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論文中，筆者從決策理論的角度以 1995 年李總統訪美與 1996 年台海危機兩大事件為主軸，加上前前後後大大小小的事例，證明前 述兩件大事件的發生，是由於美、中(共)、台三方一連串的錯誤認知、
誤判與政策失誤所造成。而由於決策過程中的各種失誤，三方都付出 了很大的政治代價。雖然柯林頓政府後來在 1996 年台海危機中以果敢 的軍事行動一雪前恥，但卻也為一連串的誤判與失策而差點威信盡 失，甚至還差點受到中共的核威脅。
台灣為了李總統訪美，除了付出與國務院溝通不良的代價之外，
137.訪問 Winston Lord, 1999 年 5 月 19 日；同註 34，頁 21-22.。
138.胡志強，「我國與美國關係之展望」，立法院外交及僑政委員會，1996 年 6月 5 日，頁 11。
也眼睜睜地看著美、中(共)關係呈三級跳式的大躍進，自已卻承受「三 不」與「中程協議」的壓力。
表面上，中共雖是贏家，得能與美國朝戰略夥伴的關係邁進，但 由於雙方在意識型態、制度面與國家利益方面存有永遠難以消除的歧 見，加上互信始終難以建立，猜忌卻永遠會伺機冒出，以致雙方關係 總是在圍堵或交往、建設性交往或堅定交往、戰略夥伴或競爭對手之 間來回擺盪，名詞選擇之間摸索。顯然，要對美中(共)兩國之間作出合 理的定位，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至於在理論探討方面，筆者發現從艾里遜三個決策模式抽理出來 的幾項假設之中，大多數都獲得成功的驗證，但也有少數則未必。首 先，從 1995 年柯林頓政府對是否提供李總統簽證的決策過程中，可以 看出官員與總統都知道如果拒絕李總統訪美，所付出的政治代價可能 更為高昂，而提供李總統簽證卻有助於與國會改善關係。因此，就柯 林頓政府對李總統提供簽證的決策過程來看，其間的發展倒是與第一 項假設(H1：選項可能要付出的代價愈低，獲致的效益愈高，被採納為 政策的可能性也愈高)若合符節。至於台灣這邊，李總統訪美被採納為 政策是否符合第一項假設，可能不無爭議。美國國務院與國家安全會 議官員可能認為台灣為李總統訪美付出的代價(包括政治代價)太大，並 不值得。但是，台灣這邊，特別是李總統與政府官員卻認為訪美絕對 值回票價。不過，如果學者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將視野放大，想想
「三不」、「中程協議」，看看美中(共)關係呈三級跳大躍進，特別是 柯林頓政府從原本對兩岸平衡的政策變成朝中共傾斜，可能會有見仁 見智的看法。
至於中共在 1995 年做出對台武嚇的決策以及 1996 年發動「海峽 九六一」演習，並對台灣兩大港口外海試射飛彈的決策，是否合乎第 一項假設可能爭議性更大。從中共的角度來看，軍事演習加上飛彈試 射是本來就要做的事，拿來對台灣展示遏止台獨的決心，亦不失為代 價不高、效益很大的不錯選項。然而，在美國兩個航母戰鬥群趕到台
灣鄰近水域展示更強大兵力之後，中共草草收兵，也可能招致虎頭蛇 尾之譏。何況，遏止台獨的目的未完全達到不說，還使李總統高票當 選，兩岸人民更為疏離，對中共也不無尷尬之處。在 1995-1996 年台 海危機中，美國在犯下一連串錯誤之後，總算在調兵協防台灣展示武 力與不惜與中共兵戒相見方面做了一件正確的事。未發射一枚砲彈即 消弭一場潛在的衝突，代價不算太大，但效果卻極為壯觀，不僅讓中 共知道美國絕非紙老虎，而且也有對亞太地區盟邦宣示美國承諾不變 的作用。儘管單就 1996 年化解台海危機的決策相當符合第一項假設的 精神；但美國在這項決策前後所做的許多決策，卻可能存有極大的爭 議。
有關第二項假設(H2：一個組織的能力愈大，就愈有可能影響政府 領導人的選擇)的驗證，爭議顯然比較小，在前述幾個案例中，可以發 現美國國務院是主導提供李總統簽證決策的最重要機構。中共中央軍 事委員會則是主導軍事演習與飛彈試射決策的最主要單位。至於美國 國防部則是主導派遣艦隊馳援台灣的最重要機構。只有李總統訪美的 決策主要是出自李總統本人的決定，這是台灣長期的政治傳統所造成 的，少有例外。
至於第三個假設(H3：在重大外交決策或是涉及使用兵力的危機處 理過程中，決策參與者之間的看法可能存有歧異，但政府領導人所採 納的政策常是大多數決策參與者所支持的政策)，可以發現無論是美國 在處理 1995 年李總統訪美或 1996 年 3 月台海危機中，最後被採納的 政策都是大多數決策參與者所支持的政策。儘管有關中共在 1995-1996 年掀起台海危機的相關決策資訊還不足以讓筆者做出肯定的論斷，但 僅以目前資訊而言似乎顯示最後拍板定案的決策也是大多數決策參與 者所支持的政策。但台灣李總統訪美的決策似乎是一個例外。
有關最後一個假設(H4：對於涉及總統連任或其它重大政治考慮的 外交政策，官員常傾向於配合總統的想法)的驗證，從李總統訪美的決 策可以發現其中當然不無尋求連任的政治考量。而柯林頓拒絕江澤民
在 1995-1996 年以「國事訪問」名義訪美自然也是基於避免妨礙連任 的政治因素。雖然目前資料尚不足以證明柯林頓批准裴利「作戰計 劃」是否也有連任的政治考量，但調兵協防台灣的決定至少使他面對 共和黨對手杜爾(Robert Dole)的強勁挑戰時可以立於不敗之地。甚至 連不需民選的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在做出軍事演習與飛彈試射的決策 之前，也隱約可以看出他是因為自已權位不夠鞏固而必須向軍方妥協 的無奈。
筆者以上四項假設，除了少數例外之外，多已在前述案例研究中 獲得驗證。這顯示，艾里遜決策理論在學術上的價值歷久而常新，而 且隨著資料愈豐富，決策理論三項模式的解釋力與分析力也就愈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