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來政權乃是台灣社會科學界或是本土史論述中的關鍵概念 之一，但遺憾的是該定義並不精確，多數引用者卻視為理所當然，
未深入探討其意義。本文首先質疑多數引用者在方法論上出現的矛 盾。接著便引述相關說法以確認其內涵。就其內涵來說，本文發現 過去文章多從西方正當性角度裡，人民對政權的認同與支持脈絡出 發，或再兼論其他關於政治制度等不同說法，故將之分為兩類：第 一類認為外來政權客觀上、先天的不具正當性，然在細究作者們主 張後，釐清起源因素是二二八事件，然後台灣人民才發現國府是外 來政權；第二類則是從政體起源出發，從三個層面加以觀察：1.這 個政權的立國精神以及國家最高目標是外生的；2.執行國家目標的 政治規範與結構是外生的；3.操持國家機器的統治者是外來的，不 是基於當地的被統治者所同意產生的。以此認為外來政權沒有正當 性，受當地社會敵視，因此藉地方派系、意識型態與獨佔的教育體 制來正當化其政權。然此種說法應用於台灣的中華民國政權是否有 效？
本文與舊有說法不同之處，就在於所有或多數「台灣人民」民 意的判定問題。首先指出在過去多數作品在論證過程中，提及國民 黨政權是外來的、再加上二二八事件或白色恐怖，論證就算完成 了，並未進一步指出台灣整體社會在面對不正當政權的表現形式，
簡單一句話：既然人民的支持對政權正當與否那麼重要，作者們怎 麼知道台灣人民的意向呢？「具有敵意的台灣社會」、「私底下有相
當程度的不滿」如何測定？作者們並沒有提出令人信服的數據與觀 察足以證明社會整體的「不滿」與「敵意」，唯一提及者只引少數 訪談報導當作全社會認為的「證據」，偏偏多數引用外來政權概念 的文章又以行為研究者為主。在行為研究者所採行的方法上，訪 談、報導的證據力度如何？與整體文章立基之方法論、知識論有沒 有矛盾呢？而過去無論在台灣史或是本土社會科學理論建構中，證 明外來政權說為真之關鍵引述，也就是對「本省人」、「本土社會底 層」意見的「認定」（質疑國府正當性者），是來自於對作家、學者、
政治人物（也就是本土菁英）的口述訪談與報導，或間有一般民眾，
但與當時台民社會結構比例顯有差距，此等抽樣研究在方法上是有 待商榷的。畢竟光復初期，國府許多政策對於本土菁英具有相當針 對性，從二二八事件後約有三分之二的本土菁英退出選舉競爭可以 得知此等不滿趨勢，而肯定國府為外來政權的相關訪談對象似乎多 數也是出自此類階層。
該類論點另一個邏輯上的矛盾是，不採信選舉數據乃是認為此 等成果乃因國民黨政府的選舉操控等制度性問題所致，這類論點將 使得當前所有以行為主義途徑討論近代台灣政治史的文章都同受 質疑，但行為主義在台灣用來詮釋近代台灣政治發展的文獻甚多，
卻從未以此被挑戰過。更嚴重的問題是這不僅是學派間的歧異，我 們甚至可以從同篇文章中看出其對於選舉民調等資料立場的矛盾 性。
接下來本文論證，第一類說法顯示其被建構的特質，二二八事 件是否為催化台民觀念轉化的關鍵點？從後來「中國認同」江河日 下趨勢的反推，與台民參與選舉的熱烈積極，我們很難判斷此說的 真假；第二類本文則指出中華民國憲法制訂時，台灣當時的最高民 意機構省參議會事實上有派出代表參與制訂，而後來的高投票率參 與修訂也證明其確認此憲法的正當地位；另外引入西方投票行為理
論與認同學說，發現過去執行國家目標的政治規範、結構與統治 者，皆藉由台灣人民外顯的選舉行為與中國認同傾向而證明了其承 認國府的正當統治地位。相對於此，過去派系與威權政體的解釋途 徑則忽略了台灣光復之初，派系尚待建立、利益尚未聚集、教育與 傳播機構未完備、與人民歡迎政府等諸現象同時發生的情形。
因此，本文認為，1949年遷入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對台灣來 說，非為一外來政權，而是一擁有正當性的政治體制。至於日後局 勢的演變，就不在本文處理的範圍之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