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三節裡，本文指出官方檔案、訪談、回憶錄屬於次 要的原始資料來源，官方文件、新聞報導、照片則是主要的資 料來源。同時，以實例說明如何在看似枯燥的官方媒體報導中 找到有關中共高層菁英互動的線索。然而，受到研究主題的先 天限制，就算研究者認真蒐集資料，所能掌握的資料依舊不完 整。如果過於依賴單一或是少數資料的解讀就做出結論，難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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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著「以偏概全」的風險。舉例來說，研究者很難單憑幾張解 放軍報頭版的照片，斷言江澤民會辭去軍委主席，改由胡錦濤 接任。因此，周延分析資料但避免過度推論是研究中共高層菁 英的另一個關鍵。
由於主要資料來自中共官方媒體報導的新聞，資料分析基 本上就是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簡單來說，這種分析的 目的是根據已知的文字或非文字資料，推斷未知的訊息。透過 歸納整理的工作後，研究者要找出已知資料中是否出現明顯的 發展趨勢、重複出現的模式，以及這些趨勢或模式之間的差異
（Krippendorff 2004, 47-53）。36 研究者進而根據他對真實情境 的背景知識，以及本身的研究目的，建立真實情境、文本資料 的趨勢與模式兩者之間的對應關係，以便解釋真實情境發生的 現象（王石番 1990, 15-20）。內容分析又可以分為量化與質化 兩種方法。在二次大戰結束後，量化方法成為內容分析的主要 方式，分類新聞、計算出現頻率，以及測量篇幅長短等等。但 如 今 質 化 方 法 的 重 要 性 已 再 度 增 加 。（Krippendorff 2004, 10-17）。
在中共菁英政治的現有研究中，研究者較少採取量化方 法。首先，過去研究者養成訓練偏重質化方法，自然不會以量 化方法進行內容分析。以台灣早期的中共研究專家來說，較少 接受量化方法的訓練，再加上他們具有特殊的個人歷史經驗，
足以作為判斷的參考依據，對於利用量化方法進行內容分析的 需求較低。此外，內容分析的資料不單只有文字性資料（如領
36 關於內容分析的發展，見Krippendorff2004（3-17）; 王石番 1990 （27-78）。
導人發言中的關鍵詞與立場、報導篇幅、新聞標題等），還包 括非文字性資料（如報紙版面編排、照片與影片內容等）。要 將各類資料全部整合為一套適於量化方法的作業程序，確實不 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將資料轉化成數字往往會涉及測量層次
（level of measurement）的變換，若一味將各類資料轉換為數 字，或是不當加權線索的重要性，反而會出現扭曲資料意涵的 問題。根據二次大戰期間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U. S. 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研究軸心國家政治宣傳的經驗顯 示，量化方法的指標有時出現空洞、不敏銳的問題，而質性方 法可以有系統、有效、正確的解讀無法直接觀察到的現象。最 有 價 值 的 成 果 往 往 不 是 量 化 資 料 得 到 ， 而 是 質 性 資 料
（Krippendorff 2004, 9）。因此，雖然量化方法的應用仍是未來 努力的方向之一，質化方法絕對不應該被忽略。由於缺少量化 方法的實例，本文僅從質化方法的角度討論內容分析在中共菁 英政治研究的應用。
如前所述，媒體（特別是官方媒體）是中共的輿論宣傳工 具，刊載的政治訊息有其政治意圖，與法西斯政權的情形極為 類似，因此內容分析可以做為研究中共菁英政治的重要方法。
當研究者分析類似十六屆四中全會涉及重大人事異動的情 況，要探索的問題不外乎中共高層是否出現歧見、歧見有多嚴 重、可能發展又是什麼等等。此時，資料分析的基本原則是「針 對不同議題、不同類別的資料進行交叉比對，並將分析的時間 縱軸拉長」。首先，領導人互動涉及許多重大議題的決策，關 係複雜交錯。當高層內部出現數個重大爭議時，領導人在每一 個議題上都可能出現不同的合縱連橫。有些常委在某個議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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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鋒相對，但在另一個議題卻是盟友。因此，研究者應選定特 定時期內出現的重要議題，蒐集領導人的公開發言與活動，分 別歸類出他們對個別議題的立場。再來將文字與非文字資料、
官方資料或非官方資料、原始資料或轉手資料等管道分類資 料，並按時間先後排列。
其次，高層菁英互動是一個長期互動的過程。如果只有領 導人在特定單一時間的公開發言，研究者無法確認該領導人在 那次發言之前、之後是否改變立場。再加上公開發言只是領導 人所有發言中的一部份（另一部分沒有被媒體報導），研究者 會面臨無法判斷該則發言是否有「代表性」的困擾。研究者若 能將時間縱軸拉長，就能蒐集同一領導人針對特定議題的多次 發言，提高判斷結果的可信度與說服力。因此，研究者需要參 酌議題特性與實際發展情勢，將分析涵蓋的時間範圍盡量拉 長。少則數周，多則幾個月。最後，檢驗領導人在各議題上是 否出現歧見、是否形成多數意見、個別領導人的立場在分析期 間是否保持一致、領導人的結盟情形是否出現某種固定組合模 式，以及不同資料來源是否顯示一致的訊息。
這種做法其實與質性研究方法常常提到的「編碼」（coding）
類似。在質性資料分析中，編碼的工作是將每一筆質性資料加 以分類或編入類目，同時建立檢索與查詢系統，以便進行下一 步的分析工作（邱泯科等譯2004, 485）。在編碼之前，研究者 必須先初步決定用編年體或紀事體、決定編碼單位或類別，以 便日後搜尋特定模式。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研究者瀏覽每一 則新聞報導的重點，以便找出做出最後決定的靈感。雖然質性 資料分析既是藝術也是科學，沒有清楚明確步驟可保證成功，
但編碼過程仍有原則性步驟可供利用。當然，在質性研究中，
蒐集資料與分析資料之間的界限也比較模糊，兩者必須不斷循 環運用。
基本上，編碼過程分成三個交互運用的步驟（朱柔若譯 2002, 792-797; 吳芝儀、廖梅花譯 2001, 105-168）：
1. 開放編碼（open coding）：在第一次瀏覽資料過程中，研 究者找出關鍵事件、事物、行動／互動，將其概念化。
同時依照概念的屬性、面向分類資料，並加以命名。這 個步驟將使主題從繁雜的原始資料中浮現。
2. 主軸編碼（axial coding）：組織概念或方向，標示關鍵概 念的主軸。此時，重點是發掘概念之間相互關聯的方式。
同時檢視最初的編碼主題是否恰當，以及是否應該新增主 題。雖然繼續蒐集整理資料，但並非最重要的任務。
3. 選擇性編碼（selective coding）：建立核心概念與其他次級 概念間的關聯性之後，研究者檢視解釋架構內在邏輯的一 致性，並進行驗證、修正與補充。這是整合與精煉理論的 歷程。
寇健文曾利用內容分析法檢驗十六屆四中全會前夕中共 高層菁英的互動（寇健文 2005, 172-185）。他先蒐集政治局常 委、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軍委所有成員的講話與活 動。為了確保每一筆資料的可靠性，資料來源以新華網、人民 日報（人民網）、中國新聞網、解放軍報，以及部分各省黨委 的機關報（如四川日報等）為主。外界新聞報導的內容雖然極 具參考價值，但視為輔助性來源，用以檢驗是否遺漏高層菁英 互動的重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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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 1990, 160）。再加上中共高層互動仍然非常不透明，時事分 析可說是在訊息相當不完整的情形下做出的整理與判斷。如果 不參照來自獨立、非內容資料的證據互相對照，完全依賴內容 資料的結果，很容易造成誤判（王石番 1990, 160）。為了降低 誤判的可能性，研究者整理分析短期性資料之外，還應該著手 發展自己對中共菁英政治演變的宏觀理論。在此所說的宏觀理 論其實類似於歷史學所說歷史解釋（或稱史觀）。歷史解釋是 闡明歷史事件的原因、變化與結果，以及過去、現在跟未來的 關係，呈現歷史變遷的動力，進而指出歷史發展的軌跡及其意 義所在（陸懋德 1969, 72; 杜維運 2001, 230-231; 余耀清 1969, 33-34, 125-126）。為了更準確的評估中共高層互動的「現 狀」，研究者應該對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方向提出一套整體解 釋。不但要找出幾十年來演變的歷史軌跡，還要指出造成這種 軌跡的原因。研究者掌握長期趨勢及演變動力之後，再根據演 變動力是否改變，檢驗政局未來的演變方向。
雖然宏觀理論（歷史解釋）多少具有價值判斷的成分在內
（許冠三 1975, 158; 杜維運 2001, 244-245），但仍能強化時事 分析的可靠性。因此，每一次時事分析的結果都必須與宏觀理 論的觀點相互對照。當時事分析的初步結果出爐以後，研究者 必須留心宏觀理論與時事分析結果之間的一致性。倘若宏觀理 論預估方向與事實發展相近，就加強研究者判斷短期現象的信 心。宏觀理論的可信度升高，可再用於未來的時事分析。若兩 者不一致，研究者則需要根據事實發展，進一步探討不一致出 現的原因──短期現象究竟是代表歷史軌跡的重大轉折，或者 是時事分析的資料蒐集上出現誤差，甚至只是暫時性的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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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無損於長期趨勢的發展。如果短期現象代表歷史軌跡的重 大轉折，研究者就必須找出現有宏觀理論出現偏差的原因，重 新建構或是修正現有理論。如果問題出在後兩者，宏觀理論無 需修正，只能盡量克服資料蒐集的障礙。
折，無損於長期趨勢的發展。如果短期現象代表歷史軌跡的重 大轉折，研究者就必須找出現有宏觀理論出現偏差的原因，重 新建構或是修正現有理論。如果問題出在後兩者，宏觀理論無 需修正，只能盡量克服資料蒐集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