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MacMillan指出具有共同觀念和規範的國際制度，將使民主國家 之間會採取和平競爭的方式以達成政治妥協，例如歐盟這種超國家組織 強化了民主認同與周邊國家的安全確信。110雖然民主和平論在概念、事 實、邏輯等方面還有一些缺陷，但對於「獲取安全」與「達到和平」有 相當的影響力，也開闢了自由主義在國際關係理論的另一條蹊徑。
伍、安全研究與和平研究間的關聯性
107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N. Barnett, “Governing Anarchy: A Research Agenda for the Study of Security Communities,”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0 (1996), pp. 63-98.
這種強調社群內的高度互賴，使得戰爭成為不符合國家利益的政策選項，以冷戰期間 為例，西方陣營為彼此的生存，放棄以武力解決內部衝突，進而造就了北美加拿大與 西歐地區的穩定和平。另請參考：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eds., Security Commun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59; 陳欣之，「安全研究 之理論演化及挑戰」，遠景基金會季刊，第4 卷第 3 期(2003)，頁 1-40。
108 Michael Doyle, “Kant, Liberal Legacy and Foreign Affair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 12, No. 3 (1983), pp. 323-353.
109 Bruce Russett, 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Principles for a Post-Cold War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110 John Macmillan, “Whose Democracy? Which Peace? Contextualiz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o. 41 (2004), pp. 472- 493.
從本文前述的相關說明可知，安全研究與和平研究之間的關係在彼 此研究之初期階段，較為容易區分。在國際關係處於冷戰的歲月和安全 研究以國家為中心的年代裡，戰爭只是實際上受到一些國際法律規範的 限制而不是全然的被禁止，同時安全是可以與和平切割的概念。相較之 下，和平研究是建立在戰爭防禦的基礎上，其目的在於維護行為體之間 的和平狀態與防止戰爭衝突發生。因此，儘管兩者的本質相近或相似，
但仍是不同的研究領域，彼此的關係如同雙胞胎。
然而，在時間的累積之下，安全研究與和平研究的發展情形呈現出 越來越多的趨同。隨著冷戰的結束及伴隨國家間經貿互賴現象而不斷加 深的全球化，國家間爆發武力衝突或戰爭的機率大為降低，促使安全研 究由軍事安全向非軍事安全轉向，甚至自1994 年開始，進一步試圖將安 全的指涉對象由「國家」修正為「個人」。此種研究內涵與方法上的變遷，
使得安全逐漸成為一種不可分割的概念，也讓安全獲得保障的方式變得 複雜。一方面國家無法再獨立解決自身的安全問題，而必須與他國合作。
一方面單單憑藉軍事力量已不足以確保安全，而必須在經濟、環境、人 權等領域給予關注。簡言之，後期階段的安全研究與和平研究
兩著間非但在本質上有相當之近似與重疊，更在研究議題上有高度的趨 同，甚至相互共享與共有研究的成果；換句話說，彼此的關聯性猶如連 體嬰。
一、從本質相近到本質趨同
表一彙整2004-2006 年間國內外 15 所大學(含研究單位)有關安全與 和平研究的相關課程，其中「同時」擁有安全研究與和平研究課程者佔 少數，大部分只有「單獨」的安全研究或和平研究課程。顯見冷戰結束 後，多數教研單位在判定安全研究與和平研究兩者間的關聯性時，傾向 不再刻意區隔兩者，蓋其研究議題已十分趨近甚至是有所重疊。另如表 二所示，不論其開課名稱以安全或和平為名，其課程內容的主題相同性 質很高，而次頁表二中的11 個議題可說是「同時」成為安全研究與和平 研究的分析素材。另外，透過次頁表三進行比較，可發現安全研究下的
傳統安全問題，即是和平研究下積極和平與消極和平所要消除的暴力問 題。易言之，和平無法在安全受到破壞的情況下得到維繫，安全研究乃 是和平研究之基礎前提。另一方面，安全研究中的非傳統安全問題，其 實就是和平研究下有關環境、生態、經濟等直接暴力，以及社會體系中 來自宗教、性別、文化等結構暴力現象。同時，如本文第肆部分所闡述，
兩者在「保障安全」與「達到和平」的途徑上也將極為雷同。毋寧，當 安全研究開始著重於非傳統安全研究時，其與和平研究的趨同性變高，
此時要對兩者進行區分將有所困難。
表一 國內外 15 所大學、研究單位有關「安全」與「和平」研究課程
安全研究與和平研究相關課程皆有 者
政大、Columbia、King's College London
只有安全研究相關課程者 台灣大學、Berkeley、Oxford、Yale、Maryland、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chigan
只有和平研究相關課程者
Bradford (British)、George Town、George Washington、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Leeds(British)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111
111 在收尋 45 所國內外知名大學後，扣掉無相關以安全、和平為名課程的學校，再加 上著名的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彙整成 15 所單位。作者收集用意不 在於比較這些課程內容差異，而是藉由這些課程來說明安全研究與和平研究兩者的連 結性。2004～2006 年國內外大學、研究機構有開過相關「安全研究」或「和平衝突」
課程者：台灣大學、政治大學、Berkeley、Bradford (British)、Columbia、George Town、
George Washington、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King's College London、
Leeds(British)、Maryland、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chigan、Oxford、
Yale。
表二 國內外 15 所大學、研究單位有關「安全」與「和平」研究課程之
積極和平
展相應理論，但這些研究、分析、發展後的成果兩者必須共享共有，無
上頁表四以本文第貳部分「安全研究與和平研究的發展與演變」之 相關說明作為基礎整理而成。經由此表格，吾人可窺見安全研究與和平 研究之間的關係。首先，在研究之早初階段，安全研究將重心置於軍事 議題，將國家安全等同軍事安全，這個現象直到 70 年代亦未有大幅改 變，同時由於此種重視軍事層面的安全研究涉及戰爭的技術層面甚深，
因而與追求安全目的之戰略研究在性質上頗為雷同。反觀和平研究，專 注於「戰爭」現象的存否，至於戰爭內層問題的研究，諸如軍事及其相 關的戰略或是武器科學則不過問。也就是說，和平研究是純粹戰爭的現 象與本質(戰爭原因)的研究，而非戰略與軍事性的研究。更簡單的說，
早期的安全研究不排除以戰爭作為確保或強化國家安全的方法，此點是 可以用來與和平研究作為區別的判準。
其次，在第二個階段，也就是約莫冷戰尾聲的前後，安全研究在內 涵上發生轉變，研究對象除了軍事議題外，更擴展至其它領域。113這種 將安全範疇擴延的作法，直接挑戰了軍事議題長期以來在安全研究中的 主導地位，突顯出國家在軍事議題外，所可能面對之其他多種威脅來源。
而同時期的和平研究已開始與安全研究產生相混，此可由兩篇頗具代表 性的文獻窺見端倪；一是學者Buzan在《和平研究期刊》(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指出傳統以權力(power)或和平(peace)的概念來認知無政府狀 態下的國際關係是片面，更無法完整的理解軍備競賽。建議從安全 (security)的角度，作為一個替代性的分析架構將前兩者包含於其中，同 時作為現實與理想主義綜合研究的基礎。114一是學者Samuel Kim站在知 識論的角度觀察全球安全相關問題，指出戰爭與和平必須要兼顧國內與 國際個別的結構因素、與暴力有關的意識型態、各國內部的社會規範、
甚至個人心理層面的因素。115此外，本階段的和平研究在觀念上似有轉
113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op. cit., pp.19-20.
114 Barry Buzan, “Peace, Power, and Security: Contending Concepts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21, No. 2 (1984), pp. 109-125.
115 Samuel S. Kim, “Global Violence and a Just World Order,”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21, No. 2 (1984), pp. 181-192
向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趨勢。例如Marvin Soroos在一篇分析和 平研究與政策研究間關係的文章中指出，政策研究一般在乎的是政府對 於國內社會的建設與福利事項上的貢獻，但冷戰後跨國問題比率升高，
使得全球政策(global policy)重要性增加。和平研究在途徑與本質上雖和 政策研究有所區別，係以理論和指標設定為導向，但因其研究對象以國 際性的衝突解決、國際組織和法律規範為主，使得和平研究可以作為全 球政策制定的基礎或依據。116持近似觀點的其他學者有從草根性運動著 手，認為非正式的民間倡議可以成為另一項裨益和平與全球發展公平化 的政策來源；117有從區域政策制定的角度切入，認為全球性的和平危機 可以透過區域合作治理的方式獲得解決。118
第三個階段是冷戰結束後迄今，在此期間內安全研究的學者已意識 到安全威脅類型的增加。初期在1989 年時，Mathews透過環境議題與全 球發展，要求安全研究調整其定義，將資源、環境、人口等議題納入；
之後如Haftendorn等人呼籲各國多關注非傳統安全的部分，例如經濟、
生態、國家內部等多層面的安全威脅。不過，亦有研究者認為軍事安全 的重要性並未下降，反而隨著冷戰後的軍事事務革新(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RMA)變得更為複雜與值得研究，特別是在資訊戰這塊領 域。119或另有研究者強化安全研究的「理論面」，例如將民主制度進行 細化分類，闡明即便是民主國家的外交政策，也有可能視戰爭為合理正 當的行為，或將權力平衡等國際關係理論導入區域安全或與恐怖主義有 關的研究中。120相較於冷戰後安全研究的保守作風，此時期的和平研究
116 Marvin S. Soroos, “Global Policy Studies and Peace Research,”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27, No. 2 (1990), pp. 117-125.
117 Chadwick F. Alger, “Grass-Roots 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licies for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27, No. 2 (1990), pp. 155-168.
118 Nansen Behar, “Regional Policy and World Crises: An East European View,”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27, No. 2 (1990), pp. 211-219. 作者主要是針對東南歐國家在環 境、能源、經濟合作等三個問題的個案探討。
119 Stephen Biddle, “The Past As Prologue: Assessing Theories of Future Warfare,” Security Studies, Vol. 8, No. 1 (1998), pp. 1-74.
120 Miriam F. Elman, “Unpacking Democracy: Presidentialism, Parliamentarism, and Theories of Democratic Peace,” Security Studies, Vol. 9, No. 4 (2000), pp. 91-126; Robert Ross, “Balance of Power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China: Accommodation and Balancing in
顯得較宏觀且賦創意。在議題的挑選上從人道援助與協助發展和抑制戰 爭的關係、第三者在衝突解決中的調停人角色、文化因素對以色列和阿 拉伯國家和平建立的影響、民主制度是否適合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北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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