昭和戰爭時代之日本國家與國民進行自我理解的哲學表述，但卻不 具思想的回溯性，是在「戰爭期間」內構成的言說（子安宣邦 2008：62-63）。藉由規定 日本已到達「世界史」之歷史階段，京都學派世界史哲學賦予（當代）日本史世界性的        

5 大橋良介利用「大島筆記」（大島メモ，大島康正〔1917-1989〕於 1965 年公開之與座談會內容和週邊 相關事項的記錄）說明京都學派秘密進行之三場座談會的主要關注點是如何阻止戰爭、如何使戰爭盡 快結束、如何傾覆東條內閣及戰後處理。他指出戰後學界對於京都學派的批評（支持戰爭）並未考慮 到戰爭期間嚴峻之政治環境，以及在此環境下所必須採取的言論策略（大橋良介 2001）。另一方面，

Kimoto 則指出「大島筆記」本身並未受到嚴謹的檢視（他指出該筆記與座談會及周邊活動的發生日 期與內容有出入），故是否能夠直接做為評論京都學派思想、政治立場的前提，是具有疑問的，他認 為大橋對京都學派的辯護掩蓋了對京都學派思想內部矛盾的檢視（Kimoto 2009）。筆者同意 Kimoto 的看法，認為對京都學派思想論述之「目的」的討論不應掩蓋、取代對其思想內部所具有的衝突、矛 盾性的審視。

意義。但子安認為，這除了是主觀的歷史表述之外，別無其他。子安接著說明京都學派 世界史哲學給予日本世界史的立場之所以正當，是因為「日本正好在世界史的位置上」，

此主觀認識的根據則是帝國日本存在的現實（子安宣邦 2008：70）。因此子安認為，京 都學派世界史立場的發言，並非出自對當時國際狀況的認識或分析，更非對現代日本歷 史的自我分析，而是面對歐洲危機的自我膨脹（意識）（子安宣邦 2008：69）。

上面對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的評論、分析儘管相當分歧，但可粗略地分為兩種 解讀方式：其一是圍繞著京都學派論述世界史的目的――以瓦解西方霸權為名之對帝國 主義的支持與辯護，或者是提供反抗軍國主義政治、反歐洲中心主義和美國霸權的思想 方案。其二是將京都學派視為戰爭期間的一場言說事件，儘管有回應、源於現實的面向

（合理化政治作為或根據日本做為「帝國」存在的政治現實），但基本上是主體在非現 實、以學問為目的、架空的理念上所進行的主觀表述，非對實際歷史狀況的分析。雖然 筆者欲將對上述主張的回應保留在下面的分析中，但想先指出以上各篇評析或許指出了 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欲導向某種政治、思想方案或意識型態，但沒有針對京都學派 思想內部的矛盾、衝突或潛能進一步討論，也就是沒有看到反西方或非西方主張下，「西 方」或「歐洲」做為思想結構的一部分，成為導向支持戰爭意識型態或挫敗之思想方案 的原因。此外，僅僅將京都學派環繞「世界史」進行的討論視為一時性的、片段的主體 發言事件，忽略了京都學派強調或建構「主體」及其歷史認識的主要原因，從而未能指 出京都學派自身做為思考主體，在賦予主體主動認識的力量時可能展現的（思想）暴力

――被倫理化的主體本身未受到質問（問題化），所謂個人或國家的「使命」很可能只 是強加在其他主體身上的意志。前述各項評析同樣也未處理如下分析所述，主體（歷史）

立場做為由歷史所推動的結果，歷史與主體主動性之間存在京都學派未予說明的矛盾。

有別於 Parkes 和大橋良介強調座談會與現實政治對峙的目的，或者杉山雅夫與子 安宣邦視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為一整體的事件，筆者想從三場座談會提出討論的問 題切入。筆者認為「世界史的立場與日本」座談會關注的重點是「世界史」之問題化、

為何需要問題化「世界史」。高坂正顯在座談開頭便表示日本正面對著一個「正在形成 中的新世界」（1942a：150），因此需要或已經產生對世界歷史新的思考，也就是「世

為何需要問題化「世界史」。高坂正顯在座談開頭便表示日本正面對著一個「正在形成 中的新世界」（1942a：150），因此需要或已經產生對世界歷史新的思考，也就是「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