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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光復初期的台民政治參與及投票行為

論者或者認為,1970年代前多數台灣民眾的中國認同僅是國府 政治社會化教育之結果,有可能民調留白的年代即是「中國認同」

從無到有的階段。然根據西方投票行為研究指出,人民對選舉的參 與正可顯示他們對政治體系的基本支持,亦可藉著他們的不參與選 舉來反映政體的缺乏支持,或相當高程度的幻滅,甚或疏離。經由 他們的支持或不支持,可表達他們對此政權之合作性意見。40國民 政府未有以壓力逼人民投票的政策,41那麼可以自由選擇投票與否 的台灣人民,對於國府政治體制的支持率又是如何?從一開始行政 長官公署辦理的省參議員選舉來說,要從當時1180位候選人中選出 30位省參議員,參與競爭之激烈,不言可喻。而國府遷台後的各項 選舉成果,我們可以引直選產生之九屆省議員選舉結果為例:42 表一:九屆省議員選舉投票率及國民黨得票率(%)

選舉年 1954 1957 1960 1963 1968 1972 1977 1981 1985 投票率 74.40 78.20 72.52 69.26 74.28 70.33 80.40 71.94 72.08 國民黨得

票率 72 69 66 72 77 71 65 72 71 說明:筆者整理自行政院研考會,中華民國行政概要(台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1992),

頁25;台灣省選委會與內政部中央選委會的選舉實錄。

40. 關於此種概念,可參考陳義彥、黃麗秋,選舉行為與政治發展(台北:黎明,1992) 頁61~100、191~216、217~235。

41. 在歷數國民黨如何藉制度獲得優勢後,Rigger仍認為國民黨獲得多數選民支持,

不意味著選舉是沒有競爭性的,國民黨藉此鼓舞台民的政治參與及選舉熱情,不 用強制性的投票仍獲得台灣人民的支持。參見Shelley Rigger, ibid, p.83.

42. 此類數據甚多,例如從1951到1985年間,國民黨提名的縣市長平均有88%的高當 選率。見Shelley Rigger, ibid, p.82。本文之所以採用省議員選舉數據,乃是因為 它是最早辦理、直選、全面性且未中斷的選舉,如果我們就前後期各項其他中央 層級選舉結果而言,也似乎不逆反推論結果。例如過去通說從1970年代退出聯合 國開始,政府在國際外交戰場上一連串的失利後,一個中國的認同才逐步鬆動,

然1972到1989年的立委選舉,國民黨最高得票率79%、最低61%,1972年是74%,

1974年為79%,1980年是76%,用此數據似也同樣可行,只是在時間上沒有省議 員選舉如此長期,故筆者斟酌後決定採用地方選舉結果以證明之。

從以上選舉投票率與國民黨得票率雙高的現象,43再配合剛剛 所提西方對於投票行為研究的成果,似乎可以反映出當時人民對於 整個中華民國政府體制的認同與接受。44而認此盡為派系動員成果 的觀點,派系理論認為,「派系通常僅網羅部份社會力,佔有部份 社會資源」,在光復初期,除日治時期部份的協力菁英外,台灣多 數的地方派系領導人才剛開始往地方發展,45其動員能力不可能如 後期得心應手。而在1947年發生二二八事件後,本土政治菁英有多 人遭到處決或監禁。例如當時台灣省參議會的三十個參議員中,因 反抗事件而被殺、被捕、及通緝者,有十一名之多。台北市參議會 的二十六位參議員中,有四位被殺,七位被監禁。事件發生後從日 據時代延續的基層政治菁英不再參與體制內的選舉,似乎成為全省 的普遍現象。以高雄縣為例,1945年選出的五十九位縣參議員中,

在二二八之後的1950年到1951年的縣議員選舉時,繼續參與選舉的 只有二十一位,「撤出率」大約是64%。其他縣市參議員撤出率較高

43. 據長期研究台灣選舉的胡佛教授指出「自政府在台舉辦選舉以來,大致上說,國 民黨長期而穩定地在選民中擁有70%強的得票率,此一穩定的趨勢,實有利於執 政黨推展民主憲政的建設,並藉此強化政權的合法性。」見胡佛,政治學的科學 探究(三):政治參與與選舉行為(台北:三民,1998),頁96。

44. 作票或受賄的變數是存在的,已有多本著作描述此類情況,甚至在中常會裡,國 民黨總裁蔣中正也曾向省議會議長謝東閔詢問此事,以謝氏的親身體驗看來,買 作票應該是從地方自治開始即有出現情形。但由於沒有明確數據,無法在此進行 有意義的討論,殊為可惜;而從雙高比率的持續穩定性來看,此類變數對於國民 黨支持率的影響論證恐有深究的空間。同時本文也要指出,在二二八事件與國府 遷台前後的選舉參與率與國民黨得票率具有相當的一致性,但現在文獻多僅指出 二二八事件的影響及國府遷台後不正當選舉手段的運用,是否國民黨的手段能在 短期內弭平二二八事件影響的缺口?導致雙高比率數字的一致性?將待進一步 的深入研究。關於買票的情形,可例見Shelley Rigger, ibid, pp. 94~99。關於作票,

有人指出1960年代後,投開票所多會出現幾張生面孔,無法形成自己人的黑箱作 業,因此國民黨自動揚棄作票的老套,此說是否可信?有待進一步探討。關於台 灣早期地方選舉買、作票情況的相關描述,可見邱家洪,政治豪情淡泊心—謝東 閔傳(台北:木棉,1999),頁32~49。

45. 參見陳明通教授對光復初期台灣三大地方派系:阿海派、半山派、台中派起源的 解釋;尤其是半山派多數在中國大陸停留已久,要經營其在台灣社會的網絡更需 要一些時間。詳細情形請參考:陳明通,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頁43~51。

的地區是嘉義市(80%)、澎湖縣(81.8%)、花蓮縣(81.8%)等,

據估計,在縣市參議員這個層級上,二二八事件後全省有將近七成 的議員退出政壇,46據學者研究,此等現象表現出這些菁英對政權 產生了疏離或抗議,47符合西方研究中,參與選舉即默示承認體制 正當性的說法。48

但當時生存在台灣的社會大眾感受如何?第一屆縣市議員選 舉的另一個面向我們也需注意:1950年開始的第一屆縣市議員選 舉,應選總數為814人,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共1,831人,每一席次 平均有兩位以上的競爭,在各縣市投票率中,最高的南投縣有 88.94%,最低的台北市投票率為54.76%,平均投票率為80.73%。而 1952年底及1953年初的第二屆縣市議員選舉,參與競選的人數比第 一屆還多出十七人,而人民的平均投票率為79.72%,較上屆降低 1.01%。在各縣市投票率中,最低的台北市投票率為68.63%,較上 屆高出13.87%。49填補二二八事件後八成空缺之地方權力新貴,大 部份是另外一群全新的、過去毫無政治經驗和政治地位的地方人

46. 若加上落選的部分,則約有八成的地方精英從政治領域消失。見吳乃德、陳明通,

「政權轉移和菁英流動」,賴澤涵編,台灣光復初期歷史(台北:中研院中山人 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3),頁325。

47. 吳乃德、陳明通,前引文,頁303~334。

48. 在民主化過程中,反對勢力常會面臨是否參與選舉的兩難(dilemma),因為如果 參與選舉,將間接表示他們「承認」統治政權的合法性,使其造成「反對運動的 去激進化」(de-radicalization of the opposition),在台灣的民主化過程中,反對勢 力即曾遭遇過此等問題。例見Samuel P. Huntington著,劉軍寧譯,第三波:二十 世紀末的民主浪潮(台北:五南,1994),頁204~205;林佳龍,「台灣地方選舉 與國民黨政權的市場化」,頁189~190。

49. 其實奇怪的事情還不止於此,1951年第一屆臨時省議會的選舉,登記參選者有一 六四人,由縣市議員間接選出五十五位臨時省議員中,無黨籍佔十一位,青年黨 一位,國民黨籍四十三位;等1954年第二屆,由人民直選的五十七位臨時省議員 產生,非國民黨籍者僅佔九人。在經歷二二八事及縣市國民黨籍議員佔多數情形 下,無黨籍議員反而比較多人當選。要說在第二屆原無黨籍議員已被收編,為何 不在第一屆就控制由國民黨籍議員當選呢?選舉數據參見鄒文海,台灣省地方選 舉的研究(台北:環宇,1973),頁3~4、18~21。

士。50這些人物建立派系是否需要時間?而反映在第一次直選產生 的省議員選舉,51如表一所見,無論是投票率或是執政的中國國民 黨得票率,都超過七成。

另外,派系最重要的組成原因:利益的交換,52在地方自治初 起時,其所能掌握的經濟資源和利益還相當有限,要隨著台灣經濟 的起飛,特別是在1970年代中期以後,地方派系所能汲取並用來交 換的經濟利益才跟著快速增加。53但我們看國民黨的高得票率在 1950年代就出現了,難道有錢時可以多買票,沒錢時也可以多買票 嗎?可知派系理論對於國民黨政權來台初期持續獲得支持的論證 實有未逮之處。

在派系利益動員的解釋之外,為何在過去台灣初期的選舉中,

許多國民黨的候選人仍可以囊括選區多數選票?54若說是光復初期 政治參與的熱烈與隨後雙高得票率的數字盡為國府植入之獨佔意 識型態、高壓政策與壟斷的教育論述成果,未免太誇大國府當時的 政府能力,更何況,這些政策需要長期培養方有所成,而國府如是 外來政權,又怎能在遷台前後即擁有這麼強與有效的國家能力呢?

如果答案為否,我們如何能說1949年遷入台灣的政權是個「外來政

50. 吳乃德、陳明通,前引文,頁326。

51. 在二二八事件後至1954年之間,其實還有1951年省議會的選舉,只不過因其屬於 間接選舉,本文則希望藉菁英與地方民眾的參與率以證明觀點,故存而未論。

52. 關於派系理論中「佔有部份社會力」與「唯利是圖」的假定,請參考Andrew J.

Nathan, “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 in Steffen W. Schmidt, James C.

Scott, Carl Lande and Laura Guasti eds., Friends, Followers, and Factions: A Reader in Political Clientelis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pp.

382~400;陳明通,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頁22~23。

53. 「1970年代中期以後」乃林佳龍原文,詳參見:林佳龍,「台灣地方選舉與國民 黨政權的市場化」,頁207~208。

54. 尤其是前已指出,據多位作者描述,1947年撼動全島的「二二八事件」是國民黨

54. 尤其是前已指出,據多位作者描述,1947年撼動全島的「二二八事件」是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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