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臺灣各地的方志編纂與學界的方志研究蔚為風潮，在方志 的研究方面，主要偏重於方志沿革、編纂情形、體例檢討與資料運用等 課題，75至於將方志本身視為一種知識系統的研究，則所見不多。本文 嘗試結合近代西學東漸史及臺灣方志學的研究取向，透過相關文獻的解 讀，來檢視清代臺灣方志中各種引述西學的書寫風貌及其知識性格，以 掌握修志官紳看待西學內涵的概念網絡。為求能採取較為宏觀的視野，
74 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Paul Feyerabend, Against Method（London: Verso, 1978）.
75 相關的研究成果，可參閱許雪姬、林玉茹主編，《50年來臺灣方志成果評估與未來發展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9年）；國立中興大學歷 史學系主編，《海峽兩岸地方史志地方博物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 員會，1999年）；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輯組編輯，《方志學理論與戰後方志纂修實務國際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8年）。
第六十二卷第二期
來探索清代臺灣方志中涉及西學論述的知識建構，故著重於將這項課題 置於特定的歷史時空脈絡以解釋其內涵，經由各志書體例結構及其分門 別類的內文分析，呈顯清代臺灣修志官紳引述西學元素的學術特點。
清代臺灣方志中的西學論述，主要涉及明清之際以利瑪竇為主的 入華傳教士所傳入的西學知識，以及清代後期自強新政中的各項洋務事 業。西學知識固然包羅萬象，然而，如就其在清代臺灣方志中所佔有的 篇幅比例而言，大致可以用「冰山一角」來形容。但這冰山之一角，卻 也透露出不少值得我們思索的歷史訊息。
整體而言，西學論述主要出現在清代臺灣方志「疆域」（封域、輿 地）、「物產」、「雜紀」（外紀、叢談）或是關係到晚清取法西學的 洋務實業等門類中。在這些門類的內容裡，除了清代後期臺灣方志採用 西方經緯度定位行政疆域的作法與洋務運動的相關敘述之外，基本上，
西學在清代臺灣方志的知識系統中所佔有的位置，多半屬於邊陲性或非 主流性的性質，某些是作為官方論述的參證，或是作為志書中各類自然 現象及人文景觀的點綴。縱使如西方經緯度定位座標或是洋務運動的實 質建設成果受到修志官紳的關注，在方志中取得某種程度的主流位置，
但這種價值取向的定位，仍是操控在統治階層的現實需求上，因而呈現 出一種相對的從屬性。由此我們也可以體會到，為何在清代臺灣方志中 官治色彩相當濃厚的規制、秩官（職官）、武備等門類，或是儒學意識 極為明顯的典秩、學校、人物、藝文等門類中，幾乎沒有容納西學的空 間可言。至於雜紀、外紀或叢談等原為某些難以被歸類在主流門類之地 方傳聞異說的彙編，西學論述出現在這些門類中，同樣也襯托出一種被 邊緣化的色彩。
就清代臺灣方志吸納西學的動機及其方式而言，修志官紳的態度牽 涉到價值系統的省思，在取捨西學元素納入方志文本的同時，也透露出 他們的選擇性認知，或說是他們呼應一統帝國文化秩序的價值取向。從 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清代臺灣修志官紳較為重視西學的實用性、實證 性或新奇性的層面，他們有選擇性地採納入華傳教士的西學論述，對於 西學所帶有的宗教信仰成份往往抱持著質疑或排斥的態度，其間不乏人
清代臺灣方志中的「西學」論述 身攻擊的意味。特別是在明清時期西力東漸的時代環境中，他們對於西
方人士種種「貪利機巧」的作為懷有不少的戒心，因此，反映在清代臺 灣方志中涉及西方宗教或西方國度的記載，往往呈現出一種負面性的刻 板印象。
通觀西學在清代臺灣方志中的歷史角色，其實並未動搖修志官紳的 儒學本位觀及其天下秩序觀，某些時候，甚至被淹沒在「西學中源」的 思潮中，內化成為中國學術傳統的一環，連帶也模糊了西學的本源或其 原貌。大致說來，西學論述在清代臺灣方志的知識系統中，始終是從屬 於或依附在統治階層的價值取向，或是作為大一統帝國版圖意象的技術 性憑證而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