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非受制於解嚴前政府對「中國」的管制，台灣社會學者對中 國關注應不會如實際的研究成果般貧乏，以台灣與中國在文化上的 關連以及對華人社會的熟悉度，台灣社會學者進入中國研究領域擁 有西方學者所缺乏語言與文化優勢。但是在現實發展上，兩岸特殊
60. 葉啟政，觀念巴貝塔：當代社會學的迷思。
的政治結構，卻使我們失去近距離理解中國共產社會的機會，研究 領域隔離更迫使社會學者放棄從資料上解讀中國的可能。隨著政治 禁忌的解除，以及中國本身經濟、社會巨大的變遷，讓社會學者在 中國研究領域的能量瞬間釋放出來，帶動中國研究新舊典範的轉 移，研究層次跨越國家、社會到行動者，議題也呈現多元的面貌，
表面看來這種蓬勃發展的現象是由國際學術界所帶動，不論是問題 意識、研究方法與理論對話都是台灣社會學者對西方觀察中國市場 社會的回應，當我們剝開表象進一步剖析台灣學者對於中國關注的 內涵，其實在學術國際化壓力的背後，還隱藏一股台灣社會學本身 對中國快速變遷下兩岸重新連結所帶動的研究興趣。
考察1991年到2006年間國科會的計畫案，社會學門對於中國研 究的補助計畫為114筆，佔總數1696筆的7%弱，雖然整體的數字並 不顯眼，但的確有逐年增加的趨勢，1994年社會學門的中國研究計 畫只有一個由傳播學者提出的「文獻探討」計畫，2006年則有15個 具體問題的研究案，佔當年度計畫總數的10%弱（15/155）。61數字 的成長不僅代表著台灣社會學者對於中國研究的興趣，更重要的是
「國家」這個支持研究的角色對於中國的重新定位。當我們重新看 待中國社會時，學術國際化的理由已經不足以解釋目前台灣社會學 陸續興起的中國研究發展，研究動機更多是來自台灣學者對真實世 界變遷的觀察。因此，我們面對的不再是「需不需要」研究中國的 問題，而是台灣學者是否能將所有台灣問題抽離，獨立於整個中國 的政治經濟變遷脈絡之外進行研究。過去台灣研究中國是政治軍事 上的需要，現在台灣研究中國，象徵的是一種由社會所興起自主性
61. 原本我們想以二十年一個考察單位，但因為國科會計畫網站只提供1991年到2006 年間的資料，所以我們只能從1991年開始，91、92、93國科會社會學門並未補助 中國研究相關的研究計畫（猜測當時沒人提出以中國為主題的研究計畫）。因為 表格將造成篇幅過大，關於此114筆研究計畫的詳細名稱與主持人，請見作者在 研討會所發表之論文電子檔。
需求，以前是國家要了解敵人，現在是我們這個社會要了解其他社 會，這種轉變是正面的，是一種自主性的展現。以前台灣中國研究 是建立在美國需要中國情報的利基上，換句話說，台灣中國研究是 美國研究中國的工具，當改革開放之後，美國可以直接研究中國，
表面上台灣似乎喪失了國際上研究中國的重要性，不過塞翁失馬焉 知非福，台灣學術圈因此而得以重拾研究的自主權。
進一步審視這十六年的研究計畫，我們發現一種從台灣出發 的中國研究議題正在形成。在114個研究計畫當中，圍繞著大中 華、兩岸三地、兩岸比較、台商的研究案有46個，佔全部計畫的 40%，在2006年的研究案中，上述兩岸比較與台商研究計畫佔三 分之二（10/15）。假如台灣社會學界中國研究的第一波熱潮是對 於西方所開展的市場轉型辯論進行回應，那第二波熱潮明顯是對 於 是90年 代 以 來 海 峽 兩 岸 資 本 與 人 員 的 流 動 所 產 生 的 社 會 關 懷。兩岸社會的碰撞，讓我們不再把問題停留在中國本身，而是 將中國帶進更大的脈絡之中（尤其是兩岸），進一步思考台灣在 中國轉型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中國轉型對兩邊社會的衝 擊。中國不再被隔離看待，也不再是單向的研究，而是一種比較 與互動的觀點。台灣社會學者對中國觀察很自然的產生一種「比 較」的視角，這種角度的出發點不是1990年代初期風行的比較社 會主義轉型，而是從1949年出發，考察兩岸在制度變遷軌跡的異 同，柯志明與Mark Selden探討土地改革在兩種經濟體制中資本積 累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開啟了兩岸比較這扇門。62 1990年代更多 圍繞著兩岸比較主題出現：威權體制下權力菁英的社會流動（楊 開雲）、國家的中醫政策進行歷史社會學考察（陳美霞）、台灣、
上海與香港的婦女地位（伊慶春）、兩岸三地城市發展（陳小紅）、
62. 柯志明、Mark Selden，「原始積累、平等與工業化—以社會主義中國與資本主義 台灣案例之分析」，台灣社會研究，第1卷第1期（1988年2月），頁11~51。
台灣與香港的公民社會形成（范雲）、華人社會的社會經濟發展 與婦女家庭地位聯繫（陳玉華）、經濟全球化與東亞福利資本主 義制度轉型（呂建德）、台灣與中國的精煉銅交易（陳介玄）。假 如台灣與其他社會存有可比較性（copmarability）的問題，兩岸 三地華人社會在比較研究上的意義似乎是「不證自明」。
另一個從研究計畫浮現的議題則圍繞在兩岸資本與人員流動 對社會變遷的影響。1980年代台灣資本西進加入一個正在形成的大 中華經濟圈，帶動了東亞區域經濟發展的新面貌。1990年代中這股 西進的力量開始在社會學界發酵，學者從全球資本流動與兩岸分工 的角度來理解並解釋此新興的跨界治理模式（王振寰）63、商品鍊 與市場網絡（鄭陸霖）64、兩岸分工和資訊業的合作模式（張維安、
賴曉黎）、台商的企業關係與產業網絡（陳志柔）、資訊業的台商群 聚與商品鍊（陳明祺）。或者從地方的切入探討台商與中國地方官 僚的政商同盟和各取所需的同床異夢關係（邢幼田；吳介民），65蘇 南地區的經濟發展與台商投資和台商在地化（張家銘）。66
隨著資本的流動，人員的跨國界流離對公民身份（citizenship）
的挑戰也同樣引起關注，從台灣出發，趙彥寧探討兩岸婚姻大陸 籍配偶對台灣國境管理與社福資源的衝擊，以及在台的社會運動 經驗；67曾嬿芬分析引進大陸籍科技人力的國族政治與市場考量；
63. 王振寰，「跨國界區域經濟形成的統理機制：以台灣資本外移南中國為例」，臺灣 社會研究季刊，第27期（1997年9月），頁1~36。
64. 鄭陸霖，「一個半邊陲的浮現與隱藏：國際鞋業市場重組下的產業外移」，台灣社 會研究季刊，第35期（1999年9月），頁1~46。
65. 邢幼田，「台商與中國大陸地方官僚聯盟：一個新的跨國投資模式」，台灣社會研 究季刊，第23期（1996年7月），頁159~182；吳介民，「同床異夢：珠江三角洲外 商與地方之間假合資關係的個案研究」，李思名編，中國區域經濟發展面面觀（台 北／香港：台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與浸會大學林思齊研究所，1996），頁174~217。
66. 張家銘，台商在蘇州：全球化與在地化的考察（台北：桂冠圖書，2006）。
67. 參閱趙彥寧，「現代性想像與國境管理的衝突：以中國婚姻移民女性為研究案 例」，臺灣社會學刊，第32期（2004年6月），頁59~102；趙彥寧，「社福資源分配 的戶籍邏輯與國境管理的限制：由大陸配偶的入出境管控機制談起」，台灣社會
從中國出發，耿曙、方孝謙、汪宏倫、鄧建邦等人對台商的國族 認同，吳介民對成員身份跨國化、以及周碧娥對台商頭家娘在中 國的思考。
兩岸研究議題的浮現與多元化，隱含台灣社會學者對中國研究 想像的轉移，我們不再一昧的迎合國際學術市場的趣味，而是從台 灣的角度思考本土的問題的意義與研究優勢，這個反思有兩層意 義：第一，學術國際化與本土化結合問題。嚴格來說，上述兩岸研 究議題是否可以視為中國研究的範疇尚有爭議。68假如學術是一個 市場，國際市場與本土市場需求上確實是有所衝突，但學術市場是 否應該為研究者的主要考量呢？如果把市場考量放在一邊，那國際 化與本土化的矛盾似乎就不那麼明顯。因為所有的研究都具有國際 面向與地方意義，即使是所謂的「中國研究」，對台灣社會學必定 有相當程度的幫助，中國研究的經驗提供我們多樣社會的研究素 材，歷史事件往往只能發生一次，但透過不同歷史事件、社會背景 的比較，可以獲得更多的觀察分析對象，才能豐富社會學的理論。
第二、所謂的「重點」專業領域的問題。前面也提到台灣社會學研 究的特徵，是研究人員少、研究領域分散，這些特色也造成研究無 法針對特定議題與理論方向進行經驗累積與深化理論。
台灣社會學目前在中國研究領域的發展，在短期來看因為方向 比較明確、重心相近，似乎也具備形成「重點」專業領域的潛能，
從國科會研究計畫的整合可證。但就長期而言，中國研究是否會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研究，第59期（2005年9月），頁43~90；趙彥寧，「情感政治與另類正義：在台大 陸配偶的社會運動經驗」，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16期（2006年3月），頁87~152。
68. 在另外一篇論文中，我們曾指出圍繞著台商與兩岸制度比較的研究並不是嚴格定 義下的中國研究，反而更傾向「台灣研究」。中國研究領域的擴大並非因為定義 放寬，而是研究社群本身的擴大造成領域的疊合，對照於政治學研究還是將「中 國」與「台灣」視為兩個各自獨立的單元，社會學對兩岸社會鑲嵌程度的關注，
讓中國研究與台灣研究這條界線逐漸模糊。參閱張弘遠、李宗義，「『中國研究』
讓中國研究與台灣研究這條界線逐漸模糊。參閱張弘遠、李宗義，「『中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