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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走出典範

本文對於台灣中國研究與社會學兩條五十年的學術發展路 線進行回顧,試圖釐清兩者在歷史上匯合的時空因素。有關「台 灣的位置」有兩層意義,一是台灣中國研究在整個中國研究知識 體系中的位移,二是台灣社會學者對於中國研究社群的知識回 應。這其實是一件看似簡單卻又複雜的工作。簡單的是,台灣社 會學界進入中國研究的時間相當短暫,受到台灣社會學整體發展 環境、研究方法、經費與資源的限制,關注的議題有限,且多是 對於西方中國研究現有成果的知識回應。複雜的是,過去五十年 台灣生產出數量極為可觀的中國研究知識,但是在典範移轉的時 刻,充滿著歷史包袱與政治企圖心的「匪情研究」知識就顯得與 當時的國際學術脈動有點脫節,而當學術界進一步更換檢視知識 的標準時(如TSSCI制度的建立),過往的知識往往被因為不符合 學術規範而遭拋棄。69當魏昂德用新傳統主義重新詮釋中國的國 家與社會圖像時,台灣中國研究學術依然停留在對「動態中國進 行靜態描述」的傳統制度典範之中,社會學者重返中國研究領域 適時彌補台灣在研究典範轉移過程中知識上的落差,但台灣社會 學的中國研究是否能夠超越中國化、本土化的爭論,成為一個新 興的「重點」的專業領域呢?在此,我們必須進一步思考台灣社

69. 我們在此刻意保持論述上的「模糊性」,是為了避免作者個人的主觀價值判斷,

模糊了整篇文章核心,我們並不認為中國研究有所謂的「主流」與「非主流」之 分,而是認為任何知識都有其存在的時代價值。有時候只是外在形勢的轉變讓價 值改變了,其實這與市場轉型論的預設是一樣的,當市場機制引進的時候「政治 資本」將貶值,而「人力資本」將升值。

會學者在中國研究的侷限與優勢。

整體而言,自魏昂德以來西方中國研究的主要核心是市場與經 濟轉型對社會的衝擊,中國研究的大方向似乎圍繞著「中國經濟成 長奇蹟」這個議題打轉,在帶進這套觀點時我們必須更小心理論累 積是否在某些程度上影響我們對中國真實世界的觀察與預設。也就 是我們往往已經帶了一副理論的眼鏡進入田野,對於那些在經濟活 動之外更巨大的社會變遷,社會問題、文化轉型等議題卻視而不 見,從西方研究脈絡下展開的社會學中國研究,雖然將「社會」重 新帶入,但要注意的是,是否只以某些特定的方式與規則帶入,更 具體的說,認識中國的理論必須要不斷的被反省,唯有不斷的對這 些研究發現與理論框架提出質疑與挑戰才能超越與開創。

雖然目前台灣社會學研究中國的傳統似乎傳承自西方研究 脈絡,但即使站在相同的知識理論基礎上,台灣也因為和中國之 間具有更複雜的政治、經濟、文化關係,所以必然比西方社會學 的中國研究擁有更多的資源與更敏銳的觀察視野,相對而言,台 灣未來的中國研究能夠發展的議題也更加多元化。雖然過去的優 勢不再,但政治經濟局勢的轉變,兩岸社會關係的變遷等脈絡,

提供當下台灣社會學研究更多的素材與利基,過去的優勢只是一 扇利於窺探的小窗,現在的優勢是由地理、文化、社會關係所架 構起來一張密集交流互動的網絡。捨棄從窗往外看到的世界,台 灣社會學的中國研究未來不只是如西方學者所採用的親身觀察 的實踐,更重要的是如何運用政治局勢、經濟合作、文化親近性、

社會關係等等兩岸共同發展的脈絡來進行超越西方累積的中國 研究知識,不只是滿足於解釋中國社會發展變遷,也希望能掌握 關鍵的社會議題,不只是超越現有的研究架構,也要能夠提供現 實世界問題的解答與實踐的出路。

本文刻意隱藏特定議題的不同觀點,只呈現出議題浮現的過程

與台灣學術的回應,讓整個學術的發展史看起來更加流暢。看似獨 立發展的兩條路線,其實鑲嵌在更大的國際政治局勢與典範變化 下,平行的兩條線原本僅有弱連結,在五十年後的某個時間點匯集 在一起,這個匯集是一方衰弱、一方興起的承續關係、還是兩者共 同尋求出路的合作關係?兩者交會對彼此又分別具有什麼樣的影 響?由美國主導的當代中國研究如何影響著台灣的中國與社會學 研究兩條路徑的發展過程與特徵。「事件」─也就是轉折,因為中 國的改變,造成整個西方對中國研究的轉變,而這轉變對台灣中國 研究、與台灣社會學又有什麼樣的影響。最終,在目前這個匯合點 上,台灣社會學中國研究的特色為何?這一篇論文是身為一個從

「舊」有台灣的中國研究領域跨入「新」社會學中國研究領域的研 究者,對自身理論定位的反省和身份的認同。我們是應該先把自己 定位成一個「社會學家」或者是「中國專家」?熟先熟後除了研究 者本身的學術旨趣,更重要的是對於學科發展本身的定位。藉由爬 梳這五十年來歷史的發展脈絡,想要探究的是中國研究的過去、現 在與未來,經驗理論的累積需要不斷的質疑與論證,我們需要不斷 的追求所謂中國研究的「意義」。

過去幾年學界不斷在探討「中國研究如何為社會理論做貢獻」

的問題,70但我們覺得更重要的是社會學理論能為中國研究增加什 麼,也就是理論到底是擴展還是窄化我們的中國視野?又能幫助我 們提出什麼不一樣的中國問題?如同傅高義對自身中國研究歷程 的反思:「我們常常犯錯誤,這些錯誤不僅源於可利用的資料有限,

而且源於幼稚—把學科框架強加給遠為複雜的現實」。71崔之元更直 言:「如果中國的轉型,是因為錯得厲害,因而取得重大成就,則

70. 林南,「中國研究如何為社會學理論作貢獻」,周曉虹編,中國社會與中國研究(北 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頁48~92。

71. 參閱傅高義,「當代中國研究在北美:超級強權下的邊緣人語」,頁131。

真正錯得厲害的,可能不是中國,而是過份狹隘的西方理論。」72假 如要用理論解釋世界,我們往往需要先理解真實世界是如何運作,

台灣的中國研究加入社會學的元素之後,在回應當前的典範同時,

也在為台灣的研究社群尋找走出典範的可能。

72. 崔之元,「導言:中國實踐對新古典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挑戰」,甘陽、崔之元編,

中國改革的政治經濟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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