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與中國研究：臺灣的位置（1955-2005）

社會學與中國研究：

臺灣的位置（

1955-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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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Studies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The Case of Taiwan (1955-2005)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李宗義 致理技術學院國貿系副教授 張弘遠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許雅淑

Lee, Tsung-Yi

(Ph. D. Student, Institute of Sociology,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Chang, Hong-Yuan

(Associate Professor, Chihle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su, Ya-Shu

(Ph. D. Student Institute of Sociology,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 本文原發表於2006年台灣社會學年會的走出典範：五十年的台灣社會學，因此整 篇文章的寫作脈絡是以五十年為結算。台灣的中國研究在近幾年除了議題更加多 元與零碎之外，整體的發展並沒有脫離本文四年前的觀察，因此加入2006年之後 的資料與否，不會牽動本文寫作的基本結構。作者感謝會議評論人陳志柔教授， 以及東海大學社會系陳正慧教授的指正，同時感謝兩位審查人細心閱讀，並指出 本文不少論述不清之處。

China Studies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The Case of Taiwan (1955-2005)

Lee, Tsung-Yi

(Ph. D. Student, Institute of Sociology,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Chang, Hong-Yuan

(Associate Professor, Chihle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su, Ya-Shu

(Ph. D. Student Institute of Sociology,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ociology and China Study in the past half century Taiwan. The case of Taiwan shows that forces of academic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have deeply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ological China Studies. Before the China’s economic reform, Taiwan has occupied a unique position to “access” China’s reality so we had produced a great deal of knowledge that help the academia to understand China. After the reform, China has opened its border for foreign sociologists so the advantage of the cultural intimacy the unique position of Taiwan is vanishing. Using the data of the major sociological journals and the research projects sponsored by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Taiwan, we demonstrate how the Sociologists in Taiwan respond to the transition of China Studies in the global level and how they reshape the China Studies in Taiwan. Conclusively, we show how the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brings the paradigm shift of China studies in Taiwan.

社會學與中國研究：

臺灣的位置（

1955-2005）

李 宗 義 國 立 清 華 大 學 社 會 學 研 究 所 博 士 班 研 究 生 張 弘 遠 致 理 技 術 學 院 國 貿 系 副 教 授 許 雅 淑 國 立 清 華 大 學 社 會 學 研 究 所 博 士 班 研 究 生

摘 要

本文重點在於過去二十年社會學在中國研究領域的知識生 產，探索臺灣社會學界在此知識體系所產生的成果。主要觀察的切 入點在改革開放前後，臺灣在此知識體系中的相對位置與位移。改 革開放前，臺灣憑著同為華人的親近性以及對中國共產黨特有的認 知，形成西方解讀共黨政策與理解中國社會的主要渠道，臺灣所提 供的研究成果和新聞情報，適時填補學界在中國研究領域的不足； 改革開放後，西方研究者進入中國進行實地研究的障礙逐漸消除， 加上中國留學生大量的湧出，傳統的社會科學與中國研究進行理論 對話的機會增加，臺灣在中國研究的獨特優勢位置不再。有趣的是 在同一時期台灣社會學研究卻開始對中國議題的關注，這現象突顯 了兩個問題：第一、台灣社會學對中國議題的關注主要的動機為 何？和改革前台灣的中國研究差異何在？第二、這樣的轉變對台灣 中國研究產生什麼樣的影響？這些影響又具有什麼樣的意義？本 論文將整理相關文獻及理論觀點，試圖進一步釐清社會學對中國研 究的興起所關注的焦點為何？又如何帶動台灣新一波對中國研究 的發展方向，而這些中國研究又如何刺激台灣社會學本土理論反 省？在此同時，走向本土化的社會學觀點在互動的過程中要如何看 待自身在中國研究領域中位置的轉移？又如何在社會學與中國研 究的融合中，找到利基並建立嶄新的立足點。 關鍵詞：學科、區域研究、社會學、中國研究、台灣

全世界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有許多共同之處。我們都為中國 的複雜性著迷，也不滿於自己同胞持有的老套觀點。因為我們的 知識遠不足以為許多關於無窮複雜的中國現實問題提供結論性 答案，所以我們總是充滿好奇，從不太過於相信自己。 ─傅高義（Ezra F. Vogel）

壹、問題意識

本文嘗試探討社會學（作為學科）以及「中國研究」（特定意 義的區域研究）在台灣的互動與發展。相較於過去台灣社會學界偏 向本土研究的「內視」旨趣，相對忽視中國社會變化的關注，近年 來此一情形似乎有所轉變，台灣社會學界中逐漸成了以「中國研究」 為主的社群。1當本土化浪潮仍在的情況下，本已經漸行漸遠的社會 學與「中國研究」，為何又匯聚在一起？兩者之間又能夠產生何種 有意義的連結？上述提問遂成為本文的問題意識。 本文嘗試去釐清，面對複雜的中國社會現象與社會科學典範移 轉，台灣的研究視野有何不同？更重要的是：「倘若當代中國研究 對於台灣社會學是一個新興現象，此現象緣起之關鍵為何？」本文 試圖去釐清各個因素在這個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全文大致區分為 下列幾個部分。 首先，我們將回顧過去五十年台灣中國研究與社會學的發展。 現有文獻對於台灣中國研究的學術史已有詳細描述，2針對特定議題 也有不少深入的回顧，3更有學者從中國研究的知識本質和台灣研究 1. 本文此處之中國研究，主要意旨台灣過去針對中共、中國大陸所展開之觀察與研 究，並非泛指一般對於中國宗教、文化、歷史之研究。 2. 楊開煌，「台灣『中國大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何思因、吳玉山編，邁入廿一 世紀的政治學（台北：中國政治學會，2000）；張弘遠、李宗義，「『中國研究』在 台灣：研究體制的發展與變遷」，石之瑜編，從臨摹到反思—我國社會科學博士對 歐美知識與體制的回應（台北：翰蘆圖書，2005），頁251~282。 3. 在何思因等人主編紀念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成立五十週年的專輯中，台灣 學者把過去五十年來當代中國研究進行一個全面的回顧，大約同一時間Issues &

者的身份認同進行反思。4因此我們的重點不是重複講述或解讀歷 史，而是探索五十年的台灣中國研究中社會學對應的地位與角色。 其次，台灣社會學界如何回應中國研究典範轉移？從1990年代 至今，台灣社會學界開始發展中國研究的知識傳統，雖然處於相對 邊緣的地位，但確已形成一個中國研究的隱性學群，5透過此一學群 相關研究者的研究分析，我們期望能夠對此加以說明。 最後，本文將從現有的知識生產、學門研究計畫的發展，嘗試 解讀中國研究在台灣社會學以及當代中國研究的位置。

貳、走出匪情研究

區域研究與學科之間的關係在冷戰之後變得冰冷，以專業理性 為主的學科對於研究地方知識的區域研究的理論貢獻能力並不滿 意。學科專家認限於特定脈絡（context-specific）的知識以及描述性 的解讀方式，將在社會科學對普遍定理的追求下逐漸淘汰，因為限 定於某地區的知識，不但無法建立解釋模型與研究典範，更無法成 為一種形式理論（formal theory）。在此基礎下，有限的研究資源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tudies也出版了特輯“The State of the China Studies Field”（38/4-39/1），邀請各領

域的外國學者對中國研究幾個領域進行總體回顧。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把這兩本著 作找來交互閱讀，瞭解台灣與外國學者針對中國研究特定議題回顧的不同。此外， 針對特定議題的回顧可見於何思因、陳德昇、耿曙編，中國大陸研究方法與成果 （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3）；王信賢，「當代西方『中國研 究』之新制度典範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43卷第8期（2000年7月），頁23~46； 王信賢，「組織社會學與當代中國研究評述：反思與實踐」，石之瑜編，從臨摹到 反思—我國社會科學博士對歐美知識與體制的回應（台北：翰蘆圖書，2005），頁 213~250；王信賢，爭辯中的中國社會組織研究：國家—社會關係的視角（台北： 韋伯出版社，2006）。 4. 石之瑜，「中國知識的歸類：脈絡的拼湊、累讀與開展」，石之瑜編，社會科學知 識新論：文化研究立場十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溫恰溢，「關於美 國中國研究機制的意識形態反思—以政治文化研究途徑為例」，石之瑜編，從臨摹 到反思—我國社會科學博士對歐美知識與體制的回應（台北：翰蘆圖書，2005）， 頁3~30。 5. 蘇國賢，「社會學知識的社會生產：台灣社會學者的隱形學群」，台灣社會學，第8 期（2004年12月），頁133~192。

職位空缺，不應以滿足某些特定區域研究的目標為主。6這樣的觀點 也出現在對於中國研究的批判論述當中，然而相對於此一論述，亦 有學者主張，區域研究必然與該區域的發展變遷息息相關，因此要 了解中國就必須從掌握相關的知識脈絡入手，此種在地的知識脈絡 雖然無法普遍化，但卻是進行區域研究時必要的操作方式。 一、美國的中國研究7 當代中國研究在美國的萌芽與東西冷戰的出現息息相關，早期 的中國研究被稱為「北京學」，是美國蘇聯研究下克里姆林宮學的 一支。中國研究在美國歷經1950年代的創立、1970年代的確立、1980 年代的發展以及1990年之後的興盛期已經產生五代以上的學者。8_世 代間的劃分並非只是一種年代的運轉，背後隱含有研究對象改變、 研究方法反思、研究觀點創新和三者之間的互動。 1949年與1978年無疑是影響中國研究發展的兩個轉捩點，1949 年共產政權的成立之後，將傳統的漢學研究與中國研究區隔開來， 自此中國研究不再是針對中國語言、文化、歷史、宗教的經典解讀 與考據，而是嘗試透過社會科學對於當代中國進行一種因果規律的 推斷。但是，最初三十年社會學者所面對的是一個閉鎖的中國，儘 管中國從1971年之後對美國開放，但是僅有極少數「同情」中國共 產革命的學者被允許進入中國，而所組成的拜訪團體進到中國之 後，也只能依照「官方」行程，參訪樣版單位（model unit），聽「官

6. Robert H. Bates,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 A Useful Controversy?”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 30, No. 2 (June 1997), pp. 166~169.

7. 其中一位評審指出本文只討論美國的中國研究是否有「美國中心」之嫌，這一點 作者難以反駁，因為整個台灣學界其實就是「美國中心」。相較於此，台灣社會 學的美國色彩因為經歷過本土化的關係反而比較淡薄，表現在中國研究之上也就 有了許多從台灣出發的問題，這一點在後面有詳細的討論。 8. 周曉虹編，中國社會與中國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趙文詞， 「五代美國社會學者對中國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研究」，涂肇慶與林益民編，改革 開放與中國社會—西方社會學文獻述評（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頁 35~56。

方」簡報，獲得很零碎的「官方」數據與「官方」說法，參訪者無 法選擇自己想要參訪的單位，更遑論與當地人民的接觸聆聽社會的 聲音。相較於蘇聯與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更加嚴格限制社會 學者田野訪問的機會，即使到了1977年學者還是認為在可預見的未 來，進入中國進行調查的機會不大。9因此，學者只能使用間接的方 式蒐集第二手資料，如官方媒體、政府公報與重大會議報告等文字 資料，或者在香港收聽廣播，對中國進行解讀工作，雖然這種研判 常常發生錯誤，卻是當時不得不採用的研究方法。10受限於資料的 來源，當時的研究集中在高層政治的局勢研判、正式制度描繪與官 方意識形態的解讀，這形成極權主義模式，在學科的分工上則落到 政治學門。11 任誰都無法預料機會來得如此之快，1978年的改革開放讓西方 學者有了進入中國從事實地考察的機會，套用Brian Hook的話說： 「世界學術界對中國的研究興趣，最初可能歸咎於尼克森和季辛吉 在1970年代的努力，但是它能最終實現卻是因為鄧小平在1980年代 的改革開放政策」。12 對於社會學者來說，最重要的是他們終於可以掀開中國神秘的 面紗進行實地訪談，並接觸到未公開發表的檔案資料。13其實在1970 年代末，趙文詞與魏昂德（Andrew G. Walder）等社會學者為了更 貼近中國社會的現實，就到香港進行中國移民的訪談調查，訪談的 結果使他們反思極權主義，尤其是發現到黨國體制對社會的滲透力

9. Martin King Whyte, Ezra F. Vogel, and William L. Parish Jr., “Social Structure of World Regions: Mainland China,”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3 (August 1977), pp. 179~207. 10. 傅高義，「當代中國研究在北美：超級強權下的邊緣人語」，周曉虹編，中國社會 與中國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頁122~132。 11. 孫立平，現代化與社會轉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301~303。 12. 轉引自周曉虹編，中國社會與中國研究，頁5。 13. 裴宜理，「半個世紀的伙伴；中國的中國研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曉虹編，中 國社會與中國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頁137。

並不如想像，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是相互滲透影響的。14 最明顯的例子來自社會學者對共產社會人際關係觀察的發 現，以往極權主義假定中國共產黨有一個團結的領導層，透過列寧 式政黨的民主集中制進行無產階級專政，因此所有的社會現象都是 官方意志的展現，黨組織無所不在的滲透力，對於社會進行全面的 控制，將使得所有人成為黨國體制與魅力型領袖的下的原子化個 人。15存在於社會之中的朋友關係已經被黨所建構的同志關係 （comradeship）所取代，私生活成為一種毫無隱私的公共領域。16 但這種對極權主義社會關係的想像，在學者接近中國真實社會 的過程中受到挑戰。以高棣民（Thomas B. Gold）的研究為例，高 棣民精闢的論述能力來自於其在1979到1980年與1984年兩次貼近 中國社會的「參與觀察」，17他發現過去的解釋太強調國家對社會的 滲透力，當共產政權開放國界之後，研究者才發現沒有一個政府對 社會的權威是不受挑戰的，也不可能將個人被化約成單一面向，即 使個人成為黨國體制所操控的一員，社會空間依然存在，人際關係 有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商品化（commoditization）、人我之 間（us and them）、朋友關係與同志關係等，同志只是行動者面對國 家宰制下的表面的儀式行為（ritual behavior），而非朋友關係的取 代。 改 革 開 放 讓 中 國 不 再 只 是 由 既 有 文 獻 與 移 民 口 述 資 料 （informants）所堆積的想像，而是一個可以看得見、摸得著，可以 14. 趙文詞，「五代美國社會學者對中國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研究」，頁46~48。 15. 僅舉一首相當著名的歌曲以作為說明，歌詞是這樣：「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 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千好萬好，不如社會主義好；河深海深不如階級 友愛深！毛澤東思想是革命的寶，誰要是反對他，誰就是我們的敵人！」 16. Ezra F. Vogel, “From Friendship to Comradeship: The Change in Personal Relations

in Communist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1 (January 1965), pp. 46~60. 17. Thomas B. Gold, “After Comradeship: Personal Relations in China since the Cultural

對生活在其中的社會行動者（respondents）進行訪談的現實中國。 1980年代中期社會學廣泛使用問卷調查與田野訪談，試圖用嚴 謹的科學方法與社會學理論來考察中國，同一時間，中國留學生開 始進入美國的學術市場，或者透過美國與中國推動合作研究，按照 當代社會科學的理論模式和方法研究中國社會，使得當代中國研究 領域改變了以往研究中國沒有「中國人」參與的局面。18 新一代的區域研究者面對學科挑戰的問題仍在，描述性的書寫 以及侷限於單一國家個案式研究無法獲得強調因果關係與定理的 社會科學所認同。為了擺脫專業領域對中國研究者的偏見，年輕學 者不再只是將自己定位成「中國通」和「中國問題專家」，而是朝 專屬學科靠攏，努力使自己成為學科專家，改變了過去中國研究學 者傾向於與中國同行合作，而不願意與同學科的人一起工作的景 象。19 然而在向學科靠攏的過程中，卻必須先合理的回答此一問題─ 為什麼關注中國（Why the focus on China）？20_{這個問題在中國改革} 的過程中自己尋找到答案，原因在於中國轉型滿足了社會學家研究 「巨型社會變遷」的興趣，在研究應用上的方法論與理論層次提 高。中國研究的成果得以進入以政治、經濟和社會學等專門學科為 主的刊物。以社會學為例，在美國三份英語的專業社會學期刊中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Social Forces），有關中國的論文在1949-1987年之間有只有19篇，而 18. 周曉虹編，中國社會與中國研究。 19. 傅高義，「當代中國研究在北美：超級強權下的邊緣人語」。 20. 筆者在一次研討會的場合曾經聽到香港科技大學的邊燕杰教授發出這樣的感 嘆。林南也認為西方學者很容易因為中國研究所的結論與他們的公認理論 （received theory）預期不同，而提出「關於中國的數據研究結果有普遍性嗎？」 這樣的疑惑。有一段時間，中國研究學者習慣用「中國特殊性」這種答案來閃躲 提問。這個答案一方面呼應了中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官方意識形態， 另一方面也是為貧困的理論尋找出路。

自1988年之後同樣的刊物發表了47篇關於中國的研究與評論性論 文，每一年平均有3篇文章。21_{美國中國研究的發展提供了一幅相當} 清晰的圖像，從政治環境下所產生的特殊區域研究是如何成為專業 學科中一個特殊的研究領域與對象。 這樣的轉變一方面是將經驗上、瑣碎性的區域研究理論化，建 立一套比較系統性的討論架構與知識體系。另一方面，一個與西方 資本主義社會截然不同的發展經驗，是檢驗社會學理論的寶貴題 材。因此，當中國以獨特的「摸著石頭過河」策略，成功調和「市 場化」與「私有化」兩條產權改革之路成為轉型成功的國家，22而 當區域研究脫離政治環境目的性的束縛，轉入學科領域發展，某種 程度也賦予區域研究更多的發展空間，研究議題也相對多元化。（見 表一） 21. 同一時期以中國為主題的英語學術刊物也紛紛出籠，如澳洲國立大學中國研究中 心（Contemporary China Centr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的China Journal （前身為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Studies）創於1979年；荷蘭萊登 大學漢學研究所（Sinological Institute, Leiden University）於1985~1986年發表的

China Information；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於1992年發表英文版China Perspective。

1989天安門事件之後，由海外中國學者和民運份子成立的當代中國研究中心（附 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於1990年創立中文版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論文（94年改名 為當代中國研究），並於1992年發行英文版的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兩份 刊物。在亞洲，香港中文大學與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於2001和2003年相繼出版

The China Review和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兩份刊物，相關討論見於Yanjie

Bian,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 Reform-Era China,” Issues & Studies, Vol. 38/39, No. 4/1 (March 2003), pp. 139~174。

22. 針對這個議題的討論參考吳玉山（Yu-shan Wu）的相關研究，見於Yu-Shan Wu,

Comparativ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s: Mainland China, Hungary, the Soviet Union, and Taiwan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Yu-Shan Wu,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sia vs. Europe,” Issues & Studies, Vol. 38/39, No. 4/1 (March 2003), pp. 93~138; 吳玉山，遠離社會主義：中國大陸、 蘇聯和波蘭的經濟轉型（台北：正中，1996）；吳玉山，「回顧中國大陸產權改革」， 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第14期（1999年夏季），頁175~199；吳玉山，「探入中國大 陸經改策略之研究：一個比較的途徑」，中國大陸研究，第46卷第3期（2003年 5月），頁1~30。

表一：美國發展當代中國研究的歷程表 時期 年代 背景 研究焦點 研究方法 草創 1950-1970 冷戰時期 「北京學」、「克里姆林宮學」 共黨組織、情報蒐集、政策建議 官方媒體 收聽廣播 反思 1970-1980 文革 反思極權主義模式 多元集團、派系、高層政治鬥爭 官方資料 移民訪談 發展 1980-1990 中國改革開放 真實的社會與社會變遷 （社會學觀點的帶進） 參與觀察 田野訪談 社會調查 （小規模） 累積 1990-至今 冷戰結束 中國經濟奇蹟 中國留學生參與 市場化改革的社會後果 中國經濟發展的社會學解釋 多元議題 參與觀察、田野訪 談與社會調查 （合作、大規模） 二、中國研究與台灣社會學 回顧台灣五十年中國研究的發展，我們發現台灣對中國進行研 究與觀察，基於現實因素的考量，研究者除了關注於兩岸關係發展 的面向之外，同時也需要有能力解讀大陸內部情勢的變化，這兩個 研究目標使其逐漸發展出獨特的研究傳統與使命，並讓台灣的「中 國研究」呈現出一種工具性的特質，就是從戰略利益或國家安全的 角度切入，針對大陸涉台行為與政經治理的因素或議題進行探討。 因此，台灣對於中國大陸的研究旨趣逐漸被化約為社會科學的 研究，其他如人類學、文化分析或歷史探討（中共黨史除外）等議 題均被排除在「中國研究」的領域之外。整個過程與美國當代中國 研究的建立是類似的，從早期的「匪情研究」（1949-1978）、中期的 「大陸研究」（1978-1992年左右），到最近的「當代中國研究」等三 個階段，觀察其中研究社群議題的選擇，與整體研究環境和現實結 構等因素，台灣中國研究實存有「國家主導」與「社會主導」不同 的研究形態，而研究取向「政策」與「學術」的差異，兩個層面所 存在的兩條路線，編織出三階段的知識傳統。23彼此之間存在著批 23. 受限於篇幅且本文主要是關注台灣社會學在中國研究的角色，我們只能很簡略的

判與繼承的關係，而所建構的研究傳統，至今仍影響著相關研究的 取材與視野（見表二）。 表二：台灣「中國研究」知識傳統的發展 研究形態 研究內涵 國家主導 社會主導 政策取向 匪情研究 大陸研究 學術取向 大陸研究 （大專院校） 當代中國研究 * 本表中實線表示知識傳統中的直接繼承，虛線表示間接影響 從表二來看，台灣社會學在其中位置是曖昧不明似有似無的， 不僅缺乏一個明確的定位，在前兩個研究時期似乎是完全不見蹤 影。要想釐清這個問題必須從社會學在中國的發展以及台灣社會學 在中國研究的延續與斷裂談起。 三、台灣社會學的發展與轉折 當二十世紀初期，西方社會學進入中國之後，形成了以孔德社 會學傳統為基礎的「學院派社會學」和馬克思歷史唯物論為主的「馬 克思主義的社會學」並存的現象。前者透過學系與機構的建立將社 會學知識帶到中國，初期仰賴的知識傳播者多為傳教士，其所提供 的知識偏向美國社會學的關懷，與中國社會幾乎毫不相干。而後者 則著重在社會思想的傳播，並強調工人運動的實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方式介紹台灣「中國研究」此近乎獨立（隔絕）的研究體制，更詳細的討論可參 考作者在另外一篇論文對此研究體制變遷的處理，見於張弘遠、李宗義，「『中國 研究』在台灣：研究體制的發展與變遷」，石之瑜編，從臨摹到反思—我國社會 科學博士對歐美知識與體制的回應（台北：翰蘆圖書，2005），頁251~282。

1927年內戰結束，國民黨掌權後開始打壓馬克思主義，馬克思 學說的傳播轉為地下，學院派社會學成為主流。241930至1940年代， 興起了第一次「社會學中國化」的熱潮，學者們強調所學的社會學 理論必須有助於理解並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而唯有實地的調查與 訪問才能掌握現實，此時出版了一系列以調查為基礎的作品，如潘 光旦之中國之家庭問題、陳達之中國勞工問題、陶孟和之北平生活 費之分析、許仕廉之中國人口問題、李景漢之定縣社會概況調查、 林耀華之涼山夷家、費孝通之江村經濟等。 這種「調查累積人口統計資料」（survey-cum-demographic）的 研究方式不僅使中國被認為是北美與西歐之外另一個社會學的發 展重心，25也建立中國社會學之中的實證主義傾向，理論上是功能 論，在方法上是經驗調查法。26 然而上述的研究傳統卻在台灣社會學的重建過程中遭遇危 機，對此蕭新煌指出危機的原因主要在於中國第一代主流社會學家 大多數沒有隨著國民政府來台；27其次，許多早期著作因為作者政 治身份或其他因素而無法收納為社會學教材；再者，當時來台的社 會學家因為語言因素以及對台灣社會缺乏「鄉土感」而無法進行實 地的小社區研究。 24. 當時中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分別由北大李大釗與上海大學的瞿秋白主導，重要人 物有李達、許德珩、鄧中夏等，他們課堂上講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 開出「社會思想」、「社會進化史」、「社會問題」與「社會運動史」，並講授歷史 唯物論，也重視工人運動的實踐，熱衷於政治活動，因此除了知識的傳授，也會 帶學生參觀工廠與農村。參閱Lucie Cheng and Alvin So, “The Reestablishment of Sociology in the PRC: Toward the Sinification of Marxia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9 (August 1983), pp. 471~498; 蕭新煌，「三十年來臺灣的社會

學：歷史與結構的探討」，賴澤涵編，三十年來我國人文及社會科學之回顧與展 望（台北：東大圖書，1987），頁69~90，頁327~390；閻明，一門學科與一個時 代－社會學在中國（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

25. Maurice Freedman, “Sociology in China: A Brief Surve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0 (April 1962), pp. 166~173.

26. 蕭新煌，「三十年來臺灣的社會學：歷史與結構的探討」，頁337。 27. 蕭新煌，「三十年來臺灣的社會學：歷史與結構的探討」，頁351~353。

然而對於當時的社會學家來說，既然原本的研究對象—「中 國」—已經封閉，那麼只能轉移研究對象，針對台灣這個剛脫離日 本殖民政權的「前中國社會」進行研究，或到其他華人社會進行實 地考察。28在這種轉變的背後另外存有一個隱晦的原因，就是在當 時的台灣，對於中國研判與解釋的詮釋權是由國家安全部門所掌 握，為了避免誤闖政治敏感的「匪情」禁區，社會學只能迴避或放 棄對共產中國的研究，轉向對傳統（文化）中國的追尋，如「中國 國民性」、「中國現代化」、「中國家庭」等研究。 此外，這個現象背後還有一個更具政治意涵的考量，那就是： 台灣才是傳統中國的延續，而受社會主義統治的中國大陸，不是… 也不能成為中國的代表。因此，當1980年代台灣開始展開社會學中 國化的討論，研究者糾結於歷史與地理的複雜情緒中，社會學中國 化強調研究必須反映與配合中國的歷史、文化與社會特徵，必須對 中國獨特的問題作系統研究，使研究者恢復其獨立性與批判力，並 且在研究工作上創新，對社會及行為科學提供獨特的貢獻。29但這 卻讓學者面臨最根本的問題：我們要不要接受共產中國這個事實？ 無法客觀地面對這段歷史，代表著任何行為與社會科學研究的中國 化只能達到「去西方」與「去美國」的這個目標（姑且不論這個目 的的意義與可能性何在），但是在反映中國特徵的工作上卻是難以 達成。 不過「中國化」這個問題並沒有困擾台灣社會學者太久，因為 隨即而來的本土化運動解決了上述的矛盾，台灣不再是中國文化的 替代，而是具有主體意識的個體，本土的「台灣研究」對中國研究 28. 在寫作過程中，筆者們曾試圖尋找台灣社會學界是否存在著受日本殖民影響而涵 養之社會學傳統，不過受限於本身視野與能力，故尚無法確定此一傳統的具體內 涵與論述脈絡。 29. 楊國樞、文崇一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 究所，1982），頁V。

產生排擠效應，就連教學在二十年前可能是以中國社會研究為名的 課程，也紛紛改冠台灣之名，30當台灣社會學從「中國化」的困境 中「釋放」出來，後續的發展軌跡也與美國歷程相似，開始強化社 會學的理論運用。 當後社會主義國家轉型學（transitology）定型之後，轉型比較 研究蘊藏之豐富理論意含，引發中外學者的高度興趣，一時之間， 學者開始從經濟轉型、比較政治與社會建構等領域進行中國轉型的 觀察。而台灣內部民主化進程與兩岸關係的解凍，也讓過去中國研 究的出發點遭遇挑戰。31 政治解凍使得學者得以打破政治禁忌，直接進到中國進行實地 調查，這對於兼具實證與實用性格的台灣社會學來說尤其重要。或 許是歷史的巧合，典範轉移、專業化與政治局勢的開放，讓台灣的 社會學者有機會「重訪」中國這個已經失去多年的傳統，再度進到 中國研究領域，產出具有社會學意涵的當代中國研究知識。

參、議題浮現：社會學的中國研究與台灣的回應

回顧過去二十年，社會學產出極為豐富的中國研究成果，32這 些由西方社會學架構出來的中國研究的議題與方向，提供了台灣社 會學對中國研究的核心議題與方向。觀察此一發展軌跡，不難發現 與西方社會學之中國研究有著許多的相似性與連續性，但其卻和台 灣過去的中國研究傳統出現更多的斷裂。 30. 瞿海源，「社會學課程內容與臺灣社會研究」，台灣社會學刊，第21期（1998年10 月），頁1~20。 31. 楊開煌，「台灣『中國大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 32. 1980年代中，魏昂德透過中國單位體制中人際網絡運作，重新詮釋了中國的國家 與社會關係；1989年倪志偉（Victor Nee）市場轉型論開啟了「誰才是市場改革 的贏家」的十年辯論；1990年代，社會學者從產權的角度切入「異軍突起」的鄉 鎮企業，試圖解釋中國經濟成長的動力，進而研究中國社會非正式（informal） 機制的運作，目前則自社會轉型的角度檢視當前中國各項社會矛盾與問題，並試 圖對此提出解決之道。

西方社會學元素的加入，轉變台灣過去中國研究重視「黨國」 而輕忽「社會」的傾向，國內外政治力量的釋放與鬆動，解開了中 國研究領域的範圍與空間，將「社會帶回」（bring the society back in） 的研究途徑不只是延續或回應西方社會學研究，也促使新一代台灣 社會學中國研究力量的興起。

一、社會學的中國研究知識

(一) 走出單位

1986年魏昂德出版了當代中國研究中相當重要的一本著作— 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主義（Communist Neo-Tradition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在這本開創性的著作中，他用「新傳 統主義」這個概念來描繪共黨統治下人民對企業（單位）的依附關 係，他認為共產黨最主要的權威基礎不在人民對意識形態的信仰， 而是中央指令經濟中對「商品」與「工作機會」的獨佔性配置，一 旦國家完全掌控資源，人民為了滿足基本的經濟需求，必然對國家 產生一種依附的關係，國家透過單位組織這個共黨的核心制度，創 造權威性的資源分配原則，迫使民眾依附在單位制度的機會結構 中，產生工人對企業在經濟和社會資源的依附、工人對工廠領導在 政治上的依附以及工人對上級領導的個人依附等三組關係。新傳統 主義顛覆了極權主義模式與利益集團模式對共黨社會的觀察，指出 共黨並非如極權主義模式所言採取暴力懲罰來控制社會，而是透過 單位體制對個人的獎勵來達到馴服的目的，以職務晉升和經濟與社 會 資 源 換 取 基 層 民 眾 對 黨 的 忠 誠 ， 建 構 一 套 恩 庇 ─ 扈 從 （patron-client）關係。打破過去認為共黨社會中人際關係被清除的 說法，具體的指出共黨社會中存有一套實用性的私人關係。33

33. Andrew G.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此書觀點來自魏昂德對八十位在中國工廠工作過的香港移民 所做的訪問，並比較中國、蘇聯、美國與日本的工廠體制的差異。 雖然他所觀察的單位社會如今已成歷史，但重要的是這種創意研究 法的新觀點，改變了過去社會學家對中國社會結構的理解。二十年 後重新評估該書的具體影響，主要是魏氏在當時就已經清楚點出， 未來社會學的核心是觀察這套運轉機制在引進市場之後所產生的 制度調適和社會後果。34 (二) 市場贏家（市場體制的衝擊） 過去二十年，社會學對於中國制度改革與社會變遷的研究，幾 乎是以魏昂德的新傳統主義為出發點所進行的研究累積。其中以市 場轉型理論為主，觀察議題集中於市場體制對單位社會（計畫經濟） 的衝擊，使得個人的資源分配不再依附於工廠與企業等單位，而是 個人在市場經濟中的經濟資本和人力資本。對黨的效忠、對領導的 忠誠與人際關係中侍從網絡等過去居主導位置的分配原則，在市場 經濟中將產生「權力貶值」的現象，也就是說個人與共黨的聯繫在 資源分配上將失去關鍵性，社會階層的位置與流動也不再是人為的 控制，而是透過市場的自由運作進行分配，上述的觀察成為倪志偉 市場轉型理論的基本論調。35然而，倪志偉雖然用大量的統計數據 34. 魏昂德認為，雖然中國是以企業為中心的分配格局，人在依附之外卻擁有自由流 動的權利，只是因為制度的約束使人放棄流動，並接受國家的安排進入一個以身 份地位決定資源的社會。一旦黨國政權選擇市場化改革刺激萎縮的計畫經濟，必 將引起非預期後果，透過兩組因果鏈（一是在原先黨國體制控制的工作和獎勵機 制之外，容許了新的機會，削弱體制內的下屬官員或幹部對政權的依賴程度；二 是改革削弱了地方官員的誘因和能力，使其控制監管人民的能力也因而降低）， 最終造成列寧式政黨和其政權政治控制的衰敗，自內發生寧靜的革命，使得國家 失去專權獨斷的能力。

35. See Victor Nee,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4, No. 5 (October 1989), pp. 663~681; Victor Nee, “Social Inequalities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 Between Redistribution and Markets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6, No. 3 (June 1991), pp. 267~282; Victor Nee, “The Emergence of a Market Society:

來印證他的理論，卻掉入經濟學「原子式個人」的分析觀點，這種 目的論的假設，無法分清改革的「應然」與「實然」面的差別，而 這也是研究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社會學與經濟學最大的分歧點。36在 改革的應然面，計畫時期過度強調地位（status）與職位（position） 的現象，將隨著市場轉型而淡化。但是受到行為者習性（habitus） 與制度慣性（inertia）的影響，在改革的實然面，中國幹部的習性 與原有生產體系的鑲嵌效應，妨礙市場機制的正常運作，使市場化 出現部分改革的效果。另一方面，地方幹部對於「權力貶值」的疑 慮，會迫使幹部將本身的社會與政治資本商品化，透過資本轉換來 保有本身在計劃經濟時期的權力，使自己停留在熟習的生活軌道之 上。甚至有幹部將自己的政治資本轉換為「政治商品」，來延續幹 部在市場經濟中的影響力。37從東歐與蘇聯發展的經驗可以得知， 市場化改革的最大贏家通常是那些掌握政治資源與社會資本的幹 部，人力資本的報酬並未隨著市場機制的引進而增加。3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anging Mechanisms of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1, No. 4 (June 1996), pp. 908~94; Victor Nee and Yang Cao, “Path Dependent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Stratification in Hybrid Mixed Economies,”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8, No. 6 (December 1999), pp. 799~834; Victor Nee and Yang Cao,

“Postsocialist Inequalities: The Causes of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Research on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Vol. 19 (December 2002), pp. 3~39.

36. 有關後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的古典經濟學和社會學觀點最大的差別在於兩者對改 革路徑的觀察，前者認為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改革是一種拷貝資本主義市場的直線 發 展 過 程 ， 因 此 將 不 斷 朝 自 由 的 市 場 經 濟 演 化 ， 後 者 從 路 徑 依 賴 （path dependence）的角度去詮釋制度嫁接的過程中，原有制度與行動者對新制度所產 生的扭曲與制約。這方面的討論請參閱Szelenyi等人的精彩論述，見Gil Eyal, Eleanor Townsley, and Ivan Szelenyi, 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Class

Formation and Elite Struggles in Post-Communist Central Europe (London; New

York: Verso, 1996).

37. David L. Wank, Commodifying Communism: Business, Trust, and Politics in a

Chinese C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38. Akos Rona-Tas, “The First Shall Be Last? Entrepreneurship and Communist Cadre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0, No. 1 (July 1994), pp. 40~69; Theodore P. Gerber and Michael Hout, “More Shock than Therapy: Market Transition, Employment, and Income in Russia, 1991-1995,”

(三) 市場動力（地方產權改革） 市場轉型的辯論直到現在還莫衷一是，39而隨著辯論過程引出 另一個核心議題─中國經濟發展動力何在？假如中國不是如倪志 偉所言由市場決定資源的分配，那要如何解釋在市場機制運作不完 全的情形下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問題？眾多走向市場化的社會主 義國家，何獨中國締造驚人的經濟奇蹟？受到90年代初制度經濟學 派興起影響，社會學者開始從產權（property rights）的角度去闡釋 中國經濟成長的動力。根據科斯（Ronald Coase）的說法：「清楚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4, No. 1 (July 1998), pp. 1~50.

39. 市場轉型的具體內容與各家說法，可參考邊燕杰、盧漢龍、孫立平編，市場轉型 與社會分層—美國社會學者分析中國（北京：三聯書店，2002）。即使辯論的熱 度已經逐漸消退，但是市場轉型所帶動對於中國人力資本、經濟資本、政治資本 或社會資本對社會分層的影響依然是目前最受社會學者關注與學刊喜愛的中國 研究主題之一。如Xiaogang Wu（吳曉剛）、Yang Cao、倪志偉、魏昂德等一系列 文章，參見Xiaogang Wu, “Work Units and Income Inequality: The Effect of Market Transition in Urban China,” Social Forces, Vol. 80, No. 3 (March 2002), pp. 1069~1099; Xiaogang Wu, “Communist Cadres and Market Opportunities: Entry into Self-employment in China, 1978-1996,” Social Forces, Vol. 85, No. 1 (September 2006), pp. 389~411; Xiaogang Wu and Donald J. Treiman,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1955-1996,” Demography, Vol. 41, No. 2 (October 2002), pp. 363~384; Xiaogang Wu and Yu Xie, “Does the Market Pay Off? Earnings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8, No. 3 (June 2003), pp. 425~442; Yang Cao, “Careers Inside

Organizat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romotion Determination in Reforming China,” Social Forces, Vol. 80, No. 2 (December 2001), pp. 683~711; Yang Cao and Victor Nee, “Remaking Inequality: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Income Stratification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Vol. 10, No. 4 (November 2005), pp. 463~485; Victor Nee and Yang Cao, “Postsocialist Inequalities: The Causes of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Research on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Vol. 19 (December 2002), pp. 3~39; Victor Nee and Yang Cao,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Firm: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Vol. 1, No. 1 (March 2005), pp. 23~56; Andrew. G. Walder,

“Income Determination and Market Opportunity in Rural China, 1978-1996,”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30, No. 2 (June 2002), pp. 354~375; Andrew G.

Walder, “Markets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Political Advantage in an Expanding Econom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7, No. 2 (April 2002), pp. 231~253; Andrew G. Walder, “Elite Opportunit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財產權界定會帶動經濟的成長」，然而在中國經濟轉型的過程中， 受到過去官僚（廠長）治廠的影響，市場機制的引入所牽動的不只 是新舊制度的摩擦，還有原本體制下既得利益者的抵抗，中國的企 業（尤其是鄉鎮企業）實處於一種產權界定不清的狀態中，因此誰 界定企業的產權就變成一個關鍵性的問題。諾斯（Douglas North） 指出「制度透過其安排日常生活的結構而減少不確定性，界定並且 限制了個人選擇的範疇。制度包括了人類制定來規範人際互動的限 制的任何形式，包括正式與非正式限制。」40對於中國研究者來說， 當市場這個正式制度無法提供完整且令人滿意的答案時，社會學從 田野經驗中所觀察到的非正式限制（informal constraints），對於「這 些企業為什麼成功？」、「如何成功？」提出了合理的解釋。 回顧1990年代，社會學者紛紛從不同的田野經驗尋找靈感，試 圖對中國的轉型提出一個完美的解釋，掌握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的新 圖像，Baum及Schevchenko更以「典範賭局」（paradigm sweepstakes） 來形容，典範被下一個模式取代，除了增添一些讓人眼花撩亂的「典 範」之外，只是留下更多無法解釋的謎團。41但即便在這麼多樣的 模式競逐中仍可看出都具有一個共同的特色，都是從「地方」出發， 如林南的「地方市場社會主義」（Local Market Socialism）、戴慕珍 （Jean C. Oi）的「地方政府法人主義」（Local State Corporatism），

40. 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 North）著，劉瑞華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台 北：時報，1995）。

41. Baum 及Shevchenko就整理出十七個解釋的典範，包括nomenclature capitalism, bureaucratic capitalism,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pital socialism, incomplete state socialism, local market socialism, danwei socialism, socialist corporatism, corporatism Chinese style,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state-socialist corporatism, symbiotic clientelism, Confucian Leninism, Leninist patrimonialism, 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 institutional amphibiouness, bureaupreneurialism這還 不包括中國內部所提出的各種「XX模式」，整體的感覺就是典範產生與消失的速 度令人目不暇給。請參考：Richard Baum and Alexei Shevchenko, “ The State of the State,” in Merle Goldman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 eds., The Paradox of China’s

他們觀察的核心是非正式制度如何在市場機制不健全的情形下，降 低市場行為的不確定性，而「關係網絡」（guanxi network）就被帶 進研究的謎題之中，成為社會學研究中國政企關係的利基。42繼魏 昂德的走出單位之後，人際網絡的研究重心逐漸從個人對單位體制 的單向依附問題，轉向政府、企業與個人三者之間的共生互惠的政 商網絡分析。 (四) 關係網絡 對於政商網絡的關注，讓社會學者重拾中國研究中關係與社會 網絡這個傳統議題。自費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以來，有關 華人社會的「家族、宗族、血緣」一直都是社會學者關注的焦點之 一。然而此傳統結構核心卻在中國市場轉型的過程中缺位，彷彿中 國社會出現了一個「撕裂」性的結構扭曲，以血緣為基礎的社會徹 底轉變成以「同志」間依附關係所組成的共黨社會。魏昂德在新傳 統主義中即將社會網絡作為主要的結構性概念，但因黨國所支撐的 宏觀社會結構顯然過於強大與突出，使得社會學家一度忽視了行動 者的微觀社會網絡，這種「國家中心觀」的論述，將行動者化約為 尋求國家資源「經濟人」角色，從具體經濟結果來推導經濟人的行 動者網絡，這其實只描述了工具性網絡的部份，對於朋友網絡、情 感網絡等社會網絡的主體部分都被省略了。換句話說，當社會學者 都同意「中國企業成功的關鍵在企業主的社會網絡」這樣的命題 時，卻對於中國社會網絡本身的規模（scale）、網絡的測量、關係 的構成、集中度（centrality）、同質性（homophily）、異質性問題等 社會網絡分析基礎問題的了解卻是相當缺乏的。我們很少看到一個 一致性如此高的命題，卻獲得如此少的研究。有學者認為進入市場 42. 方孝謙，「解釋鄉鎮企業變遷的制度與關系理論：社會學的利基何在？」，臺灣社 會學刊，第29期（2002年12月），頁181~212；方孝謙，「關係、制度與中國政企 研究」，中國大陸研究，第46卷第4期（2003年7月），頁1~24。

化改革之後，關係在中國顯著作用正全面消退；43相對的，也有人 認為關係有其特殊的歷史脈絡與文化意義，在中國與世界經濟接軌 後，傳統關係的展現或許的確有所消退，但也在市場經濟的供需環 節中發揮效用。44在黨國體制下的單位解體與調查與資料的限制解 除之後，關係網絡的研究在1990年代中期之後有復甦且超越傳統人 類學研究的趨勢，逐漸引進社會學的網絡分析這項工具，邊燕杰指 出對於市場化當代中國社會網絡三條經驗性研究的主軸分別是改 革之後人際互動與社會組織中的關係集中度、比較中國、其他華人 社會、非華人社會網絡形態的差異以及社會網絡在職業成就與社會 流動的作用。這些網絡分析研究能提供「關係」在中國社會如何具 體運作的圖像，對於了解掌握社會的實際運作有很大的助益。45 (五) 社會流動 引進市場機制對社會最顯著的衝擊在於社會流動的急遽增 加。市場機制削弱了過去人們對工廠與企業的依附關係，促使在單 位體制解體後一個開放的勞動力市場的形成。但是，在勞動力自由 流動的背後，卻有一個跟單位制配合且緊緊劃分人民身份地位的 「戶口制」延續著。中國於1953年開始實施戶口登記，55年發出關 於建立經常戶口登記制度的指示，並於58年1月9日全國人大代表大 會常委會通過戶口登記條例，所有的人民被區分成城市戶口與非城 市戶口（農村戶口）讓國境之內的人有不同的身份。改革開放前， 中國透過糧食供給，住宅登記等方式限制城鄉人口的流動，人民欠 缺流動的機會是新傳統主義的觀察基礎，但如同魏昂德所言，人民

43. Douglas Guthrie, “The Declining Significance of Guanxi in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54 (June 1998), pp. 254~282.

44. Mayfair Mei-hui Yang, “The Resilience of Guanxi and its New Deployments: A Critique of Some New Guanxi Scholarship,”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70 (June 2002), p. 463.

45. Yanjie Bian,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 Reform-Era China,” Issues & Studies, Vol. 38/39, No. 4/1 (March 2003), p. 158.

並非無法流動，而是現實制度的讓勞動的可能性降低。 市場化的改革帶來社會流動的契機，流動（floating）與遷徙 （migration）不同，大部分由農民工所組成流動人口，因不具有永 久居留權，即便進行跨地理與行政區域的流動，因為戶口制度的限 制而無法在工作地取得合法的身份地位，也無法享有城市人口所擁 有的醫療、教育、保險等各式社會福利，以及經濟資源。這造成原 本發生在跨國間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問題在中國境內產生。公 民身份議題國內化，引起許多學者對於農民工議題的關注，目前西 方學者處理中國公民身份議題的文獻都落在城鄉差別待遇所帶來 的內部流動以及衍生的剝削機制。46對於跨國界的人員移動則多從 移出的角度，去探索中國人民外移時所產生的問題，以及中國政府 的移民。47對於把中國視為一個接受國，剖析中國處理外國人公民 身份的問題則相當少見。48 46. 吳介民，「壓榨人性空間：身分差序與中國式多重剝削」，台灣社會研究，第39 期（2000年9月），頁1~44；Kevin J. O'Brien, “Villagers, Elections, and Citizenship in Contemporary China,” Modern China, Vol. 27, No. 4 (October 2001), pp. 407~435; Kristen Parris, “Entrepreneurs and citizenship in China,”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 46, No. 1 (January/February 1999), pp. 43~61; Alan Smart

and Josephine Smart, “Local Citizenship: Welfare Reform Urban/rural Status, and exclusion in China,” Environment & Planning A, Vol. 33, No. 10 (January 2001), pp. 1853~1869; Dorothy J. Solinger,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Peasant

Migrants, 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Marke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L. Zhang, Strangers in the City: Reconfigurations of Space, Power, and

Social Networks Within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47. Biao Xiang, “Emigration from China: A Sending Country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 41, No. 3 (September 2003), pp. 21~48; Irena Omelaniuk, “Best

Practices to Manage Migration: Chin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 43, No. 5 (November 2005), pp. 189~206.

48. Hyun Choe, “National Identity and Citizenship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Vol. 19, No. 1 (June 2006), pp. 84~118; 李宗義，「如何管理外國人？中國國境管理政策的歷史沿革」，發表 於2006年中國政治學會年會暨「憲政、民主與人權」學術研討會（台北：國立政 治大學社會科學院，2006年9月16~17日）。

我們以魏昂德的新傳統主義為起點，對近二十年西方社會學界 所生產的中國研究知識進行回顧，這種呈現方式當然受到作者本身 的學術訓練與偏好影響，但我們想要追尋答案的其實相當簡單，那 就是中國研究的問題意識源頭，以及議題浮現的社會基礎。這樣的 問題意識與研究議題將如何影響重返中國研究的台灣社會學者？ 二、台灣社會學界的知識回應49 掌握「社會變遷」改變社會學者對於中國的認知，也使社會學 裡的中國研究從國家中心論的觀點，轉向一種更具理論意涵、比較 視野與宏觀社會的解釋框架，進入中國研究的新制度典範移轉。50在 這個典範的主導下，中國研究的議題集中在「經濟發展」、「社群組 織」、「官僚」、「社會分層」、「農村商業化與工業化」、「地方市場制 度」、「產權變遷」、「私有化」、「社會不平等」、「社會流動」與「社 會網絡」等。51這股由社會學者帶動的典範轉移與議題浮現的影響 力，並未即時在台灣的中國研究發酵，研究方法與機會限制了台灣 49. 台灣社會學界對前面五個子題並沒有全面的回應，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是參與中國 研究的人數不多，另一方面是美國社會學的主流是量化研究，受限於資料取得困 難，這方面台灣社會學界的研究產出能力有限，所以前面五個子題台灣只回應市 場動力這一部份。然而，主題的劃分是人為的，每個子題的重點雖有差別，但彼 此都有對話的空間，只不過目前台灣社會學界在當代中國研究的學術產出確實不 多，所以並非針對每個子題都有詳細的討論，而要找出一些大家共同關心的主題 也相當困難。我們要感謝其中一位審查人點出這一點。

50. Victor Nee and Rebecca Matthews, “Market Transition and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2, No. 1 (August 1996), pp. 401~435.

51. 這裡所列舉個十二個子題分別來自魏昂德、倪志偉與邊燕杰等三個學者在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ARS)的回顧，從1977年開始，ARS大約每六年（1983, 1989,

1996, 2002）針對中國研究進行一次文獻的回顧，我們無法說這十二個子題已窮 盡所有中國研究的問題，但至少是許多中國研究者所共同關心的議題，尤其是深 受美國影響的台灣社會學者。上述回顧分別見於Andrew G. Walder, “Social Change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15 (August 1989), pp. 405~424; Victor Nee and Rebecca Matthews, “Market Transition and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2, No. 1 (August 1996), pp. 401~435; Yanjie Bian,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8 (August 2002), pp. 91~117.

學者掌握「動態中國」的能力，1990年代社會學者的重新加入彌補 了典範轉移的落差。52 要對台灣社會學者所生產的中國研究知識進行回顧並不是 一件太困難的工作，台灣社會學界一直是以人員「輕薄短小」為 特色的學門，歸屬於每個專業次領域的人數基本上不會太多，且 受 到 實 證 經 驗 的 主 流 意 識 影 響 強 調 對 於 研 究 對 象 的 調 查 與 觀 察。53上述特色與研究方法的限制，加上社會學本土化的作用， 台灣社會學者的中國研究更屈指可數，不僅相關的期刊論文、專 書不多見，與西方對話的傾向更為明顯，主要的問題意識幾乎來 美國社會學研究現有的成果與辯論的焦點。54檢視台灣三個主要 社會學期刊（台灣社會學刊、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台灣社會學） 近二十年來的論文發現，中國研究不僅數量上不起眼，研究主題 也不似西方社會學界多元，扣掉中國、香港與外國學者的著作， 以及某些主題「不那麼中國」的論文，數量將縮減到十篇之內。 55_{從絕對數量而言，中國研究在台灣社會學界基本上處於邊陲的} 位置，但幾位學者的在此領域的努力，促使台灣社會學界出現一 個中國研究的隱性學群，此學群形成的時代背景正好是西方社會 學界對於中國市場動力（地方產權改革）產生各種解釋模式的時 刻，他們的研究是對此辯論的回應。56 52. 張弘遠、李宗義，「『中國研究』在台灣：研究體制的發展與變遷」。 53. 葉啟政，觀念巴貝塔：當代社會學的迷思（台北：群學，2005），頁182~203。 54. 其實這並非中國研究特有的傾向。蘇國賢針對台灣社會學界知識進行討論時已經 指出社會學界各次領域人員短小以及主要的對話對象為英語作者，將不利於台灣 學者進行研究成果的積累，見蘇國賢，「社會學知識的社會生產：台灣社會學者 的隱形學群」。 55. 何謂「主題不那麼中國」一直是困擾我們的問題，所謂當代中國研究範圍可大可 小，大至「中國性」與台灣「族群意識」的探討、兩岸關係中社會糾葛、台灣社 會中國婚姻的移民女性，小至台商工廠中台幹與勞工的距離、中國下崗工人等都 可納入，界線的劃分來不同學者對於「中國研究」的想像，每個人都有一個想像 中（或稱為理想中）的中國研究，本文作者當然也不例外。 56. 「隱性學群」這個概念來自蘇國賢對於台灣社會學界知識生產的研究，所謂的學

台灣社會學者對於中國地方產權改革觀察最早起於劉雅靈對 溫州私有化的解釋。她考察了溫州的經濟史發現溫州地區的私有化 傾向不曾中斷，而且私有化同時符合農民與官員的利益，因此溫州 地方幹部會不顧中央的禁令，容忍地方私營經濟的發展，而這一切 都可歸因於溫州地區特殊的革命遺產。從溫州的觀察出發，她認為 強大的黨國體制專制能力與薄弱的基礎行政能力使中國成為一個 「間歇性的極權主義政體」（sporadic totalitarian regime），兩種能力 的落差讓國家無法完整蒐集地方資訊並進行中央政策監督，賦予溫 州「從下發動改革」的契機。57 劉雅靈對於中國國家能力的闡釋，解決了當時社會學「國家中 心」與「社會中心」對於國家社會圖像看法不一的爭論，也為後來 以地方差異做為「主要解釋項」的研究提供基礎，吳介民與陳志柔 的研究就是以此為出發點。他們兩人都認為中國的地方產權體制 （local property right regime）是促使中國經濟快速成長的主要動 力，而界定產權的制度不在於保障產權與規範市場行為的正式法律 制度，而是依託在人際網絡的信任關係之上。吳介民透過「虛假財 產權」（pseudo ownership）這個概念建構起存在於中國地方經濟體 中特殊的產權體制。他認為地方官員背後的財務與政治動機，促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群是建立在「引註網絡」（citation network）之上。必須釐清的是，台灣社會學界 的中國研究學群，除了在研討會上有機會互動之外，平時的聯繫相當薄弱不易為 人所察覺，因此蘇國賢用「隱性」這兩個字來形容台灣的社會學界其實也頗符合 這個中國研究學群的實際狀況。而本文只集中回顧三本台灣社會界相關期刊以及 劉雅靈、陳志柔與吳介民三位的作品，也是以蘇國賢所勾勒出來的學群為審閱的 標準。我們必須承認如此回顧充滿作者主觀選擇，也勢必要遺漏掉許多重要的作 品，但是因為本篇的重點在於「社會學本身」（Sociology per se），因此我們必須 從零散的台灣中國研究找出一個寫作的軸線。對於此充滿主觀意識的判斷與選擇 所提出的質疑，作者也只能概括承受。相關討論見蘇國賢，「社會學知識的社會 生產：台灣社會學者的隱形學群」。

57. Yia-Lin Liu , “The Reform From Below: The Private Economy and Local Politics in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of Wenzhou,”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0 (June 1992), pp. 293~316.

幹部在計畫經濟往市場經濟轉型時，攔截國家下放的財政權力，掌 握地方企業的財產權（一捆權利），並且在企業使用、受益、與轉 讓的過程中，為了滿足自己的利益與農民企業家達成一種穩定的共 謀關係，透過「五鬼搬運」的方式達成非正式的私有化，這種策略 不僅提供了經濟成長的制度解釋，也解開了地方官員的尋租貪污與 經濟成長為何可以同時並存的原因。在吳介民的分析中，關係的運 用是理性工具的操作，背後並不帶有情感與傳統因子，至於關係本 質與具體運作則在陳志柔的研究中呈現。透過長期的田野觀察，陳 志柔認為以「地方官僚協調為核心的權力網絡」和「地方家庭協調 機制為核心的家族網絡」是界定蘇南與閩南地方產權體制的最重要 的地方制度（local institution），因此各個地方不同的地方制度將形 塑出不同的產權體制。58 地方產權改革只是二十年來台灣社會學界對西方中國研究知 識回應的一部份（以中國研究的比例來看則是一大部分）59，我們 在此的討論是順著之前西方社會學者的中國研究知識脈絡而來，其 實圍繞在農民工、下崗職工的身份剝削（戶口制）、中國的社會主 義都市轉型、台灣資本在中國的跨國投資模式（台灣資本的全球化） 等議題，台灣學者都有一些不錯的研究成果。 為了聚焦於論文重點，我們將回顧台灣社會學界在地方產權改 革的研究成果，分析此一隱性學群背後的問題意識，以此呈現台灣 58. 吳介民，「中國鄉村快速工業化的制度動力：地方產權體制與非正式私有化」，台 灣政治學刊，第3期（1998年12月），頁8~47；陳志柔，「中國大陸農村財產權制 度變遷的地方制度基礎：閩南與蘇南的地區差異」，台灣社會學，第2期（2001 年12月），頁219~262。 59. 針對此主題的討論橫跨社會、經濟、政治等學科，除了我們檢視的隱性學群，方 孝謙及耿曙、陳陸輝在山東的考察，也提供了極有意義的參考。參閱方孝謙，「企 業改私、集團改股：從山東B鎮的股份（合作）制經驗論私有化問題」，國立政 治大學社會學報，第29期（1999年10月），頁33~51；耿曙、陳陸輝，「與市場共 欣榮：華北小鎮地方網絡的創造性轉化」，問題與研究，第40卷第3期（2001年5 月），頁83~108。

社會學界中國研究的某些特質。 首先，他們都是透過由下往上的方式仰視中國的市場轉型，從 地方制度與關係網絡下手，一片片拼湊出中國改革的完整圖像，改 變過去從黨國角度俯視中國整體的角度。 其次，論文的對話與批判的對象是當時西方社會學界的主要觀 點，不論是市場轉型或地方法人公司主義，都被認為無法完整的解 釋某些地方產權的改革過程，他們提出的解釋是對上述的觀點進行 反駁與補充。 第三，研究方法都是實地的田野訪談，這種方式在改革開放 之後被視為是判斷中國研究的優劣的標準之一，對台灣的中國研 究學界來說則不多見（除了人類學者之外），自此田野操作被廣 泛採用。 社會學者的重新進入帶動了台灣中國研究的典範轉移，讓曾經 佔據核心地位，如今已退居邊陲的台灣中國研究找到利基，開始高 度關注中國市場化後的社會變遷，而這在未來台灣社會學研究的發 展當中，有些目前未被社會學者認定是「重點」的專業領域，將來 可能會日漸被重看。60中國研究或許具備這樣的潛能，因此我們有 必要進一步思考台灣社會學能給中國研究帶來哪些新的能量？從 事中國研究又能為本土的社會學發展提供什麼樣的理論貢獻？加 進社會學的元素之後，新一代的台灣中國研究優勢與劣勢何在？

肆、

「國際化」vs.「本土化」：新一代的台灣中國研究

若非受制於解嚴前政府對「中國」的管制，台灣社會學者對中 國關注應不會如實際的研究成果般貧乏，以台灣與中國在文化上的 關連以及對華人社會的熟悉度，台灣社會學者進入中國研究領域擁 有西方學者所缺乏語言與文化優勢。但是在現實發展上，兩岸特殊 60. 葉啟政，觀念巴貝塔：當代社會學的迷思。

的政治結構，卻使我們失去近距離理解中國共產社會的機會，研究 領域隔離更迫使社會學者放棄從資料上解讀中國的可能。隨著政治 禁忌的解除，以及中國本身經濟、社會巨大的變遷，讓社會學者在 中國研究領域的能量瞬間釋放出來，帶動中國研究新舊典範的轉 移，研究層次跨越國家、社會到行動者，議題也呈現多元的面貌， 表面看來這種蓬勃發展的現象是由國際學術界所帶動，不論是問題 意識、研究方法與理論對話都是台灣社會學者對西方觀察中國市場 社會的回應，當我們剝開表象進一步剖析台灣學者對於中國關注的 內涵，其實在學術國際化壓力的背後，還隱藏一股台灣社會學本身 對中國快速變遷下兩岸重新連結所帶動的研究興趣。 考察1991年到2006年間國科會的計畫案，社會學門對於中國研 究的補助計畫為114筆，佔總數1696筆的7%弱，雖然整體的數字並 不顯眼，但的確有逐年增加的趨勢，1994年社會學門的中國研究計 畫只有一個由傳播學者提出的「文獻探討」計畫，2006年則有15個 具體問題的研究案，佔當年度計畫總數的10%弱（15/155）。61_數字 的成長不僅代表著台灣社會學者對於中國研究的興趣，更重要的是 「國家」這個支持研究的角色對於中國的重新定位。當我們重新看 待中國社會時，學術國際化的理由已經不足以解釋目前台灣社會學 陸續興起的中國研究發展，研究動機更多是來自台灣學者對真實世 界變遷的觀察。因此，我們面對的不再是「需不需要」研究中國的 問題，而是台灣學者是否能將所有台灣問題抽離，獨立於整個中國 的政治經濟變遷脈絡之外進行研究。過去台灣研究中國是政治軍事 上的需要，現在台灣研究中國，象徵的是一種由社會所興起自主性 61. 原本我們想以二十年一個考察單位，但因為國科會計畫網站只提供1991年到2006 年間的資料，所以我們只能從1991年開始，91、92、93國科會社會學門並未補助 中國研究相關的研究計畫（猜測當時沒人提出以中國為主題的研究計畫）。因為 表格將造成篇幅過大，關於此114筆研究計畫的詳細名稱與主持人，請見作者在 研討會所發表之論文電子檔。

需求，以前是國家要了解敵人，現在是我們這個社會要了解其他社 會，這種轉變是正面的，是一種自主性的展現。以前台灣中國研究 是建立在美國需要中國情報的利基上，換句話說，台灣中國研究是 美國研究中國的工具，當改革開放之後，美國可以直接研究中國， 表面上台灣似乎喪失了國際上研究中國的重要性，不過塞翁失馬焉 知非福，台灣學術圈因此而得以重拾研究的自主權。 進一步審視這十六年的研究計畫，我們發現一種從台灣出發 的中國研究議題正在形成。在114個研究計畫當中，圍繞著大中 華、兩岸三地、兩岸比較、台商的研究案有46個，佔全部計畫的 40%，在2006年的研究案中，上述兩岸比較與台商研究計畫佔三 分之二（10/15）。假如台灣社會學界中國研究的第一波熱潮是對 於西方所開展的市場轉型辯論進行回應，那第二波熱潮明顯是對 於 是90年 代 以 來 海 峽 兩 岸 資 本 與 人 員 的 流 動 所 產 生 的 社 會 關 懷。兩岸社會的碰撞，讓我們不再把問題停留在中國本身，而是 將中國帶進更大的脈絡之中（尤其是兩岸），進一步思考台灣在 中國轉型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中國轉型對兩邊社會的衝 擊。中國不再被隔離看待，也不再是單向的研究，而是一種比較 與互動的觀點。台灣社會學者對中國觀察很自然的產生一種「比 較」的視角，這種角度的出發點不是1990年代初期風行的比較社 會主義轉型，而是從1949年出發，考察兩岸在制度變遷軌跡的異 同，柯志明與Mark Selden探討土地改革在兩種經濟體制中資本積 累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開啟了兩岸比較這扇門。62 1990年代更多 圍繞著兩岸比較主題出現：威權體制下權力菁英的社會流動（楊 開雲）、國家的中醫政策進行歷史社會學考察（陳美霞）、台灣、 上海與香港的婦女地位（伊慶春）、兩岸三地城市發展（陳小紅）、 62. 柯志明、Mark Selden，「原始積累、平等與工業化—以社會主義中國與資本主義 台灣案例之分析」，台灣社會研究，第1卷第1期（1988年2月），頁11~51。

台灣與香港的公民社會形成（范雲）、華人社會的社會經濟發展 與婦女家庭地位聯繫（陳玉華）、經濟全球化與東亞福利資本主 義制度轉型（呂建德）、台灣與中國的精煉銅交易（陳介玄）。假 如台灣與其他社會存有可比較性（copmarability）的問題，兩岸 三地華人社會在比較研究上的意義似乎是「不證自明」。 另一個從研究計畫浮現的議題則圍繞在兩岸資本與人員流動 對社會變遷的影響。1980年代台灣資本西進加入一個正在形成的大 中華經濟圈，帶動了東亞區域經濟發展的新面貌。1990年代中這股 西進的力量開始在社會學界發酵，學者從全球資本流動與兩岸分工 的角度來理解並解釋此新興的跨界治理模式（王振寰）63、商品鍊 與市場網絡（鄭陸霖）64、兩岸分工和資訊業的合作模式（張維安、 賴曉黎）、台商的企業關係與產業網絡（陳志柔）、資訊業的台商群 聚與商品鍊（陳明祺）。或者從地方的切入探討台商與中國地方官 僚的政商同盟和各取所需的同床異夢關係（邢幼田；吳介民），65蘇 南地區的經濟發展與台商投資和台商在地化（張家銘）。66 隨著資本的流動，人員的跨國界流離對公民身份（citizenship） 的挑戰也同樣引起關注，從台灣出發，趙彥寧探討兩岸婚姻大陸 籍配偶對台灣國境管理與社福資源的衝擊，以及在台的社會運動 經驗；67曾嬿芬分析引進大陸籍科技人力的國族政治與市場考量； 63. 王振寰，「跨國界區域經濟形成的統理機制：以台灣資本外移南中國為例」，臺灣 社會研究季刊，第27期（1997年9月），頁1~36。 64. 鄭陸霖，「一個半邊陲的浮現與隱藏：國際鞋業市場重組下的產業外移」，台灣社 會研究季刊，第35期（1999年9月），頁1~46。 65. 邢幼田，「台商與中國大陸地方官僚聯盟：一個新的跨國投資模式」，台灣社會研 究季刊，第23期（1996年7月），頁159~182；吳介民，「同床異夢：珠江三角洲外 商與地方之間假合資關係的個案研究」，李思名編，中國區域經濟發展面面觀（台 北／香港：台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與浸會大學林思齊研究所，1996），頁174~217。 66. 張家銘，台商在蘇州：全球化與在地化的考察（台北：桂冠圖書，2006）。 67. 參閱趙彥寧，「現代性想像與國境管理的衝突：以中國婚姻移民女性為研究案 例」，臺灣社會學刊，第32期（2004年6月），頁59~102；趙彥寧，「社福資源分配 的戶籍邏輯與國境管理的限制：由大陸配偶的入出境管控機制談起」，台灣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