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資源分配的解釋，可區分為兩派觀點：「中央自主」派認為 此乃純以國家利益與中央偏好為依歸。「制度利益」派則主張，此為 中央與地方官僚組織相互競逐而形成。64本文採「制度利益」派之觀 點，預期占政治利益比例越高的省分，其獲得的資源分配也越高。透 過「政治利益」此一概念，試圖找出對資源分配較具解釋力的指標及 測量方法。本文所建構的八種模型全都符合上述預期，不過在解釋力 上則高低有別。其中模型七，不僅統計信賴水準可達 99.9%，解釋力 更高達 78.3%，乃八個模型中對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之分配最具解釋 力者。透過各模型之比較，可歸納出有利提高解釋力之指標如以下五 點：
第一，在政治利益指數的衡量上應納入候補中央委員與候補政治 局委員。不過其對解釋力的貢獻僅為 0.2%，但所需分析的資料卻幾乎 增加一倍。因此，在時間經費有限之下，甚至中共十七大召開後，候 補中央委員資料尚不齊全時，而未將候補委員納入分析應也是可被接 受的。
第二，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及政治局常委的指數關係可採等比 模式。本文採「重要性與人數成反比」之原則，將中央委員、政治局 委員、政治局常委三者指數定為 1：9：27。至於候補委員指數則為正 式委員之一半。未來若要更求精細，可參考徐斯勤所提出之「過半數 比例原則」。65不過，更精細是否更具解釋力，仍有待驗證。此外，薄
〈中共中央〉，《新華網》，2008 年 10 月 9 日，<http://news.xinhuanet.
com/ziliao/2004-07/14/content_1600008.htm>。
Fubing Su & Dali L. Yang, “Political Institutions, Provincial Interests,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in Reformist China,” pp. 217-220.
徐斯勤，〈中國大陸中央與各省關係中的水平性與垂直性權力競爭〉，頁 18-19。
智躍與楊大利等所採用之等差模式，本文因認其不合實情，故未採用 也未予以驗證。未來應可對其進行修正與驗證。
第三，在政治利益分配的判斷上，尚須納入崛起地與籍貫地。因 為，若僅分析現職地，將無法探討政治局常委所代表政治利益在地方 之分配，對政治局委員部分的分析面向也將受限。此外，自中共十五 大開始，已建立各省市均有兩名中央委員的體制。光從現職地已無法 看出各省之差異。籍貫地的重要性在中共十七大再次顯現，66也已被學 者納入分析。67不過，崛起地就屬仍待推廣的概念。
第四，崛起地之認定應採多重認定法。在其他條件相同下，此方 法比單一認定法的解釋力高出 12.2%、5.2%、11.8%、5.2%。68因此 可推知，採用崛起地的確有利於提高模型的解釋力。就此而言，徐斯 勤僅用現職地與籍貫地，而得出各省在中委會與政治局的席次，並未 能發揮爭取資源分配之功用。69若能加入崛起地之分析，可能就會改變 分析結果。
第五，當崛起地之認定採多重認定法時，政治利益分配於現職 地、崛起地與籍貫地間之比例，0.6：0.3：0.1 之解釋力高於 0.7：0.2：
0.1。在其他條件相同下，前者比後者的解釋力高出 0.5%、0.4%。70徐
胡錦濤對籍貫地同屬安徽省者提攜明顯可見，中央委員人數從十六大的 10 人(5.05%)成長為 12 人(5.88%)，政治局委員人數從十六大的二人(8.33%)成 長為四人(16%)，政 治局常委人數從十六大的二人(22.22%)成長為三人 (33.33%)。
徐斯勤，〈中國大陸中央與各省關係中的水平性與垂直性權力競爭〉，頁 19-20。
以上四組數字分別為模型三與模型一、模型四與模型二、模型七與模型五、
模型八與模型六之比較。
徐斯勤，〈中國大陸中央與各省關係中的水平性與垂直性權力競爭〉，頁 24-25。
以上二組數字分別為模型三與模型四、模型七與模型八之比較。
斯勤將現職地與籍貫地之比例設為 10：1 時即指出，此僅為初步設定 並有待進一步研究予以修正。71因此，將現職地與籍貫地之比例設為 6：1，或許有助於提高其解釋力。
透過本文建構之模型，已可區分出各省影響中央政策能力之差 異，將有助於對於理解中央與地方的互動。因為中央與地方策略互動 過程可區分為三個步驟：第一步是中央提出政策，要求地方實行。第 二步是地方判斷此中央政策對其究竟有利或不利，並配合其實力，以 決定其對策。第三步則為中央根據地方所採行的對策而提出對應之 道。72關於第二步驟中地方實力的衡量，即可採用本研究模型。例如，
在十七屆三中全會時，上海與廣東乃各省政策影響力最高的兩省。73廣 東先是抗拒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指示，堅持將走自己的路，「不救落 後企業」。74之後國務院通過《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畫綱要》，
被視為中央贊同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堅持的「騰籠換鳥」戰略。75隨後上 海也跟進，主張產業結構轉型優先，不顧中央社會穩定優先的呼籲。76 何以是這兩個省市抗拒中央的呼籲？是否因為占有較高比例的政治利
徐斯勤，〈中國大陸中央與各省關係中的水平性與垂直性權力競爭〉，頁 20。
王嘉州，〈財政制度變遷時中央與地方策略互動之分析—以分稅制與廣東省 為例〉，《中國大陸研究》，第 46 卷第 5 期，2003 年 9 月，頁 83-86。
王嘉州，〈利益分配與地方對策：中共十七大後的中央與地方關係〉，發表 於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全球競爭，民主鞏固，與治理再造－ 2008 台灣新 課題」學術研討會（南投：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2008 年 11 月 23 日），頁 19。
黃淑嫆，〈堅持不救中小企 廣東槓上中央〉，《中國時報》，2008 年 11 月 22 日，版 A15。
林庭瑤，〈珠三角騰籠換鳥 放權廣東〉，《經濟日報》，2009 年 1 月 12 日，版 A9。
黃淑嫆，〈地方急轉型 挑戰中央政策〉，《中國時報》，2009 年 1 月 16 日，版 A13。
益？本文已無篇幅對此進行分析，將可作為未來後續研究之方向。
（收件：96 年 10 月 23 日，修正：97 年 12 月 31 日，採用：98 年 1 月 16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