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 年 2 月在行政院的指示下，新聞局於 1988 年 1 月重新接受報 紙登記業務，報禁的時代於焉結束。報禁開放前民營報社對於報禁開放 的程度與速度有不同的主張，但最終因政府不願介入協調，而放任報業 市場自由競爭，導致的是報業更向市場傾斜，這可從報社對刊登廣告的 主導權做觀察。早年由於《台灣時報》的資金主要是創辦人吳基福向台 灣各地的醫界人士募集而來，因此在廣告方面「所有不進步、不科學的 例如命相、祖傳秘方大力丸、春藥等，都不需招攬刊登，使得不少人認 為《台灣時報》是醫生報。」（蘇墱基，2003: 153）而稍後《自立晚 報》在1987 年 9 月，取消「有色」的分類廣告，10 月份除去「有色」
的歌廳廣告，11 月份拿掉所有賓館廣告（楊志弘企畫，1990: 160）。
但報禁解除後，市場放任自由競爭，各報社為求生存也顧不了太多 原則。1980 年代中後期，與愛國獎券相應而生的大家樂明牌廣告，成 為眾多小報的重要收入來源。除了《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其他如
《台灣時報》、《民眾日報》與《自由時報》，都因為刊登明牌廣告減 少報社的營運壓力。《台灣時報》與《自立晚報》及兩大報的「有所登 有所不登」，當然不是通例而是特例，而且與報禁時期的寡佔結構脫離 不了關係。但在基本獲益足以維繫報刊日常營運的基礎下，至少有報社
願意為報格而犧牲經濟利益。
Wei（1996）認為解除報禁後的台灣報紙，採取三種策略面對市場 的開放：尋求新的利基、去政治化與政治化。第一項策略針對黨公營報 社由於無法拋棄黨國意識型態的包袱，而展開多角化經營方式，尋求報 社新的生存基礎。第二項去政治化策略則是兩大報基於報禁時期的壟 斷，進一步試圖擴大市場的編輯方針。兩大報為鞏固與擴張報系力量，
以本身在報禁時期累積的經濟資本，先後大量增補編採人力、耗費鉅資 以獎金與廣告促銷報紙。
新設報紙在不公平的競爭基礎下，只能與原先即存在的其他民營報 社爭取剩下約 30% 的市場，加上兩大報長期壟斷的派報通路，都使得 辦報成為一場只有資本家才有資格參加的豪賭，唯一能與兩大報抗衡的 是以房地產起家的林榮三接手經營的《自由時報》。而依據前述 Wei 的觀點，這些新興報紙所採取的是迥異於兩大報採行的去政治化策略，
反而以政治化的編輯策略突破困境。
在接手《自由時報》之前林榮三也曾投資《民眾日報》，林榮三為 何熱中辦報不得而知。但以林榮三出身地產商的背景，在台灣經濟與房 地產同步成長的過程中，林榮三應曾親身經歷捧著大把鈔票求登廣告而 不可得的怪異現象。而當林榮三在 1975 年擊敗郭雨新當選立法委員 後，個人也亟欲在政治上謀求發展，王惕吾與余紀忠又是因辦報而成為 國民黨中常委，是以報紙影響政治的成功「典範」，無論是心嚮往之或 彼可取而代之，應該都是促使林榮三決意投入報業經營的因素之一。
報禁解除前後，兩大報一方面大肆招兵買馬招募新人，另一方面又 以高薪互挖牆角。《自由時報》以其雄厚的財力，投入鉅資在這場人才 爭奪戰中。《自由時報》遷至台北發行時，禮聘王洪鈞擔任總主筆、歐 陽醇與顏文閂先後擔任社長（郭宏治，1987；花逸文，1987；續伯雄，
2000）。兩大報的創辦人在戒嚴時代即晉身為國民黨中常委，解嚴後兩 人雖然退出中常會，但兩報系仍持續有人擔任國民黨中央委員（如王效 蘭、高惠宇、林聖芬），林榮三本人也不遑多讓地從監察委員乃至監察 院副院長。卸任副院長一職後，林榮三於 1993 年當選國民黨中央委 員，並由時任總統的李登輝聘任為總統府國策顧問。
解嚴前兩大報以報社輿論影響決策，解嚴後余紀忠在中常會擁立李 登輝繼任國民黨黨主席、王惕吾在非主流政爭中的積極介入，林榮三則 選擇與代表李登輝路線的集思會，一齊反對郝柏村續任行政院長。當 1992 年 10 月《聯合報》於頭版刊登中國總理李瑞環：「不惜中止經建 阻止台灣獨立」的談話後，引發民間人士質疑《聯合報》立場並發起
「退報運動」，《自由時報》則不斷透過大量曝光的電視與平面廣告，
聲稱《自由時報》是一份「為兩千一百萬人所辦的報紙」。
但實際上《自由時報》除了以政治化策略為編輯方針吸引讀者，也 藉著雄厚的資金投入與兩大報在發行通路與廣告宣傳的競爭。當兩大報 在廣告上宣稱自己是第一大報，《自由時報》如法炮製地在三家電視台 大作促銷廣告。1992 年 7 月以「訂自由‧送黃金」的口號，以黃金五 千兩總額一億六千萬的預算促銷該報，1994 年繼續以「五億連環抽」
的高額獎金行銷。兩大報在報禁解除初期，以加量不加價的變相促銷方 式，壓抑民營小報而讓兩報的市場佔有率從70% 提升到 80%。
但當兩大報無力負擔低價促銷的成本時，於 1996 年 1 月沿用報禁 時期的陋習：「同業默契」，同步將零售價調升為 15 元。但此時《自 由時報》卻文風不動，持續以 10 元的價格在市面上販售（馮建三，
1998）。如同《自由時報》的廣告詞：一個銅板比兩個銅板少，1996 年6 月《自由時報》以社論宣告兩大報的時代已然結束。同年 8 月《自 由時報》為慶祝北高兩地新廠房落成，於台北凱悅飯店舉行冠蓋雲集的
慶祝酒會，創辦人林榮三在李登輝、連戰等黨政要員面前宣布《自由時 報》的發行量與閱報率為台灣第一。
「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果然不是空話，四十年前《聯合報》花了 十年的時間成為台灣第一，四十年後《自由時報》同樣花了十年的時間 取彼而代之。歐陽醇（續伯雄，2000: 1032）在 1987 年的日記中記載
《聯合報》在該年6 月將分類廣告價格大幅調降的競爭手法，認為此舉 是：
錢賺得太多，要拿來把人壓死的作法……，三週下來兩報也各 少了一億元的收入，真不知這兩大報存的是什麼心？
當年兩大報企圖以資金密集的方式，壓縮其他報紙的生存空間，進而全 面掌握報業市場，但用錢砸人的遊戲這回踢到鐵板，反倒自食惡果。日 後傳統兩大報各自引用其他數據證明自己才是第一大報，但突破兩大報 壟斷、三分天下的局面則是確定的。
儘管《自由時報》在創辦初期以高薪延攬兩大報編採人才，同時又 在銷售與廣告上得到市場的肯定，但時至今日在社會上乃至學界，對
《自由時報》的評價，始終只在其「數量之大」，而否定《自由時報》
在新聞編採上的成就。這些批評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批評林榮三為 商人出身，事事皆以成本利潤為出發點，不若兩大報般以報人自居、處 處禮賢下士。同樣是在歐陽醇（續伯雄，2000: 1038）的日記中，對林 榮三有如下的評論：
我現時靜下心來想到林（榮三）與吳（阿民）的絕情絕義作 風，一方面因他們知識水準太差，談不上文化與教養，炒地皮 發了跡，對知識份子自大無禮滿足虛榮。
另一種觀點則針對《自由時報》「台灣優先」的報刊精神而發，認
為 狹 隘 的 本 土 色 彩 有 礙 其 發 展 格 局 ， 替 《 自 由 時 報 》 創 辦 英 文 報
《Taipei Times》的司馬文武曾說：
《自由時報》老闆的台灣意識特別強，他一直被批評《自由時 報》本土性強，其實就是水準比較差的意思，如果辦一個國際 性的英文報紙結合在一起，就可以把兩大報拋在後面，這比辦 一個晚報還重要、還划得來（郭淑媛，1999）。
兩段引文都共同指向一個問題：林榮三的文化素養不足。問題是，
評價報社的標的難道不就是刊載在報上的新聞內容？根據「新聞公害防 治基金會」的統計，2007 年全年烏龍新聞統計共 506 則，各報烏龍新 聞依照數量多寡的排序為：《中國時報》＞《聯合報》＞《蘋果日報》
＞《聯合晚報》＞《自由時報》。10換言之，若從據實以報的角度為評 斷基準，《自由時報》顯然優於其他報社，但何以與社會評價有極大的 落差？
簡單地說，場域的動力來自於將特定的鬥爭形式加諸於行動者之 上，無論是在場域裡佔據統治地位的局內人或是處於被統治地位的局外 人，彼此雙方在進入場域之際就接受一個無需言明的前提：場域的鬥爭 是值得的，這個遊戲是值得玩的，而這也是每個場域都會生產出的幻 象。它代表倡導異端的人與維繫正統的人之間一種心照不宣、對鬥爭利 益的互相認同。參與場域競爭的一個非預期後果是儘管行動者可能對從 場域裡所獲得的報酬有異議，但最終仍將再生產場域的結構（Swartz, 1997: 125-126）。
可以看到《自由時報》面對的批判與 1960 年代《聯合報》的遭遇 是類似的：儘管兩份報紙創立的時間不同，進入場域更是先後有別，乃 至所面對的政經情勢也大相逕庭。但相同的是兩份報紙作為初入場域的 局外人，都試圖以本身持有的資本挑戰先前存在於場域中的資本構成，
引人非議之處也正此。誠然，《聯合報》於 1960 年代崛起後撼動的並 非黨國體制，受到威脅的是其他黨公營報社的生存空間，與 1990 年代
《自由時報》所面臨的攻擊與詆毀不盡相同。但兩者處境的相同處在於 對照當時場域內所存在的行動策略，身為局外人的兩家報社採取顛覆的 策略於場域內競逐。
所以是顛覆性策略，因為其意圖在於挑戰新聞場域內決定資本分配 的主導性原則，資本分配的主導性原則的鬥爭，實際上就是爭奪正當性 的合法原則（legitimate principle of legitimation）的鬥爭，是為了爭取宰
所以是顛覆性策略，因為其意圖在於挑戰新聞場域內決定資本分配 的主導性原則，資本分配的主導性原則的鬥爭，實際上就是爭奪正當性 的合法原則（legitimate principle of legitimation）的鬥爭，是為了爭取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