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碩士論文
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以鈴木成高、西谷啟治為中心
Structuralness and Historiography of Kyoto School’s
Philosophy of Wordly History: Center on Shigetaka
Suzuki and Keiji Nishitani
研究生：朱婷婷 指導教授：劉紀蕙 中華民國102 年 8 月
京都學派於 1930、1940 年代提出一系列環繞「世界史」的歷史論述，它做為回應 西方帝國主義政治、思想秩序的思想活動，是京都學派對當前歷史境況的認識和分析， 目的是希望通過提出新的思想意識來推動現實歷史秩序的轉換。然而此一欲與西方帝國 主義抗衡的思想嘗試，於戰後受到知識界躂伐與放逐，認為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是 日本帝國主義的幫兇。為什麼反帝國主義的思想意識會與帝國主義有相同的邏輯？是什 麼樣的歷史或思想本身的因素，使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產生上述矛盾？本論文的主 要目的，便是藉由檢視「世界史的立場與日本」等三場與「世界史」論述相關的座談會， 以及鈴木成高、西谷啟治的歷史論述，來找出是何種思想元素、思想方式，使京都學派 「世界史」論述站在反西方帝國主義歷史與思想秩序的位置上，卻終究無法成功挑戰帝 國主義歷史與思想秩序。之所以重新檢視戰前（日本）的思想，是因為筆者認為戰前思 想活動所提出和造成的問題，即便耗費了戰後幾代人的心力，仍舊如夢魘般左右著與這 段歷史相關的我們的日常政治感覺、經驗與歷史認識，與西方帝國主義歷史、知識與思 想秩序的抗爭和角力，至今亦不見可停歇的終點。本論文便是對上述問題意識的延續。 關鍵字：京都學派、世界史的立場與日本、世界史哲學、鈴木成高、西谷啟治
首先要向劉紀蕙教授呈上我最深的謝意。她擔任我的論文指導教授，不只是在知識 上教導我，在情緒上也適時地給予支持和鼓勵，這對一個經常感到挫折和沮喪的碩士生 來說，無疑相當重要。在論文撰寫過程中，我一方面充分地享有思考及寫作的獨立性， 另方面又不時地獲得劉教授廣博學識與方法上的支援，尤其是如何架構問題意識、如何 進入特定思想活動的思想脈絡再加以解構和分析，以及如何將歷史中的思想活動放回歷 史脈絡中去理解。這一連串的思考訓練使我認識到一個問題背後可能具有的複雜性，以 及如何可能突破思想與思考方式的限制。在劉教授的指導下撰寫論文，是一場既豐富又 美妙的知識體驗，我衷心地對此感到幸運和感激。 其次要感謝吳叡人老師及廖欽彬老師。兩位老師各自從不同的知識領域提供我許多 資訊，並從不同的視角給予我多元面向的建議和方向。吳老師對知識回應社會及知識方 式本身深刻又廣博的思考，刺激我對知識、知識方式與社會歷史間互動關係的反省；廖 老師對一個哲學問題背後牽涉到知識體系和解構該問題的方法，讓我認識到透視一個問 題必須考慮到它在相互關聯的知識體系內的多次轉折和問題本身具有的多層次。兩位老 師大大開啟了我的知識視野及對知識的敬畏和熱情，希望將來自己能不負他們在知識 上、精神上對我的付出。 其三要感謝我二姊，她數次抽出博士生寶貴的時間從美國跨洋和我討論我的論文， 不只是在知識上提供資源與支援，更從一位讀者的角度給予建議。她做為我知識上的前 輩、夥伴和好姊妹，非三生有幸所能形容。 最後要感謝我的父親、母親和大姊。他／她們為我提供了最根本也最重要的物質和 情感上的支援，盡全力地支持我的生活和精神，並適時地為我安排休息的機會。過去和 未來的路或許並不好走，但他／她們仍然尊重我的決定並繼續支持我，我由衷感謝能生 在這個家庭。
摘要………... I 誌謝………... II 目次………... I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問題意識……….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3 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13 第二章 「世界史的立場與日本」座談會：問題意識與矛盾……… 15 第一節 前言：座談會概述………. 15 第二節 「世界史」之問題意識………. 24 第三節 突破困境的主體立場………. 33 第四節 小結………. 38 第三章 「結構」的歷史：鈴木成高的世界史論述………... 41 第一節 前言：何謂「世界史」………. 41 第二節 蘭克史學與「世界史」………. 45 第三節 「近代歐洲」的成立………. 52 第四節 小結………. 60 第四章 歷史認識與歷史變革：西谷啟治的歷史論述……… 63 第一節 前言：「世界」的成立與轉換………. 63 第二節 兩種「世界」：分歧與統一………. 67 第三節 歷史認識：主體自覺………. 72 第四節 小結………. 86 第五章 結論………. 89 第一節 思想方式與意識型態………. 89 第二節 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與戰後思想………... 90 參考書目………... 96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意識
京都學派1於1930、1940 年代發展出一套圍繞「世界史」的歷史論述，其做為東亞 近代回應西方帝國主義政治、社會與思想殖民的思想意識之一，值得放入東亞近代思想 史的光譜中，探究它所具備突破西方思想壁壘的內在能量。然另一方面，面對西方帝國 主義壓迫的現實、現代化的迫近與迫切性、戰前（日本乃至整個東亞）現實歷史與政治 的腥風血雨，京都學派的「世界史」論述卻存在無條件承認現實、複製既存帝國主義秩 序與意識的深刻矛盾。「世界史」論述的內在矛盾，一如後文指出，在於京都學派提出 所謂以「主體立場」來挑戰西方帝國主義政治與思想秩序，卻又落入與西方帝國主義相 同的意識邏輯。這種對帝國主義秩序再製的矛盾，筆者認為，曝露出京都學派本身做為 思考如何抵抗帝國主義的思想主體，其實只是透過轉移（國家）主體位置來試圖脫離帝 國主義殖民的秩序，即從被（帝國主義）秩序定義的對象，轉換到做為秩序的定義者（給 予、主導秩序者），2而非在根本上質疑、破除該秩序。因此，儘管筆者認為從京都學 派「世界史」論述中，可以看到打破西方帝國主義政治和思想秩序的契機，卻終究未能 成為顛覆性的思想力量。 本論文的主要目的，首先是以京都學派進行於（太平洋戰爭）戰前、戰中與「世界 史」相關的三場座談會3為切入點，並且以鈴木成高、西谷啟治的歷史論述為分析軸線， 討論京都學派如何透過其「世界史」論述，企圖達到現實歐洲主導之世界歷史秩序的轉 變。另一方面，將同時分析已於上段提到之「世界史」論述反帝國主義的矛盾，即縱使 1 「京都學派」的名稱在哲學、史學和經濟學界均有人用來指稱京都（帝國）大學的學人群體，例如在 東洋史學的研究上，使用「京都學派」來稱呼內藤湖南以下至谷川道雄的京大中國史研究群體，並以 此與東京大學東洋史研究所或其他學派進行區分（劉正 2009）。哲學界則以此指稱西田幾多郎、田 邊元至高坂正顯、高山岩男、西谷啟治和鈴木成高等學人，嚴格來說，是對京大哲學學人群體的泛稱， 非理論或方法論上的特別指向。本文使用「京都學派」來指稱參加「世界史的立場與日本」（世界史 的立場と日本）等三場座談會的高坂正顯、高山岩男、西谷啟治和鈴木成高等四人。若涉及上述四人 以外的京都學派學人，筆者會特別說明。 2 此（國家）主體位置的轉移，相當程度上從防衛觀點獲得其正當性。Williams（2004）以美國為例， 指出確保「國家安全」的倫理觀（建構），使得美國對太平洋秩序的控制和對外戰爭，獲得相當程度 之社會意識的支持。劉紀蕙（2011）則指出這種防衛性社會的意識結構，能夠經由不同的主體介入與 權力結構透過各種文化與教育政策進一步加強。 3 「世界史的立場與日本」（世界史的立場と日本）、「東亞共榮圈的倫理性與歷史性」（東亜共榮圈 の倫理性と歴史性）、「總體戰的哲學」（總力戰の哲學，総力戦の哲学）。依照大島康正（2000） 和大橋良介（2001），京都學派開始進行對世界史和當時日本歷史情勢的討論緣起於太平戰爭前的近 衛（文磨）內閣為抑制陸軍不斷擴大戰爭的意圖，而與海軍合作，欲在政治力上牽制陸軍，京都學派 （含西田幾多郎、田邊元等人）在此背景下成為海軍的智庫（但田邊元以健康為由，完全沒有參與）， 以京都學派四位學人為主展開多次討論，其中本論文討論的三場座談會有公開刊行於《中央公論》。 大島及大橋視此三場座談會的目的是顛覆軍國主義的東條（英機）內閣（繼近衛內閣），但有學者持 相反意見（如：Kimoto 2009，詳見第二章）。本論文不擬涉及上述背景，僅就京都學派的歷史論述進 行討論，主要目的在於呈現京都學派論述中客觀（歷史）知識與主觀（歷史）立場之間的悖論。儘管 不能說一時性的政治歷史因素對於理解文本解讀無所影響，但筆者認為長時段的社會歷史結構要素並 不會因此隱而不顯，在下文討論中，可以看到京都學派對「世界史」的討論是延續日本明治以來對日 本國家走向的論述脈絡中。「世界史」論述並非直接支持日本的帝國主義戰爭，但為何仍通向、導出足以支撐帝國 主義戰爭的意識型態之問題。筆者認為，之所以出現導向支持軍國主義擴張的意識型 態，是因為京都學派所主張的「超克」西方秩序，並非以超越西方或歐洲中心主義為目 的，而是以「歐洲」之為一特定的「歷史結構」做為近代4日本進入世界歷史的範型， 透過與「歐洲」在概念上的同一化，來克服歐洲主導的世界歷史秩序。5就此而言，京 都學派仍舊是以「歐洲」為中心，但與傳統意義的歐洲中心極為不同，並不是追求（京 都學派所認為）歐洲之所以成為「歐洲」的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等政經結構和思想意識， 無寧是站在揚棄這些歐洲性的立場上，而達到「歐洲」象徵的歷史結構。因為「歐洲」 具有某種範型意義，京都學派在思考近代日本的歷史走向時，「歐洲」反而成為思考的 起點和原理；本論文中筆者將分析此一思考方式與思維構造如何衍生出對眼下帝國主義 秩序的承認與再造。無論複製帝國主義意識是否獨立於京都學派的思想之外，上述思想 方式使得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一方面充滿突破帝國主義歷史與思想秩序的能量，另 方面卻又成為日本軍國主義意識型態的支柱。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這種內部緊張卻遮掩 的悖論，是本論文的研究主旨。 關於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的先行研究不在少數，但針對京都學派把握「世界史」 的方式，筆者認為仍有從不同面向討論的空間，尤其對鈴木成高史論的專門討論相當缺 乏，因此對鈴木歷史結構論述的闡釋與分析，是本論文的重點之一。米谷匡史在一篇談 到京都學派「世界史哲學」的文章中指出，戰後對日本帝國主義戰爭及意識型態的批判， 是替日本解放亞洲和帶來現代化的辯護，取代了對戰前（京都學派）思想本身的探究。 伴隨冷戰和極為表面地歷史和解、亞洲合作的情勢發展，對思想的討論停留在對現實政 治的「反省」上，思想本身和現實歷史的緊張性（世界史／戰爭的理念、理念化的世界 史／戰爭），在表面的和解與意識型態的「反省」以及批評中被省略和忽視，始終未受 到深度的檢視，而成為當代歷史的包袱，使我們無法從這樣的歷史中獲得自由（米谷匡 史 1995）。在距離米谷撰文近二十年的今天，這樣的狀況是否已經改善，或許是值得 認真面對的問題，因為對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的探討，不僅是追問京都學派對歷史 的思考和態度，同時已經成為我們如何面對這段歷史的態度問題。或許惟有承認同一思 4 日文中的「近代」不完全等同於中文的現代、現代性或現代化，它同時包括這三者：既具有表述時間 的意義，又指涉某種精神狀態，同時將特定物質文明包含其中。孫歌（2009）指出「近代」一詞在日 文語境中反映了所謂「現代性」的內容，其中包括「現代化」的內涵，而此二者原本就非獨立之存在。 筆者同意孫歌的看法，但欲強調「近代」尚具歷史過程的意義，因為這關係到京都學派學人如何討論、 看待「近代」做為一非／連續之歷史過程。由於中日文之脈絡有別，故筆者於本文直接使用「近代」 來指稱日文語境中的意義，若單獨表述時間或非特定日本脈絡之現代性或現代化，則使用現代、現代 性或現代化等詞彙。另外，本論文不擬特別討論「近代」的內涵，因為即便限於日本歷史脈絡，它仍 是個多義不易清理的概念和行為方式，故下文提及「近代」，都是依著文本的論述脈絡。 5 需先強調一點，筆者於此處及之後各章指出京都學派以「歐洲」為「近代」與「世界史」範型而與歐 洲帝國主義共有某些擴張邏輯，並非暗示可能存在非歐洲的近代方式，或假設非歐洲的近代與世界史 就絕緣於帝國主義。筆者的重點在於京都學派如何想像／建構了一個「歐洲」，並依此「歐洲」定義 了特定內涵的「近代」，然後用這樣的「歐洲」和「近代」去想思考日本如何進入「世界」。對於非 歐洲的近代是否可能、非歐洲如何不依靠歐洲獲得自己的近代，或者非歐洲式近代與帝國主義的關係 等問題，本論文將不予涉及和討論。
想意識中存在的肯定與否定、突破與屈服等內在矛盾和衝突，才可能完整認識該思想意 識，以及究竟是思想意識中的何種元素，導致且維繫了對過分殘酷之現實的無條件認同 和支持。尋找京都學派「世界史」思想的組成元素、組合方式，是本論文的重點所在。 最後想對本文的討論範圍進行說明。首先是本論文特別針對鈴木成高、西谷啟治二 人進一步討論，因為就與「世界史」相關的三場座談會來看，筆者認為鈴木與西谷對於 歷史結構與歷史認識的論述，構成了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的基礎。儘管京都學派四 人的意見仍存在分歧，但將如以下各章所示，在歷史做為一種「結構」，以及問題化歷 史認識之基礎、以歷史認識帶動現實歷史秩序轉變等觀點上，筆者認為京都學派四人的 看法相當一致，6故將鈴木成高、西谷啟治的歷史論述提出來專門討論。其次是筆者只 專注環繞「世界史」的各種論述，割捨掉影響京都學派思想之西田幾多郎、田邊元、三 木清和歐陸哲學的討論，此外亦不涉及西谷啟治龐大、佔其論述絕大部分的宗教哲學。 前述各者做為京都學派思想體系的構成要素，將之割捨必然會造成論述上的缺陷，但若 將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定位在回應現實政治、社會歷史情勢的言說，而非只是抽象 理論的探究，那麼專注其與政治、社會思想意識上的（可能）互動，筆者認為對解明京 都學派「世界史」論述仍有助益。其三是筆者用於討論的京都學派的各種文獻，僅限於 戰前，不涉及戰後。7京都學派關於「世界史」的討論，產生於一個特殊的歷史環境， 其欲呼應者亦是戰前、戰中的政治和社會歷史狀況。儘管筆者不認為京都學派「世界史」 論述只是一時性的發言事件，但戰後的社會歷史結構已產生巨大的變化，「世界史」論 述做為歷史中的活動，歷史脈絡對於理解該思想活動如何落實在社會情境中，無不是值 得加入考量的因素。因此，雖然戰爭前後的「世界史」書寫很可能存在某種延續，戰後 書寫本身或戰爭前後書寫的比較亦是值得進一步探究的題目，但把握其思維結構的方式 或有差異，故不擬涉及戰後部分。另一方面，筆者認為京都學派的「世界史」論述有強 烈回應現實的動機，植基於特定的思想環境，儘管不能說相關的思想條件於戰後完全喪 失，因為就某方面而言，「世界史」論述欲突破的意識壁壘並未崩塌，但戰後的「世界 史」書寫面對的已是不同於戰前的歷史社會和政治境況，故筆者認為應對此有所區分。 基於以上原因，本論文暫僅關注戰前的相關文本。
第二節 文獻回顧
1990 年代至今，日本國內外對京都學派哲學進行再評價的相關研究已累積不少。過 去深受日本軍國主義印象框限的歐美學者，也開始從不同方向重新討論京都學派的哲 學。例如從比較哲學的角度，在京都學派哲學與歐陸哲學之辯證法、存在主義、現象學 間尋求對話，8或是重新審視京都學派宗教哲學。9下面，筆者僅提出與京都學派「世界 6 鈴木成高與高山岩男對於「世界史」的結構方式有相當不同的解釋，請見第三章第一節的討論，但筆 者認為儘管對世界歷史結構內涵的看法不同，並不影響二人同將歷史視為「結構」的觀點。 7 即筆者確定撰於戰前的各種書寫，但部分文獻是戰後才出版或筆者採用的版本是戰後出版的版本。 8 例如 Davis, Schroeder and Wirth（2011）。史」論述相關的討論進行回應，主要是針對幾種於先行研究中重覆出現的方法與觀點。 筆者將挑選幾個筆者認為在方法和觀點上具代表性的文本進行討論，與更廣泛文獻的對 話，則留待各章。下面分成三部分進行回顧：就「世界史」論述的整體評價、對西谷啟 治戰前歷史與政治論述的討論，以及對鈴木成高戰前史論的討論。 1. 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 就「世界史」論述整體評價部分，David Williams 大力批評西方學者（尤以美國學 者為最）嚴重忽視京都學派期待日本做為亞洲領導者並解放亞洲的歷史理念，京都學派 乃至日本社會大眾真誠地相信日本能夠尊重東亞共榮圈內各國的主權；此外，京都學派 的歷史理念的最終目的是發起精神革命，從而超越、克服近代。因此，作者認為京都學 派是追求一種「後白人」（Williams 2004：18）、「非西方之現代性」（Williams 2004： 44）的世界，10其論述儘管包含國家主義的成分，卻並非支持戰爭的意識型態。Williams 還明白地指出，佔據二戰後東亞研究主流的美國學者以一種勝利者的邏輯評斷京都學派 的思想，目的無非是藉由指責異己之他者邏輯的不正當，來強化自身的合理性（Williams 2004）。筆者認為 Williams 清楚揭露了西方（美國）知識界自我倫理化，從而排除、拒 斥異己意識的邏輯。這是以自身做為倫理來制定倫理階序、將自身意識普遍化的企圖； 以Williams 的文脈為例，美國學者通過建構美國之為普遍性的倫理，進而能夠打造或召 喚其他國家、社會、個人向其認同的意識，「美國」於焉成為其他國家、社會或個人行 動的前提，也就是先於行動的規範（因此限定了可能的行動方式）。 Williams 對西方學者自我倫理化之意識型態的批判，給予筆者在分析「世界史」論 述上相當程度的啟發。然而筆者認為，Williams 雖然批判了西方的思想霸權，卻忽略了 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與其所言之西方學者共享相同的邏輯。在下面三章中，筆者將 指出，京都學派透過建構（看似）客觀的歷史結構，來支撐產出於歷史之「主體立場」 的正當性。京都學派視歷史結構具有外於主體的客觀性，故有其普遍的倫理性。但一如 下文所示，所謂歷史結構的客觀性，其實是京都學派在將日本「世界史的使命」觀普遍 化的主觀認識下，由主體（京都學派）架構出來的非客觀性客觀。通過（建構）歷史之 為「客觀的結構」，對「世界史的使命」有所「自覺」的主體及其立場11因為是出於歷 史，故具備來自歷史的客觀性，從而具有倫理性的外衣。更詳細的分析將在以下各章展 開，先以結論來說，筆者認為京都學派與 Williams 批評的西方（美國）知識界一樣， 都企圖使自我與倫理等同，並以此（與自我相等的）倫理將他者收編到統一的意識秩序 中。以自我為標準劃分了倫理與非倫理的界線，這何嘗不是以帝國主義視角的主體所建 構出來、以自身主觀做為倫理拒斥（潛在的）異己意識的邏輯？雖然如上文提及，筆者 將說明京都學派是將「歐洲」做為思考「世界史」的典範，但「歐洲」無法賦予「世界 10 對於作者強調的「後白人」與「非西方」，筆者認為作者有其打破西方霸權（政治、經濟、知識）的 目的，京都學派在此目的上成為他用於批判西方霸權的工具。 11 對當前歷史的認識方式和相應的行動。
史」論述外於日本或京都學派思想脈絡的客觀性，因為將如第三章所示，「歐洲」在相 當程度上也是被建構出來的概念。換個角度來看，就某方面而言在「現實」中成為「普 遍」的「歐洲」（秩序），為京都學派（尤其是鈴木成高）挪用來做為特定「客觀性」 的支點，這是否就是一種對自身做為倫理標準並將自身普遍化的客觀性修飾？筆者認 為，Williams 批判西方知識霸權的目的使其分析存在些許盲點，然而正是這些盲點未能 展示的部分，使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無法真正挑戰西方帝國主義的思想秩序。 相較於Williams，Christopher Goto-Jones 從「世界史的立場與日本」座談會的文 本切入分析，他指出在該座談會中，京都學派點明了當前世界歷史早已不能再以歐洲中 心的視線來觀看，即「近代不再只意味歐洲性」（Goto-Jones 2005：118），故世界性 歷史無法以歐洲史為模式或在其階序上被理解（Goto-Jones 2005：119）。然而，
Goto-Jones 說到，京都學派強調以「道德生命力」（moralische energie，moral energy） 達到世界歷史秩序轉換的「自我實現」，有傾向法西斯主義的危險，這裡顯示京都學派 未意識到規範國家行為之倫理在政治層面的危險性（Goto-Jones 2005）。Goto-Jones 意識到了京都學派論述中倫理問題的矛盾，即將自身行動視為某種道德實踐，卻不反省 該道德、倫理是否真的具有普遍性。Goto-Jones 提示的問題成為筆者於以下各章討論的 重點之一，但筆者將補充討論 Goto-Jones 所沒有分析的京都學派如何建構其倫理觀之 客觀性的問題，這又關乎到「歐洲」做為「世界歷史結構」在京都學派論述中的位置。 這個問題會在第二章提及，並於第三章深入分析，簡言之，筆者將指出京都學派所謂的 「自我實現」，不僅是「日本」的自我實現，而更是「世界歷史」做為具有自我實現之 能力、動力的「結構」的自我實現；鈴木成高又指出至「近代」為止，「世界史（性）」 的歷史結構只存在於歐洲，即如上已經提及，「歐洲」對京都學派來說是「世界歷史結 構」的範型。 筆者認為此處有兩個重點：第一，透過歷史是一種「結構」的論述，京都學派有將 歷史秩序變動客觀化的企圖，即世界歷史是一個自我運動、客觀的結構，有「自我實現」 的內在衝動。是歷史結構自我運動的客觀性賦予歷史本身無限的合理與倫理性，其催生 的主體態度，同上段所述，亦因此具有客觀、倫理性。同樣已於前段指出，以特定主體 立場做為倫理的京都學派倫理觀，是對「倫理」背後強烈之主觀性的修辭。筆者認為之 所以值得對京都學派如何建構「倫理」的客觀性加以討論，是因為此倫理建構或重構的 過程不僅暗示了「世界史」論述如何呼喚主體對日本之「世界史使命」的回應，還反映 了京都學派做為主體，是如何且為何站到了回應日本帝國主義意識型態的位置上。一方 面是藉著「世界史使命」（主體立場）的（表面）客觀性，要求個人主體以特定的姿態 出現（支持、實踐此使命觀）；一方面是京都學派的思想意識，從以下各章討論可知， 並未超出19 世紀以來日本面對西方帝國主義的歷史語境，如防衛性擴張、亞洲協同與解 放亞洲的使命觀等。12換言之，京都學派未意識到自身成為某一歷史性話語所召喚的主 12 此處的想法來自劉紀蕙（2011），依筆者的理解，作者指出歷史境況牽引出不同的意識型態和主體位
體，此一矛盾是在分析其建構客觀性倫理的過程中逐漸浮現。要言之，Goto-Jones 雖然 意識到了倫理的問題，但似乎只將對此問題的認識停留在京都學派思想上的缺陷或不夠 周全，沒有對京都學派倫理建構指向的目標（塑造某種主體）及盲點（做為被形塑的主 體）有更深入的分析。 第二個重點是「歐洲」在京都學派的論述裡有不同層次，一種是帝國主義擴張、應 打破的歐洲歷史秩序；一種是如第三章所示之做為「世界史」普遍性關聯歷史「結構」 意義的「歐洲」。這個「歐洲」是具有世界性的「近代歷史結構」，在第四章中可見， 西谷啟治指出和歐洲相等世界性歷史結構，就是「近代」的歷史結構樣態。換言之，筆 者認為在分析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的時候，歐洲中心論、歐洲性的近代等不能直觀 以對。區分做為帝國主義秩序的歐洲，以及做為「歷史結構」的歐洲，與「歐洲」做為 「世界史」範型和其能否支撐「世界史」論述之客觀性，顯然密切相關。前面已經提到， 「歐洲」被京都學派（鈴木成高）用來做為其世界史觀點客觀性的支點，因此理解「歐 洲」在京都學派論述中的不同層次，13筆者認為對於理解「世界史」論述具有基礎的意 義。Goto-Jones 指出京都學派發言中「近代」意義潛在的翻轉、移動，但由於未著眼於 「歐洲」之為「歷史結構」在「世界史」論述中的基礎位置，使其分析看來似乎稍顯簡 化，只停留在將歐洲視為帝國主義秩序的層次。 子安宣邦（2008）以不同於 Williams 和 Goto-Jones 的方式詮釋京都學派的「世界 史」論述。子安宣邦認為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是發生於「戰爭期間」、無可回溯的 特定言說（子安宣邦 2008：62-63），僅僅是京都學派對該時期日本國家、國民自我理解 的主觀歷史表述；其論點（日本的世界史立場）的正當性，是來自日本帝國存在之現實 的主觀認識（子安宣邦 2008：70），而這無非是京都學派面對歐洲秩序受到挑戰的自我 膨脹意識，不是出於對國際狀況或現代日本歷史的分析（子安宣邦 2008：69-70）。子安 點明了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根植於特殊的歷史環境，並指出其歷史表述做為某種主 體立場的表現，其實並非來自歷史或任何認識上的客觀性，是以特定之普遍化的現實（「帝 國」的現實）為支點的主觀言說。子安對「世界史」論述主觀性的揭露，為筆者提示了 一個討論上的著眼點，不過筆者認為其分析存在些許疑問：子安一方面強調京都學派「世 界史」言說的歷史性，一方面又剝除了它的歷史脈絡。子安關注「世界史」論述的「事 件性」，14認為是戰爭期間日本帝國成為現實催生出來的發言，但卻不是對現實的分析， 置；主體位置是對時代話語的一種回應，透過分析主體為何會在非強制下自居於特定位置，能夠理解 該歷史境況中倫理話語的邏輯。 13 筆者認為，其實京都學派亦簡化了「歐洲」內涵的複雜性，此問題將會於第三章進一步討論。 14 子安宣邦（2002）透過對徂徠學的討論展示不同的思想史方法，即將徂徠學視為一個言說「事件」。 子安認為言說本來就是「事件」，是言說的對外表白，通過向言說空間──言說之外的社會空間，或 言說界──發言，言說與言說空間產生互動（2002：184），完成一個發生於空間中的話語事件。他 主張將徂徠學視為事件，從它與言說空間（含其他言說事件）的關係來釐清徂徠學的意義（2002：185）。 子安提出言說事件性的思想史方法，是為了回應丸山真男對徂徠學的解釋，意在剝除丸山之徂徠學的 「近代」外衣，並藉由重新檢視徂徠學來展示一種思想史的批判性解讀方法。筆者認為在子安對京都 學派世界史哲學的解讀中，亦可見到上述的思想史方法，即將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視為對特定言說空 間（戰爭期間）的發言、是在特定空間中構成的發言，故筆者主張子安是以「事件」來把握京都學派
或者說是未經分析之對現實主觀認識。然而，根據劉紀蕙（2011）的研究，對日本做為 亞洲進步秩序的代表，從而具有領導亞洲、創造亞洲協同的使命觀，早在明治維新前便 已經出現，明治、大正時期則已相當強烈。此般重整亞洲秩序，從而帶領亞洲諸國容於 世界文化的使命觀（劉紀蕙 2011：77-84），15將如下文所示，與京都學派主張日本之 世界史使命觀可謂一脈相承。 換句話說，京都學派針對「世界史」的發言，並非只是一時性的言說事件，子安此 處的論點，疏忽了從19 世紀便已經開始對日本世界史位置的討論。筆者認為理解京都學 派論述所處的歷史脈絡之所以重要，在於其延續19 世紀以來、在相當程度上獲得日本國 家文化與教育政策加強之使命觀，16凸顯了京都學派本身成為特定倫理建構召喚的對象。 無法意識自身為某特定意識型態所定義，是「世界史」論述最終落入相同日本膨脹邏輯 的原因之一。因此，「世界史」論述的弱點，或許不在於子安所言之單為一種主觀表述、 缺乏對現實狀況的分析，而在於京都學派強調問題化做為當前歷史認識前提之歐洲帝國 主義現實（見第四章），但卻未質疑與歐洲共享相同帝國主義邏輯、做為其理解日本歷 史狀況前提的日本「近代」。 與子安宣邦採用類似方式理解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的是大橋良介（2001），雖 然二者的見解極不相同。大橋良介認為應將與「世界史」相關的三場座談會視為反日本 軍國主義內閣的思想策略，主張在當時複雜的政治環境下，京都學派的（戰爭）論述不 能表面地理解，戰後對京都學派的批評是未考慮戰時政治情勢的觀點，並不能反映真實 的京都學派之思想動機。Parkes（2009）與大橋良介有相似的看法，認為大部分的分析 忽略了「世界史」論述反軍國主義政治勢力的策略面向，是戰後的勝利者觀點決定了京 都學派是軍國主義的打手（同樣的論點亦出現在Williams 2004）。上述二者雖然重視「世 界史」論述與現實政治的互動，但其把握方式與杉山雅夫（2004）或許並無太大的不同， 杉山認為京都學派是在對現實毫無關心的情況下討論「世界史」，因此才能產出跳過戰 爭現實將之正當化的思想戰、大東亞共榮圈和世界新秩序等論點，這些「學問化的樂天 主義、狂熱」是缺乏被侵略國視角的架空理念（杉山雅夫 2004：79）。 大橋、Parkes 提示了一個艱難的問題，即知識分子如何在極端的政治狀況下，保持 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這點對於理解思想活動確實有其重要性。然而，把京都學派的「世 的世界史哲學論述。 15 關於日本領導亞洲的使命觀，據劉紀蕙（2011），早在 19 世紀初就有佐藤信淵撰書提倡，他主張北 併滿州、南吞台灣乃至征服歐洲，通過以日本為中心的向外擴張來達到世界和平。此外，石川興二 （1939）闡述佐藤的「共同體經濟學」，指出佐藤冀望藉由日本領導亞洲結合成東亞共同體以將亞洲 各國從被西方國家搾取的困境中解放出來，從而能夠解決各國內部飢荒等社會問題。佐藤思想包含著 解救萬民的觀念，但其人道主義或社會主義的觀點（石川興二 1939；碓井隆次 1971）正是他支持日 本向海外擴張的原因。除了佐藤信淵，德富蘇峰列舉日本幕末以來一連串思想家的主張做為支持，倡 導日本應持奮進的帝國主義態勢，指出日本在西方船堅炮利下被迫開國，掃除屈辱感及中日甲午戰爭 賦予日本絕佳向外擴張的機會，是日本必要且必然向外擴張的原因；德富蘇峰不僅指出帝國主義是時 代趨勢，同時還要成為國民的本能，日本的帝國主義擴張不只能使日本一改過去消極的精神狀態，還 能成就東洋自治（劉紀蕙 2011；梅津順一 2006）。 16 可參考劉紀蕙對「倫理」成為近代日本國家治理重心的討論（劉紀蕙 2011：56-66），以及丸山真男 對日本天皇制的論述（丸山真男 1984）。
界史」論述固定在反政權的位置上，儘管看似與杉山的論點出入甚大，在筆者看來，卻 與杉山有相同把握京都學派言說的方式，三者都抽掉了京都學派論述的社會性。大橋與 Parkes 強調京都學派發言的「意圖」，看似是對現實政治的回應，卻截斷了該思想言論 與社會意識型態相互牽連的可能性，即如果京都學派的論述產生了暴走的意識型態，不 過只是對京都學派的誤解。此論點等於否定了「世界史」論述對既定社會意識型態的繼 承，以及它可能產生的社會影響力，從而使該論述成為孤立的發言。就此而言，與杉山 視「世界史」論述為架空的狂想相同，都明確地劃分了京都學派言說與社會意識之間的 界線。 筆者認為大橋、Parkes 與杉山的論點似乎有些矛盾。在以下各章可見，京都學派反 覆強調主體意識對於改變歷史秩序的重要性，如果我們相信京都學派確實抱持上述理 念，那麼大橋、Parkes 的辯護反而是對京都學派的背叛，因為意識革命不可能不在社會 層次上發生。換言之，大橋、Parkes 將京都學派的論述鎖死在反政權的「理念」層面， 等於否定了京都學派一再強調國家或社會整體對世界史之「自覺」的主張。大橋、Parkes 意欲切割「世界史」論述與蔓延於社會中的軍國主義意識型態，但割斷該論述與社會意 識的牽連，反而使其觀點與京都學派論點相互矛盾，根本上打破了其立論的基礎。杉山 亦類同，杉山批評京都學派的論述是一種非現實、樂天的空想。然而，一種思想如果沒 有社會現實的意義，該如何主張其有社會性的影響――造成錯誤的意識型態？換句話 說，筆者認為杉山批評京都學派對歷史現實的遲鈍，反而赦免了「世界史」論述通向軍 國主義意識型態的責任，因為如果思想活動能夠只做為其自身而無任何社會性，那麼我 們該如何評斷其造成謬誤的社會意識型態？杉山對「世界史」論述脫離現實的主張，反 而使其喪失了批判的基礎。 儘管筆者認為大橋、Parkes、杉山把握「世界史」論述的方式存在些許疑義，但他 們把握一種思想活動的方式，帶出了相當重要且基本的問題，即歷史中的思想活動是否 可能獨立於社會之外，單單只做為「思想」存在？所謂的「理念」或「思想」，是否能 與社會性的意識型態完全分離？根據 Althusser17對意識型態的定義，以極簡略的方式 說，是個人對其存在之現實狀況的認識（Althusser 1971）。此一對個人存在進行理解的 思維活動，Mannheim 18指出，受到雙重限定：既存的社會歷史環境，以及既存社會環 境中的思考和行動模式。也就是個人思維活動具有集體性，儘管沒有一種「群體」的實 體能取代個人進行思考，但個人思想在一開始便有其依賴的社會歷史與文化脈絡，用於 表述的語言（含語法）是相當典型的例子。換句話說，思維活動的起點已然具有社會性， 思維活動的社會性同時表明，個人是在繼承所處社會意識的情況下進行思考，個人是延 續、更進一步思考前人思考過的事物；既存的社會意識也可能對個人產生召喚，即社會 意識會成為個人思想、行為的指導線索（Mannheim 2000）。雖然個人思維活動受到既 存文化意識與模式的限定，但不表示思維活動只能在特定的意識型態中無限迴圈。個人
17 Louis Pierre Althusser（1918-1990），法國哲學家。
是利用既存的社會文化語境來自我理解，正因為有「自我理解」的過程，也就是個人獨 立地利用既存語言自我認識、解釋的過程，個人與社會的意識與行動能夠產生些許分離 （Mannheim 2000）。 依照Mannheim 的論點，可以說任何理念、思想做為思維活動，其實在發生之初就 被包含在社會意識型態中。也就是理念、思想不是獨立地發生和發展，而是社會意識的 延續。但是，筆者認為，雖然所謂理念、思想是社會意識型態的一部分，仍然具有相當 程度獨立性的可能。一如上述，利用社會意識自我認識的過程，個人思想可能與社會意 識拉開距離，這是對既定社會歷史、文化脈絡和社會意識的反省，個人「思想」的獨立 性和開創性，能在此產生。然而，因為個人思想與意識型態共享「社會性」的要素，二 者是連續性社會意識的繼承和延續，雖然意識型態不等於個人思想的總和，但有共同的 溝通基礎和歷史狀況。因此，是否能同大橋、Parkes、杉山所示，從根本上切割京都學 派「世界史」論述與社會意識型態，或者完全否定其社會歷史基礎，值得懷疑和進一步 討論。筆者認為，「世界史」論述做為京都學派對當前歷史狀況之認識、解釋的思維活 動，與當時的日本軍國主義向外擴張的意識型態，不能夠直接相等，但也不能因其做為 具某種獨立性的「思想」或依其「動機」（理念），就忽視它與軍國主義意識型態的關 聯，亦不能因此成為選擇如何理解該論述的方式。或許惟有正面檢視京都學派的「思想 方式」，才可能發覺它如何獨立於或陷落於眼下的社會／歷史意識型態。 2. 鈴木成高的歷史論述 無論戰爭前後或日本國內外，就鈴木成高之歷史論述進行分析、討論的文章，至今 仍相當缺乏。儘管鈴木是日本最早對蘭克19史學進行討論的學者（林健太郎 1995），20 但他對蘭克史學的詮釋、以蘭克史學概念進行的歐洲史研究，卻未受到學界的注目，亦 無專文討論。孫歌（2001）與菅原潤（2007）將鈴木置於「近代的超克」（近代の超克） 座談會的脈絡下討論，21但並非分析其歷史論述，而是用於定調同時期召開之「世界史 的立場與日本」與「近代的超克」兩場座談會的差異。這兩場座談會都討論到西洋史上 文藝復興和近代的關係，孫歌指出在「近代的超克」座談會上，鈴木成高試圖將對此問
19 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德國歷史學家，被視為實証主義史學的代表，以及西方近代史學
研究方法的奠基者。蘭克史學在 20 世紀初對英美及中國、日本史學影響甚大，主要著重其以檔案為 基礎的「科學」、「客觀」的研究方法。然而，雖然蘭克史學研究法在上述各地獲得很大程度的延續， 但英美學界對蘭克史學的討論在 1930 年代後便幾近消失，且英美中日對蘭克史學的討論與德國學界 差異甚大，相關討論可見Krieger（1977）；Gay（1974）；Meinecke（2010）。 20 林健太郎雖然提及鈴木成高是最早將蘭克史學介紹到日本的學者，但很可惜的是並未就鈴木對蘭克史 學的詮釋進一步分析。 21 「近代的超克」座談會是 1942 年由日本戰前文人團體《文學界》主辦的一場對西方與日本現代性的 討論，與會者包含鈴木成高與西谷啟治兩位京都學派學者，戰後竹內好（1910-1977）承此問題予不同 的討論方向（竹內好 2005）。極簡要地說，「近代的超克」座談會旨在討論日本現代性的問題，即 「近代」對日本的衝擊，同時期的「世界史的立場與日本」座談會也可說是以「近代」為討論中心， 即討論日本近代的歷史結構、歷史境況及走向，但兩場座談會的問題意識及走向，存在不小的差異。 惟「近代的超克」座談會提出之「近代的超克／超克近代」，成為一個超越座談會本身的時代性思想 符號（孫歌 2001），一方面總結日本明治時代以來對日本歷史結構的認識與討論，另方面又做為一 個長時段（明治以來乃至今日）思想意識的基本問題，而成為思考的基礎或問題化的對象。
題的討論導向純粹學理化的方向（孫歌 2001：297），但《文學界》的文人團體則要求 更具日常經驗性的解釋，如此則決定了上述兩場座談會的根本差異：「近代的超克」的 主題是「討論者主體的自身問題」，「世界史的立場與日本」的主題則是「討論者面對 的學理對象問題」（孫歌 2001：301）；菅原潤在其論文中則接受、採用了孫歌的看法。 筆者不擬於此討論「近代的超克」座談會相關的問題，但欲回應孫歌的觀點。 按孫歌的解釋，鈴木成高（或京都學派）將問題（孫歌強調，即便是意識型態的表 述）學理化的傾向，是討論者（鈴木或京都學派）將自身的主體性置於討論問題之外， 把對象僅當作「對象」來討論。筆者認為孫歌指出了鈴木等人自身做為思考主體，卻未 意識到或忽略其自身對歷史與歷史認識的介入。如筆者將於二、三章所述，鈴木試圖建 立歷史之為結構具有不証自明的客觀合理性，但其賦予歷史結構此一要素所造成的可能 結果卻被鈴木忽略，也就是在此表述下，主體行動在客觀歷史結構的背書下被無限正當 化的問題並未被進一步討論。然而，在第二章中筆者亦將提及，鈴木明確表示主體對歷 史的認識不可能不在主體自身所處之歷史位置上發生。筆者認為鈴木確實拒絕主體做為 歷史結構轉變動力的觀點（見第三章），但他並不是反對（歷史或其他）認識的主體性， 儘管第三章會呈現鈴木論點的內在矛盾，然就鈴木的思想方式而言，他非單純地面對「學 理對象」，他對主體與認識對象歷史性的疊合有所意識。換言之，筆者認為孫歌的批評 其實並未及於鈴木成高的思想方式，而是指向其缺乏對自身做為主體的意識。 同樣在前述兩場座談會的比較下討論鈴木成高的是內田圭二（2009）和涉谷要 （2009），內田解釋鈴木成高關於如何超越、克服「近代」的觀點，指出鈴木認為應克 服的是資本主義、機械文明、自由主義等「近代歐洲」的文明要素，且不只是克服歐洲， 已經歐洲化的日本，亦需進行內在的克服。因此，內田進一步說到，鈴木認為應克服的 是以Anglo-Saxon 世界秩序為代表的近代歐洲文明，而做為克服之手段的大東亞戰爭， 是被鈴木放置在「近代超克」的延長線上理解，非為了正當化大東亞戰爭而論「近代超 克」（內田圭二 2009：29-31）。內田接著解釋鈴木的歐洲史論述，指出鈴木將蘭克史 學做為其史觀的原型，然其意識到蘭克提供的歐洲史世界已不符合現實，故鈴木開始以 資本主義帶來之生產過剩、貧窮等問題，或美國崛起成為「第二世界」的國際政治現實， 來展示世界歷史的變貌，內田結論鈴木的歷史論述是探究人性與批判資本主義、機械文 明（內田圭二 2009：32-42）。涉谷要雖然特別就鈴木成高對機械文明的討論切入，但 其對鈴木史學論述的把握方式和解釋與內田差異甚微，故僅以內田為例進行評論。 內田點出鈴木成高所謂對「近代」的超越與克服，不單只是排除西方帝國主義，而 是對整個文明性質及世界觀的反省，故已經歐化的日本自身也必須自我超越。此一闡釋 對於理解「近代超克」的內涵無疑是相當重要的，但若就理解鈴木的「世界史」論述來 說，內田並未著眼於構成鈴木史觀的基礎，同時亦是鈴木反覆論述之歷史的「結構」意 義。換言之，由於內田沒有分析將歷史視為「結構」的鈴木史觀，即鈴木史觀的構造方 式――如何以「結構」來認識歷史，鈴木的史學在他的論述下，是「呈現」世界歷史面 貌的改變，而不是對「歷史結構」自身變動的認識和論証。筆者將於第三章詳細分析做
為鈴木史觀基礎的蘭克史學，並展示鈴木如何建構世界歷史轉變的動力來源是做為結構 的歷史自身，筆者認為此問題是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的基礎，京都學派透過世界歷 史結構自身的輪轉來獲得歷史性主體立場的客觀性與正當性，此論點則與戰爭意識型態 有所關聯。 3. 西谷啟治的政治論述 Davis（2008）指出西谷啟治思想中的兩次「轉向」，22一次是自1941 年開始進入 其政治哲學書寫，此階段大致於1944 年結束，戰後再度回歸戰前宗教哲學的研究（Davis 2008：28-29）。雖然 Davis 強調西谷哲學「轉向」的觀點或許值得更多討論，不過本 論文暫且採用Davis 的劃分，並聚焦於西谷 1941 年至 1944 年間關於世界／史的書寫。 關於西谷此一「中間時期」（Davis 2008：29），Davis 將之放在「世界史的立場與日 本」座談會的脈絡下討論，指出西谷毫不掩飾地主張解放亞洲，Davis 說此「偽善」使 其難逃於帝國主義的批評；儘管西谷清楚地表示應區分日本對外戰爭與西方帝國主義的 差別，然西谷「以理論化理念改革現實」的努力並未獲得實現（Davis 2008：32）。不 過Davis 引用部分西谷撰於戰後的文章，指出西谷（戰中）所強調的是「無我」的日本 國家，即透過宗教式的自我否定來去除日本國家發展成帝國主義國家的可能，同時又能 打破歐洲、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然而，Davis 再說到，西谷過分天真地相信了日本具 有建設一無中心世界秩序的客觀性，日本戰敗的背叛促使西谷必須將其政治論述從他的 哲學論述中切割出來，最終了解到無我國家的不可能並回到本業之宗教哲學研究（Davis 2008：34-37）。 由於筆者並未深入西谷的宗教哲學，因此無法就Davis 對西谷提供之思想方案的解 釋予以回應，不過筆者認為Davis 的觀點提示了看待「思想」與意識型態的問題。前文 提及米谷匡史指出戰後對京都學派世界史哲學的討論，絕大多數是以對戰爭意識的反省 取代了對思想本身的探討。Davis 的觀點則將具備某種獨立性、面對歷史進行的反思（「理 論化理念」），和社會意識型態相互連接，呈現出思想與意識型態如何共享社會性的基 礎。也就是無論多麼理論化或使用哲學式的語言，思想、理念和社會意識型態之間，無 法輕易地被分割，而可能是彼此過渡的狀態。不過筆者認為Davis 的分析方式有幾處或 許值得再討論：首先，他將西谷啟治在「世界史」等三場座談會的發言獨立看待，但筆 者將於第四章指出，西谷解放亞洲的使命觀，或準確地說是產生使命觀的歷史認識，是 建立在歷史結構有其客觀性的認識上，這是西谷、鈴木乃至整個京都學派共享的認識基 礎。換言之，筆者認為孤立地理解西谷的發言或許不甚恰當，森哲郎（2013）也指出京 都學派是一個共同思想團體，非指思想上完全一致，而是思想活動彼此交錯影響，互為
22 Davis 於文中強調 turn 與 return，筆者譯為「轉向」，此詞借用自鶴見俊輔（2008），一開始是指稱
戰爭期間日本共產黨人放棄左派思想，後來則被更為廣泛地用來指稱思想方向或精神生活態度的轉 變。在Davis 文中，他清楚劃分了西谷論述的政治與非政治時期，故筆者認為使用「轉向」一詞頗能 符合作者欲表達西谷進入政治哲學時期的突兀感。
論述的基礎。 誠然，一如第二、三章所示，所謂歷史結構具有客觀性，其實背後隱藏著強烈的主 體意志，是主體建構起來的客觀性。然而這並不表示對於西谷乃至京都學派的論述，能 夠以個人主觀意見或「偽善」等一語帶過。因為建構某主體意志或立場的客觀性，在筆 者看來，正是主體能否自我合理化、倫理化的關鍵。如果不細緻地理解西谷等人如何建 構「世界史」論述及主體立場的客觀性，或許無法完全抓住此倫理建構論述的殺傷力和 危險性，即為何它與帝國主義意識共享相同的思維邏輯，卻（在當時）能被視為超越帝 國主義、非／反帝國主義的力量。筆者認為Davis 雖然帶出了「思想」之為變革動力的 問題，但在掌握、處理西谷啟治政治歷史論述的方式上，或許還有深化、值得再討論的 空間。 同樣指出西谷使命觀論述的是Goto-Jones（2005），他從西谷的「世界」觀點切入， 說明西谷視「世界」歷經地中海、大西洋、太平洋三個時期的重心轉移，當前則是以太 平洋為「全球霸權中心」，代表一種「特殊性現代」的日本則位在創制新世界秩序的特 殊位置上，而世界歷史的變化――（日本主導下）東亞共榮圈的形成23――本身是世界 歷史進展的証明（Goto-Jones 2005：107-109）。Goto-Jones 明白地呈現西谷啟治對「世 界」轉換及當前情況的觀點，儘管他使用「霸權」來指稱國際政治中心的轉移，或許略 帶有戰後國際政治論述的影子，但或許不會對理解西谷啟治之論述造成困難或誤讀。不 過針對其詮釋，或許有一點值得討論。Goto-Jones 指西谷主張日本代表一個具特殊性的 現代――位在世界史特殊位置上使日本具有特殊性的現代，或因日本是一特殊性的現 代，故位在世界史的特殊位置上。 無論是上述何者，筆者認為 Goto-Jones 是站在去除歐洲中心主義的脈絡下理解西 谷啟治的「近代」認識。但一如前文所示，「歐洲」在西谷乃至京都學派的論述中，無 法直觀以對，且在第二、四章的討論中，可以看到西谷並非主張日本「近代」的特殊性， 而是主張「近代」如何以「歐洲」做為前提。筆者將指出，西谷認為日本和歐洲有著相 同的「近代」，僅以「歐洲」為內涵的「近代」歷史秩序才需要打破，因為顯然「歐洲」 已經不能使「近代」的歷史結構獲得完整、全部的定義。在筆者看來，Goto-Jones 的論 點暗示了西谷啟治欲提供一種不同於西方現代性的方案，此觀點或許有其道理和依據， 但 Goto-Jones 似未意識到西谷所言打破、克服「近代」秩序，是建立在獲得代表「近 代」之「歐洲」相等的能動性和歷史位置上。換言之，如以下各章所述，（鈴木成高指 出）雖然「近代歐洲」建立的世界歷史秩序是應被清算的對象，但以「歐洲」為內涵的 近代世界歷史結構卻具有日本進入世界史的範型意義，也就是西谷等人是從「歐洲」之 「近代」來思考何為「世界史」。 也正是上述以歐洲之近代為「世界史」的歷史認識，筆者認為，導向了大東亞共榮 圈做為日本開創「世界史」的思維和使命觀。大東亞戰爭被看作為了實現日本進入「世
23 Goto-Jones 是使用「地域集團」（regional bloc），或可說是日文直譯的「廣域圈」，此概念與大東
界史」而進行的實踐，是此實踐推動了世界歷史的轉變。因此，筆者認為在西谷啟治的 論述中，大東亞共榮圈的建設並非單純只是世界歷史自身運動的一種表現，而是具有強 烈的主體使命觀，此使命觀（西谷認為）又是由客觀歷史結構的支持。雖然筆者將反覆 指出此客觀性主體立場背後的建構性，但一如前文已提及，若未對西谷啟治的政治論述 進行結構性的分析，即未理解西谷如何建構其論點和立場的客觀性，將無法完全掌握此 一嚴謹、理性的知識體系具有的殺傷力。是此般嚴謹、理性的知識建構賦予其倫理主張、 使命觀的客觀性外衣；是主觀性格被遮掩的倫理主張能夠真正成為「倫理」，即（被視 為）具備（規範）普遍性與中立性的行動判準。筆者認為Goto-Jones 對西谷啟治的分析， 雖然清晰地說明了西谷啟治的世界觀，但同Davis（2008），未能指出除了個人主觀認識 外，西谷啟治的論點是如何發展出來。也就是Goto-Jones 並未對西谷啟治的思想方式― ―論述的結構方式――做更深入的討論，這或許是其分析的一點缺憾。
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本論文計以五章分層展開論述。第一章為緒論，說明本論文的問題意識並回顧相關 先行研究；第二章針對京都學派與「世界史」相關的三場座談會進行分析，以此帶出京 都學派「世界史」論述的問題意識及其論點。筆者將指出這三場座談會問題的出發點， 是由來的東西方史學均未能提供符合當前（1930、1940 年代）歷史狀況的描述，京都學 派認為當前的世界歷史正經歷一次轉換的過程，他們主張以具主體性的歷史認識來反映 世界歷史運動的實態。第三章討論鈴木成高的史論，從他闡釋蘭克史學與「近代歐洲」 之形成中，抽出他賦予「世界史」的內涵，即具普遍性關聯的歷史結構。「歷史結構」 做為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的基礎，筆者將展示鈴木如何將歷史建立為一客觀的運動 構造，從而回應座談會中主張世界歷史轉變的合理與倫理性。第四章論述西谷啟治的歷 史論述，指出西谷如何論述歷史認識、個人與國家內在的世界性與現實歷史結構轉變的 關係，這與座談會強調主體性的歷史認識相互呼應。在第二、三、四章的分析中，筆者 亦將適時點出京都學派論點的內部矛盾，以及這些思想中的矛盾導向何種現實的意識型 態。第五章為結論，筆者擬將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提出的問題、包含的內在矛盾與 戰後思想進行初步的連結。 以下附上章節安排：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意識 第二節 文獻回顧 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第二章 「世界史的立場與日本」座談會：問題意識與矛盾 第一節 前言：座談會概述 第二節 「世界史」之問題意識第三節 突破困境的主體立場 第四節 小結 第三章 「結構」的歷史：鈴木成高的世界史論述 第一節 前言：何謂「世界史」 第二節 蘭克史學與「世界史」 第三節 「近代歐洲」的成立 第四節 小結 第四章 歷史認識與歷史變革：西谷啟治的歷史論述 第一節 前言：「世界」的成立與轉換 第二節 兩種「世界」：分歧與統一 第三節 歷史認識與恢復「世界」中立性：主體自覺 第四節 小結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思想方式與意識型態 第二節 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與戰後思想
第二章 「世界史的立場與日本」座談會：
1問題意識與矛盾
第一節 前言：座談會概述
1941 年 11 月 26 日，高山岩男、高坂正顯、西谷啟治和鈴木成高等四位京都學派學 者在京都一家日式旅館內進行一場名為「世界史的立場與日本」（鈴木成高、西谷啟治、 高坂正顯、高山岩男 1942a）的座談會。之後不到兩週的時間，日本發動珍珠港事變（真 珠湾攻撃）；隔年（1942）3 月 4 日和 11 月 24 日，四人又分別進行了「東亞共榮圈的 倫理性與歷史性」（鈴木成高、西谷啟治、高坂正顯、高山岩男 1942b）與「總體戰的 哲學」（鈴木成高、西谷啟治、高坂正顯、高山岩男 1943）2等兩場對談。 如何理解和串連這三場關於「世界史」論述的座談會，在距離那些充滿知識與政治 戰慄的夜晚已超過一甲子的今天，仍然是個未定的議題。Parkes（2009）指出第一場座 談會的主要目的是討論如何避免戰爭，但在珍珠港事變既已發生，以及東條內閣3的言 論監視下，下面兩場座談會則轉向討論如何在日本軍方可接受的前提下盡快結束戰爭 （Parkes 2009：350）。在他更早的論文裡，Parkes（1997）反駁了 Najita 和 Harootunian （2005）4對京都學派世界史哲學的觀點，Najita 和 Harootunian 指出京都學派倡導的 是「日本特殊主義」，「世界史的立場與日本」座談會和世界史哲學的主要目的是思考 日本當前的處境並揭示日本未來的走向。然而，Najita 和 Harootunian 接著說到，撇去 京都學派的哲學用語，其對當前和未來歷史的分析與討論無疑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最佳打 手，是採用納粹式「血與土」結合的主張來瓦解西方霸權；京都學派自視具有領導此一 「推翻共產主義與建設未來新秩序」的使命，「世界史」論述便是京都學派用以主張日 本之存在、使命（「打造新秩序」）與日本「優於西方成就的文化模式」的法西斯說辭 （Najita、Harootunian 2005：741-743）。Parkes 批評 Najita 和 Harootunian 並未直 接分析原始材料，且未考慮到京都學派四位學者間思想與政治主張的差異及日本「可理 解的」軍事行動。因此，Parkes 主張直接以「日本法西斯」來統括京都學派的言說有欠 公允，且應將重點放在當時複雜的政治歷史環境與京都學派立場間的關係上（Parkes 1997：308-310）。京都學派的「世界史立場」，在 Parkes 看來，是站在「世界史」的 觀點對日本歷史位置潛力的認知，非單純的國家主義或帝國主義，且重視的是「文化性 與政治性國民」的共同體型態而非法西斯的血統純正主義（Parkes 1997：311）。Parkes 的主張得到 David Williams（2004）的呼應，Williams 與 Parkes 同樣接受 1 標題以第一場座談會名稱總稱文中討論的三場座談會，但在文中的討論，「世界史的立場與日本」是 單指第一場座談會。 2 以下內文引用三場座談會文字時，僅標示年份及頁數，如下：引述第一場座談會「世界史的立場與日 本」，標示為1942a（及頁數）；引述第二場座談會「東亞共榮圈的倫理性與歷史性」，標示為 1942b（及 頁數）；引述第三場座談會「總體戰的哲學」，標示為1943（及頁數）。 3 東條英機（1884-1948）領導的內閣（1941-1944），主導日本侵略中國與進行太平洋戰爭。
4 筆者參照的版本是第八版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The Twentieth Centry，其初版首刷於
了大橋良介（2001）對「世界的立場與日本」等三場座談會的解讀，5認為京都學派是 站在反抗東條內閣的立場上提出政治思想的替代方案，以及提出國際政治秩序的「第三 條道路：非英美資本主義與非全體主義」的可能性（Williams 2004：63）。Williams 進一步將京都學派的世界史立場置於反抗歐洲中心主義與西方（美國）霸權的脈絡下， 援引二戰前後及美國伊拉克戰爭期間的資料來指証京都學派如何受到美國學界正統主 義的汙名化，他指出京都學派並非「反西方」，而是追求「非西方」的文化、政治可能 性（Williams 2004：30），其目的是思考日本如何能夠到達現代化，並需付出何種代價 以完成現代化（Williams 2004：45）；太平洋戰爭做為保持東亞自治性的「世界史」階 段――作者強調，京都學派並未有種族主義的言論（Williams 2004：43）――則訴說了 白種人全球霸權的命運（Williams 2004：44）。京都學派的「世界史」討論，是對美利 堅帝國及其他西方霸權沒落之「後白人」政治秩序的思想努力，是迎接「後白人」世界 的到來（Williams 2004）。 相較於 Parkes、Williams 以批判西方知識霸權為目的的看法，杉山雅夫（2004） 與子安宣邦（2008）對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有別於上述幾位學者的理解。杉山雅夫 將京都學派的「世界史」論述放在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知識分子對西方進行思考的系譜 上，指出解放亞洲殖民地與共構經濟共榮圈的構想，也在日本輿論界興盛一時。但他接 著說到，京都學派世界史哲學是脫離現實歷史、學問的「樂天主義」與狂熱，將現實戰 爭與大東亞共榮圈等架空為理念，是對現實的不關心；不僅缺乏被侵略者的視角，其歷 史哲學的話語也僅為現實的侵略行為正當化服務，戰爭做為打造世界歷史之道德生命力 的發現而被倫理化（杉山雅夫 2004：74-82）。此外，杉山指出京都學派世界史哲學相 關之座談會的思考前提，是強調「根植於歐洲對亞洲之基本性異質的原理上的對立」（杉 山雅夫 2004：85），在兩種原理（歐洲與亞洲原理）不可能相互理解的情況下，京都 學派便尋求不同的歷史哲學原理，即通過世界史之轉換來「創造」不同的原理，而創造 此一原理的日本，便不能不為「亞洲民族的指導者」（杉山雅夫 2004：85-86）。換句 話說，杉山雅夫認為京都學派提出世界史哲學，目的並不是回應現實歷史結構的變動， 完全是正當化政治作為的策略性說辭。子安宣邦也有類同的主張，子安宣邦指出京都學 派世界史哲學，是對昭和戰爭時代之日本國家與國民進行自我理解的哲學表述，但卻不 具思想的回溯性，是在「戰爭期間」內構成的言說（子安宣邦 2008：62-63）。藉由規定 日本已到達「世界史」之歷史階段，京都學派世界史哲學賦予（當代）日本史世界性的 5 大橋良介利用「大島筆記」（大島メモ，大島康正〔1917-1989〕於 1965 年公開之與座談會內容和週邊 相關事項的記錄）說明京都學派秘密進行之三場座談會的主要關注點是如何阻止戰爭、如何使戰爭盡 快結束、如何傾覆東條內閣及戰後處理。他指出戰後學界對於京都學派的批評（支持戰爭）並未考慮 到戰爭期間嚴峻之政治環境，以及在此環境下所必須採取的言論策略（大橋良介 2001）。另一方面， Kimoto 則指出「大島筆記」本身並未受到嚴謹的檢視（他指出該筆記與座談會及周邊活動的發生日 期與內容有出入），故是否能夠直接做為評論京都學派思想、政治立場的前提，是具有疑問的，他認 為大橋對京都學派的辯護掩蓋了對京都學派思想內部矛盾的檢視（Kimoto 2009）。筆者同意 Kimoto 的看法，認為對京都學派思想論述之「目的」的討論不應掩蓋、取代對其思想內部所具有的衝突、矛 盾性的審視。
意義。但子安認為，這除了是主觀的歷史表述之外，別無其他。子安接著說明京都學派 世界史哲學給予日本世界史的立場之所以正當，是因為「日本正好在世界史的位置上」， 此主觀認識的根據則是帝國日本存在的現實（子安宣邦 2008：70）。因此子安認為，京 都學派世界史立場的發言，並非出自對當時國際狀況的認識或分析，更非對現代日本歷 史的自我分析，而是面對歐洲危機的自我膨脹（意識）（子安宣邦 2008：69）。 上面對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的評論、分析儘管相當分歧，但可粗略地分為兩種 解讀方式：其一是圍繞著京都學派論述世界史的目的――以瓦解西方霸權為名之對帝國 主義的支持與辯護，或者是提供反抗軍國主義政治、反歐洲中心主義和美國霸權的思想 方案。其二是將京都學派視為戰爭期間的一場言說事件，儘管有回應、源於現實的面向 （合理化政治作為或根據日本做為「帝國」存在的政治現實），但基本上是主體在非現 實、以學問為目的、架空的理念上所進行的主觀表述，非對實際歷史狀況的分析。雖然 筆者欲將對上述主張的回應保留在下面的分析中，但想先指出以上各篇評析或許指出了 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欲導向某種政治、思想方案或意識型態，但沒有針對京都學派 思想內部的矛盾、衝突或潛能進一步討論，也就是沒有看到反西方或非西方主張下，「西 方」或「歐洲」做為思想結構的一部分，成為導向支持戰爭意識型態或挫敗之思想方案 的原因。此外，僅僅將京都學派環繞「世界史」進行的討論視為一時性的、片段的主體 發言事件，忽略了京都學派強調或建構「主體」及其歷史認識的主要原因，從而未能指 出京都學派自身做為思考主體，在賦予主體主動認識的力量時可能展現的（思想）暴力 ――被倫理化的主體本身未受到質問（問題化），所謂個人或國家的「使命」很可能只 是強加在其他主體身上的意志。前述各項評析同樣也未處理如下分析所述，主體（歷史） 立場做為由歷史所推動的結果，歷史與主體主動性之間存在京都學派未予說明的矛盾。 有別於 Parkes 和大橋良介強調座談會與現實政治對峙的目的，或者杉山雅夫與子 安宣邦視京都學派「世界史」論述為一整體的事件，筆者想從三場座談會提出討論的問 題切入。筆者認為「世界史的立場與日本」座談會關注的重點是「世界史」之問題化、 為何需要問題化「世界史」。高坂正顯在座談開頭便表示日本正面對著一個「正在形成 中的新世界」（1942a：150），因此需要或已經產生對世界歷史新的思考，也就是「世 界歷史的哲學」（1942a：150）。鈴木成高接著說到當前新的歷史意識是「對現代的分 析」、「現代自身的自我批判與自我檢討」（1942a：151）；所謂「對現代的分析」， 高坂指出：「實為僅得以於世界歷史上之『現在』6此一時期進行的分析」，且「比起 哲學單單賦予存在物基礎的學問，更進一步成為面對歷史性變動，給予（歷史）方向的 學問」（1942a：151）。又此一新的歷史意識和對現代的解析，鈴木和高山岩男都指出， 不單只出於日本主觀的革新意欲，亦具有世界史客觀的根據（1942a：151）。7也就是 6 此處雙引號為筆者所加。 7 京都學派所謂來自世界史的客觀根據究指為何，除了在各處強調的日本崛起外，筆者認為其義不甚清 晰，但京都學派的主張或許並非全然缺乏根據。MacFarlane（2012）指出一戰的殘酷後果、俄國共產革 命成功、日本挫敗帝俄（日俄戰爭的日本勝利）及其崛起，都使歐洲出現相當深刻的政治、經濟困境， 對理性和自由主義的不信任感則加深了精神危機。Schorske（2007）則通過藝術表現（建築、庭園等）
說，鈴木成高等人認為當前正面臨了變動中、「形成中」的世界歷史，這樣的世界歷史 從內部發出要求新的歷史意識，其目的是對當前時點進行分析，並給予「現在」之為歷 史時點的發展方向。從下面的分析會看到，給予「現在」之歷史時間發展方向，是指當 前的歷史是在過去、既成的歷史上成立，但歷史在受歷史制約的同時，具有一種創成的 力量和衝動，故「現在」做為由既成歷史所推動、產出的歷史構造，同樣具有向未來創 造的潛能。換句話說，「歷史」在制約上成立的同時，已經包含了它向未來創造的實踐。 高坂以「世界歷史的哲學」來總稱這樣一種問題化歷史、對當前歷史結構進行分析，從 而具有歷史創造性的意識及其活動。 對世界歷史之「現在」進行分析的必要，或者說世界史哲學之所以必要，在下一小 節的討論中可見，是因為由來的東、西洋史學均無法反映眼下「形成中」的世界歷史― ―「世界史的」新世界情勢，是以「中日戰爭爆發與日本提倡東亞新秩序」為代表（高 山岩男 1940a：329）之歐洲對非歐洲統制的鬆動（1942a：152）。反映動態的世界歷 史，是要打破一直以來為西方所獨佔的歷史意識，具有「世界新秩序」的意義（1942a： 153）。那麼，該如何反映世界歷史的動態變化，又如何能夠成就新的世界秩序？在本 章第三小節的討論裡，筆者將指出京都學派認為需貫徹主體的歷史性認識，即「從歷史 中」認識歷史，歷史認識做為一種意識實踐，將可反映移行中的世界史。亦即，透過主 體的歷史認識使世界歷史構造變動樣態得以浮現，從而得以實踐歷史構造的變動。這裡 於是產生了兩個問題：其一是主體如何回到歷史內部去認識歷史，即如何貫徹具有主體 性的歷史認識、「主體」位置在此具有的意義。其二是「歷史認識」本身做為意識實踐， 與現實歷史行動之間如何產生聯繫。換言之，如果京都學派的「世界史」論述意在回應 現實的歷史、政治、社會情況，那麼「意識」之為實踐過程的起點，該如何連接、落實 到具體的行動中？抑或如杉山雅夫所言，整個京都學派的「世界史」論述不過是學問狂 熱下將現實歷史高度抽象化的結果？ 關於前段末提到的第一個問題，即「主體」主動地「回到／從歷史中」認識歷史， 既然是出於對當前史學無法反映現實歷史的原因，那麼首先就不能不尋找一能反映現實 的史學和歷史認識――實証性的史學（歷史認識）。其次，過去的史學不能再做為歷史 認識的前提而必須被揚棄，這要求著歷史認識之主體有意識地問題化原本歷史認識的前 提，同時根據自身認識的結果發展新的歷史意識，這是主體對自身主體性之意識和發動 的要求。上述問題可從「東亞共榮圈的倫理性與歷史性」座談會的討論來尋求解答。先 以結論來說，鈴木等人認為歷史或史學不能不具實証性，但實証的歷史（學）卻不必然 反映現實的歷史境況，因為所謂回到歷史去認識歷史，並非單純地將史料做為認識對象 來觀看歷史。鈴木指出歷史不能不具實証性，但具現歷史實証性之史料「是一種手段， 並非（史學的）對象」（1942b：124），尚必須發現歷史的「歷史性」。「歷史性」之 為歷史的意義（詳下討論），是由認識歷史的主體所賦予，故從歷史認識歷史的主張， 說明19、20 世紀轉換之交自由主義走向沒落的過程。京都學派所言日本崛起及世界歷史的變動有出於 歷史本身的客觀根據，或可在上述脈絡中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