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科技與現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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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三〇年代臺灣的廣播經驗與都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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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美

** 投稿日期：104 年 1 月 20 日；通過日期：104 年 6 月 17 日。 *_{本文為科技部研究計畫「媒體科技與現代性：回顧台灣 1930 年代消費社會的成} 型」（編號99-2410-H-004-171-）及「媒體科技與生活韻律：1930 與 2010 年代的台灣社會」（編號 100-2410-H-004-168-MY2）的部分成果。作者感謝兩位評審提供的寶貴建議，以及研究助理石婉婷、呂逸瑄、蔡昕宸、楊雅婷、三村知寬等在寫作期間協助搜集資料並翻譯，俾使內容更加豐富完善。 ** _{王淑美為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副教授，email: [email protected]。} 本文引用格式：王淑美（2016）。〈媒體科技與現代性—回溯三〇年代臺灣的廣播經驗與都會生活〉，《新聞學研究》，127: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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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由小說《命運難違》所描寫的場景切入，參照日治時期報章文獻，回顧三〇年代前期臺灣都會生活中使用廣播的經驗，描繪廣播與其他傳播科技所共構的媒體網絡，藉此理解當時臺灣社會接觸新傳播科技、消費主義與現代性的經驗。本文將三〇年代臺灣的大眾媒體經驗，置於二次戰間日本受到全球化影響，大眾文化興起且大幅改變生活方式的背景下討論。廣播在日本熱切擁抱現代性的社會氣氛中被介紹至臺灣，雖帶有殖民政府規訓人民的意圖，但也成為民眾重要的資訊與娛樂來源，將精準時間的邏輯融入日常，影響都市的生活韻律，並把臺灣帶入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的運作體系。關鍵詞：三〇年代、現代性、都會生活、媒體科技、臺灣、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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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加入盟軍之列，工業發展獲得支持，一戰後工業迅速發展，大正（1912-1926）年間經歷了快速都市化，消費大眾興起，現代主義與資本主義等新興勢力逐漸取代明治時期以國家民族為重、講求富國強兵的論述（Harootunian, 2000）。1920 年代起，伴隨著都會區人口快速增加，公共娛樂場所如咖啡館、跳舞場、電影院、百貨公司興盛，大眾媒體科技深入日本國民的日常生活，包括雜誌、報紙、電影、蓄音機（留聲機）、收音機等。這股風潮在三〇年代推及到殖民地，塑造了殖民地的消費社會。吉見俊哉（2005）指出，對日本而言，三〇年代可說是個透過媒體科技達到殖民地現代化的年代。不論是首爾、臺北，甚至東京、大阪，各個城市中都有著帝國與市場的力量在，而做為具體實現的都市裝置就是報紙、百貨公司、博覽會、美術館、收音機、留聲機等等都市的材料媒介。受到日本與全球發展架構的影響，這階段的臺灣是消費社會興起、大眾媒體普及的年代。受到早年政治因素的箝制，學界對日治傳播科技史的了解仍有限，尤其對傳播領域而言，有關臺灣進入現代媒體產業時代的研究非常稀少。與日治時期廣播相關的學術文章只有少數幾篇，如呂紹理（1998， 2002）研究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生活作息，將廣播與新型態作息規律的出現視為「國家控制人們作息」的一環，並從殖民政府壟斷的角度討論廣播產業與收音機市場成形；何義麟（2000）回溯廣播事業發展的過程；許佩賢（2011）探討日本殖民政府在臺灣推動收音機體操，達到日本國民化的目標。這些研究都從殖民政府有目的性地推動廣播出發，探討國家主義、殖民主義對於廣播的影響。但是廣播的影響不應該只有國家主義單一角度，而媒體也不曾被置於社會核心位置來討論。本文欲從傳播的視角出發，回顧當時臺灣都會的日常生活中，廣播與其他傳播科技被交互使用的情形，媒體網絡之間資訊匯流的關係，並論及當時日本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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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政經勢力對臺灣的影響。由於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後，廣播被挪用成戰時宣傳工具，殖民政策與社會氣氛也有非常大的轉變，因此本文將焦點放在三〇年代前期的臺灣，並涉及都會空間、現代性與消費生活的討論。本文將日治時期廣播在臺灣的推廣，放在大正昭和時期對於現代性的追求下來理解，特別側重傳播科技對大眾文化的影響。廣播具有即時性與共時性的特質，將臺北此一處於殖民地邊陲的都市，帶入日本本土、以及全球資本主義的商業運作中，其影響不僅只有殖民政府所意圖的控制，當時風起雲湧的諸多現象，包含現代主義、消費主義、女性主義、新舊階級落差，也在全球化與新科技的結合下湧入臺灣社會。討論三〇年代臺灣的現代性經驗，並非是歌頌日本殖民帶來的現代與科技，事實上，現代性未必是殖民者所「帶來」，因為現代性並非單一由歐洲向全球各地輸出的條件。Peter Taylor（1999）主張，當討論現代性時，必須思考「誰現代？」「誰的現代？」「誰的現代性？」，藉著回溯廣播仍是新穎科技時在臺灣社會運用的情形，本文將呈現「誰用廣播」、「在何處使用」、「如何使用及其影響」，從多元的視角來理解新傳播科技、消費主義與現代性的關係。本文除了蒐集日治時期報章文獻，也運用《命運難違》（爭へぬ運命）（林煇焜，1933／邱振瑞譯，1998）一書的情節，來推測當時的廣播經驗。《命運難違》是林煇焜以日文書寫，1932 年 7 月起七個月間刊載於《臺灣新民報》的小說，為臺灣最早的報紙連載小說，也是最先出版的日文小說單行本。內容描寫出身於臺灣人家庭並赴日本留學的年輕人李金池因追求現代愛情，不願接受封建式的相親，但後來婚姻不順遂的故事。其背景設在三〇年代的臺北城，對於當時的都會生活有生動描寫，例如電影院深受都會居民喜愛，年輕女性也常獨自上街，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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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程車和人力車穿梭在臺北街頭。日治時期臺灣文學的研究多認為此書呈現當時大眾文化與都市現代性觀點（如下村作次郎、黃英哲，1998；星名宏修、莫素微，2007）。柳書琴（2012）指出，《命運難違》除了「帶有濃厚都市風俗及市民色彩」，描寫都市中上階級的生活，並採取獨特的「時事進行式」，納入國際經濟、政治、民生萬象、社會價值以及當時臺灣人市街的產業傳統與資產階級觀點。《命運難違》作為報紙連載小說，本身即為一彰顯現代性的媒介事件，藉其內容提供的線索，本研究希望能一窺傳播科技在都會生活中交織運用的情形，理解三〇年代臺灣媒體與現代性的關係。

壹、日本大正時期對現代性的追求

現代性（modernity）一詞在社會學晚近的論述中大量被提起，但是鮮少有精確的定義。如 Anthony Giddens 在一系列以現代性為主題的著作中，並未給現代性一個準確的定義，而是籠統地用以指稱「率先在後封建歐洲所施行、但在廿世紀後逐漸施行於世界各地的機構和行為模式」（Giddens, 1990, p. 1, 1991, pp. 5-14）。Ulrich Lehmann（2000, pp. 18-21）考掘法文現代性 la modernité 源，一是陰性的 la mode，指稱服裝時尚；另一則是陽性的 le modern，含時間與風格的意含，其拉丁源 modernus 或 modo 同時指向「新（new）」與「實在（actual）」呈現與過去的清晰對比。張小虹（2009）引用雷曼的研究，並點出中文相關翻譯「摩登」與「現代」恰好也呈現「陽性現代」與「陰性摩登」之間的差異，前者融合嶄新、古∕舊時間對立的斷裂，而後者充滿時尚、大眾消費與都會生活的文化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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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 Slater（1997）認為，消費文化與現代性密不可分地結合一氣，因為消費主義的經驗與理性、個人主義、科學知識、機構組織等等，同為現代性特徵中不可忽略的成份。貨幣化是指金錢作為交易工具，可一定程度脫離舊有社會秩序來運作（Miller, 1989, p. 74）。Georg Simmel 是最早將金錢、消費與現代性做連結的理論家，對他而言，現代性就是指高度貨幣化發展的社會。早期對消費的討論大多受到馬克思的影響，認為消費文化是一種剝削、異化、現代、資本主義的文化，而且經常被與自私、去人性化與物質主義連結（Campbell, 1995），Simmel 則看到貨幣化可能讓人們脫離舊社會中消費與社會階層的緊密連結，達到一定程度的平等。Simmel 同時也觀察人們沉迷於商品、競逐金錢的現象，但物質與消費並非一開始就是邪惡的，只是物質的增生超越人們可以掌控，以致消費物品但喪失了實質關係。「物質大量增生超過主體能夠掌握的程度，使得主體迷失在其所創造的物質世界之中，沒有能力吸收」；「物被所創造後衍生了它自己的規則，未必依照人們所預想的方向發展，也可能反過來影響人。」（Simmel, 1968, p. 43）。 Daniel Miller（1989）認為，Simmel 最大的特色在於他體認到文化對社會發展的必要性，且將大量增加的物質文化視為在每個社會都可能發生的新發展，社會發展渴望物質文化。相較於同時代的理論家， Simmel 的見解重要且創新，因其確認了「正面與負面的後果通常是不可分割、相伴而來的」（Miller, 1989, p. 74）。臺灣日治時期的現代經驗是複雜而衝突的，即使殖民者是有目的地將商業與科技帶入臺灣，人們對於新科技未必都是在抗拒與歸順中掙扎，也可能是在興奮與曖昧中迎向嶄新經驗及其未知後果。但因過去研究多半聚焦在殖民主義帶來的制度規訓，本文擬探討相對被忽視的消費社會面向。現代性特徵也與媒體科技的發展密切相關，Giddens（1991, 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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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高度現代性的起源歸因於「越來越複雜交織的印刷媒體與電子傳播媒體科技發展」。Thompson（1995）列舉了大眾媒體的五項特性。一、在生產和散佈上必然包含相當科技和機構手段，換句話說，大眾傳播與媒體工業是一體的。二、將具有象徵價值的形式商品化，並使眾多個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可接觸到這些商品。三、生產與接收的脈絡是不同的，媒介內容生產者不會收到面對面直接的回饋，接收者對於媒介內容的決定權很微小，但他們的詮釋未必如生產者所預想。四、大眾媒介打破時空限制、加劇時空疏離，同時媒介越來越普及，使得媒介訊息更加無遠弗屆地融入日常生活，成為慣例並被習以為常。五、大眾傳播設計給眾多不預設背景的接受者，因此任何人、不論階級、出身、性別或其他差異，都可便利地取得大眾媒介內容。這五項特性呼應了傳播科技與現代性的密切關連，大眾媒體快速普及地傳遞資訊促成消費大眾的興起，其同時性的特質則明顯地改變生活形態與作息，將各地發展不一的人們都帶入標準化的工作時程，向都會區集中的工作及生活形態，並加速且加遽了全球化的影響。吉見俊哉（2002，頁 27）指出，大正文化中最重要的特徵，是「藉由新媒體將大眾做為對象的文化產業化」。日本自明治維新起努力於強調富國強兵而被稱為「生產文明」、「文明時代」、「國家時代」，明治之後的大正時期經歷中產階級與大眾消費興起，被認為「消費文化」、「文化時代」與「個人時代」。由於教育普及、購買力提昇以及電影放映、唱片錄音等技術引進，報紙、出版品、電影、唱片等媒體不再是少部分知識份子的嗜好，逐漸成為大眾日常生活的消費財。以往侷限在家庭領域的婦女，也開始進入職業生活與公共場所。在這個階段，文化現代性的特徵反映在衣著、建築、消費習慣、娛樂活動上。在外觀和衣著上，婦女服裝洋化出現洋裝、斷髮，男士髮型洋化等；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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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有西洋式的公寓在東京出現；咖啡店、餐館數量增加，而百貨店或劇場等處也設置食堂，百貨店廣受歡迎，相對影響了小販業者的競爭。同時，電影作為娛樂活動，透過螢幕而能看到外國的演出內容，這改變了傳統舞臺劇的視覺觀賞和節奏（平林初之輔，1975）。兩次戰間的日本，因為經歷了快速都市化、工業化，大量電力與機械科技引進，大眾階級興起，生活型態西化等轉變，許多思想家對於現代主義、日常性、現代生活等概念提出見解，並在當時逐漸成熟的大眾媒介如報紙、雜誌上積極辯論（Harootunian, 2000）。在當時，雖然也有論者受馬克思主義影響，認為日本的消費風潮只是膚淺地模仿好萊塢明星，也有如永井荷風厭惡收音機等現代科技聲音的作家，多次在其作品中提到因討厭鄰家傳來廣播的聲音，被迫出門遊盪（永井荷風， 1951），但也有多位日本思想家提出關於消費與日常生活的見解。權田保之助肯定民眾可從民俗、娛樂活動中得到真正的快樂，並且從中展現自主性，娛樂也是文化的創造，電影、廣播等是大眾娛樂重要的一環。（Harootunian, 2000；吉見俊哉，1995）。今和次郎（1929）以考古的精神研究當代的消費社會，稱之為「考現」，他認為購買商品已成為現代生活的一部分，實地在東京銀座等都會區觀察往來行人的妝束、活動，區域建築形式等等。平林初之輔提出與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相近的觀點，認為廣播和電影不但促進傳播，更改變了藝術鑑賞形式，由傳統少數菁英欣賞轉為社會大眾皆可以接觸，是智識普及化的利器（Harootunian, 2000）。平林初之輔認為電力科技是呼應人的需求而產生，但科技形式本身也帶來了新的改變，甚至影響藝術、生活乃至於文化的本質。例如由留聲機、自動鋼琴和廣播所發出的機械音樂，雖然被批評是劣質藝術、甚且危及傳統藝術人的生計，但電影、廣播、或機械音樂都需要新的腳本，他們並非只將舊有藝術大量粗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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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帶來新的藝術形式，「很難說是人類決定了機械或機械決定了人」（〈独立の途中にある機械音楽〉，平林初之輔，1975 ，頁 323-326）。平林初之輔（1975）在〈現代生活是如何改變的〉（現代の生活は如何に変りつ、あるか？）一文中提及，日本的國技相撲因為太過緩慢，與現代生活的速度感格格不入，因此籃球、棒球等西方賽事較受歡迎。而傳播科技高速、同步的特性，對日本生活起了加速作用：電影以舞台劇三分之一的時間就欣賞到一樣的內容。過去我們無法看到的外國人的演技，現在可透過螢幕、用我們的眼睛來觀賞。對於日本人生活的變化起了加速作用。……現代文明就是所謂的電力的文明，現代生活的一切都由電力所支撐著。最近特別顯著的是無線的發展，這十幾年間地球被無線的網所包覆，廣播用的無線，在這兩三年裡，即使是在日本也獲得了七、八所放送局和百萬名的收聽群眾。作為娛樂的機關、報紙的輔助物品一舉打入了我們的生活當中。照片電報進入了實用領域，在不久的將來電影放送也實用化的話，我們的生活會變得更加豐富（頁333-338）。 1920 年代，所有新文化都滲透了日常生活，也有著現代化生產的蹤影。平林初之輔分析，從明治到大正初期，日本處於一個在制度上急速攝取西洋文明的時代，透過「官廳、學校、醫院、公司、銀行、工廠、火車、汽船、郵局、電信、其他等等制度移入」，改造了日本人的生活。而從大正末期到昭和時代，西洋文明更加直接的深入到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娛樂、喜好之中，也就是日本人生活的世界化（全球化），在這個階段，現代性科技和電力不但改變了生活的物質層面，也影響了文化內容。對平林初之輔（1975）而言，留聲機和廣播成為現代音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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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媒介，音樂也機械化了，雖然有人將電影取代演劇、蓄音機與廣播取代說書視為傳統的消逝，他則認為廣播所傳佈的機械音樂更廣泛普及，讓普羅大眾也能接觸藝術。新媒介科技所形塑出的新文化現象，更快速地進入大眾的日常生活，這是平面印刷媒體所不能比擬的。平林初之輔以及其他論者樂觀看待傳播科技對日常生活的影響，認為是日本現代生活的開展，反映出日本大正時期熱切看待現代、科技與文明的社會氣氛。

貳、廣播在日本與臺灣的推行

廣播的前身是無線電，其同時、遠距傳播的功能，在一次世界大戰中發揮極大的功效，被當時日本社會形容為「沒有線卻可傳遞遠方事物的文明利器」（竹山昭子，2002，頁 12）。1920 年代廣播在美國逐漸開展時，日本政府也開始討論。1923 年關東大地震發生後，由於災後訊息混亂影響民心，廣播即時傳遞資訊的功能更受重視。廣播的即時性最早吸引了新聞業，位於東京的《報知新聞》社、大阪的《朝日新聞》社等率先進行新聞內容與音樂演奏的實驗播出，並經由報導開啟民眾對該科技的興趣。日本遞信省於 1923 年 12 月 21 日公布了「放送用私設廣播民營化規則」，此後日本各地的廣播活動也越來越頻繁。1925 年 3 月 22 日東京放送局開始播音，隔年名古屋與大阪放送局也相繼成立，開啟了日本廣播事業。隔年便由官方主導設立了日本放送協會，統轄日本國內各地的廣播電台，民眾裝設收音機需向放送協會登記，每月還需繳納費用。（日本放送協會放送文化研究所，1998）曾任臺灣民政長官、後來接任東京放送局首任總裁的後藤新平在演講時指他對廣播的抱負，包括促進城鄉、性別與階級間的文化機會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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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創造居家生活的革新，擴大教育培養國民知識，速報經濟情勢活絡交易等四項（臺灣遞信協會雜誌，1929）。從新聞報導可知，當時日本各地著迷於廣播的人非常多，私下鑽研接收與傳遞訊息的技術，自行組裝、改造收音機，他們被稱為「廣播迷」（ラジオ・ファン）。竹山昭子（2002）認為，民眾對廣播的狂熱和大正時代日本社會追求現代主義的氛圍非常吻合。當時輿論也認為傳播科技是現代性的代表。吉見俊哉（1995）在《聲音資本主義》（聲の資本主義）一書中介紹了當時日本媒體上對於廣播科技的論述： 1925 年 10、11 月號的《中央公論》中提到多篇文化人的廣播體驗。其中久米正雄與近松秋江將對於自己聲音能被清楚聽見很滿足；馬場孤蝶只注意到放送時聲音的發音和高低；九保田萬太郎後悔自己說話太快。……而關於廣播的文化可能性，只有荻原朔太指出廣播的普及，可能讓聆聽音樂變得比現在更輕鬆自在（吉見俊哉，1995／李尚霖譯，頁 205）。固然日本政府推動廣播具有政策目的，但一如當時對於現代性與現代科技的看法，論者認為廣播也可帶來大眾娛樂，促進基層民眾創造文化。吉見俊哉（1995，頁 123）引用權田保之助觀點，「娛樂是文化創造的原始活動」。權田將廣播視為「超空間、超距離」的媒介，例如人們不用到棒球場觀賞賽事，聆聽廣播放送即可掌握比賽進展，具有「傾刻將同一種娛樂送進幾十萬、幾百萬家庭中的龐大能耐。」（吉見俊哉，1995，頁 215）。這裡指的是廣播兼具即時性與共時性，其內容與大眾娛樂結合，成為文化仲介者的特色。根據《放送史料集》記載，1925 年 2 月，當《大阪朝日新聞》社開始進行實驗播音時，臺灣總督府遞信部的會議室裡，官方與民間代表聚精會神地聆聽收音機，收到的音質大體良好，對於能夠即時聽到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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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發聲的內容，覺得非常驚奇。在 1920 年代日本社會擁抱新科技、新思想、新消費風的影響下，1925 年日本國內剛設立廣播電臺；同年 6 月，臺灣總督府利用始政三十週年紀念進行十天實驗播音，並在臺北市內新公園、臺北醫院、大稻埕的太平公學校內、萬華龍山寺，其他地區則在郵局、公共禮堂、市公所等處裝設收音機，另有汽車裝著擴音機在大街小巷放送廣播內容。這十天試播期間，分早（11:15-12:00）午（午後 2:15-3:00）晚（7:15-9:00）三段，內容包括《臺灣日日新報》、《電通》、《大阪每日新聞》等三家報社提供的新聞摘要、演講、唱片、童謠、西洋音樂、日本及臺灣傳統音樂、天氣預報等。1927 年，臺灣總督府制定了〈台湾ラヂオ聽取規則〉，規定有關持有收音機的相關事項，這時領有收音機聽取執照的登記數僅有 128 戶，但他們可以收聽到來自東京、大阪、名古屋、甚至上海與馬尼拉的廣播。1929 年 11 月舉辦昭和天皇的即位大典，也運用試驗播放的方式，在全島各地主要場所即時廣播，臺灣地區的居民與殖民內地共同經歷了典禮的細節，執政當局也想藉由廣播的共時性營造統一的國族認同。 1928 年 10 月臺灣總督府正式推動成立廣播電臺「臺北放送局（JFAK）」，最初的電力功率僅 1 千瓦（葉龍彥，1997；何義麟， 2000）；同時，仿照日本國內模式，要民眾申請收聽執照、每月徵收「聽取料」一圓（周兆良，2003），但試播期間免收。當時廣播被視為全新令人驚異的科技，推廣此新興科技是日本力求跟上美國、歐洲文明水準的重要指標。1929 年 2 月《臺灣遞信協會雜誌》刊登了一系列關於廣播的文章，其中〈如何看待廣播〉（ラヂオを如何に見る）一文，將廣播評為推廣大眾智識普及的文明利器，將運用於教導、教化和娛樂三大目的，文中引用第十二任臺灣總督川村竹治的意見，希望透過廣播在殖民地運作，能達到文化融合、鞏固國家認同的目標。同期也刊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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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短文〈廣播時代〉（ラヂオ時代），慶賀臺北進入廣播時代：近日在臺北，人人均沉醉於廣播。眼界所及之天線，代表著收聽廣播的戶數之多，猶如來到了廣播時代。這是因為只要些許費用與簡單設定，每天傍晚即可收聽JFAK 的節目。在現代，任何事物只要不夠大眾化，其存在價值幾乎微乎其微。從此話來看，沒有比廣播更與時代相稱的東西了。正如每天早上不讀報紙會感到少了什麼，或如不吃米飯覺得吃不飽，若沒了廣播，世界將有如陷入黑暗。廣播漸漸地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從去年十一月開始試驗播送、十二月開始實驗播送以來， JFAK 搏得人們歡迎與喝采。截至今天為止，收聽者已突破六千人，有著每日收到數十份收聽申請的盛況。……尚待開化的臺灣能藉由 JFAK 得到極大的滋潤，我們打從心裡感到高興。…… 從此文可知，殖民政府將廣播視為開化文明的一環，並期待它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開化落後的臺灣。雖然在臺北放送局成立一年後，臺灣地區登錄的收音機即達9 千 400 台，不過由於節目和語言都以在臺日人為主，裝設收音機的臺灣人約只占收聽戶的四分之一（日本放送協會放送文化研究所，1998，頁 22），顯然並非「人人」均有機會沈醉於廣播。廣播在臺灣推行初期，能否近用此科技是明確的族群與階級象徵。 1931 年 1 月 15 日起，總督府宣布實驗性廣播的階段完成，展開正式播音。為了推展廣播業務，也仿效日本內地的作法，於2 月 1 日成立半官半民的「臺灣放送協會」（簡稱臺放），負責增加收聽戶、修理收音機、處理收聽障礙等。放送協會成立後檢視節目方針，指出當時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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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總數為 500 萬，日本人僅佔 27 萬，認為若要增加訂戶、積極推廣日語，首先得吸引臺灣聽眾，因此增加了許多臺灣音樂、歷史、綜藝、商情等內容，也與唱片業者結合，嘗試藝人現場演出或介紹新上市的流行曲盤（日本放送協會放送文化研究所，1998）。1934 年起利用短波設備，直接轉播日本內地的節目內容，使殖民地人民與內地聆聽相同內容、同步接收訊息，對於建立共同的國族想像，有著實質與象徵上的指標意義。在臺北放送局後，臺南放送局（1932）、臺中放送局（1935）也相繼創立，1940 年民雄中繼站完成，嘉義與花蓮放送局則分別於 1943、1944 年，在日本統治結束前，全臺共建置了六座廣播電台。根據臺放的紀錄，在三〇年代前期，臺北放送局製作了不少有特色的節目，諸如「臺灣講古」以臺語進行，解說三國志等古典小說以及勸善懲惡的歷史故事。「臺灣山岳健行路線介紹」，「家庭百科問答」，「園藝時間」等等。當時臺北放送局為了播放現場音樂，在新公園內設置了演奏所，一開始只演奏西洋或日本傳統音樂，後來也邀請了臺灣本地樂團。另外，臺灣也不只是單方面接收來自日本內地的節目。1934 年9 月 9 日，臺灣輸出的節目「臺灣之夜（台湾の夕べ）」首度於日本全國播送。利用國際電話株式會社的短波設備，播送臺灣總督府總務長官平塚廣義對臺灣現況的演講，以及臺北長春閣、雅頌團團員所演奏的臺灣音樂「梅花操」和「滿堂紅」，此後以每月一次的頻率播出，包括臺灣音樂、廣播風情、童話劇、原住民的生活等節目都廣受內地聽眾歡迎。（日本放送協會放送文化研究所，1998，頁 28）。這意味著廣播不只將資訊由日本播送至臺灣，後者也可反向傳遞殖民地文化至日本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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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的運用及其影響。「女服務生端來汽水後又走了。……收音機的喇叭開始播放著略帶雜音的日本經濟消息。……儘管他兩眼直瞪著某處，仔細聆聽新聞報導的表情，其實他的心早已飛到天邊。此刻，他的眼中儘是那女孩美麗的微笑，嘈雜的廣播聲也喚不醒他。」（林煇焜，1933／邱振瑞譯，1998，頁 166-167）。上段描寫是小說主角李金池與朋友某日搭公車來到臺北城內的明治咖啡屋談事，當時已下午三點半。李金池當日下午在咖啡館聽到擴音機播放、略帶雜音的廣播經濟新聞，是該時代許多人近用廣播的共同經驗。當時廣播音質並不佳，竹山昭子（2002，頁 37-39）引用當時漫畫家細木原青一幅附文漫畫，內容是有一個還沒有聽過廣播的男人聽到了某家店擴音器傳出的聲音時，笑說：「啊、哈、唱片都刮傷了吧」經過了四、五家店後發現到處放著同樣的歌，而且一樣是刮傷的音質。之後才被指點：「這不是唱片喔，這是廣播」。以刮傷的唱片來形容廣播，顯示當時收音機傳出的音質遠比蓄音機來得差。經濟新聞在三〇年代的廣播節目中佔有很高的比重。如同前面提及，東京放送局首任總裁後藤新平在就職演說中特別強調「速報經濟情勢活絡交易」，凸顯政策對於經濟新聞的重視。從《臺灣日日新報》刊載、臺北放送局落成紀念（1931 年 2 月 16 日）當天的節目為例，上午有一個半小時的日用品、蔬菜價格播報，下午則有將近兩小時由臺灣正米市場組合發表臺灣米市場行情，日本電報通信社發表日本股市市場與商品市況。下午四、五點之間正好是播報經濟新聞的固定時段。何義麟（2000）曾訪問一位臺南的黃先生，他回顧戰前買收音機主要是為了收聽股市行情。當時臺灣本島可透過「株屋」買賣日本內地股票，黃先生除了收聽行情，也定期收到券商送來的交易報告。從日治時期的報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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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可知，1934 年起利用廣播放送的期貨市場白米交易行情來賭博的情形在小都市興盛起來，交易者利用早上和下午廣播播送的行情為基準，在中介商處進行交易，但當局一直譴責這是賭博行為（李承機， 2006）。《放送史料集》（日本放送協會放送文化研究所，1998）指出， 1934 年開始「內地中繼」，藉由短波設備在臺灣轉播日本內地的節目，接收熊本放送局的電波（中波）並於島內轉播，隨電波接收的狀況不同，有時也會轉播來自大阪與廣島的節目。然而，夏季受到強烈的大氣電波干擾，轉播狀態常嚴重地惡化。因此，每年十月至隔年三月以編排內地轉播的節目為主，四月至九月則以本地節目為中心。唯有內地的經濟新聞在一年四季均有轉播。此外，亦會轉播春秋季的六大學棒球賽、夏季的中等學校棒球賽，以及東京、大阪的相撲等受歡迎的運動賽事。轉播日本內地節目內容若是為了提高統一的國家意識，本應從政治中心點東京為首要對象，但實際的經濟情況是，臺灣與大阪地區的商業活動更加熱絡，所以改從熊本放送局接收訊號。依照《放送史料集》，因為「臺灣的證券交易業者，多數是總店或分店設在大阪，就播出次數與即時性來說，熊本轉播比起東京轉播更為方便、迅速」（日本放送協會放送文化研究所，1998，頁 22）。若分析《臺灣日日新報》的廣告主地域，大阪地區商人是臺灣最大的廣告買主。臺灣與大阪在物質生活及商業網路上，比東京或日本其他地方更為緊密（呂紹理，2005）。這個例子顯示，雖然日治時期廣播的推行富有政治目的，但其實際實踐的結果，未必如執政者所預期，而需與經濟、社會、文化等其他力量相折衝。日本大舉推行現代化建設期間，為了籌措資金，在美國紐約證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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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牌發行政府及企業債券。例如 1931 年 6 月 24-27 日間，《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1931, June 24, 1931, June 26, 1931, June 27）連續報導，臺灣電力公司（Taiwan Formosa Electric Power）為尋求日月潭水力發電廠資金，發行四十年期的政府保證償債基金，將於7 月 1 日起在紐約證交所掛牌。由於時值 1929-1933 年的全球經濟大蕭條，該次償債基金上市被全數認購，市場評論認為是好的跡象。在掛牌前後數日，這件消息都是《臺灣日日新報》的重點新聞。如1931 年 6 月 26 日報導外債可望在兩三天內達成協議的消息，且指出可望為本島經濟帶來超乎想像的發展，夕刊頭版引用紐約 24 日發佈的電報，傳言臺電的海外債券將在 26 日掛牌，當天下午臺電舉行記者會說明，此新聞也佔據了隔天《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的第二至四版（頭版為廣告）。臺北放送局每天編輯摘錄新聞重點並播報的慣例，一天有數段經濟商情新聞，收播前也有《臺灣日日新報》重點報導，將資訊新聞傳達到收聽戶家中（見表一）。在電報、報紙、廣播交織的媒介網絡下，三〇年代的臺灣與紐約之間的訊息僅有一天落差，大眾媒體的即時性不僅讓臺灣更緊貼著日本內地，也更緊扣著全球資本市場的運作。即時性之外，精準共時也是與大眾媒體密切相關的重要現代經驗，不只涉及國際資本市場運作，也深刻影響到日常生活。依照 Thrift （1990）考據，以英國為例，原本各地鐘樓是依照當地時間來運轉， 1838 年鐵路網開始替皇家郵政傳送郵件，缺乏統一標準時間讓旅途及郵務傳送十分辛苦且混亂。1842 年起，因位於格林威治（Greenwich）的皇家天文台被認為是當時全英國最精確的觀測所，主要鐵路公司開始採用格林威治時間為標準時間（Greenwich Mean Time），並制訂出火車時刻表。Zerubavel（1982）回顧，在 1884 年含歐、美洲廿五國參與的國際子午線會議中，經過種種政治折衝與協調，最後通過以英國格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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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臺北放送局 JFAK 1931 年 6 月 27 日廣播節目表 上午6 點 30 分晨間招呼（臺北）廣播體操（臺北）上午7 點本日天氣（臺北）臺北測候所發表上午10 點今天的料理（臺北）「饅頭」（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發表）上午10 點 20 分日用品零售商情（蔬菜）（臺北）臺北市役所發表上午10 點 30 分家庭百科問答（臺北）放學後晚歸兒童的家長、作為家長的使命有幾年？上午11 點 59 分正午報時（臺北）氣象預報（臺北）臺北測候所發表、放送局編輯新聞（臺北）下午12 點 20 分唱片時間一、可憐的秋香（秋蟾），二、雪梅思君（幼良），三、??（王滿良）下午12 點 40 分日用品零售商情（魚類）（臺北）臺北市役所發表經濟新聞（臺北）??新聞（臺北）職業介紹事項（臺北）下午12 點 50 分運動競技「棒球」從臺北市圓山棒球場直播下午4 點經濟新聞（臺北）今晚黃金檔節目介紹下午6 點兒童時間歌曲「初夏之夜」此時段的歌本提供聽眾免費索取，請多加利用下午6 點 25 分演講「在結核預防日之際」臺灣總督府警務局長井上英下午6 點 55 分明日活動預告（臺北）下午7 點初等數學講座下午7 點 30 分國文學講座（臺北）下午8 點唱片演奏（臺北）一、review「Miss 上海」（岸田辰爾作）歌唱由宝塚少女歌劇團月組、二、軍事美談「保少年」（劇本長谷川幸延）都？文男、木下吉之助、伏見正光下午8 點 40 分映征故事『這顆太陽』伴奏：若林?? 管弦楽器演奏：細田指揮：久本七？下午9 點 20 分氣象報告（臺北）臺北測候所發表臺日新聞（臺北）放送局編輯新聞（臺北）公告事項（臺北）、明天的節目（臺北）註：??表示原文不清楚。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6 月 27 日，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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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治天文台的經線為經線零度，以東和以西各劃分 180 度，每 15 度劃為同一時區，全球共分 24 個時區，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嘗試跨社群地同步時間。日本是當時參與國際子午線會議的唯一亞洲國家。日本自 1868 年起開始「明治維新」並採用西曆，明治天皇於 1886 年頒訂，依照 1884 年國際子午線會議之決議，以東經 135 度、格林威治標準加九小時為日本標準時間。相對於歐洲的統一時間是務實所需，日本主動採用與全球一致的時區，藉以展現其參與世界、追求現代化的決心（Ikuko, 1997）。不過，當時日本常見的發條式時鐘時間容易錯亂，而且只要一天不上發條就會停止，一開始官方採取正午時在各地施放午砲提醒對時的方式，各地的鐘塔也是民眾對時的依據，當收音機的時報以「秒」為單位將電波送進各個家庭當中時，人們與家庭開始擁有報時系統。根據 1932 年〈全國收音機調查〉，報導項目十一種（包括氣象、新聞、財經、日常生活用品價格、料理食譜、官廳公告、產業新聞、收音機體操、職業介紹、蠶絲價格、報時）中，最受聽眾喜愛的第一名是「新聞」（19.5%），第二名為「報時」（16.6%），第三名則是「氣象」（16.2%）。廣播和收音機深入家庭，把人們帶入需精確配合的全球運作體系（竹山昭子，2002，頁 63）。有別於英國之標準時間乃是為了交通與商業的需求而促成，對臺灣社會而言，標準時間是殖民者自西方引進的新體系，將臺灣從自然韻律的農業社會直接推進工業社會的時間管理，也代表臺灣從大清帝國邊陲、自主運作的韻律，大步跨入與世界體系接軌的理性時間。1895 年日本佔領臺灣後，將臺灣從傳統社會推向現代社會，以現代社會最具代表性的組織—民族國家作為強勢推動者，設置學校、醫院、法院、警察、軍隊等機關，國家權力直接介入私人領域，而理性治理與監控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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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即是標準時間的確立。日本於 1895 年 6 月 17 日宣布在臺灣「始政」，同年12 月 27 日即公布以日本原標準時間為「中央標準時間」，以東經 120 度子午線作為臺灣、澎湖與八重山及宮古群島之標準時間，稱之「西部標準時間」，比日本標準時間慢一小時，隨後新增的日本殖民地含朝鮮與中國東北等地都在此標準時區內。多重標準時間衍生的時差問題，在帝國中心與周邊領土的互動日益密切後顯出不便，尤其 1928 年起廣播開始播音、1936 年起飛機開始往返後更是如此，1937 年 10 月 1 日起，日本宣布廢除西部標準時區，所有殖民地都以日本中央標準時區為準（呂紹理，1998，頁 54）。《臺灣總督府陸軍幕僚草案》（1991，頁 50）記載，自 1895 年 6 月27 日起由軍部實施正午發砲提醒對時，「砲車長需在每日上午 11 時 30 分進行砲腔清潔及裝填的任務、附上拉繩、為點火做準備」。根據竹山昭子（2002，頁 50-51）的考據，使用午砲對時的作法，是明治時期兵部省為了達到軍務的統治和效率化，向太政官所提出的要求，正午的午砲在全國主要地域實施，街道的空中響徹零散的砲聲。午砲的發射最初是屬於兵部省武庫司管轄，而後交移陸軍部；天度測定初由陸軍省兵學寮，而後是內務省地理局，從 1888 年開始改由剛創立的東京天文台執行，而陸軍省所執行的午砲由於經費縮減於 1922 年的夏天遭到廢止。臺灣由軍部報時，是沿襲當時內地的作法。1906 年起臺北觀測所利用無線電報取得東京天文台的正確經度，1911 年臺北觀候所購入天測儀（周明德，1992），自此取代軍部擔負起精確報時的工作。廣播時代來臨後，每天中午十一點五十九分起以及晚間九時廿分收播前，播音員即開始倒數讀秒：距離正午十二點還有五十秒、還有四十秒……還有五秒……一秒。雖然節目表中只列上幾點幾分，但廣播節目的設計以秒推進，短短一分鐘、十分鐘的節目時段，每一秒都需精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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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節目表的規律性也影響了生活韻律。Snow（1987）指出，大眾媒體不只是散布消息，還提供每天日常生活的慣例，形塑個人和社會每天的韻律和節奏。而Moores（1993, p. 86）認為廣播將同步的、全國的外在時間轉達至百萬個家庭客廳中，可稱為「標準時間的馴化」現象。換言之，廣播將外來的秩序帶入私領域，而人們依各自的方式將此標準化的時間結構在日常生活中產生意義。竹山昭子（2002，頁 65）指出，放送局重新將時間區分設定，透過報紙等進行事前預告，並將此預告以秒為單位來正確運行。透過報時、收音機體操和運動轉播的進行，在戰前、三〇年代，收音機就成了民眾客廳的主角，也影響了個人和都市的韻律，對時的動作從公共場所進入家庭成為每日慣例之一。廣播將精確對時工具帶入日常生活，也使更廣泛、更精確的共時行動成為可能。作為即時傳播的大眾科技，廣播除了讓人們經歷共時性，進而塑造共同的熟悉感，形成群體的認同與想像。例如日治時期每天開播的第一個節目就是廣播體操，這原本是1928 年 11 月 1 日由東京中央放送局開始實施、以作為昭和天皇登基紀念的一個節目，之後成為全國廣播的固定慣例，日本列島、朝鮮、庫頁島、臺灣等當時日本領土範圍內的人們都有過隨著廣播作體操的經驗。這項源自美國保險業的活動，後來已成為日本人的生活習慣，延續到戰後（竹山昭子，2002，頁 244）。在三〇年代，臺灣島上的人們即使家中沒有收音機，也有機會參與政府和學校舉辦的廣播體操大會（許佩賢，2011），這項實踐在戰後以大會操的形式保留下來。 1934 年 8 月 9 日至 9 月 5 日間，《臺灣日日新報》在二版刊登了〈鏡頭下的一日廿四小時（カメラの一日廿四時間）〉系列，由廿四幅照片與短篇圖說來描繪臺灣社會一天廿四小時的活動。第一篇為早上六點，臺北放送局以收音機體操來開啟一日之序；中午十二點是時尚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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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咖啡廳午餐，女子看著銀白色手錶喊著：「阿，我的手錶時間好像慢了！」，下午一點是晚報截稿時間，編輯與記者在高堆紙張的辦公室內做最後奮戰，晚上九點、十點分別是跳舞場與咖啡店的黃金時段。這些照片當然不能代表在該時刻臺灣社會的集體活動，但顯示一日以廿四小時切割的邏輯已是默會，而大眾媒體穿插在日常活動之中，成為慣例作息的一部分。在三〇年代的臺北，搭公車、火車已是尋常經驗，而大眾運輸系統代表大眾共時行動，仰賴精確的時刻表。在《命運難違》中，某日金池與友人至料理亭蓬萊閣用餐，「一行人出蓬萊閣已是八點四十分」，金池打算趕九點半的公車，就在往返閒聊之後，友人玉生看了腕錶，旋即吃驚地對金池說：「慘了、九點五分了」金池回答：「來不及搭九點半的車了，沒車班了。」兩人於是散步走向太平町，途中經過雙連平交道放下柵欄，等候開往臺北的火車通過，最後在馬偕醫院前搭上開往士林的藍色公車（頁 103-114）。因為作者林煇焜畢業自日本京都帝大經濟系，而後任職於淡水信用合作社理事主席，熟知經濟事務，對於商業活動的描寫格外深入。按當時的習俗，土地買賣、貸款借款等方面，需在冬至結算，對於金融業、代書業、登記註冊所等地，沒有比冬至更忙的時候；與雜貨店、餐飲業往來，全在農曆年終結算；日本人只過新曆，付款都是在新曆年終。文中提到 1933 年元旦這天到來，但在臺灣真正從內心感受到正月氣氛的只有日本人，幾乎大部分臺灣人對此都漠不關心。在殖民時期的臺灣島，天皇駕崩即位是大事，城隍爺生日的大拜拜也得熱鬧喧囂，臺灣人已習慣在新舊秩序交織的韻律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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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廣播作為媒體匯流的核心

《命運難違》故事的開場，是由李金池與女服務生靜子在滿州咖啡館的對話開始，「從夾雜在咖啡館樓下擴音機流瀉出來的樂聲中，依稀可以聽到這對男女的對話（頁 1）。」咖啡廳是三〇年代臺灣最時尚的休閒場所，經常透過擴音設備將蓄音機和廣播的內容傳遞給客人，並借此吸引往來行人。都會中產階級，像小說提到的男性留學生、生意人、商社社員或政府雇員，都是咖啡館的主要客源，家境好的年輕女性也常結伴同行，打扮時尚的女服務生因為職業關係得以近用最新穎的傳播科技。咖啡廳不只盛行在臺北都會，住民較多的街廓也常見。例如，昭和八年九月《臺灣新民報》報導（1934 年 9 月 27 日，頁 5），以「都市盛行的喫茶店已流行到鄉村」為標題，介紹嘉義東石郡朴子街咖啡店開張的消息。因此，雖然根據呂紹理考據，從日人與臺人擁有收音機的數目來論證，在日治時代能收聽廣播的是少數菁英階級。但透過咖啡廳這類文化中介場所，加上殖民政府刻意設置的廣播點如公園、公所、學校、集會點等，接觸廣播的人遠比登錄的收音機人口來得高。回應本文一開始對於「誰用廣播」、「在何處使用」、「如何使用及其影響」的提問，廣播等當時的新興傳播科技並非家家戶戶都能擁有，除了在臺日人之外，臺灣人之間能在家裡擁有收音機的人並不多，因此收聽廣播是民族與階級的象徵。不過，以咖啡廳、舞廳、料理亭等社交場所在都會區廣受歡迎的情況，能出入這些場合的人們，包括消費客人與服務人員，都有機會近用廣播。因此收聽廣播也形成現代與封建、都市與鄉村、教育程度高低、以及新舊生活型態之間的區辨。中產階級以上的男性比女性更有機會近用廣播內容，該時代女性因行動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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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制，能在公共場合接觸廣播的機會也有限。至於廣播的影響，除了上小節提及對現代生活韻律的形塑，廣播也以較間接的方式，透過媒體匯流將資訊傳遞給人們。如媒體實踐取向學者所強調（Bausinger, 1984; Bräuchler & Postill, 2010），日常生活中人們不可能只使用單一科技，總是多種媒體交織使用，資訊交匯形成複雜的網絡，因此廣播與其他媒體的相互關係也是本文關懷的重點。《命運難違》的女主角陳鳳鶯是萬華名門之女，原本媒人穿梭於陳家與李家欲促成她與李金池的婚事，但後來因李堅持自由戀愛而不了了之。鳳鶯的登場是由妹妹鳳嬌興奮地拿著報紙，分享新館電影院將上映影片【七之海】的消息（林煇焜，1933／邱振瑞譯，1998，頁 33）。故事中有好幾個片段，藉由陳鳳鶯與父親陳太山的對話，透露出報紙在日常生活中的必要性。例如陳太山對友人提及，家裡訂了兩份報紙，主要是因為女兒們非常愛看報上的連載小說，但新聞上有太多外來語令他困惑（頁 85-88）。當某日報上頭條刊載了他們熟識的人就任滿州國特使，成為政府的國賓，陳太山隨即把報紙拿給女兒，鳳鶯也評論了時任滿州國總務長官駒井德三的背景生平，令其父訝異且佩服（頁 300-301）。另外，李金池的學長玉生在獨處時看報紙的描寫也很生動：像是突然憶及似的，隨即攤開當天未閱的晚報，從第一版開始瀏覽起來。一如往常，關於齋藤內閣的報導佔滿頭版的版面，他只挑標題看，沒去細讀內容。玉生想到齋藤由一名縣府的工友，榮登日本大首相的寶座，不由得感到自己大學畢業，但前途黯淡（頁146-147）。上述的描寫凸顯了報紙在當時已是日常資訊的來源，成為生活中討論的焦點，除了是社交議論的核心，也是個人理解、想像社會的來源，並據此形塑自身與群體的認同。報業也是臺灣最早成熟的大眾媒體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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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在臺日人山下秀實 1896 年創立《臺灣民報》，兩年後為總督府收編，轉型為臺灣官方報紙《臺灣日日新報》，1905 年發行漢文版為期五年。據臺灣總督府 1924 年的調查，《臺灣日日新報》約有 18,970 份發行量，而由於報紙常在圖書館、醫院候診室、公所、車站等地張貼，估計臺灣人讀者數目應遠超過報紙一半的發行量。因而在報紙廣告欄中半數是臺灣人所刊載的商業廣告，這跟設立學校，識率普及有高度相關（孫秀蕙、陳儀芬，2009）。1932 年 1 月，在臺灣總督府對媒體的嚴格統治下，標榜是「臺灣人唯一言論機關」的《臺灣新民報》被許可為日刊報紙，宣告要繼續替臺灣的讀者大眾發聲。加上跨海來臺販售的《大阪朝日新聞》、《大阪每日新聞》等內地報紙，三〇年代的報業競爭激烈，搶奪已經成形的讀者大眾市場。推估到了三〇年代後半，臺灣人的日刊報紙讀者數已超過百萬人（李承機，2005，頁 269）。與西方的發展相似，廣播新聞在日本與臺灣發展之初，只是由播報員念出報紙上的消息。各地放送局自開播之始即有新聞廣播時段，除了《臺灣日日新報》所提供的新聞，後來也增加熊本放送局轉播的日本內地全國新聞，將其速記後重新編輯為適合臺灣的內容，有時也播報《大阪朝日》、《大阪每日》臨時提供的內容。播音員需聽取內地的電波、將其速記並重新編輯，並在幾分鐘之內就報導出去。臺中、臺南各地也會播報當地報社如《臺灣新聞社》、《臺南新報》等提供的素材。在三〇年代初期，臺北放送局維持一天兩次的新聞播報，直到戰爭開始，一方面為了幫助民眾了解時局，並為了利用廣播宣傳，才開始增加新聞播報，以及臺語、客語等語言的內容（日本放送協會放送文化研究所， 1998，頁 25）。就日本廣播史而言，首度播放廣告的實驗，是在臺灣進行。當時臺灣許多的廣播節目仰賴內地電台的轉播。然而透過中波傳送的轉播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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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其接收狀況上並不穩定，特別在夏天因大氣電波干擾幾乎無法收聽。在這種狀況下聽眾不可能增加。為此臺灣放送協會提出了邀請內地藝人來臺製作娛樂節目，並以廣告作為其經費來源之策略。在 1932 年 6 月 15 日起進行六個月的實驗，作法是在晚間八點半黃金時段利用受歡迎的娛樂型節目開始及結束時念出贊助廠商的名，規劃提供廣告的節目種類包括新書雜誌內容概述、出入船舶介紹、唱片視聽、料理菜單、化妝品提供的娛樂節目等。由於節目大受歡迎，不但聽眾增加，廣告成效也很不錯，森永、龜甲萬、味之素等民生用品企業都是熱衷的廣告主。其實早在廣告放送試行尚在討論階段時，報業已經視廣播為勁敵。例如《新高新報》在1931 年 6 月 11 日出刊的評論（三版）直指「廣播是報紙的勁敵（ラヂオは新聞の勁敵）」，因為廣播能直接訴諸收聽人的耳朵，又「能夠將諸如重要緊急新聞、預報消息，知名演講、運動、行情以及氣象等等的消息迅速又正確地傳達給民眾，而且還能保留現場氣氛，讓民眾享有身臨其境之感。」文中也舉美國廣播搶走報業廣播收入的經驗為例，力主臺灣的放送局不可播放廣告。此文凸顯了當時報業與廣播的競爭關係，甚至敵視的態度。因此廣告放送的實驗如預料中遭到日本報業的集體反彈抵制，由報業協會向日本政府、臺灣總督府強力遊說，加上臺灣本地報業競爭也非常激烈，反對廣告資源流向廣播，使得廣告放送只實施半年即黯然結束（日本放送協會放送文化研究所， 1998，頁 28）。廣播原本依賴報紙提供新聞來源，但是在突發事件中，其時效性就脫穎而出。1935 年 4 月 21 日發生新竹臺中大地震，放送局臨時改變原來的節目內容，全部時段用作災情報導，並且為了體恤災民，取消所有的演藝類節目，咖啡廳也禁止播放蓄音機，以體恤災民哀傷心情（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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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新報，1935，頁 8）。與東京大地震後民眾開始重視廣播的速報功能的經驗相似，廣播在災害傳遞訊息的運用上的時效性，讓人們更能體認到廣播新聞即時的特性。廣播對現代生活的幫助，也逐漸獲得肯定，如《臺灣新民報》（1932，頁 12）在 1932 年即主張聽取料應減半、並推動日臺雙語節目播送，讓更多臺灣人能收聽廣播，以增進機會均等。到了 1937 年，當時的左翼週報《昭和新報》（1937，頁 8）稱廣播為社會生活的必需品，疾呼當局應以更積極的做法，包括降低費用、增進設備，以普及廣播在臺灣農村的收聽。有別於廣播與報紙間緊張關係，廣播與電影、唱片間的合作較為密切。《命運難違》中提到，友人赴陳家說媒，持續聽到鄰家留聲機傳來的爵士樂聲。李金池常光顧的咖啡館、跳舞場，即是都市中流行文化的焦點。當李金池心情不好，朋友邀他到日新町的同聲俱樂部，七人組成的爵士樂隊伴奏外，還有十五名蓄著齊耳短髮、穿著洋裝和臺灣裝的舞女陪伴客人跳交際舞。在樂隊演奏的空檔時，「擴音機流洩出唱片舞曲」（頁 466）。另外，在 1935 年 12 月 10 日出版的《臺灣婦人界》上有一篇許章氏夫人（いのゑ）受訪在〈由妻子所見丈夫的興趣與嗜好（奧樣が見た旦那樣の趣味と道樂）〉（頁 182）專欄刊出的文章，內容提及先生之前愛跳舞並經營跳舞場，後來覺得這樣病人會找不到醫生，就於兩年前轉讓他人，之後平日娛樂不外聽收音機或蓄音機。從中也可窺知兩樣新科技在中上階層家庭中使用的情形。三〇年代是唱片的戰國時代。1932 年，阮玲玉擔任女主角、上海聯華影業製片印刷公司出品的默片【桃花泣血記】來臺放映，故事敘述富家子弟戀上貧窮的牧羊女，雖試圖爭取婚姻自由，終因階級懸殊，而以悲劇收場。為了宣傳電影，日美合資的唱片公司在臺子公司古倫美亞邀請詹天馬作詞、王雲峰譜曲（葉龍彥，1999；莊永明，1994），以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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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在臺北街頭遊行並大聲放送。【桃花泣血記】歌詞提到：「戀愛無分階級性，第一要緊是真情， … … 禮教束綁非現代，最好自由的世界……。文明社會新時代，戀愛自由即應該，階級拘束是有害，婚姻制度著大改。」此曲大受歡迎，顯示新思潮受到共鳴並表現在文化商品的設計，且受到消費者喜愛。此後唱片公司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出現在臺北市街頭，如文聲（1932）、博友樂（1934）、泰平（1934）、勝利（1935）、日東（1937）、東亞（1938）。三〇年代唱片流行的程度，除從多家唱片公司數目來看，也可從代理商數量知一二。當時全臺的唱片代理商有兩百家以上，臺北、基隆、宜蘭、新竹、臺中、彰化、嘉義、臺南、高雄、屏東、花蓮港廳都設有唱片特約店（施又文，2008）。鄉下的有錢人通常到城市去訂購唱片或取貨，放送歌曲時，經常聚集很多左鄰右舍來聆聽，唱片公司門前走廊也常聚集一大堆人哼哼唱唱（葉龍彥，1999， 2001）。默片電影上映之前，報紙預先介紹，唱片公司會依其主題製作唱片（陳君玉，1955，頁 25），限於當時的錄音技術，通常是一曲一片，歌曲在廣播節目宣傳。例如〈表一〉所列JFAK 1931 年 6 月 27 日節目表中，午間的唱片時間播放了「可憐的秋香」以及「雪梅思君」等曲盤，都是當時大受歡迎的曲目。1932 年 9 月 14 日這天《臺灣日日新報》四版以半版的篇幅介紹當天廣播節目，中午12 點 20 分播出的「晝間娛樂時間」介紹新上映的電影「チャムブ」以及富山千惠主唱的流行歌「海的女王」等，包括簡要故事情節以及歌詞節錄。該節目在隔月 10 日也播放了「臺灣音樂」單元，介紹古倫美亞唱片「陳三自嘆」（清香主唱）與「採花薄情報」（清香、碧雲、水連主唱）（王櫻芬， 2008；臺灣日日新報，1932 年 10 月 10 日，頁 5）。1925 年日本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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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送局開播之前，原先預料對唱片業產生衝擊，不料開播後唱片銷量反而增加（李承機，2006）。許多人聽到廣播對唱片的介紹而提起購買的興趣，因此廣播也是推廣流行文化、刺激唱片銷量的重要機關。三〇年代的廣播、報紙、電影、唱片等傳播科技，交織成 Giddens 所描述的大眾媒體網絡，當時的臺灣人即使家裡沒有收音機，也可能在公共場所聽到廣播，或有機會讀到報紙引用廣播所播送的即時新聞，聆聽並哼唱著因為廣播介紹而大受歡迎的流行新曲，電影院更是都會年輕人的主要休閒場所。大眾媒體原是現代性的產物，反過來也深化了消費社會，讓臺灣更緊貼著全球化的腳步運作。

伍、小結

典型大都會的事務與關係是如此多樣與複雜，因此承諾與服務若無最嚴謹的精準，整個結構都會崩壞陷入無法避免的大混亂。……想像柏林所有時鐘與手錶都突然因各種原因失靈，即便只發生一個小時，所有的經濟生活與都市的傳播都勢必因此長時間中斷（Simmel, 2000, p. 177）。相對於馬克思主義者將時間的標準化視為資方對勞動時間的精算， Simmel 認為現代化都市仰賴大規模複雜協調，因此精準是現代性的必須要件，由此我們可以理解將精準帶入日常生活的廣播科技，與現代生活是如何密不可分。過去臺灣學界對於日治時期傳播科技史的研究很少，關於廣播的研究多從殖民政府用以規訓被殖民者、作為國家機器宣傳工具的角度出發，然而傳播科技與社會的互動有其複雜面向，需從更多元的視角來檢視。雖然廣播的推動具有濃厚政治目的，但廣播也使原本處於帝國邊陲的臺灣得以參與全球化的運作，接收各地即時傳遞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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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並有機會反向傳遞文化至日本本土。文化的影響力固然有強弱之分，但絕不是單向線性的。為了凝聚對祖國想像共同體的廣播節目，也可能反而促成臺灣在地的本土認同。在殖民時期臺灣所經歷的多重現代性經驗中，本文著眼於過去研究較忽視的傳播科技與消費社會面向，將廣播在臺灣的推動置於大正時期以來日本積極追求現代性的脈絡下。由於大眾媒體普及，消費大眾興起，廣播作為嶄新科技，具有現代、進步的象徵意義，當時日本社會以興奮的態度來看待新傳播科技進入日常生活，這股追求現代性的熱潮在三〇年代透過大眾傳播科技傳至殖民地，直到大東亞戰爭爆發前，媒體科技與消費主義，及其所帶來的新舊秩序的激盪，是臺灣都會社會的中心。 Bourdieu（1984）指出，消費具有凸顯身分地位、確認自我認同與區辨階級的作用。臺灣在日本殖民體制下接觸現代性，從農耕進入快速工業化、都市化的社會，在三〇年代初期的臺灣，收音機訂戶仍以日本人為大多數，為臺灣人的三倍，整體而言，以在都會區、中上階層的年輕男女，或在娛樂場所從事服務業的女性最有機會近用廣播。不過由於公共場所常以擴音設備將廣播內容放送出來，因此一般人也可受到廣播的影響，或者經由大眾媒體交織的複雜網絡，間接受到廣播的影響。本文藉由三〇年代小說《命運難違》所描寫的場景切入，回顧廣播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與其他傳播科技交織影響。臺灣推動廣播的時機與日本內地只有些微差距，廣播雖然帶有殖民者欲同化人民、建立國族認同的任務，但民眾也體認到廣播即時傳遞、共時體驗的特質，用之參與經濟活動、投資股票與期貨市場，了解時事、聆聽娛樂、或接收地震即時災情。廣播與報紙、唱片、電影等傳播產業的連結密切。一開始廣播的新聞內容都是由報紙提供，以至於當臺灣放送協會試行插播廣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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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營收的策略成功時，報紙擔憂廣告流失而強力抵制。電影在二〇年代起即是民眾主要的娛樂，伴隨電影發行的唱片也掀起流行文化風潮，三〇年代前期是唱片業的戰國時代，發行臺語流行歌的曲盤公司紛紛設立，報上也常見唱片介紹與廣告，這些訊息也會在廣播節目中介紹。廣播與其他媒體形成複雜交織的網絡，即是 Giddens 所認為「高度現代性」的推手。廣播對臺灣社會最隱性、卻也可能是最大的影響，在於它提供的精確對時功能，並藉著其即時與共時的特質，將精準融入人們的日常習慣。西方標準時間的確立起源於跨區域交通的活動擴大，基於集體共時行動的實際需求，臺灣進入標準時間體系則因於日本殖民政府對於世界積極參與的決心而推動，當廣播提供對時服務之後，對時的動作尋常化，精確對時使得公車、火車等大眾運輸系統能順暢運作，也使更精密複雜的分工協作成為可能。廣播除了透過節目時刻表形塑人們生活作息的韻律，也是都市節奏維繫的穩定力量。都市化、消費與媒體科技都是現代性的重要特徵，廣播在當時以新興媒體的姿態，為唱片、電影、報紙提供資訊匯流的平台，也成為消費社會的新星。三〇年代臺灣已具有消費社會的雛形，然而此生活型態在戰爭中被破壞，戰後不久國民政府又宣布動員戡亂並實施將近五十年的戒嚴令，一直到八零年代後期，才又重新開始體驗消費社會的滋味。藉由回溯廣播在三〇年代的使用情形，我們得以理解屬於本土的媒體現代性經驗，以及媒體消費在臺灣歷史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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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Technology and Modernity:

An Investigation of Radio Usage and Urban Life

in the 1930s Colonial Taiwan

Sumei Wang

*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everyday usage of radio in the 1930s colonial Taiwan. Situating in the narrations of urban life provided by ‘Inviolable Destiny’, the article aims to depict the complicated networks constituted by radio and other media technologies, and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new media technologies, consumerism and modernity. Being influenced by globalization, Japan witnessed huge transformations of lifestyles and the rise of mass media and popular culture during the interwar period. Radio was introduced to Taiwan by its ruler with great enthusiasm toward modernity. Although it was the colonizer’s intention to discipline the colonized by means of radio, the medium turned into an important source of information and entertainment for lay people. The radio also privatized synchronization and made punctuality an inseparable part of modern life. It affected the rhythms of cities and brought Taiwan into the complex systems of capitalism and globalization.

Keywords: 1930s, media technology, modernity, radio, Taiwan, urban life

*_{Sumei Wa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Colleg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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