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志官紳在清代臺灣方志中引述西學的動機及其取捨的原則，主 要牽涉到他們對於西學內涵的選擇性認知，也因而影響了他們的書寫風 格。從這些出現在清代方志文本的西學論述中，我們可以觀察到，修志 官紳偶而會明確地表示他們的書寫意念，或是將其價值取向隱藏在各種 關於客體現象的描述中，甚至是在夾議夾敘的字裡行間，透露出他們輾 轉於傳統舊識與西學新知的主觀立場與基本態度。整體而言，修志官紳 對於西學的選擇性認知，也就是他們如何以中國傳統方志學理的價值系 統，去衡量西學甚至西教的得失去取，其間的取捨原則，主要表現在實 用性、實證性以及新奇性的考量。當然，就修志官紳所理解的西學特質 而言，這三種價值取向，主要是以實用性為核心所形成之「三位一體」
的認知系統。
首先，就實用性的層面而言，在此所謂的實用性，端視主政者的需 要而定，也就是方志徵採西學內涵的首要原則。舉凡各種有助於帝國統 治或攸關於國計民生的課題，概為修志官紳所關注的重點。如清代臺灣
清代臺灣方志中的「西學」論述 方志疆域門類中採用傳統星野之說來劃定臺灣在大清版圖的應然位置，
其目的在於透過天地人感應的思維來完備普天之下的政治秩序，以彰 顯大一統帝國的盛況。利瑪竇星野之說的出現，主要是作為這套天文地 理觀念的註腳，以強化論述的可信度與可靠性。到了清代後期，傳統星 野之說受到部分官紳無關吏治民生的質疑，最終被西方經緯度座標系統 所取代。如林豪在《澎湖廳志稿》之〈凡例〉中指出：「然分野之說，
聚訟紛紛，即考據至精，何裨實用。……茲汰天文一門，以星野列於方 域，而去其蕪詞」。56林豪的批評及想法，後來在《澎湖廳志》中採取 經緯度定位澎湖島域的作法上，得到落實。西學中的測繪法則，最終在 清末臺灣方志的疆域門類中獨擅勝場。縱使如此，修志官紳接受西學的 背後，仍是基於清朝統治者對於帝國版圖範圍進行有效控制的考量。西 學的價值往往是附屬於官方支配性的意識形態，才得以彰顯出來。
清代臺灣方志中選取西學元素來參證臺灣島域的自然現象或風俗民 情，無非也透露出修志官紳經世實用的價值取向。他們嘗試透過中西對 照的方式，以清楚地掌握行政範圍內自然景觀與人文現象的一般性或特 殊性，作為移風易俗、端正民情的參考。此外，出現在「物產」等門類 中的西學論述，亦可作如是觀。至於晚清洋務運動時期各項學習西法的 建設成果，具體反映出當時清廷富國強兵的迫切需求，因而成為清末臺 灣方志所關注的論述客體之一。臺灣知府周懋琦於光緒5年（1879年）
5月為夏獻綸《臺灣輿圖》所題跋文中，通篇從軍事籌防的脈絡，來評 價西學紮根於實用性基礎及其所具有的準確性，行文之中即透露出如此 這般的價值取向：
且夫外洋之學，力求實用；測繪遊歷，專門名家。嘗見 海上兵輪巡查所至，凡潮汐之漲落、沙線之媆硬、水口之淺 深、港汊之總散曲直，莫不目驗而手識之；又復至再、至 三，至於五六，務詳確精熟而後已。……茲所刊圖略，於番 社之道里、島嶼之方向，視舊志輿圖較確。凡我同人，校其
56 林豪著，林文龍點校，《澎湖廳志稿》，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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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而證其是、辯其偽，一切水口潮汐、港汊沙線以及山原之 阨塞、隘口之難易，朝夕稽求，以講戰守之策；此則筱濤方 伯所禱祀以求者也。57
大致說來，清代臺灣修志官紳針對西學實用性的考量，主要還是 為了支持官方論述的合理性、合法性或正統性，以因應主政者的現實需 求。
傳統中國知識界所看重的自然知識或技藝制作，多半是回歸到政治 社會與現實人生的關懷上。涉及科學技術的認知，時常帶有濃厚的人文 氣息。58如據法國漢學家謝和耐（Jacques Gernet）的研究指出，明清之 際耶穌會士「試著藉由歐洲科學的聲望，以增強天主教的權威；中國人 拒絕了宗教，只希望保留科學知識」；也就是說，當時留意西方科技的 士大夫，「多僅接受那些深具實用性、可以富裕民生或堅實國防的西學 內涵」。59返觀清代臺灣修志官紳透過經世致用的觀念來掌握西學的內 涵，經過他們取捨之後的對象，還是一些較具技術層面的實用性知識。
相形之下，對於西方宗教則呈現出另一種觀感。關於這個問題，在本文 下一章有進一步的討論。
其次，從實證性的層面來看，在某些修志官紳的心目中，西學所 長在於天文測度及地理測繪，此種實證性所連帶的精確性，強化了某些 西學知識的信度與效度。如乾隆中期，王瑛曾等《重修鳳山縣志》卷1
〈輿地志．星野〉中引述西洋曆算新法，重新檢討臺灣星野之說在天文 測算上的問題，其宣稱「今國家兼用西法，更為縝密。而西法即謂分野 不甚足據，此篤論也」。60此外，清末蔣師轍、薛紹元等《臺灣通志》
之〈疆域．晷度〉中引述中國歷代的測晷之法，最終得出「是以所測，
57 夏獻綸，《臺灣輿圖》，頁81–82。
58 葉曉青，〈論科學技術在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地位〉，收入杜石然主編，《第三屆國際中國 科學史討論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90年），頁302–305。
59 Jacques Gernet,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Impact: A Conflict of Culture, p. 59, 62.
60 王瑛曾等，《重修鳳山縣志》，卷1，頁4。關於清初西曆正統化的過程，可參閱黃一農，
〈湯若望與清初西曆之正統化〉，收入《第二屆科學史研討會彙刊》（臺北：國際科學史 與科學哲學聯合會科學史組中華民國委員會，1991年），頁161–175。
清代臺灣方志中的「西學」論述 不如今法遠矣」的結論，也表露出類似的意念。61清代前、中期佔據臺
灣方志「疆域」、「封域」或「輿地」門類中起首位置的星野之說，到 了清代後期為西方經緯度定位系統所取代，以及經緯度測繪法則被實際 運用於方志行政疆域圖的製作上，凡此皆可視為修志官紳之實證性考量 的一種展現。
西方人士泛海東來的過程中，對於天文曆象以及世界各地風俗民 情擁有實際的體會，進而保證了其著作內容或口述訊息的確定性和可靠 性。這個部分，也受到某些臺灣志書編纂者的重視。如前述乾隆中期朱 仕玠《小琉球漫誌》中引證西人遠洋航行的親身見聞，來質疑先前臺灣 文獻中的「暗洋」傳聞，即為明證。
再次，就新奇性的層面而言，所謂的新奇性，係就西學相對於中國 傳統學識的特殊內涵而言。自古以來，中國四裔地理著述的內容取向，
即呈現出一種對於域外及海外奇聞異事的興致。臺灣因位處東北亞與東 南亞海上航路的要衝，閩臺地區人士易於透過舟師商賈接觸到若干的海 外奇譚。16世紀以後，周遭地輪、泛海東來的歐洲人士，也帶來了許 多中國士人前所未聞且別有天地的環宇奇事。這些傳聞出現在臺灣的時 空環境裡，反映出福爾摩莎島相對於中國大陸的海洋性格，同時也成為 清代臺灣方志取材的對象，以此作為傳統自然觀念或特殊人文現象的參 證。本文前一章考察西學元素如何運用在方志文本中關於自然現象與風 俗民情的參證，概有具體的論證。
新奇性的本身，大多帶有某種程度的吸引力。海天奇聞異事固然可 以滿足部分修志官紳好奇覽勝的興趣，但基於方志文本講究經世實用及 無徵不信的立場，他們對於這些超出傳統價值觀念之外的異域傳聞，免 不了存有些許的保留態度。如首任臺灣知府蔣毓英在《臺灣府志》卷3
〈敘川〉中，陳述其得自於西人所言奇特的潮汐現象之後，最終不忘向 讀者強調：「此雖未可盡信，亦未可概以為非。四域之外，耳目所不經 見之事，荒唐儘有，姑存之緒論，以備參訂」。62
61 蔣師轍、薛紹元編纂，《臺灣通志》，頁3。
62 蔣毓英等，《臺灣府志》，卷3，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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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臺灣方志的編纂者出身於傳統中國社會，深受儒學傳統薰陶 的他們，大多秉持著天地之大、無奇不有的觀念，或是信則傳信、疑則 傳疑的態度，來看待各種存在於臺灣歷史文化背景中的海外傳聞。縱使 這些近乎「天方夜譚」般的傳聞似涉荒唐，或許仍有存而不論的價值並 可考之後信的空間。某些時候，西方人士遠洋航行的親歷見聞，還可以 作為志書編纂者考證各類海天傳聞的具體憑藉。例如，丁紹儀《東瀛識 略》卷7〈奇異〉的附註中指出：「臺灣開闢未久，無奇聞異事可記；
而仰觀俯察、耳目所接，有迥異內地者，不謂之奇不可，然有言之甚 奇，而其實不足信者」。基於這樣的認知，文中緊接著舉出過往臺灣文 獻所載各種醞生於臺灣海洋文化背景的傳聞，如王圻《續文獻通考》的 澎湖「落漈」之說、季麒光《臺灣雜記》的臺灣東北「暗洋」之說、郁 永河《裨海紀遊》的雞籠山下「弱水」之說以及陳倫烱《海國聞見錄》
的「南澳氣」之說。丁紹儀認為，這些奇聞異說如參諸當時西方人士環 球航行的實際經驗，可信度並不高，僅只於掌故備考的價值：
今西國舟船，北極冰海、南極新得之默瓦蘭，東西經行 數萬里，未聞其落漈，亦未聞有暗洋、弱水、南澳氣；此猶 蓬萊、方丈，渺茫荒忽，以作掌故用可耳。63
此種價值取向，亦出現在前述修志官紳將西學中關於世界各地奇風 異俗的論述，作為臺灣社會風俗的對照依據，藉此強化這類論述對象的
此種價值取向，亦出現在前述修志官紳將西學中關於世界各地奇風 異俗的論述，作為臺灣社會風俗的對照依據，藉此強化這類論述對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