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的結束，同時也終結了一個敵人明確及政策選擇黑白分明的 時代，迫使國家及人類重新思考安全的意義及內涵，更賦予人類重新 省思世界的組成及其根本衝突。在這個重組及省思的過程中，公元 2001年 9 月 11 日，恐怖分子以特殊方法，攻擊美國紐約世界貿易中心 及華盛頓特區美國國防部的重大事件，無疑為當下的國際關係與安全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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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投下重大的影響。恐怖主義威脅成為安全問題的熱門話題，但
「911 事件」以及隨後的各造反應，揭露許多國際關係研究所忽略的問 題，挑戰國際關係典範及安全研究視為當然的假設，更揭出未來安全 研究所必須重新檢測的方向。
安全研究所面對的第一個挑戰，乃是現有國關典範未能提供適切 理論基礎，全面性地解析國際安全互動，尤其是戰爭的定義與模式。
戰爭是政治單位採行對抗其他政治單位的有組織暴力，85或是可定義為 有組織政治團體之間的武裝衝突。86雖然如此，戰爭長久以來都被視為 是國家的專利，戰爭是國家間政治互動的另一種型式，國家間的戰 爭，有一定的法則及規範，限制國家使用暴力的規模及手段。國家的 武裝力量，更是以對抗另一個國家的可能攻擊，作為建構的基準。但
「911 事件」中美國及恐怖主義集團的相互具體實踐，打破戰爭限定於 國家間的常態，更暴露國家現行的軍事組織及力量，完全不能因應這 種非傳統的戰爭模式。
美國在口頭上及實質上均展示，美國是與恐怖主義作戰，而不是 與任何一個有固定疆界的政治實體發生戰爭關係，「911 事件」揭示國 家與非國家行為者進行戰爭行為的現象。遭受恐怖攻擊之後，美國政 府隨即對恐怖主義宣戰，87並且整合世界其他國家及透過聯合國，採取 軍事及政經措施，打擊恐怖主義。美國政府宣稱賓拉登是此一事件的 主謀，還以阿富汗神學士政權窩藏賓拉登為由，轟炸阿富汗神學士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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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
權控制地區，以軍事行動支持北方聯盟推翻神學士政權。但是美國運 用武力的標的並不是阿富汗這個國家，而是恐怖主義，以及任何一個 包庇或是支持恐怖主義的地區及個人。在這一場美國對抗恐怖主義的
「戰爭」中，國家安全意味著美國政府動員所有資源，從軍事、政 治、經濟及社會等層面，對抗恐怖主義對美國所可能帶來的鉅大威 脅。相對地，賓拉登亦號召全世界的回教徒對美國展開「聖戰」，不 限時間及空間，打擊美國的物質力量及心理弱點，完全沒有前線及後 方之分。「911 事件」顯示非國家行為者對國家發動的戰爭，並沒有空 間及時間的限制，更沒有道德及規範的上限，其殘酷及恐懼，讓這種 非傳統的戰爭型態，產生超越物質力量的震撼，令人不寒而慄。
現今的國際關係典範，仍是從國家的角度討論恐怖主義的威脅，
主要以軍事手段解決恐怖活動，無論是安全的指涉對象，威脅的內涵 及追求安全的途徑等面向，討論仍十分有限，更不能適切地描敘及解 釋恐怖活動在國際互動中的作用，「911 事件」，更對現行國際關係主 流的研究典範帶來更大的挑戰。
新現實主義以物質為基礎定義下的權力平衡，要面對非國家成員 的生存需求、價值訴求及暴力活動，尤其是不對稱威脅在安全議題上 的挑戰。新自由制度主義要面對制度解釋國家與恐怖主義集團互動的 貧乏，還有規範及文化在約束國家與非國家安全互動的適用問題。建 構主義則要觀照國際社會結構中非國家能動者的功能與影響，如果非 國家的認同與安全利益訴求不能被涵蓋在國際社會相互主體活動中，
國際社會結構將是殘缺的，更減低了建構主義對國際互動的解釋力。
第二個課題，安全研究應對國際社會中不同指涉對象的安全內涵 提出深入解釋，特別是非國家行為者的安全互動意涵。國際社會中的 非國家行為者，包括跨國公司、國際犯罪組織、國際恐怖組織等等，
其有意或無意的作為可以威脅國家利益及人類生活福祉，已不是特 例。1997 年及 1998 年的東亞金融危機，由於國際商業集團的獲利需 求，對東亞國家及人民造成莫大的傷害，震撼了東亞國家的政治、經
濟及社會穩定。「911 事件」顯示，非國家的暴力行為，對國家的價 值、利益及生存所造成破壞性的作用，其功效並不亞於，甚至超出主 權國家對另一國所施加的傷害。
國家固然是國際社會中最重要的行為者，但部分非國家行為者，
具有超越國家的威脅性，卻沒有固定的疆界及主權，非國家行為者的 利益、生存需求、期待，甚至於對安全的界定，都與國家有很大的差 異，尤其是它施加於國家的安全威脅，遠遠超出目前的認知。安全研 究運用歐美特殊利益及歷史經驗發展而來的國際關係典範，在描述、
解釋及預測國家的安全行為上，已有一定成就，但是現行的典範及研 究成果，對個人、國際組織、宗教團體及族群的安全意義，尚存在極 大的研究空白。
安全研究的第三個挑戰，便是有必要重新檢視國際社會之安全威 脅的定義及內涵。自 1648 年威斯發利亞條約（Westphalia Treaty）之 後，國際關係是在主權國家體系之下運行，非國家的行為者雖漸漸被 賦予一定的地位，但是學界均認為國家才是最重要及根本的國際體系 行為者，更以國家的角度界定安全威脅的來源及傷害，一則學界忽略 非國家行為者對國家可能造成的嚴重實質與心理傷害；再者，安全研 究忽視從跨國企業、國際組織及個人等其他國際行為者的角度，審視 國際社會的不同威脅來源。
安全問題不能僅僅討論國家的安全，非國家行為者的安全需求及 安全威脅，亦應給予更多的關注，否則便未能切合實際地描述國際社 會的互動，還有國際體系結構的真實面貌。尤其是區域安全問題，運 用傳統的地緣政治及國家權力對比評估，已不足以提供分析國際安全 及區域安全問題的可靠性。從非國家行為者的角度界定安全威脅，將 會賦予非國家行為者在國際安全互動中的權力比重，走出以國家作為 主要研究客體的侷限。但是國際安全研究將產生不同的面貌，並且加 劇分析及解釋國際安全、區域安全及國家安全威脅的複雜性。
第四，安全研究面對重新界定國際秩序，以及追求國際安全途徑
的適切性挑戰。長久以來，國際全球化及經濟的互賴，讓人們相信，
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會隨著國家間合作範圍及合作動機的增長，減少 衝突的可能性及破壞規模。然而「911 事件」讓人們再度思考國際秩序 及正義的合理性，是否僅依賴國家間的合作及減低國家間衝突的根 源，就足以根本地讓國際社會在一個沒有最高仲裁者的無政府狀態 中，維持有秩序的運作。國際社會中的經濟分配不公、種族紛爭及宗 教仇恨，並沒有因為國家疆界的劃分而被隔離，相反地，國際失序的 規模正在日漸深化與擴大。這些不公與失序，震撼了國際體系，對國 際政治穩定、經濟運作及社會序秩，產生了震懾性的破壞力。
「911 事件」令人懼怕的主要原因，乃是經濟不公、種族紛爭及宗 教仇恨帶來的憤怒，尤其是發展失敗國家製造的問題，足以讓非國家 行為者，逃脫人類道德規範的約束，用非人性及最極端的武器與手 段，摧毀人類的文明及生存環境。國家間的和平穩定並沒有帶來國際 秩序，人為的不公及不正義帶來的破壞力，足以顛覆吾人安身立命的 國際社會。現有以保障國家安全，進而達成國際安全的各種設計及方 法，固然有持續精進的必要，但是提出涵蓋整體國際社會所有行為者 安全保障的安全途徑，顯然仍需要學界發揮更多的創新及巧思。
最後，安全研究須突破為政策服務的重擔，建立學術地位，而且 須擺脫受制於美國單一思考方向的影響。從冷戰時期開始，以美國為 首的安全研究，就擔負著紓解國家安全壓力，以及為國家安全決策提 供學理思考方向的任務。冷戰結束後的一段時間，安全研究仍主要以 西歐北美的研究成果為主，試圖從理論的建構中，適應一個沒有確定 敵人的未來，更從學理上試圖解釋冷戰時代的安全機制依然發生功用 的原因。不容否認地，現今安全研究的重要成就，都是由西歐及北美 等少數特定國家的角度及歷史經驗所發展而來，更受到政治決策的深 遠影響。
一方面，我們看到美國的威脅假想敵擴展到北韓、伊朗與伊拉克 等所謂的流氓國家；另一面，毒品、大規模殺傷武器擴散問題及恐怖
主義，亦成為威脅美國安全的來源。但是美國的安全威脅界定並不能 適用於全世界的所有國家，退出冷戰的前蘇聯，專注於經濟衰退、有 組織犯罪集團、內部種族分離紛爭等眼前最迫切的議題。一般國家更 是不必再附從超強，所以其安全核心價值的關切對象，自然地從軍事
主義，亦成為威脅美國安全的來源。但是美國的安全威脅界定並不能 適用於全世界的所有國家，退出冷戰的前蘇聯，專注於經濟衰退、有 組織犯罪集團、內部種族分離紛爭等眼前最迫切的議題。一般國家更 是不必再附從超強，所以其安全核心價值的關切對象，自然地從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