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難違》故事的開場，是由李金池與女服務生靜子在滿州咖啡 館的對話開始，「從夾雜在咖啡館樓下擴音機流瀉出來的樂聲中，依稀 可以聽到這對男女的對話（頁 1）。」咖啡廳是三〇年代臺灣最時尚的 休閒場所，經常透過擴音設備將蓄音機和廣播的內容傳遞給客人，並借 此吸引往來行人。都會中產階級，像小說提到的男性留學生、生意人、
商社社員或政府雇員，都是咖啡館的主要客源，家境好的年輕女性也常 結伴同行，打扮時尚的女服務生因為職業關係得以近用最新穎的傳播科 技。咖啡廳不只盛行在臺北都會，住民較多的街廓也常見。例如，昭和 八年九月《臺灣新民報》報導（1934 年 9 月 27 日，頁 5），以「都市 盛行的喫茶店已流行到鄉村」為標題，介紹嘉義東石郡朴子街咖啡店開 張的消息。因此，雖然根據呂紹理考據，從日人與臺人擁有收音機的數 目來論證，在日治時代能收聽廣播的是少數菁英階級。但透過咖啡廳這 類文化中介場所，加上殖民政府刻意設置的廣播點如公園、公所、學 校、集會點等，接觸廣播的人遠比登錄的收音機人口來得高。
回應本文一開始對於「誰用廣播」、「在何處使用」、「如何使用 及其影響」的提問，廣播等當時的新興傳播科技並非家家戶戶都能擁 有，除了在臺日人之外，臺灣人之間能在家裡擁有收音機的人並不多，
因此收聽廣播是民族與階級的象徵。不過，以咖啡廳、舞廳、料理亭等 社交場所在都會區廣受歡迎的情況，能出入這些場合的人們，包括消費 客人與服務人員，都有機會近用廣播。因此收聽廣播也形成現代與封 建、都市與鄉村、教育程度高低、以及新舊生活型態之間的區辨。中產 階級以上的男性比女性更有機會近用廣播內容，該時代女性因行動仍多
受限制，能在公共場合接觸廣播的機會也有限。至於廣播的影響，除了 上小節提及對現代生活韻律的形塑，廣播也以較間接的方式，透過媒體 匯流將資訊傳遞給人們。如媒體實踐取向學者所強調（Bausinger, 1984;
Bräuchler & Postill, 2010），日常生活中人們不可能只使用單一科技，
總是多種媒體交織使用，資訊交匯形成複雜的網絡，因此廣播與其他媒 體的相互關係也是本文關懷的重點。
《命運難違》的女主角陳鳳鶯是萬華名門之女，原本媒人穿梭於陳 家與李家欲促成她與李金池的婚事，但後來因李堅持自由戀愛而不了了 之。鳳鶯的登場是由妹妹鳳嬌興奮地拿著報紙，分享新館電影院將上映 影片【七之海】的消息（林煇焜，1933／邱振瑞譯，1998，頁 33）。
故事中有好幾個片段，藉由陳鳳鶯與父親陳太山的對話，透露出報紙在 日常生活中的必要性。例如陳太山對友人提及，家裡訂了兩份報紙，主 要是因為女兒們非常愛看報上的連載小說，但新聞上有太多外來語令他 困惑（頁 85-88）。當某日報上頭條刊載了他們熟識的人就任滿州國特 使，成為政府的國賓，陳太山隨即把報紙拿給女兒，鳳鶯也評論了時任 滿州國總務長官駒井德三的背景生平，令其父訝異且佩服（頁 300-301）。另外，李金池的學長玉生在獨處時看報紙的描寫也很生動：
像是突然憶及似的，隨即攤開當天未閱的晚報，從第一版 開始瀏覽起來。一如往常，關於齋藤內閣的報導佔滿頭版的版 面，他只挑標題看，沒去細讀內容。玉生想到齋藤由一名縣府 的工友，榮登日本大首相的寶座，不由得感到自己大學畢業，
但前途黯淡（頁146-147）。
上述的描寫凸顯了報紙在當時已是日常資訊的來源，成為生活中討 論的焦點，除了是社交議論的核心，也是個人理解、想像社會的來源，
並據此形塑自身與群體的認同。報業也是臺灣最早成熟的大眾媒體產
業。在臺日人山下秀實 1896 年創立《臺灣民報》，兩年後為總督府收 編，轉型為臺灣官方報紙《臺灣日日新報》，1905 年發行漢文版為期 五年。據臺灣總督府 1924 年的調查，《臺灣日日新報》約有 18,970 份 發行量，而由於報紙常在圖書館、醫院候診室、公所、車站等地張貼，
估計臺灣人讀者數目應遠超過報紙一半的發行量。因而在報紙廣告欄中 半數是臺灣人所刊載的商業廣告，這跟設立學校，識 率普及有高度相 關（孫秀蕙、陳儀芬，2009）。1932 年 1 月，在臺灣總督府對媒體的 嚴格統治下，標榜是「臺灣人唯一言論機關」的《臺灣新民報》被許可 為日刊報紙，宣告要繼續替臺灣的讀者大眾發聲。加上跨海來臺販售的
《大阪朝日新聞》、《大阪每日新聞》等內地報紙，三〇年代的報業競 爭激烈，搶奪已經成形的讀者大眾市場。推估到了三〇年代後半，臺灣 人的日刊報紙讀者數已超過百萬人（李承機，2005，頁 269）。
與西方的發展相似，廣播新聞在日本與臺灣發展之初，只是由播報 員念出報紙上的消息。各地放送局自開播之始即有新聞廣播時段，除了
《臺灣日日新報》所提供的新聞，後來也增加熊本放送局轉播的日本內 地全國新聞，將其速記後重新編輯為適合臺灣的內容，有時也播報《大 阪朝日》、《大阪每日》臨時提供的內容。播音員需聽取內地的電波、
將其速記並重新編輯，並在幾分鐘之內就報導出去。臺中、臺南各地也 會播報當地報社如《臺灣新聞社》、《臺南新報》等提供的素材。在三
〇年代初期，臺北放送局維持一天兩次的新聞播報，直到戰爭開始，一 方面為了幫助民眾了解時局，並為了利用廣播宣傳，才開始增加新聞播 報，以及臺語、客語等語言的內容（日本放送協會放送文化研究所，
1998，頁 25）。
就日本廣播史而言，首度播放廣告的實驗，是在臺灣進行。當時臺 灣許多的廣播節目仰賴內地電台的轉播。然而透過中波傳送的轉播訊
號，其接收狀況上並不穩定，特別在夏天因大氣電波干擾幾乎無法收 聽。在這種狀況下聽眾不可能增加。為此臺灣放送協會提出了邀請內地 藝人來臺製作娛樂節目，並以廣告作為其經費來源之策略。在 1932 年 6 月 15 日起進行六個月的實驗，作法是在晚間八點半黃金時段利用受 歡迎的娛樂型節目開始及結束時念出贊助廠商的名 ，規劃提供廣告的 節目種類包括新書雜誌內容概述、出入船舶介紹、唱片視聽、料理菜 單、化妝品提供的娛樂節目等。由於節目大受歡迎，不但聽眾增加，廣 告成效也很不錯，森永、龜甲萬、味之素等民生用品企業都是熱衷的廣 告主。
其實早在廣告放送試行尚在討論階段時，報業已經視廣播為勁敵。
例如《新高新報》在1931 年 6 月 11 日出刊的評論（三版）直指「廣播 是報紙的勁敵（ラヂオは新聞の勁敵）」，因為廣播能直接訴諸收聽人 的耳朵，又「能夠將諸如重要緊急新聞、預報消息，知名演講、運動、
行情以及氣象等等的消息迅速又正確地傳達給民眾，而且還能保留現場 氣氛，讓民眾享有身臨其境之感。」文中也舉美國廣播搶走報業廣播收 入的經驗為例，力主臺灣的放送局不可播放廣告。此文凸顯了當時報業 與廣播的競爭關係，甚至敵視的態度。因此廣告放送的實驗如預料中遭 到日本報業的集體反彈抵制，由報業協會向日本政府、臺灣總督府強力 遊說，加上臺灣本地報業競爭也非常激烈，反對廣告資源流向廣播，使 得廣告放送只實施半年即黯然結束（日本放送協會放送文化研究所，
1998，頁 28）。
廣播原本依賴報紙提供新聞來源，但是在突發事件中，其時效性就 脫穎而出。1935 年 4 月 21 日發生新竹臺中大地震，放送局臨時改變原 來的節目內容，全部時段用作災情報導，並且為了體恤災民，取消所有 的演藝類節目，咖啡廳也禁止播放蓄音機，以體恤災民哀傷心情（臺灣
日日新報，1935，頁 8）。與東京大地震後民眾開始重視廣播的速報功 能的經驗相似，廣播在災害傳遞訊息的運用上的時效性，讓人們更能體 認到廣播新聞即時的特性。廣播對現代生活的幫助，也逐漸獲得肯定，
如《臺灣新民報》（1932，頁 12）在 1932 年即主張聽取料應減半、並 推動日臺雙語節目播送，讓更多臺灣人能收聽廣播，以增進機會均等。
到了 1937 年，當時的左翼週報《昭和新報》（1937，頁 8）稱廣播為 社會生活的必需品，疾呼當局應以更積極的做法，包括降低費用、增進 設備，以普及廣播在臺灣農村的收聽。
有別於廣播與報紙間緊張關係，廣播與電影、唱片間的合作較為密 切。《命運難違》中提到，友人赴陳家說媒，持續聽到鄰家留聲機傳來 的爵士樂聲。李金池常光顧的咖啡館、跳舞場，即是都市中流行文化的 焦點。當李金池心情不好，朋友邀他到日新町的同聲俱樂部，七人組成 的爵士樂隊伴奏外，還有十五名蓄著齊耳短髮、穿著洋裝和臺灣裝的舞 女陪伴客人跳交際舞。在樂隊演奏的空檔時，「擴音機流洩出唱片舞 曲」（頁 466）。另外，在 1935 年 12 月 10 日出版的《臺灣婦人界》
上有一篇許章氏夫人（いのゑ）受訪在〈由妻子所見丈夫的興趣與嗜好
（奧樣が見た旦那樣の趣味と道樂）〉（頁 182）專欄刊出的文章，內 容提及先生之前愛跳舞並經營跳舞場，後來覺得這樣病人會找不到醫 生，就於兩年前轉讓他人，之後平日娛樂不外聽收音機或蓄音機。從中 也可窺知兩樣新科技在中上階層家庭中使用的情形。
三〇年代是唱片的戰國時代。1932 年，阮玲玉擔任女主角、上海 聯華影業製片印刷公司出品的默片【桃花泣血記】來臺放映，故事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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