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菁英政治與質性分析：原始資料來源與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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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菁英政治與質性分析：

原始資料來源與分析方法

寇健文

國立政治大學政治系助理教授

摘要

在訊息極為有限的情況下，外界如何研究中共高層互動？本文一方面闡述研究中共菁英政治的主要原始資料來源，另一方面說明進行資料分析的步驟。本文認為在枯燥無味的中共官方媒體報導中，隱藏許寶貴的相關線索。在眾多的原始資料來源中，官方文件、領導人活動報導、照片是資料的主要來源。官方檔案、訪談、回憶錄是次要的資料來源。進行資料分析時，研究者可以運用內容分析法，找出領導人發言中的關鍵詞或是關鍵立場，同時應該建立中共菁英政治演變的整體性解釋。兩者相互對照，映證兩者結果之間的一致性。不過，這種研究方法仍必須受制於資料不完整的先天性侷限，不能過度誇大所得到的結論。關鍵詞：中共、菁英政治、資料蒐集、資料分析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93-2414-H-004-010 的部分研究成果。初稿曾經於發表於第二屆通識教育教學與研究方法學術研討會，中央警察大學通識教育中心主辦，桃園，2004 年 12 月 21 日。投稿前已大幅修改內容與結構。筆者感謝政大東亞所耿曙教授與兩位匿名審查人的寶貴建議。電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台灣政治學刊》第九卷第二期，頁233-279，2005 年 12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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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台灣政治學刊》‧第九卷第二期‧2005/12‧〈研究紀要〉

壹、前言

熟悉高層互動是了解中共政局發展的一環，然而研究者往往受制於資訊不足，造成研究上的障礙。舉例來說，2004 年中共十六屆四中全會前夕，外界對於江澤民是否會辭去軍委主席的看法相當分歧。有的報導說他將會在四中全會上辭去軍委主席，由胡錦濤接任；有的報導則說他不會在四中全會上辭職，而會等到五中全會。有的報導說江澤民已經有儘快交棒的心理準備；有的則說他會正面迎戰逼退的壓力。1 在這種資訊不完整、資訊混亂情形下，研究者如何利用有限的資料，合理地勾勒中共高層菁英互動的整體情勢，解釋現象隱含的意義，甚至進行「有限度」的推測？這種有關中共高層互動的時事分析看起來並非學術研究，任何有興趣的人都可以侃侃而談。反正事過境遷之後，沒人記得當初誰說的對，誰說的錯。然而，從目的與研究方法兩方面來看，嚴謹的時事分析和社會科學研究的原理完全相通。社會科學研究的目的在於描述、解釋和預測。進行時事分析時，研究者根據本身對相關領域的通盤認識，指出事件的可能結果。在方法上，研究者從不同管道蒐集資料，同時有系統的記錄判斷標準與過程，進而研判各種資料可信度、侷限性，事後則須檢驗原來評估的遺漏之處。長久下來，此舉將有助於追求解釋與預測的目的。換言之，在中共菁英政治研究上，時事分析與學術研究是相輔相成的。研究成果可以做為時事分析的

1_{分歧的看法可從外界媒體報導中看出。參見New York Times 2004a; 中國時}

報 2004a; 聯合報 2004b; New York Times 2004b; 中國時報 2004b; 聯合報 2004c; 聯合報 2004d; 中國時報 200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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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時事分析又可以檢驗過去研究成果的正確性。本文一方面闡述研究中共菁英政治的主要原始資料來源，另一方面說明進行資料分析的過程與步驟。本文認為在枯燥無味的中共官方媒體報導中，隱藏許多寶貴的線索。若能有系統整理這些資料，將有助於提高分析的正確性。在眾多的原始資料來源中，官方文件（含會議決議、黨或政府法令規章、領導人重要講話、調查報告）、領導人活動報導、照片（含影片畫面）是資料的主要來源，其中照片是一個重要但經常被忽略的原始資料來源。官方檔案、訪談（含深度訪談）、回憶錄是次要的資料來源。進行資料分析時，研究者一方面要按照人名、議題、時間等標準分類資料，以內容分析法檢驗，找出領導人發言中的關鍵詞或是關鍵立場。另一方面，研究者還應該建立中共菁英政治演變的整體性解釋。兩者相互對照，映證兩者結果之間的一致性。如此一來，時事分析與社會科學研究的成果便能相輔相成。不過，這種研究方法仍必須受制於資料不完整的先天性侷限，不能過度誇大所得到的結論。由於僅依賴有限的公開報導，研判的結果很難做到「點預測」（如江澤民辭去軍委主席），多半只能做到「趨勢預測」（如局勢對胡錦濤有利，對江澤民不利）。本文主要分成四個部分。前面三個部分的重點是描述中共菁英政治研究的原始資料來源。第一個部分的重點是中共官方檔案、訪談、回憶錄扮演角色與限制。第二個部分先說明中共媒體的輿論宣傳角色，進而討論官方文件與領導人活動報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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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台灣政治學刊》‧第九卷第二期‧2005/12‧〈研究紀要〉重要性。第三個部分的焦點則是照片、版面語言等非文字性資料。第四個部分說明資料分析的步驟。

貳、原始資料來源：

中共官方檔案、訪談、回憶錄

早期台灣專家在中共菁英政治的研究相當傑出，而為國際

專家重視（Kuo and Myers 1986, 40）。2 他們精確掌握中共人物

更迭、政局變化的原因，除了敵後情報、文化語言背景等因素之外，還包括獨特的個人經歷。在他們之中，有的人早期曾是中共黨員，親身參與重要的黨內事件，熟悉中共內部運作與思維，甚至曾與中共領導人朝夕相處。有的人則是長期和中共進行鬥爭，累積豐富的實務經歷（楊開煌 1987, 158-162; 郭華倫 1982, 415）。他們在進行研究時，仰賴的資料主要包括外界現有資料、敵後情報、難民或投誠幹部的訪談結果、中共報刊和電台廣播報導等公開資料、訪問大陸人員的個人觀察。進行資料分析時，研究者依據獨特的歷史經驗，將所獲得的資料去偽存真、剔除誇大之處，相互參照比對不同來源的資料，進而得出觀察結論（郭華倫 1982, 391）。然而，現今台灣學者的個人經驗與所處的學術環境均不同於早期前輩。隨著學界世代交替，當今台灣學者無人熟識中共

2_{已退休的政大國關中心第三所前所長張虎曾經告訴筆者，過去美國學者經} 常向郭華倫等政大國關中心早期研究人員請教問題。前國關中心主任、現任政大副校長林碧炤也曾告訴筆者，美國學者無法掌握中共政治動向，需要參考國關中心早期研究員的特殊經驗與獨到分析。基於我國外交考量與美方學者需求，我國政府因而透過國關中心舉辦每年舉行的中美大陸問題研討會，促進雙方學者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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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層，無法藉於個人經驗判斷公開資料的可靠性與高層互動的變化，因而喪失立足國際中國研究領域的一個特色。同時，現今台灣學術界鼓勵學者發表研究成果，學者在發表成果時必須交代資料來源，無法使用機密資料。這使得學術界依賴的資料以公開取得為主，情報資料的角色逐漸淡化。再者，學者研究的動機與目的也從掌握敵情逐漸轉變為社會科學研究。在這種情形下，中共菁英政治的分析也不能自外於這個發展趨勢，台灣學者必須有系統地使用社會科學方法，符合社會科學研究的標準。總體來說，中共菁英政治研究包含「資料蒐集」、「資料查證」與「資料分析」三項工作。3 在每一項工作中，研究者都必須克服一些挑戰。在資料蒐集部分，處理的問題是從哪些管道可以獲得中共高層互動的資料？哪些管道是主要資料來源，哪些是次要來源？資料涵蓋的範圍是否不完整？在資料查證方面，研究者面對的挑戰是如何辨認手中資料的可信度？最後，在資料分析部分，研究者要處理的問題則是手中資料不一致時該怎麼辦？如何減少這些問題對資料分析產生的困擾或誤導？如何詮釋各類資料隱含的整體意義？基於資料蒐集與資料查證的工作很難一分為二，本文討論資料來源時一起說明資料查證的工作，不單獨討論資料查證的議題。在剖析中共高層互動時，第一個難題就是如何掌握來源最廣、數量最多的原始資料。余耀清曾經指出，一部歷史著作的

3_{這三項工作與史學研究的蒐集史料、考證史料、消化史料三階段極為相似} （杜維運 2001,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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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台灣政治學刊》‧第九卷第二期‧2005/12‧〈研究紀要〉真正價值，全看它的史料是否完備及所用的史料是否正確，即「搜求史料是歷史家在技術上最重要的部份」（余耀清 1969, 56）。史學方法學者曾經將史料分為原始史料（primary sources）或轉手史料（secondary sources），又可稱直接史料與間接史料。原始史料是與已發生的事件有直接關係的史料，大致可分為當事人直接的觀察（如會議記錄、法令規章）、當事人事後的追記（如回憶錄）、同時代人對第三者的記載（如報章雜誌報導）三類。凡由後人編纂的文字或非文字史料都是轉手史料，如史書、傳記、仿製品、改造品。史料一經抄寫或編纂就成為轉手史料，不再是第一手資料。4 雖然原始史料與轉手史料之間並無絕對的界線，歷史學者通常也會利用兩種資料相互印證，但原始史料的價值通常高於轉手史料（杜維運 2001, 165）。因此，本文探討的重點放在如何蒐集中共高層菁英互動的原始資料。當然，這並不否定轉手資料的重要性。官方檔案原本應為原始資料的重要來源，但研究者實際上很難取得這些資料。領導人的內部言行經常涉及國家機密，各國都會有所保留。加上中共政權的封閉性程度較高，保密範圍遠較民主國家來得大，外界更不易獲得完整的資訊。不僅是距今較近的檔案無法取得，就連數十年之前的歷史檔案也很難取得。舉例來說，《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實施辦法》、《各級國家檔案館館藏檔案解密和劃分控制使用範圍的暫行規定》等法令都明文限制官方檔案的公開

4_{上述觀點參見余耀清 1969（65-68）; 簡後聰、林君成 1993（180-187）;} 杜維運 2001（155-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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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5 其中「領導人言行」與「重大政治事件」的相關檔案都被列入不宜開放的範圍。不只這些機密文獻必須保密，某些公布後會損及黨國利益的非機密文獻也要保密，如文獻資料與現行路線、政策不符合，或者與黨和國家的歷史結論不同調等等（周一平 2002, 153-154）。即使是領導人的私人日記，在出版前也需要得到中共當局同意。6 在這種情形下，官方檔案很難成為原始資料的主要來源。由於直接查閱官方檔案過於困難，研究者只能利用整理編纂後再出版的檔案資料。7 即使找到已公開的官方檔案，研究者仍須留意檔案是否經

5_{《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1987 年 9 月通過，1996 年 7 月修正）第十} 九條規定，涉及國家安全或者重大利益，以及其他到期不宜開放的檔案，國家檔案管保管時間可長於30 年。《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實施辦法》（1990 年10 月國務院批准，1999 年 5 月國務院批准修訂）第二十條規定，涉及國防、外交、公安、國家安全等國家重大利益的檔案，以及其他雖自形成之日起已滿30 年，但檔案館認爲仍不宜開放的檔案，經上一級檔案行政管理部門批准，可以延期對外開放。《各級國家檔案館館藏檔案解密和劃分控制使用範圍的暫行規定》（1991 年 9 月發佈）第七條規定，各級國家檔案館保存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前形成的歷史檔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後形成滿30 年並以已解密的檔案、未定密級的其他檔案，凡「涉及我黨和國家重大問題、重大政治事件尚未作出結論的、不宜公開的，對社會開放會影響黨內團結、黨和國家機關工作正常開展的檔案」、「涉及各級黨和政府領導人及社會各界著名愛國進步人士的政治歷史評價及工作與生活中不宜公開的，對社會開放有損個人形象、人格尊嚴和聲譽的檔案」等二十種內容的檔案，應當限制使用。 6_{舉例來說，楊尚昆 2001a; 2001b曾分別出版《楊尚昆回憶錄》、《楊尚昆日} 記》（全兩冊）。這兩本書都先經過「中共中央批准」才出版。見《人民日報》 2001。另外，楊尚昆之子楊紹明曾表示中共「將發出文件，批准《楊尚昆日記》第二部，即由1966 年至 1998 年的內容在 2007 年面世，當中包括備受關注的『六四』及『文革』期間的有關資料。」他坦言「不能保證《楊尚昆日記》內所有內容不經修改，但相信會將基本事實保留，包括一些敏感的內容。」他還稱讚「北京新一代領導人非常開明，能夠批准該《日記》面世」。見聯合早報 2004。 7_{文獻匯編的例子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 2000; 2001; 2003。人名錄與} 組織史料的例子是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央檔案館編 2000; 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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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台灣政治學刊》‧第九卷第二期‧2005/12‧〈研究紀要〉過編纂而失真。舉例來說，有時公佈一些檔案的原因是配合中共官方的政治措施或重要政策（高華 2003）。在人為挑選公佈某些檔案，卻不公佈其他檔案的情形下，可能造成研究者誤解事實。其次，部分檔案在編纂時無意或有意更動時間與內容，甚至是在文件形成之初就已經出現問題，並非整理人的錯誤（楊奎松 1999, 149-152）。這些都是研究者利用已出版的檔案資料時必須留意的地方。除了官方檔案之外，訪談與回憶錄也不易成為原始資料的主要來源。當今的中國研究中，大陸台商研究等許多次領域已經採用訪談方式蒐集資料，但中共菁英政治研究使用這種方法的機會卻不多。研究者無法親自訪問中共高級幹部，無法獲得第一手資料，因此限制了訪談法的效果。與大陸學者交換經驗可以獲得啟發，卻不一定能掌握精確而有證據力的資料。除非研究者確認受訪者服務單位的重要性，或是確定受訪者個人在決策過程中扮演智囊角色，否則無法確定他們透露的訊息是親身經歷，或是轉手描述，甚至是道聽塗說、個人詮釋。因此，所得資料必須與其他管道的資料比對後，方能使用。有時即使獲得有價值的資料，研究者考量受訪者人身安全的因素下，無法將透露消息者直接寫出來。由於無法公佈受訪者，經常會被他人質疑資料的可信度。有價值又可以直接公佈受訪者姓名的訪談資料實在不多。8 同時，雖然訪談成果可能非常有價值，

8_{2002 年 9 月筆者曾就領導人 70 歲劃線離退之事，請教中共中央黨校黨建} （黨的建設）研究部副主任王長江教授、黨的學說教研室主任梁妍慧教授。兩位教授並未直接回答筆者的問題，僅表示「中共會針對個別全國代表大會的情況，做出一些特別規範，但這些規範未必拘束下一次大會。」他們的講法間接說明十五大確實有70 歲劃線離退的決議。這是筆者獲得的極少數具有啟發性，又可以公開的訪談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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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無法以長期、大量訪談累積中共高層菁英互動的資料。這些限制使得訪談無法成為取得原始資料的主要來源。回憶錄是當事人對往事的回憶。在龐雜的回憶錄內容中，研究者有時確實可以找到少數有用的資料。9 不過，回憶錄的資料也有其侷限。回憶錄既然出自作者個人經驗，難免出現記憶錯誤或是個人偏見，如刻意合理化自身或所屬團體政治行為（杜維運 2001, 157-158; 陳韜譯 1970, 316-317）。因此，從回憶錄取得的資料仍須和其他管道的資料相互對照。其次，回憶錄比較適合歷史性研究，未必有助於即時性分析。10 原因很簡單，回憶錄通常是在當事人退休後才出版，研究者不易找到有助於分析及時性問題的線索。再者，退休高幹出版回憶錄時，會刻意避免談到政治敏感度的重大事件，或是絕口不談較晚發生的往事。11 在這種情形下，回憶錄對於中共菁英政治研究的

9_{舉例來說，前中紀委委員李惠仁在他的回憶錄中指出，中共挑選第十五屆} 中委的具體要求是「中央委員要老、中、青結合，55 歲以下的要占 50%以上。到1997 年 6 月 30 日，原來的中央委員中，滿 65 歲的正省、部級幹部和滿60 歲的副省、部級幹部，不再提名，新提名的，不得超過 62 歲（李惠仁 2002, 415）。」這是筆者首次看到中共高幹公開表示十五大確有年齡劃線的事實。此外，劉華清在回憶錄中指出，十三大後鄧小平有意將軍權逐漸交給趙紫陽。書中引述1987 年 11 月 18 日鄧小平的話，「軍委的工作，紫陽要多做，多認識點幹部，首先是軍以上的幹部。以後軍委一般的決定，趙、楊商量，紫陽決定。」（重大決定仍需鄧小平決定）。此決定並曾在軍委會議上宣布（劉華清 2004, 527-530）。 10_{舉例來說，前述中央委員挑選標準在 1997 年十五大以前就已經出現，但} 筆者要到2002 年才找到來自中共高幹的直接證據。 11_{舉例來說，對於 1989 年的六四事件，劉華清在其回憶錄中只提到「這段} 期間發生了『八九政治風波』，許多工作被迫中斷。」一句話，其他的都沒談到（劉華清 2004, 571）。楊尚昆日記一書則有多處被完全刪除，如 1949 年4 月至 1950 年 12 月、1951 年 5 月至 1953 年 11 月、1957 年 2 月至同年 10 月、1957 年 12 月至 1958 年 10 月。其中 1957 年至 1958 年被刪除的地方正好是大躍進的決策關鍵階段。因此，外界無法從這本書獲得有關大躍進決策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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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台灣政治學刊》‧第九卷第二期‧2005/12‧〈研究紀要〉幫助就有很大的侷限性。它是歷史研究的重要資料來源，卻不是即時分析的主要資料管道。

參、原始資料來源：官方文件、領導人活動報導

相形之下，刊載在官方媒體的訊息都是研究中共高層菁英互動的主要原始資料，研究者絕對不能忽視這些寶庫。無論是政治局會議記錄、提交黨大的政治報告、法令規章、領導人重要講話，還是描述上述文件起草過程的新聞報導都具有重要政治意義，可能顯示政策走向或是領導人地位的變化。在討論這些資料的優缺點之前，本文先說明新聞媒體在中共政權中的角色。在馬列主義中，新聞媒體是特定政黨或政治集團的輿論宣傳工具，亦即媒體具有「黨性原則」。簡單來說，所謂「黨性原則」就是服從黨的領導、宣傳黨的路線、方針、政策，在政治上與中共中央保持一致，12 在這種情形下，新聞具有強烈的政治立場。在選擇新聞稿件時，「有兩條根本的取捨標準；一條是政治價值標準，一條是新聞價值標準。所謂政治價值標準，就是要看稿件所報導的事實，宣傳的思想傾向，是否符合

12_{甘惜分（1988, 10）認為，無產階級新聞事業的黨性是「堅定地宣傳馬克} 思主義，以馬克思主義做為觀察一切社會問題的思想武器；正確宣傳黨的路線和政策，保證政治上與黨中央的一致；在對待任何問題時，從國家和人民的整體利益出發；與一切反馬克思主義的、反黨的傾向做鬥爭；在組織上嚴格服從黨的領導。」戴邦、錢辛波、盧忠民也指出，「黨報是黨委的機關報，… 黨報必須尊重黨委的領導，必須服從黨委的領導，就是說不只是在組織上要服從，首先是在思想上要服從，同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在尊重和服從黨的領導方面，報紙工作人員…絕對不容許鬧獨立性，也不許犯自由主義。」又說「黨的報刊必須宣傳黨的路線、方針、政策，這是我們黨報的傳統，也是黨報的黨性原則（戴邦、錢辛波、盧忠民主編 1984, 171,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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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的辦報宗旨，也即報紙代表的階級、階層、黨派的利益（包括路線、方針、政策）；所謂新聞價值標準，就是要看報導事實的重要性、新鮮性、時宜性和趣味性（戴邦、錢辛波、盧忠民主編 1984, 398）。」王雄更表示媒體是國家意識型態機器的一部分，以意識型態的生產與傳播為基本任務。因此，身為官方意識形態的馬列主義提供媒體解釋新聞事實的基本標準（王雄 2002, 13, 86-92）。既然新聞媒體扮演著「思想加工廠」的角色（甘惜分 1980, 22），匯集、篩選、詮釋各種最新事實，中共絕對不允許新聞媒體背離黨的路線、方針、政策（余致浚 1980, 1）。13 改革開放之後，特別是在 1992 年鄧小平南巡之後，大陸媒體市場已經不同於文革時代以前，媒體必須參考市場需求、讀者口味來選擇新聞稿件。然而，大陸媒體的市場化仍然面臨官方的束縛。更重要的是，新聞媒體並未喪失它的「黨性原則」（丁伯銓、王雄、董秦 2001, 199-200）。「黨的領導」和「以黨報為核心」仍然是大陸新聞體制的基本原則（羅文輝、陳韜文、潘忠黨 2001, 6-7）。舉例來說，1996 年 9 月中共十四屆六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若干重要問題的決議》，繼續強調「新聞宣傳必須堅持黨性原則」。14 2004 年 9 月中共十六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力建設的決定》，依然強調「堅持黨管媒體的原則，增強引導輿論的本領，掌握輿論工作的主動權。」15 由此可見，

13 _{關於中共控制新聞媒體的方式，見張多馬 1995（11-18）。} 14_{全文參見人民網（北京） 2001。} 15_{全文參見中國新聞網（北京）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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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台灣政治學刊》‧第九卷第二期‧2005/12‧〈研究紀要〉中共依舊認為黨領導媒體，把握正確的輿論導向的重要性。即使是現在，在版面上表現黨的路線、方針、政策仍然是黨報的特色（章勇思 2002）。新華社、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各省黨委機關報等官方媒體代表所屬機關，必須著重政治考量，遵守黨的新聞宣傳紀律。無論是日常性或是重大突發事件的稿件選用和版面編排都仍然遵循相同原則，如敏感的政治新聞必須採用新華社稿件等等。16 在這種黨與媒體的關係下，上述媒體刊載的訊息必然經過審慎的篩選。無論這些訊息是以文字方式（新聞文字內容），或是以非文字方式（如照片或版面語言）出現，都有其特定的政治功能與目的（楊開煌 1987, 55）。官方媒體報導新政策或處理領導人互動的新聞時，必須符合黨的路線、方針、政策，也必須與中央保持一致。舉例來說，刊載（或播報）兩位領導人的活動新聞時，官方媒體必須考量這兩位領導人的級別，才能決定兩則新聞的篇幅（或播報時間長短）與版面位置（或播報順序）。基於這些理由，中共官方媒體刊載的內容提供研究者一個管道與機會，得以掘取中共高層菁英互動的相關訊息，了解中共當局想要散播的政治訊息。此外，使用中共官方媒體刊載的資料有幾個好處。首先，研究者可以清楚說明資料來源，無需考慮保密問題。其次，新

16_{舉例來說，2005 年 1 月中國新聞網、人民網、中央電視台、解放軍報等} 新聞媒體報導趙紫陽逝世、出殯的消息時，都是採用新華社的稿件，一字不差，也沒有增加任何評論。此外，人民日報對趙紫陽逝世的報導規格遠低於一般黨和國家領導人逝世的處理方式，顯現中共刻意壓低趙紫陽的歷史角色。關於人民日報處理領導人逝世的規格，見人民日報編輯部編 1998 （224-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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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社、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中國新聞社等中共主要新聞媒體成立甚早，研究者可以長期累積大量的資料，以便追蹤、比較領導人互動的長期變化。17 再者，在網路技術非常發達的今天，研究者可以即時找到新聞網站上的有用資料，並加以儲存，節省不少時間與精力。現今在中國軍網與人民網的網站上，讀者都可以直接看到解放軍報與人民日報「全版」報紙，而非傳統一則一則的新聞。18 這使得研究者很容易尋找、儲存所需新聞照片，並掌握該報的版面安排。在官方檔案、訪談、回憶錄等管道無法提供大量的即時性原始資料之際，有關中共高層菁英互動的原始資料絕大多數都來自官方媒體刊載的訊息。最後，使用中共官方媒體刊載的資料可以降低查證資料真偽的困難度。在史學研究中，資料查證的目的在於辨別資料是否為他人假造，以及資料內容是否符合事實。若以官方媒體為主要資料來源時，研究者無需擔心新聞報導是否為他人假造的問題。即使要進行查證時，只要取得相關報紙，就輕易能辨別資料是否真的出自該報，或是他人假造、誤傳。舉例來說，2004 年中共高層內部曾經對於宏觀調控政策出現爭辯。從新華社報導中可以看出，胡錦濤、溫家寶一派意見獲勝。2004 年 7 月 22 日新華社報導中共政治局會議的會議結果，指出「…宏觀調控取得的成效還是初步的、階段性的，經

17_{人民日報創刊於 1948 年 6 月，1949 年 3 月成為中共中央委員會機關報。} 解放軍報創刊於1956 年 1 月，為中共中央軍委機關報，由總政治部主管。新華社的出現可回溯至1931 年 11 月。中國新聞社則於 1952 年 9 月成立（王良能、莊照欽 1995, 67-68, 79-85）。 18_{中國軍網的網址是 http://www.chinamil.com.cn ，人民網的網址則是} http://www.people.com.cn。解放軍報則可回朔到 2004 年 9 月。人民日報的「圖形版」可追朔至2000 年 4 月，「PDF版」則回朔到 2002 年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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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台灣政治學刊》‧第九卷第二期‧2005/12‧〈研究紀要〉濟運行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雖有所緩解，但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宏觀調控處在關鍵時刻。全黨同志一定要充分認識搞好宏觀調控的艱巨性和複雜性，堅持落實宏觀調控的政策措施，決心不動搖，工作不放鬆，準確把握力度和節奏，保證宏觀調控的科學性和有效性。」19 這顯示中共內部對宏觀調控雖有異議，但最後獲得政治局多數支持。又如過去中共官方媒體在敘述十五大、十六大政治報告起草過程時，總是凸出江澤民居於決策主導地位。20 然而，新華社報導 2003 年《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若干問題的決定》、《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人才工作的決定》，以及2004 年《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力建設的決定》的起草過程中，凸顯胡錦濤與現任領導班子的決策地位，不再提到江澤民的主導地位。21 這些報導間接透露出江澤民並未扮演當年鄧小平的角色。由此可見，從新華社報導用語的變化可

19_{新華網（北京）} _2003。 20_{關於十五大與十六大政治報告起草過程，見張樹軍、齊生主編 2001} （1093-1096）; 新華網（北京） 2002b。 21_{根據新華社報導，第一個《決定》的起草工作「始終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直接領導下進行。」胡錦濤「多次對《決定》的總體思路、基本框架、重點要點等下達指示」。起草小組上報的各次草稿，他都「逐字逐句地認真審閱，提出了許多指導性意見，並作了許多重要修改。」見新華網（北京） 2002a。新華社描述第二個《決定》時指出，「《決定》的起草，始終在中央的正確領導下進行。」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先後開會討論該《決定》草稿，提出重要的修改意見。胡錦濤曾對「對《決定》的總體思路、重點要點等作出指示。」見「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人才工作決定起草工作紀實」，新華網（北京） 2004a。新華社在報導第三個《決定》起草過程時指出，「《決定》起草工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領導下進行」，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先後數次開會討論草稿。胡錦濤「多次對文件的指導思想、主要內容、基本框架以及起草工作方式等作出重要指示」，並且「逐字逐句地認真審閱，提出指導性意見，並作出重要修改。」見新華網（北京）200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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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2002 年十六大至 2004 年十六屆四中全會之間，儘管當時江澤民仍然擔任軍委主席，胡錦濤對政策制定的影響力遠高過1980 年代末期至 1990 年代初期的江澤民。22 除了官方文件顯示中共政策走向與高層互動之外，評論員文章也能顯示重要政治意涵。經過側面解讀之後，這些報導可以顯示政策變化與領導人互動關係。2004 年 7 月 12 日人民日報刊登署名「任仲平」文章，強調當前是一個「關鍵時期」，「我們沒有任何理由陶醉於已有的成績而稍有懈怠，沒有任何理由固步自封而止步不前，沒有任何理由滿足現狀而不思進取（人民日報 2004）。」「任仲平」是人民日報評論部的一個集體寫作組，人民日報評論部主任係該寫作組成員之一。23 其諧音又讓人覺得有「任由眾人評論」之意。人民日報是中共黨中央的機關報，評論文章是代表中央的重要意見。24 在 2004 年中共內部對宏觀調控出現歧見之際，人民日報刊登此一評論文章，自然凸顯以胡錦濤為首的黨中央立場。當然，研究者在運用官方媒體報導時，必須注意這些資料來源的侷限性。中共官方媒體的「黨性原則」一方面給予研究

22_{舉例來說，中共起草十四大報告時，鄧小平仍然扮演主導角色。除了江澤} 民宣布整篇報告以鄧小平南巡講話為基礎之外，報告第四稿在提請政治局審議的同時，「報請鄧小平審閱」。「鄧小平肯定草案並提出重要修改意見」。「根據政治局提出的要求與鄧小平的意見，起草小組修改報告草稿（張樹軍、齊生主編 2001, 1049-1056）。」 23_{人民日報評論部主任米博華表示，}_{「任仲平」是該報評論部的一個寫作組，} 而他是其中一位成員。該部負責人民日報重大社論，包括撰寫評論員文章，還編輯兩個人民日報名牌論壇。見米博華在強國論壇的談話，人民網（北京） 2004。 24_{關於人民日報評論文章的功能與角色，見何川 1994（7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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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台灣政治學刊》‧第九卷第二期‧2005/12‧〈研究紀要〉者蒐集分析官方媒體報導的意義，另一方面也限制了它的功能。基於「黨性原則」，官方媒體不報導（起碼不會凸顯）不符合當前黨的路線、方針、政策的訊息，以及領導人意見不合的訊息。官方媒體傳達的訊息只是被篩選過的事實與評論，代表「高層」觀點。「高層」的層級則因業務主管機關、事件性質而有所不同。這導致外界不易辨認抱持不同觀點的領導人、不易得知他們的意見內容，進而不易掌握他們歧見的程度。研究者所能看到的，通常是領導人「團結一致」的表像。然而，官方媒體刊載的新聞報導通常不會直接告訴研究者，這個表象究竟是「真像」，還是「假像」。這個官方觀點與事實之間的差距，很難從官方媒體中找到答案。因此，研究者查證資料時，必須警覺「那些現象可能沒有被官方媒體批露」的問題。若是主要官方媒體報導的觀點明顯不一致，通常表示內部出現分歧。25 如果沒有明顯跡象，研究者可利用海外媒體做為輔助管，尋找那些可能被遺漏的現象。由於不受「黨性原則」約束，海外媒體可以自由報導中共高層菁英互動的衝突面。舉例來說，2004 年 7 月外界媒體報導上海市委書記陳良宇在政治局會議中批評宏觀調控政策，引發外界討論中共高層的分歧。26 在十六屆四中全會前夕，海外媒體注意到一張胡錦濤、鄧小平握手的照片出現三種不同版本，

25_{舉例來說，1992 年鄧小平南巡時，新華社並未公開報導，反而由廣州日} 報率先刊登鄧小平在廣東的照片。這是因為當時保守派掌握中央宣傳系統，不願報導鄧小平反擊保守派的言論。此次中央與地方媒體口徑不一，反映出改革派與保守派之爭（張多馬 1995, 40）。

(17)

顯示該照片經過兩次變造。由於原版照片中的江澤民影像被刪

除，引起外界懷疑江澤民是否已經失勢。27 又如 2004 年 9 月

初紐約時報（New York Times）指出軍方高級將領對於江澤民 續任軍委主席一事出現分歧，其中曹剛川與梁光烈支持江澤民下台，但郭伯雄與徐才厚抱持反對意見（New York Times 2004c, 8）。這些訊息提醒研究者注意中共高層菁英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彌補官方媒體不報導類似新聞的缺點。不過，由於研究者未必能檢驗海外媒體的消息來源，最好將這些訊息視為輔助資料。在確認海外媒體訊息前，研究者必定先找出中共官方媒體報導全文比對，檢視官方媒體報導是否隱含類似觀點。確認資料無誤後，再收錄該則訊息。以前述解放軍將領對江澤民留任軍委主席的態度為例，研究者應該檢視紐約時報提到的將領近來的公開發言，看看是否能存在找出與其觀點一致（或不一致）的證據。如果交叉比對結果一致，海外媒體報導的可信度增加；如果不一致，研究者最好暫時不要以該則新聞為唯一的有力證據。舉例來說，根據解放軍報、新華網、人民網等網站公佈的將領發言資料，2004 年 7 月以後，徐才厚、郭伯雄、梁光烈數度表態支持江澤民，但完全不提到胡錦濤。曹剛川則數度表態支持胡錦濤，絕口不提江澤民（寇健文2005, 177-181）。前述紐約時報的報導符合徐才厚、郭伯雄、曹剛川三位將領的公開

27_{關於外界對竄改照片產生的疑慮，參見田鏡 2004; The Strait Times 2004;}

(18)

250 《台灣政治學刊》‧第九卷第二期‧2005/12‧〈研究紀要〉發言傾向，卻不符合梁光烈的發言立場。由於僅能找到梁光烈在2004 年 7 月的兩次公開發言，無法確定他在 8 月以後是否改變立場，此時不應該驟下斷言他支持江澤民或是胡錦濤。

肆、原始資料來源：照片、版面語言

除了以文字方式呈現的訊息之外，以非文字方式呈現的訊息也非常重要。非文字性資料除了包括中共官方媒體刊載的照片、電視畫面外，還包括「版面語言」所透露的訊息。雖然海外媒體報導中共高層菁英互動時經常運用這種非文字性資料，但學者較少討論這種資料來源。28 因此，本文盡量利用實例說明非文字性資料對研究中共高層菁英互動的重要性。就像新聞文字一樣，新聞攝影也必須考量政治因素。蕭緒珊指出（1980, 72-73）：「…新聞攝影既然是黨的有利的宣傳武器，它就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因此，攝影記者必須站穩無產階級立場，從黨的長遠利益與當時的宣傳需要出發，去宣傳黨的方針政策。記者在選擇事實時，決定拍什麼，怎麼拍，都要考慮到政治效果。」許必華等人也指出，「新聞攝影從業人員對於報導事實的選擇、對報導手法的運用，都受制於背後一種巨大的力量。這就是列寧所說的黨性（許必華、葛新德、胡穎編 1999, 20）。」在這種情形下，照片的選擇就有政治考量。此外，「版面語言」也是一項重要的資料來源。「版面語言」

28_{少數例外是MacFarquhar 1971（289-307）; 楊開煌 1987（74-84）。}

(19)

是編輯者根據版面編排手段和版面空間佈局的交叉運用，表達他們的態度、立場。29 由於報紙在中共體制下是一種輿論宣傳工具，版面編排與版面空間佈局同樣具有強烈的政治目的與意圖，不能隨意編排（鄭興東 1980, 49）。當報社對某一事件暫不宜直接發言時，「版面語言」往往是報社的特殊發言形式，能發揮文字所不能取代的作用。在版面編排方面，編輯者透過標題長短、字型大小，以及稿件位置高低等手段，表現各則新聞的輕重、主次關係。編輯者也可能運用花邊圍框、套紅等方式，說明他們重視某一事件、意見的程度。每一則新聞、評論在版面上享有的地位與待遇都體現編輯者的立場和傾向。因此，版面編排是一項專業性工作，但專業性必須為報社的政治立場服務。同時，編輯者會利用區間優勢來表達他們的意見。一塊完整的版面空間安置稿件後，在視覺上被切割成幾個相對獨立的區間。在讀者視線運動中，這些區間的優先順序並不一樣。以大陸報紙橫排版面來說，讀者通常最先注意到左上角區間，其次是右上角和左下角區間，最差的是右下角區間。優先被讀者看到的區間為優勢區間，反之則為劣勢區間。30 綜合上述觀點，新聞是否被放在頭版，或者是否放在版面的優勢空間都反映出編輯的政治立場。此政治立場又必須符合黨的路線與政策，而非編輯的個人喜好。在這種情形下，照片是否出現變造、

29_{除另有註釋說明外，以下三段關於版面編排手段與版面空間布局的觀點，} 見戴邦、錢辛波、盧忠民主編 1984（395, 398-399）。 30_{另一位大陸學者鄭興東（1980, 54）也提到類似的觀點──「上半版優於下} 半版，左區優於右區（橫排報紙），第一版優於其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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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台灣政治學刊》‧第九卷第二期‧2005/12‧〈研究紀要〉照片中人物的排列位置、領導人出場順序的鏡頭，甚至照片在版面中的位置都提供觀察領導人互動的線索。31 研究者在解讀這些照片隱含的意義時，心中可大量運用虛擬反例（counterfactuals）的策略。32_{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往} 往被迫根據依變項的值（value）來選擇個案，造成依變項沒有變異（variation）的問題。為了確認變項間的因果關係，研究者可在個案研究或是少量個案分析（small-N analysis）中運用虛擬反例的策略，讓依變項的值出現變異。虛擬反例不僅可用於檢驗研究假設，也可用於個別資料的解讀。依據個別非文字性資料的性質，研究者可嘗試解讀一連串可能發生但未發生的虛擬反例，藉此增強解讀實例的信心。例如倘若刊登的是某位領導人與其他領導人的合照，而不是個人獨照代表什麼意思？如果刊登另外一位領導人，而不是這位領導人代表什麼意思？如果某張照片放在另外一個版面位置，而不是這個位置代表什麼意思？接下來，本文討論一些照片變造、照片中人物的排列、領導人出場順序、照片的版面位置的實例。在文革時期，四人幫經常依據「政治需要」竄改照片，甚至刻意佈置背景拍攝照片，致使新聞攝影經常在各種「政治需要」的藉口下遭到變造（蕭緒珊 1980, 79; 戴邦、錢辛波、盧忠民 1984, 284）。即使在文革結束以後，仍有變造照片的例子。最著名的例子就是四人幫

31_{關於人民日報對重大會議新聞、重要節慶紀念活動新聞、黨和國家領導人} 署名文章等十多類重大新聞和文稿的版面安排常例、特例和變例等系統分類，見人民日報編輯部編 1998。 32_{關於虛擬反例的功能與用法，參見Fearon 1991（16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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垮台以後，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等四人被從一張中共領導人在毛澤東悼念大會上的合照中刪除（蕭緒珊 1980, 72-73）。四人幫被從照片中移除代表他們與其他領導人之間權力關係出現變化。類似變造照片的情形也在十六屆四中全會召開前出現。 2004 年 8 月 11 日香港文匯報刊登一張背景全黑，鄧小平在鄧楠陪同下與胡錦濤握手的照片。照片的說明文字寫著「鄧小平百年誕辰展覽中有一張鄧小平與胡錦濤的單獨合影…。鄧楠介紹說，籌備鄧小平畫冊時，家人一直在找這張照片，但怎麼都沒找到。後來我們就問錦濤，你那裡有沒有。果然，錦濤同志珍藏著原版，主動將這張照片捐獻出來（文匯報 2004）。」2004 年8 月 16 日瞭望東方週刊刊登一張由新華社提供的照片，鄧小平、胡錦濤、鄧楠三人位置、表情不變，背景模糊地顯示許多人坐在階梯式的大禮堂座位上。33 2004 年 8 月 19 日新華社又發布一張類似照片。鄧小平、胡錦濤、鄧楠三人位置、表情不變，背景雖還是許多人坐在階梯式的大禮堂座位上，但眾人與鄧、胡之間卻多了江澤民、喬石等多位領導人，顯示當時這張照片為1992 年 10 月十四大時拍攝。變造照片的出現應是有人想凸顯胡錦濤和鄧小平的關係，違背大陸新聞攝影學中的「真實性」原則。34 然而，當鄧

33_{瞭望東方週刊是新華通訊社主管的刊物。見 2003 年 12 月 8 日該週刊的版} 權聲明，http://news.sina.com.cn/c/2003-12-08/11012315120.shtml。後來該版鄧、胡照片被用在紀念鄧小平的口述歷史書籍中。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電視台《百年小平》攝製組 2004（132）。 34_{新聞攝影的「真實性」原則是指攝影本身就是紀實，因此記者可以選擇攝} 影的題材、角度等等，但新聞攝影的內容必須是客觀存在的，不能製造假照片（劉雲萊編著 1993, 61-62; 許必華、葛新德、胡穎 1999, 67-68）。不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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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台灣政治學刊》‧第九卷第二期‧2005/12‧〈研究紀要〉楠在香港文匯報講出第一張照片是胡錦濤珍藏的「原版」照片後，瞭望東方、新華社卻先後刊登第二張與第三張照片，間接暗示第一張照片被變造過。由於前後出現三個版本的照片，單純出於編輯疏忽的可能性極低。這個變造照片的事件不一定暗示「江澤民垮台」的意涵，但確實顯示高層內部的詭異關係。最起碼顯示有人要「澄清事實」，不願「將錯就錯」。此外，照片、電視鏡頭中人物的排列位置、官式活動的入場順序也可以提供領導人權力大小的線索。十三屆四中全會後，人民日報刊出一張楊尚昆與政治局常委的合照（人民日報 1989）。由於黨內職務較低的楊尚昆（當時黨內身分為政治局委員、軍委第一副主席）站在中間，職務較高的江澤民（新任總書記）和其他政治局常委卻分站兩側，顯見這張照片並不是按照「職務慣例」拍攝－－職務高者居中、職務低者站兩側。這顯示楊尚昆在1989 年六四事件後一度扮演「攝政王」角色。另一個例子是官方電視台如何處理領導人出席重要官式活動順序的畫面。舉例來說，2004 年 3 月兩會舉行時，大陸中央電視台轉播的畫面顯示，江澤民首先出場，胡錦濤跟在後面入場。然而，2004 年 8 月 22 日中央電視台轉播鄧小平百歲紀念大會時，處理對新舊領導人入場的方式卻不同於過去。當中共領導人依序上台之際，電視畫面停在人民大會堂的天花板，或者是遠距離鏡頭，根本看不出領導人的出場順序。大會進行時，主要畫面在胡錦濤談話，間歇帶到江澤民（聯合報 2004）。

精心設計的真實照片也可以給人錯誤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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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領導人的照片是合照或是獨照也有不同的政治意義。這是因為在中共官方媒體刊登的政治新聞中，「報上照片大小，不是按新聞價值決定，而是按人物的官位來決定（王良能、莊照欽 1995, 45）。」舉例來說，楊開煌曾統計 1982 年人民日報新聞照片後發現，刊登鄧小平獨照（或是照片中居於正面、清楚的位置）的次數最多，胡耀邦、趙紫陽分居二、三。因此，他認為領導人在照片中的位置反映其權力大小的變化與政治待遇（楊開煌 1987, 82）。中共黨大閉會第二天人民日報頭版右上角的照片透露類似的線索。35 十三大結束後，人民日報刊登趙紫陽等五位政治局常委集體端坐台前開會的遠距離照片，照片中五位領導人的輪廓不清（人民日報 1987a）。按照前述楊開煌的觀點，這代表中共有意凸顯新任政治局常委們的權力平等。此後，輪廓模糊的領導人照片不再出現於類似場合。十四大後，鄧小平向人揮手的特寫照片置於頭版的右上角，正下方則為鄧小平居中，江澤民與鄧楠分站兩側的合照（人民日報 1992）。十五大結束後，人民日報頭版右上角的照片則為江澤民一人獨照（人民日報 1997）。十六大結束之後，相同位置則刊登江澤民與胡錦濤的合照（人民日報 2002a）。按照前述版面「區間優勢」的觀點，當屬於第一優勢區間的版面左上角均刊登新一屆中共中央人事名單之後，剩下來最具優勢的區間正是右上角的位置。由此可見，人民日報在版面安排上凸顯這幾位領導人的角色。

35_{在 2002 年十六大前夕，路透社駐北京辦事處主任林洸耀提醒筆者注意照} 片位置變化的可能意涵。筆者在此致謝。

(24)

256 《台灣政治學刊》‧第九卷第二期‧2005/12‧〈研究紀要〉這幾張照片也確實反映出當時中共領導人的權力大小。十四大結束之際，鄧小平早已力挫保守派，掌握國家發展方向的決定權。十四大政治報告的主軸就是以其南巡講話為基調（張樹軍、齊生主編 2001, 1049-1056）。再加上鄧小平年事已高，十四大是最後一次他主導的黨大。因此，鄧小平的照片被凸顯出來。一方面顯示他擺脫保守派的糾纏，繼續推動經改；另一方面有揮手告別政壇之意。十五大結束時，中共早已完成第二代與第三代之間的新老交替，黨內無人威脅江澤民的地位。此時人民日報在右上角刊登他的個人獨照。十六大後刊登的江澤民、胡錦濤合照也顯示兩人的權力關係。胡錦濤雖然接任總書記，但江澤民尚未全退，影響力仍大。胡、江兩人的合照正好反映出「兩個中心」的現象。黨大閉會第二天人民日報頭版下方的照片也透露領導人地位的線索。十六大結束後次日人民日報頭版下方刊出江澤民與九位新任政治局常委的人頭照（人民日報 2002b）。江澤民、胡錦濤的照片被放在第一列，但江澤民在左側，胡錦濤在右側，其餘八位政治局常委分別置於第二列與第三列。這個排法與十三大之後，人民日報處理趙紫陽、鄧小平、陳雲三人人頭照的方式不同（人民日報 1987a）。當時人民日報頭版下方將總書記趙紫陽的人頭照放在第一列的最左側，具有實權但不具政治局常委身份的鄧小平、陳雲分排第一列的中間、最右側，其餘政治局常委的照片放在第二列。相對之下，十三大領導人人頭照的排法按照職務倫理的慣例，因此總書記排在第一位。十六大領導人的排法不是按照黨內職務高低的順序，顯示領導人微妙的關係。

(25)

此外，觀察2004 年 7 月底至 9 月之間解放軍報頭版照片之後，也可以發現江澤民、胡錦濤地位變化的線索。2004 年 7 月 27 日解放軍報頭版頭條新聞報導江澤民、胡錦濤參加全軍深入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經驗交流會代表，該則新聞在標題下方放置兩張照片。左側為江澤民獨照照片。右側則為江、胡兩人與其他軍方代表合照，江澤民位居合照第一排正中間的位置。有江澤民的獨照，卻沒有胡錦濤獨照，顯示解放軍報凸出前者的意圖。 2004 年 9 月 1 日解放軍報頭版頭條報導江澤民、胡錦濤參觀中國核事業 50 年展覽時，兩人照片（兩人分別位居照片中央、輪廓清晰，兩旁均有少數陪同人員）再度同時出現於解放軍報。然而，胡錦濤照片居於區間優勢較強的左上方，江澤民則位於較弱勢的右上方。9 月 3 日兩人照片再度同時出現於解放軍報頭版，同樣是胡錦濤照片在左上方，江澤民照片在右上方。對照事後發展，江澤民在9 月 1 日提出辭職信，正好是第一次解放軍報把胡錦濤照片放在優勢空間，江澤民照片落到劣勢空間的日期。

伍、資料分析

在前面三節裡，本文指出官方檔案、訪談、回憶錄屬於次要的原始資料來源，官方文件、新聞報導、照片則是主要的資料來源。同時，以實例說明如何在看似枯燥的官方媒體報導中找到有關中共高層菁英互動的線索。然而，受到研究主題的先天限制，就算研究者認真蒐集資料，所能掌握的資料依舊不完整。如果過於依賴單一或是少數資料的解讀就做出結論，難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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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台灣政治學刊》‧第九卷第二期‧2005/12‧〈研究紀要〉冒著「以偏概全」的風險。舉例來說，研究者很難單憑幾張解放軍報頭版的照片，斷言江澤民會辭去軍委主席，改由胡錦濤接任。因此，周延分析資料但避免過度推論是研究中共高層菁英的另一個關鍵。由於主要資料來自中共官方媒體報導的新聞，資料分析基本上就是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簡單來說，這種分析的目的是根據已知的文字或非文字資料，推斷未知的訊息。透過歸納整理的工作後，研究者要找出已知資料中是否出現明顯的發展趨勢、重複出現的模式，以及這些趨勢或模式之間的差異（Krippendorff 2004, 47-53）。36 研究者進而根據他對真實情境的背景知識，以及本身的研究目的，建立真實情境、文本資料的趨勢與模式兩者之間的對應關係，以便解釋真實情境發生的現象（王石番 1990, 15-20）。內容分析又可以分為量化與質化兩種方法。在二次大戰結束後，量化方法成為內容分析的主要方式，分類新聞、計算出現頻率，以及測量篇幅長短等等。但如今質化方法的重要性已再度增加。（Krippendorff 2004, 10-17）。在中共菁英政治的現有研究中，研究者較少採取量化方法。首先，過去研究者養成訓練偏重質化方法，自然不會以量化方法進行內容分析。以台灣早期的中共研究專家來說，較少接受量化方法的訓練，再加上他們具有特殊的個人歷史經驗，足以作為判斷的參考依據，對於利用量化方法進行內容分析的需求較低。此外，內容分析的資料不單只有文字性資料（如領

36_{關於內容分析的發展，見Krippendorff}_{2004（3-17）; 王石番 1990 （27-78）}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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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人發言中的關鍵詞與立場、報導篇幅、新聞標題等），還包括非文字性資料（如報紙版面編排、照片與影片內容等）。要將各類資料全部整合為一套適於量化方法的作業程序，確實不是一件容易的工作。將資料轉化成數字往往會涉及測量層次（level of measurement）的變換，若一味將各類資料轉換為數字，或是不當加權線索的重要性，反而會出現扭曲資料意涵的問題。根據二次大戰期間美國聯邦通訊委員會（U. S. 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研究軸心國家政治宣傳的經驗顯示，量化方法的指標有時出現空洞、不敏銳的問題，而質性方法可以有系統、有效、正確的解讀無法直接觀察到的現象。最有價值的成果往往不是量化資料得到，而是質性資料（Krippendorff 2004, 9）。因此，雖然量化方法的應用仍是未來努力的方向之一，質化方法絕對不應該被忽略。由於缺少量化方法的實例，本文僅從質化方法的角度討論內容分析在中共菁英政治研究的應用。如前所述，媒體（特別是官方媒體）是中共的輿論宣傳工具，刊載的政治訊息有其政治意圖，與法西斯政權的情形極為類似，因此內容分析可以做為研究中共菁英政治的重要方法。當研究者分析類似十六屆四中全會涉及重大人事異動的情況，要探索的問題不外乎中共高層是否出現歧見、歧見有多嚴重、可能發展又是什麼等等。此時，資料分析的基本原則是「針對不同議題、不同類別的資料進行交叉比對，並將分析的時間縱軸拉長」。首先，領導人互動涉及許多重大議題的決策，關係複雜交錯。當高層內部出現數個重大爭議時，領導人在每一個議題上都可能出現不同的合縱連橫。有些常委在某個議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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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台灣政治學刊》‧第九卷第二期‧2005/12‧〈研究紀要〉針鋒相對，但在另一個議題卻是盟友。因此，研究者應選定特定時期內出現的重要議題，蒐集領導人的公開發言與活動，分別歸類出他們對個別議題的立場。再來將文字與非文字資料、官方資料或非官方資料、原始資料或轉手資料等管道分類資料，並按時間先後排列。其次，高層菁英互動是一個長期互動的過程。如果只有領導人在特定單一時間的公開發言，研究者無法確認該領導人在那次發言之前、之後是否改變立場。再加上公開發言只是領導人所有發言中的一部份（另一部分沒有被媒體報導），研究者會面臨無法判斷該則發言是否有「代表性」的困擾。研究者若能將時間縱軸拉長，就能蒐集同一領導人針對特定議題的多次發言，提高判斷結果的可信度與說服力。因此，研究者需要參酌議題特性與實際發展情勢，將分析涵蓋的時間範圍盡量拉長。少則數周，多則幾個月。最後，檢驗領導人在各議題上是否出現歧見、是否形成多數意見、個別領導人的立場在分析期間是否保持一致、領導人的結盟情形是否出現某種固定組合模式，以及不同資料來源是否顯示一致的訊息。這種做法其實與質性研究方法常常提到的「編碼」（coding）類似。在質性資料分析中，編碼的工作是將每一筆質性資料加以分類或編入類目，同時建立檢索與查詢系統，以便進行下一步的分析工作（邱泯科等譯2004, 485）。在編碼之前，研究者必須先初步決定用編年體或紀事體、決定編碼單位或類別，以便日後搜尋特定模式。在蒐集資料的過程中，研究者瀏覽每一則新聞報導的重點，以便找出做出最後決定的靈感。雖然質性資料分析既是藝術也是科學，沒有清楚明確步驟可保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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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編碼過程仍有原則性步驟可供利用。當然，在質性研究中，蒐集資料與分析資料之間的界限也比較模糊，兩者必須不斷循環運用。基本上，編碼過程分成三個交互運用的步驟（朱柔若譯 2002, 792-797

;

吳芝儀、廖梅花譯 2001, 105-168）： 1. 開放編碼（open coding）：在第一次瀏覽資料過程中，研究者找出關鍵事件、事物、行動／互動，將其概念化。同時依照概念的屬性、面向分類資料，並加以命名。這個步驟將使主題從繁雜的原始資料中浮現。 2. 主軸編碼（axial coding）：組織概念或方向，標示關鍵概念的主軸。此時，重點是發掘概念之間相互關聯的方式。同時檢視最初的編碼主題是否恰當，以及是否應該新增主題。雖然繼續蒐集整理資料，但並非最重要的任務。 3. 選擇性編碼（selective coding）：建立核心概念與其他次級概念間的關聯性之後，研究者檢視解釋架構內在邏輯的一致性，並進行驗證、修正與補充。這是整合與精煉理論的歷程。寇健文曾利用內容分析法檢驗十六屆四中全會前夕中共高層菁英的互動（寇健文 2005, 172-185）。他先蒐集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軍委所有成員的講話與活動。為了確保每一筆資料的可靠性，資料來源以新華網、人民日報（人民網）、中國新聞網、解放軍報，以及部分各省黨委的機關報（如四川日報等）為主。外界新聞報導的內容雖然極具參考價值，但視為輔助性來源，用以檢驗是否遺漏高層菁英互動的重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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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台灣政治學刊》‧第九卷第二期‧2005/12‧〈研究紀要〉在瀏覽資料後，他將高層菁英互動區隔為「宏觀調控分歧」、「解放軍學習三個代表活動」、「鄧小平百歲誕辰紀念活動」、「軍方將領對江澤民軍中地位的歧見」等四個議題。一方面搜集各議題最新的報導，另一方面將資料蒐集工作回溯到議題形成之初。37 其次，挑選每一個事件的關鍵論點（或關鍵詞），藉以辨認個別領導人每一次發言顯示的態度，特別是他們是否提到關鍵詞。38 當然，在每一個議題中，都有部分領導人未公開發言。接著按人名、時間順序、事件議題分類資料，記錄每一位領導人就特定事件議題的立場，並依發言日期排列。最後，得出四個主要觀點：一、在宏觀調控問題上，中共高層確實出現高層分歧。胡溫暫居上風，上海幫並非「鐵板一塊」。二、胡溫與上海幫各自集結、叫陣，分歧範圍已超過單純的公共政策差異。三、接近半數的政治局成員在公開講話中表態支持胡錦濤在鄧小平紀念大會的講話。四、軍方高層言論口徑不一致，出現擁江和擁胡的分歧。絕大多數的時事分析做到上述階段就告一段落。然而，由於人們可能用相同詞彙表達不同意涵，或是不同詞彙表達相同意涵，利用內容分析回推說話人的意向不可能毫釐不差（王石

37_{舉例來說，為了蒐集充分的「宏觀調控分歧」資料，他將範圍涵蓋當年 3} 月實施宏觀調控政策到9 月召開四中全會之間的六個月。 38_{舉例來說，在「宏觀調控分歧」議題上，要判別個別領導人的是強調貫徹} 宏觀調控，或是語多保留，強調宏觀調控的侷限性或副作用。在「軍方將領對江澤民軍中地位的歧見」議題上，他觀察軍方將領發言時是否凸出江澤民的角色，如強調學習「江澤民軍隊與國防建設思想」，以及強調軍隊要聽從「江主席」（或「江澤民主席」）的指揮；或是僅提到「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或是完全不提到江澤民、胡錦濤兩人名字。對於「鄧小平百歲誕辰紀念活動」議題，則著重其他領導人如何回應2004 年 8 月胡錦濤在鄧小平百歲紀念大會上的講話，共分成肯定胡錦濤講話、不回應胡錦濤講話，但肯定江澤民貢獻、兩面討好、不發言等四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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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 1990, 160）。再加上中共高層互動仍然非常不透明，時事分析可說是在訊息相當不完整的情形下做出的整理與判斷。如果不參照來自獨立、非內容資料的證據互相對照，完全依賴內容資料的結果，很容易造成誤判（王石番 1990, 160）。為了降低誤判的可能性，研究者整理分析短期性資料之外，還應該著手發展自己對中共菁英政治演變的宏觀理論。在此所說的宏觀理論其實類似於歷史學所說歷史解釋（或稱史觀）。歷史解釋是闡明歷史事件的原因、變化與結果，以及過去、現在跟未來的關係，呈現歷史變遷的動力，進而指出歷史發展的軌跡及其意義所在（陸懋德 1969, 72; 杜維運 2001, 230-231; 余耀清 1969, 33-34, 125-126）。為了更準確的評估中共高層互動的「現狀」，研究者應該對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方向提出一套整體解釋。不但要找出幾十年來演變的歷史軌跡，還要指出造成這種軌跡的原因。研究者掌握長期趨勢及演變動力之後，再根據演變動力是否改變，檢驗政局未來的演變方向。雖然宏觀理論（歷史解釋）多少具有價值判斷的成分在內（許冠三 1975, 158; 杜維運 2001, 244-245），但仍能強化時事分析的可靠性。因此，每一次時事分析的結果都必須與宏觀理論的觀點相互對照。當時事分析的初步結果出爐以後，研究者必須留心宏觀理論與時事分析結果之間的一致性。倘若宏觀理論預估方向與事實發展相近，就加強研究者判斷短期現象的信心。宏觀理論的可信度升高，可再用於未來的時事分析。若兩者不一致，研究者則需要根據事實發展，進一步探討不一致出現的原因──短期現象究竟是代表歷史軌跡的重大轉折，或者是時事分析的資料蒐集上出現誤差，甚至只是暫時性的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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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台灣政治學刊》‧第九卷第二期‧2005/12‧〈研究紀要〉折，無損於長期趨勢的發展。如果短期現象代表歷史軌跡的重大轉折，研究者就必須找出現有宏觀理論出現偏差的原因，重新建構或是修正現有理論。如果問題出在後兩者，宏觀理論無需修正，只能盡量克服資料蒐集的障礙。舉例來說，2002 年十六大之後，部份觀察家認為江澤民是「太上皇」。他可以透過上海幫親信在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會中發多數影響力。相對而言，胡錦濤只是一位「兒皇帝」，並無實權。39 這種思路是建立在 1980 年代派系政治的基礎上，認為職務權力的重要性遠低於非正式影響力。退休的革命世代領導人可以利用非正式影響力，長期干預第一線領導人決策。這種觀點其實就是一種對於中共菁英政治本質的整體性解釋，曾經在1980 年代成功地解釋中共高層互動。然而，這種觀點完全無法解釋江澤民的權力在十六大之際達到高峰（Dittmer 2004, 10），卻在兩年後幾乎喪失在政壇上的影響力，被迫辭去軍委主席職務。寇健文、趙穗生等人都對中共菁英政治的本質提出新的見解。他們認為 1990 年代中期以後中共領導人的權力來源出現根本性變化，與 1990 年代初期以前不同。對中共領導人來說，職務權力（institutional power）的重要性增加，魅力權力（personal authority）的重要性降低（Zhao 2004, 64-65; Kou 2005, 4-8; 寇健文 2005, 261-266）。由於領導人的權力來源已經改變，1980 年代的觀點──職務權力的重要性遠低於非正式影響力──不宜做為評估當今中共領導

39_{舉例來說，2002 年 11 月 16 日自由時報舉辦「中共十六大後兩岸關係」} 座談會，會中部份引言人提到這種觀點。見自由時報 2002。類似觀點還有聞天語 2002（44-46）；谷飛俠 2002（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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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互動的基礎。革命元老當政期間，領導人的主要權力基礎是他們在國家歷史發展過程中獲得的威望。擔任正式的黨政領導職務固然增加革命元老的影響力，但即使沒有領導職務，他們仍能推翻現任領導人的決定。江澤民以降的領導人不具有強大的魅力權力，因此職務權力的重要性逐漸增加。職務權力是屬於可轉移的權力，喪失某個領導職務便會失去因該職務賦予的資源與權力。當江澤民把重要黨政職務陸續交給胡錦濤之後，前者的權力資源就會逐漸消失，後者的權力資源則不斷增加。根據這個解釋，除非中共領導人的權力基礎出現重大變化，失去官職的領導人將迅速喪失決策影響力。因此，十六大之後中共高層應該逐漸從一個中心（江澤民），轉變為兩個中心（江澤民、胡錦濤），再轉變為一個中心（胡錦濤）。對寇健文來說，上述觀點是經過數次分析後逐漸形成。他在 2001 年提出領導人的權力來源可分為魅力權力、職務權力兩種，以及中共中央領導班子在十六召開前夕將面臨強大的年輕化壓力（寇健文 2001）。根據2002 年十六大人事異動的情形，他延續先前的觀點，指出年齡限制與任期限制的發展將改變中共派系政治的生態，使得中共很難再出現強人政治。他們在權力交替過程中達成的妥協的協議將成為前例，影響未來權力競賽（寇健文 2002）。結合前兩次的分析成果，寇健文逐漸形成中共領導人權力來源轉變的基本論點。他以這個觀點為基礎觀察 2003 年胡錦濤、江澤民兩人權力消漲，認為前者是「旭日東昇」，後者是「夕陽西下」。胡錦濤採取攻勢，權力逐漸擴大，後者則採取守勢，但仍無法阻止主導權的流失。他同時利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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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台灣政治學刊》‧第九卷第二期‧2005/12‧〈研究紀要〉事發展把權力來源演變的觀點進一步細緻化，指出以職務權力為基礎的領導人在交出職務之後，必定逐漸喪失權力資源（寇健文 2004）。根據這個觀點，寇健文繼續分析十六屆四中全會前夕的中共高層互動，並且得出胡江雙方正在對軍委主席進行對後對峙，而且情勢對胡錦濤有利的結論。40 由此可以看出，宏觀理論建構與時事分析之間的相輔相成的關係。研究者可以進一步推論，江澤民抗拒下臺但終得下臺，未來胡錦濤採取「半退」做法的下場恐怕也是如此。胡錦濤是否真的會步上江澤民的後塵，2012 年中共十八大時就會揭曉。這種結合內容分析與宏觀理論的研究方式固然可以增強研究成果的可信度，但研究者很難完全克服「資料不完整」的先天限制。透過大量短期性資料的分析，研究者可以找到許多額外的線索，更精準的了解中共高層菁英的互動，然而外界終究只能蒐集被記錄下來的訊息。縱使詳細蒐集、分析幾個月來在官方新聞媒體刊登的各類資料，倘若沒有被官方媒體報導的領導人發言、活動才是影響中共高層互動的關鍵事件，研究者的研究結果將受到嚴重。再者，假定一位領導人未對特定事件表態，他可能是不支持、無意見，或是保持中立。在這種情形下，如何解讀他的未表態也是一項高難度挑戰。此外，如果個別領導人對特定事件發言的次數過少，或是曾經發言但此後幾個月不再發言，外界也不容易判斷他的立場是否出現變化。研究者可以利用宏觀理論掌握發展走向，降低誤解的可能性，但

40_{2004 年年中筆者接受陸委會委託，撰寫中共高層互動的研析報告。在 8} 月底以前，筆者已經做出上述結論。寇健文（2005, 172-181）是根據該研析報告改寫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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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能完全消除錯誤的發生。由於僅依賴公開報導，研究者必須隨時提醒自己不要過度推論，得出手中資料無法支持的結論。以江澤民辭去軍委主席為例，前述寇健文的分析雖然指出十六屆四中全會前夕，擁胡、擁江兩派歧見已經超出宏觀調控的議題範圍，延伸到意識型態詮釋權以及江澤民在軍中的地位。同時，整體局勢對胡錦濤有利，對江澤民不利。然而，若是僅以這些質性資料就斷言江澤民必然在四中全會辭去軍委主席，就會略嫌武斷。因為還有一部分無法掌握的因素，如胡錦濤接掌軍委主席的決心與急迫性、江澤民的健康狀況，也會影響江澤民是否在四中全會上辭去軍委主席職務。

陸、結論

在訊息極為有限的情況下，外界如何研究中共高層互動？依據史學方法與內容分析法的作法，本文分別勾勒出研究中共菁英政治的原始資料來源，以及進行資料分析的步驟與依據史學方法與內容分析法的作法，過程。由於媒體「黨性原則」的存在，中共官方媒體報導中隱藏許寶貴的線索。若能有系統整理這些資料，將有助於分析。對於文字資料來說，研究者必須仔細閱讀會議決議、黨或政府法令規章、領導人重要講話、調查報告等官方文件，以及領導人活動報導的內容。對於非文字資料來說，則要注意照片、影片畫面、版面語言隱含的意義。進行資料分析時，本文認為應該有系統的運用內容分析法，整理相關訊息。若能歸納中共領導人對不同特定議題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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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 《台灣政治學刊》‧第九卷第二期‧2005/12‧〈研究紀要〉次發言內容，以及活動狀況，就可幫助研究者掌握高層互動情勢。如中共領導人在各特定議題上是否出現歧見、是否出現多數意見，以及個別領導人的立場是否保持一致，或是出現變化。更重要的是，這種分歧屬於個別的政策歧見，還是屬於涵蓋範圍較廣的分歧。本文同時指出，研究者應該發展出自己對於中共菁英政治演變的整體性解釋。若能以時事分析對照中共菁英政治的長期演變趨勢，更能彰顯特定時間內高層互動的意義與可能影響。這種做法雖然能夠幫助研究者在資料不完整的情形下研究中共高層菁英互動，但仍不能低估資料不完整對相關研究造成的影響。由於僅依賴有限的公開報導，研究者無法分析未公開的領導人發言與活動，有時也無法確定領導人的立場在不同時間點上是否出現變化。換言之，若中共官方媒體沒有大量報導領導人的活動，資料不足的侷限將使研判的誤差範圍會增加。更重要的是，媒體的「黨性原則」一方面給予研究者分析官方報導的意義，另一方面卻也限制它的功能。官方媒體很少在報導中直接挑明領導人之間的分歧，導致研究者必須依賴無法查證資料來源的海外媒體報導。因此，當研究者面臨資料不一致的情形時，最好對資料存疑。在下結論的時候，更應必須避免過度推論的毛病。（收件：2005 年 3 月 11 日，最後修正寄回：2005 年 6 月 29 日，接受：2005 年7 月 8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