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大都會的事務與關係是如此多樣與複雜，因此承諾與 服務若無最嚴謹的精準，整個結構都會崩壞陷入無法避免的大 混亂。……想像柏林所有時鐘與手錶都突然因各種原因失靈，
即便只發生一個小時，所有的經濟生活與都市的傳播都勢必因 此長時間中斷（Simmel, 2000, p. 177）。
相對於馬克思主義者將時間的標準化視為資方對勞動時間的精算，
Simmel 認為現代化都市仰賴大規模複雜協調，因此精準是現代性的必 須要件，由此我們可以理解將精準帶入日常生活的廣播科技，與現代生 活是如何密不可分。過去臺灣學界對於日治時期傳播科技史的研究很 少，關於廣播的研究多從殖民政府用以規訓被殖民者、作為國家機器宣 傳工具的角度出發，然而傳播科技與社會的互動有其複雜面向，需從更 多元的視角來檢視。雖然廣播的推動具有濃厚政治目的，但廣播也使原 本處於帝國邊陲的臺灣得以參與全球化的運作，接收各地即時傳遞的資
訊，並有機會反向傳遞文化至日本本土。文化的影響力固然有強弱之 分，但絕不是單向線性的。為了凝聚對祖國想像共同體的廣播節目，也 可能反而促成臺灣在地的本土認同。
在殖民時期臺灣所經歷的多重現代性經驗中，本文著眼於過去研究 較忽視的傳播科技與消費社會面向，將廣播在臺灣的推動置於大正時期 以來日本積極追求現代性的脈絡下。由於大眾媒體普及，消費大眾興 起，廣播作為嶄新科技，具有現代、進步的象徵意義，當時日本社會以 興奮的態度來看待新傳播科技進入日常生活，這股追求現代性的熱潮在 三〇年代透過大眾傳播科技傳至殖民地，直到大東亞戰爭爆發前，媒體 科技與消費主義，及其所帶來的新舊秩序的激盪，是臺灣都會社會的中 心。
Bourdieu（1984）指出，消費具有凸顯身分地位、確認自我認同與 區辨階級的作用。臺灣在日本殖民體制下接觸現代性，從農耕進入快速 工業化、都市化的社會，在三〇年代初期的臺灣，收音機訂戶仍以日本 人為大多數，為臺灣人的三倍，整體而言，以在都會區、中上階層的年 輕男女，或在娛樂場所從事服務業的女性最有機會近用廣播。不過由於 公共場所常以擴音設備將廣播內容放送出來，因此一般人也可受到廣播 的影響，或者經由大眾媒體交織的複雜網絡，間接受到廣播的影響。
本文藉由三〇年代小說《命運難違》所描寫的場景切入，回顧廣播 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與其他傳播科技交織影響。臺灣推動廣播的時機 與日本內地只有些微差距，廣播雖然帶有殖民者欲同化人民、建立國族 認同的任務，但民眾也體認到廣播即時傳遞、共時體驗的特質，用之參 與經濟活動、投資股票與期貨市場，了解時事、聆聽娛樂、或接收地震 即時災情。廣播與報紙、唱片、電影等傳播產業的連結密切。一開始廣 播的新聞內容都是由報紙提供，以至於當臺灣放送協會試行插播廣告平
衡營收的策略成功時，報紙擔憂廣告流失而強力抵制。電影在二〇年代 起即是民眾主要的娛樂，伴隨電影發行的唱片也掀起流行文化風潮，三
〇年代前期是唱片業的戰國時代，發行臺語流行歌的曲盤公司紛紛設 立，報上也常見唱片介紹與廣告，這些訊息也會在廣播節目中介紹。廣 播與其他媒體形成複雜交織的網絡，即是 Giddens 所認為「高度現代 性」的推手。
廣播對臺灣社會最隱性、卻也可能是最大的影響，在於它提供的精 確對時功能，並藉著其即時與共時的特質，將精準融入人們的日常習 慣。西方標準時間的確立起源於跨區域交通的活動擴大，基於集體共時 行動的實際需求，臺灣進入標準時間體系則因於日本殖民政府對於世界 積極參與的決心而推動，當廣播提供對時服務之後，對時的動作尋常 化，精確對時使得公車、火車等大眾運輸系統能順暢運作，也使更精密 複雜的分工協作成為可能。廣播除了透過節目時刻表形塑人們生活作息 的韻律，也是都市節奏維繫的穩定力量。
都市化、消費與媒體科技都是現代性的重要特徵，廣播在當時以新 興媒體的姿態，為唱片、電影、報紙提供資訊匯流的平台，也成為消費 社會的新星。三〇年代臺灣已具有消費社會的雛形，然而此生活型態在 戰爭中被破壞，戰後不久國民政府又宣布動員戡亂並實施將近五十年的 戒嚴令，一直到八零年代後期，才又重新開始體驗消費社會的滋味。藉 由回溯廣播在三〇年代的使用情形，我們得以理解屬於本土的媒體現代 性經驗，以及媒體消費在臺灣歷史上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