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美國是影響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重要行為者，二者對於東 亞區域經濟整合各有正面與負面作用，但是作為全球霸權國家的美國 與成為東亞區域霸權的中國，二者的關係對東亞區域整合有更重要的 影響。美國出於維護其霸權的戰略考慮，視中國為潛在和長期的戰略 對手，對中國實行接觸、防範加遏制的戰略，其一方面視中國為協助 世界經濟發展的機遇，但也擔心自身霸權地位與利益受損，而對中國 採取合作與牽制的兩手政策。而中國國內的多數觀點則認為，中國是 經濟全球化和現行國際體系的受益者，保持與美國的合作性夥伴關 係、維護國際體系的穩定，對維持中國經濟增長至關重要。加上中國 深受資源短缺、環境壓力以及國內社會衝突的困擾，最關注的是經濟 發展和社會穩定等內政問題。所以中國強調尊重美國為東亞區域秩序 的保障者，並無意於尋求成為霸權國，中國將進一步融入世界經濟體
3 可至東協網站 ASEANstats website 查 2004 與 2008 資料，http://www.aseansec.org/
22122.htm。
系以實現「和平崛起」（Peaceful Rise），以貿易和投資等和平手段 來獲取世界資源，並通過不斷擴大的國內市場為國際社會帶來更多的 機會而不是威脅（岳健勇，2006）。
權力轉移論對中國與美國力量對比發展趨勢的一系列研究認為，
美、中是否會發生權力轉移論所強調的霸權爭奪戰，其可能性並不一 定很高，關鍵取決於美國是否能夠在現有體系中相容中國，並且對中 國力量發展性質的關注應該高於對其規模的重視（Rapkin & Thompson, 2003: 334-337）。而假如中國即使在實力上超越美國，只要中國沒有 要求改變現有國際體系的規則，權力轉移而產生的霸權戰爭就完全可 以避免（Lemke & Tammen, 2003: 270）。中國一再強調和平崛起，
就是避免對中國有挑戰美國霸權的聯想。
中國的改革開放乃得益於美國市場對中國的開放，以及美國主導 的世界霸權體系維持穩定的世界經濟秩序，中國反是現有霸權體系的 獲益者，對照 Steven Chan 對權力移轉論提出的論點，崛起中的國家 由 於 從 現 有 秩 序 中 獲 益 ， 傾 向 於 維 持 或 者 小 幅 修 正 現 狀 （ Chan, 2004）。因此當國際體系的利益分配適應國家間相對權力的分配，對 於一個相對權力正在崛起的國家來說，其並不需要去挑戰現有霸權。
所以中國成為區域霸權且能夠和平地進行下去，相當程度取決於現有 國際秩序和既存霸權大國的態度和政策，所以美國的政策與態度將影 響中國的選擇。
美國長期能够抑制通貨膨脹、民眾能够獲得價廉物美的消費品，
也得益於與中國緊密的經貿相連。中國已成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使 美國無法再對中國實行咄咄逼人的政策，美國不可能完全放棄對中國 遏制（中國評論社，2009）。因此美國對中國的最好政策就是「兩面 下注」（Hedge Strategy），也就是即溫和地接觸並加以防範，使中 國進一步融入國際社會，這樣不僅符合中國的利益，也使中國遵守安 全、貿易、金融和人權方面的國際規範（張立平，2007）。中國崛起
既是美國在東亞區域所面臨的最主要的挑戰，美國勢必會進行必要的 遏制，美國面對蓬勃發展的東亞區域整合進程，如何防止中國借助東 亞區域整合的發展崛起挑戰美國，以維護美國在東亞地區的領導地位 和既得利益，乃成為美國制定和推行其東亞政治、安全、經濟政策的 基準。美國與中國在東亞區域整合進程的明爭暗鬥，自然對於東亞區 域已形成的經濟整合機制各有所偏，從而影響東亞區域經濟整合進 程。
東亞區域經濟整合是冷戰結束後亞洲地區發生最重要的變化，而 造成整合加速的因素為東亞區域經濟規模的擴大；區域內經濟依存度 的增強；以及整合進程由市場推動轉為由正式機制推動，使東亞整合 有利條件增加（Nicolas, 2008）。東亞區域整合進程對亞洲地區格局 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而隨著中國經濟實力迅速崛起，加上軍事現 代化進程的不斷加快，中國成為東亞區域的霸權國家，對東亞國家影 響力也與日俱增，從而導致美國除對東亞區域經濟整合懷有疑懼外，
更憂慮中國成為整合後的東亞區域霸主，造成美國在東亞勢力的邊緣 化，更引發中國與美國在東亞區域發生衝突。
就美國而言，東亞區域政策其目的不僅是為了防止美國在東亞區 域被邊緣化，更重要的則是為了遏止中國此潛在的競爭對手成為東亞 區域的主導者，從而威脅美國在東亞區域的領導地位（金榮勇，2007：
99-106），尤其美國更認為中國國力增強後將不可避免地要謀求區域 霸 權 地 位 ， 美 國 為 自 身 利 益 考 慮 必 須 使 中 國 放 慢 經 濟 增 長 速 度
（Mearshimer, 2001b: 56）。但是如前文所分析，現實上美國在東亞 區域的經貿版圖逐漸衰退，反之東協國家對中國經貿依賴加大，加上 傳統以來美、中貿易存有巨大逆差，美、中貿易摩擦問題一直存在。
2008 年美國引發的金融海嘯，美國採取經濟保護措施因應危機，使 得美、中貿易摩擦加劇。美國更認為由於中國政府通過持續干預外匯 市場使得人民幣對美元長期低估，形成中國出口商品在美國市場上不
正當的競爭優勢，使美、中貿易逆差不斷擴大，而中國外匯儲備的累 積也加劇了全球流動性過剩，從而間接造就了美國的房地產泡沫，因 此對於中國多所指責。
反觀中國在經濟崛起後，首先衝擊的是對現存世界大國的權力和 利益分配，因此，中國必須與世界主要大國特別是霸權國建立合作關 係，中國首先要將美國定義為合作夥伴，大力發展與美國的多層次多 緯度合作關係，增進兩國的共同利益（門洪華，胡鞍剛，2004：42）。
因此對於美、中的貿易逆差形成的貿易摩擦，中國將之歸於目前的全 球分工格局，導致中國的貿易順差一半以上是因「兩頭在外」的加工 貿易形成，以及美國居民過度消費所致，並不直接回應美國對於人民 幣低估的指責，以避免直接挑戰美國。因為中國贏得發展的「戰略機 遇期」，實現和平發展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和戰略目標所在（潘銳，
2007），因此爭取良好的國際環境是實現這一核心利益和戰略目標的 重要保障。而美國目前仍是全球霸權，中國要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勢 必要與美國保持良好關係，因此避免直接挑戰美國是中國對美國的策 略。
美中關係雖然因為中國強調和平崛起避免挑戰美國霸權，但是中 國經濟政治實力加強也是不爭事實，美國要維持其在東亞區域霸權之 地位，又要兼顧給予崛起中國相應權力地位，以避免中國的不滿形成 權力爭奪。加上 2008 年的金融風暴，對全球經濟發展造成了嚴重打 擊，美國無力再成為全球政治經濟的秩序維護者，反映在國際議題上，
美國不再從容自信，而事事尋求與其他重要國家諮商合作。因此當前 國際社會由兩個最重要因素型塑新國際秩序：一個強大的中國和一個 弱化的美國，即所謂的 G2 模式（劉復國，2009）。現實中，美國將 需要與中國合作、諮商以採取一致性的作法，在全球金融危機、全球 氣候變遷、北韓核武問題、伊朗核武問題等等，美、中合作似乎已經 成為不可或缺的過程。因此美國總統歐巴馬於 2009 年 11 月就職後的
首次亞洲行，就以取得美、中戰略共識，營造美、中戰略合作為主軸。
但是 2009 年 12 月哥本哈根氣候變遷會議中，美國不滿意中國以維護 主權為由，拒絕國際對其廢氣減量承諾實行檢查，雖然中國最後做出 某種程度的象徵性讓步，但旋又透過蘇丹、委內瑞拉等盟友，出面抨 擊。美中關係現在的發展，卻絲毫看不出 G2 合作的氣氛（賴怡忠，
2009）。
雖然美中關係在合作中暗藏緊張，但是在高度互動的全球化時 代，又使兩國必須互賴合作，以追求共同利益最大化（陳彥華，2008：
146），因此美、中之間的關係同時存在競爭衝突與互賴合作。如今 中美關係進入戰略夥伴的雙邊關係，當中國軍事與經濟力量與美國快 速接近，在亞洲區域中國對由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現狀將越不滿意，
則中國經濟成長越快將使中美關係越不穩定（何亮智，2009：111-12），
因此在東亞區域美國勢必給予中國更大的權力地位，以維持兩國在全 球其他議題的合作空間。
綜言之，美中關係是既合作又競爭的現實狀況，對東亞區域經濟 整合進程自有正、負面的影響，正面影響是：中國目前並無能力完全 主導東亞區域經濟整合，必須充分利用美方對中國「促進融合的建設 性合作」政策，採取參與和合作方針，擴大雙方共同利益，增進相互 依賴的程度（宋國友，2007a），因此在美、中合作的情境之下，東 亞區域國家則能在穩定的環境中尋求經濟發展，擴大東亞區域經濟整 合的利基，有利於東亞區域經濟整合推進。但是也有負面隱憂，由於 擁有霸權的美國對中國的崛起勢必繼續維持警覺，因此美中之間戰略 夥伴的雙邊關係，有其脆弱性（石之瑜，2009），而美、中關係的緊 張對於東亞其他國家而言，則會尋求與美、中個別合作策略；尤其東 協小國更會操作所謂「大國平衡」策略，游走於中、美、日大國之間，
造成東亞區域國家間整合互信基礎薄弱。因此如何透過機制對話增加
造成東亞區域國家間整合互信基礎薄弱。因此如何透過機制對話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