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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從文學、副刊版面耗時累積文化資本外,因為政治情勢逐漸 鬆綁,反對人士行動日益激烈,以政治新聞與言論的突破,挑戰統治當

局的權威而彰顯報社的獨立性,則是這階段台灣新聞場域內另一種尋求 差異與區隔的策略。例如 1977 年的五項公職人員選舉,黨外人士大量 當選省議員(21 席),選舉開票日並發生中壢事件。在這次選舉中,

地處南台灣的《台灣時報》以整版報導選情,使《台灣時報》在發行與 廣告量上大幅提升。1979 年美麗島事件時,《台灣時報》更利用地利 之便以中性的角度敘述事件經過,而與其他報社相區隔並得到讀者的支 持。8這些因素都讓《台灣時報》在 1980 年代初期,以 12 萬 5 千份的 發行量超越另一份於高雄發行的黨營《台灣新聞報》,成為南台灣第一 大報(孫太山,1987)。

鑑於《台灣時報》因長期耕耘黨外新聞而獲致成功的經驗,1977 年接手《台灣日報》的傅朝樞也如法炮製,刻意經營剛湧入大量黨外議 員的省議會新聞。除此外《台灣日報》還進一步與黨外人士如許信良、

蘇南成、林義雄、蘇洪月嬌等人合作,將《台灣日報》的業務推廣工作 交由上述黨外人士承辦,以對抗國民黨與兩大報間的聯盟互動(戴光 育,2007: 81)。但也因為與黨外人士過從甚密引起當局的側目,於 1978 年由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收購。儘管《台灣日報》的後續發展引 起評價不一的討論,但論者多數認為當時《台灣日報》所選擇的新聞報 導路線是成功的:

在各報有意封鎖黨外議員新聞的情況下,台灣日報的敢言與直 言,便顯得特別的一枝獨秀,引起各界的刮目相看,很多人都 有一種共同的看法,要看省議會新聞,就要看台灣日報(吳哲 朗,1978: 19)。

從《台灣時報》與《台灣日報》的發展歷程來看,兩報的興起固然 擺脫不了侍從報業的框架,但從中也看到台灣社會局勢的變化。一方面 是國民黨已經無法徹頭徹尾地掌握輿論走向,另一方面是黨外逐漸凝結

成可觀的社會力量,這股力量可以從 1977 年後歷次選舉中黨外人士得 票率與當選席次上得到反應。而對報業經營者來說,黨外新聞固然是禁 忌,但也是可資開拓經營的新聞路線。

1981 年轉任《自立晚報》總編輯的顏文閂事後認為,對人力與資 本不及兩大報的《自立晚報》,將重點放在單一的政治新聞上得到相當 好的效果(楊志弘企畫,1990: 51)。再加上發行人吳三連個人的黨政 關係與個人背景,使得《自立晚報》在美麗島事件後一連串重大政治新 聞的取材與角度上,都展現與兩大報不一樣的新聞立場。《自立晚報》

相對公正的新聞處理,《自立副刊》對本土文化的重視,在在使報頭下

「無黨無派‧獨立經營」的辦報信條不只是空談,而是讀者對《自立晚 報》的具體印象,同時也是《自立晚報》在新聞場域內重要的象徵資 本。

由於民眾對黨外新聞以及政治訊息的渴求,《自立晚報》也在發行 量上獲得回報。最顯著的是在 1983 年無視台北其他兩家晚報的競爭,

逕自調升廣告刊價 20%,報禁解除前《自立晚報》在晚報市場的佔有 率更高達 70%,報禁解除前一年(1987)甚至出現報史歷來最大盈 餘,歷年虧損也減少至 30 多萬元,幾近損益平衡(呂東熹,2001)。9 相較於主流兩大報記者慣常以「埋地雷」、「屈筆」等方式傳送些許對 黨外民主運動的同情以及對國民黨的批判,《自立晚報》、《台灣時 報》、《民眾日報》這些民營小報,顯然在政治新聞特別是黨外新聞的 處理上,取得與兩大報截然不同的定位,如此又讓台灣報業演化出另一 個區隔判準,這條界線的劃分就是想像共同體的差異。

李歐梵(1997: 183)主張中國報紙存在兩種不同的社會功能:社會 批評和文化建設。其中社會批評的功能屬於 Jurgen Habermas(1989)

所謂公共領域的一部份,文化建設的功能則形成 Benedict Anderson(

1983)想像共同體的作用。從形成公共領域的角度而言,1970 年代報 紙常用的形式是訪問整理、座談紀錄、演講紀實,報社所辦的活動成為 報社扮演社會角色的重要符碼,利用文化界領袖的魅力或大堆頭名人的 發言進行公共討論,文字配上照片,傳播者與讀者彷彿面對面在接觸(

陳義芝,1997: 158-159)。

而經由報紙形成想像共同體的文化功能,是指原本人際間面對面直 接溝通的公共討論,經由報紙等印刷品的中介後,具體的公共空間漸次 發展為間接存在的想像性實體,印刷品成為當代人思索同質但空洞的共 時性群體的主要管道。這也是Anderson 與 Habermas 最大的差異所在,

因為對 Anderson 來說新聞、報紙所提供的不只是理性討論的原始材 料,它更是關於自我、共同體乃至國族身分的公共建構,更是特定文化 社會想像形式的反映(Schudson, 2002)。

Anderson 論述想像共同體時以朝聖圈的概念解釋何以單純的殖民 地行政區劃,最終為何會演變為拋頭顱灑熱血的神聖祖國。其中所憑藉 的正是由地方文學、報紙等印刷品建構而成的國族情感所致。類似地,

1970 年代隨著黨外人士一波波地撞擊,對萬年國會的批判,要求回歸 憲政等等改革訴求,表面看來是對國民黨統治正當性的質疑,但實際上 也是對何謂國家、何謂台灣的既定觀念提出挑戰。這想像共同體的差異 便反應在副刊上的呈現,鄉土與本土的差異固然在鄉土文學論戰時是混 雜不清的,但作品意欲反應的究竟是腳踏實地的台灣或魂牽夢縈的祖 國,終究是必須面對的問題。

1979 年是五四運動六十週年,對中國文化來說是有特殊意義的一 甲子紀念。《聯副》與《人間》分別以「五四運動六十年」及「五四批 判與批判五四」為題,舉辦座談與刊登系列文章紀念,相比之下《自立 副刊》的立場與主張就顯得獨樹一幟。這一年在詩人羊子喬與杜文靖的

奔走下舉辦「鹽分地帶文藝營」,並且在該年的5 月 4 日至 6 月 11 日 間於《自立副刊》,以「鹽分地帶文學展」為名刊登一系列文學作品專 題(黃崇軒,2007: 4)。1982 年接任《自立副刊》主編一職的向陽(

林淇瀁)(2000),更在主掌副刊編輯工作時,就有意識地要將《自立 副刊》帶向與兩大報相反的文化立場:

當時我的思考,相對於兩大副刊習慣流露的「中國」意符,

《自立副刊》應當強調「台灣」意符,於是「本土性」成為主 要的內容定位與走向。相對於兩大報作為媒體主流,《自立晚 報》向來就處媒體邊陲,《自立副刊》在文學文化領域也應該 為邊陲發聲,於是「邊陲性」成為我取稿約稿的主要來源。最 後,相對於兩報副刊的資源豐厚,可以以市場作為取向,在稿 費微薄的情況下,我決定走一條反向的「異議性」的管道取 向。

分析場域內部的鬥爭過程時,Bourdieu 主要運用兩組概念解釋場域 變遷的動力。一組概念是他律與自律的辯證,呈現在早期台灣新聞場域 的發展過程裡,就是民營報社經由社會新聞帶來的經濟效益,逐漸擺脫 對政府公告的依賴,繼而累積為各報在 1970 年代於副刊版面上競爭的 基礎。另一組概念則是局內人與局外人(established and outsider)在文 化與象徵資本上的競逐。在這部份,Bourdieu 很大程度地借用 Weber 的 宗 教 社 會 學 理 論 , 將 牧 師 與 先 知 的 對 抗 描 述 為 正 統 與 異 端 ( orthodoxy and heterodoxy)的衝突,是雙方企圖壟斷文化正當性的鬥 爭。

正統通過場域中的區隔邏輯產生異端,場域的區隔邏輯也就成為進 入場域時所必須支付的入場費,但此一門檻或區隔策略也成為顛覆的基 礎(Swartz, 1997: 124)。在向陽的引文中,明確地指出一系列的對

立:中國﹨台灣、主流﹨邊陲、共識﹨異議,這種對立毫無疑問正是其 他民營小報試圖以另類乃至被視為異端的文化價值,挑戰與顛覆以兩大 報為首的正統信念。《自立晚報》以及其他民營報紙,在政治新聞上的 報導,以及報社對自身的定位,都促使這些報紙發展出不同於台北主流 報社的新聞判斷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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