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 年 4 月間，馮玉祥在新鄉城內見到一名纏足少女，就把該縣縣長曹 心泉傳來司令部訓話申斥道「三天以後，再見十五歲以下女子仍然纏著足，
我就與你縣長拼命」，曹縣長「當即印就總司令此說數萬份，滿貼該縣，限 十五歲以下女子三日內一律解放」（《叢刊》：174）。另一則報導更說道，馮 玉祥「拼命」之語一出，他的部下便指揮曹縣長等官員「挨戶勸告，痛講纏 足之害，凡當日所見纏足女子，立令解放，並將裹腳布撕毀」，命令三十歲以
下女子在當年4 月 15 日以前應一律解除裹腳布，否則家長處以五元以下、
五角以上的罰款，並連坐管區內之街村長（《叢刊》：172）。
在此事發生前一個月，放足處第二次視察團正好視察過包括新鄉在內的 若干豫北縣份，並對這些縣份的放足現狀感到失望：湯陰「前被魯軍閥摧殘 不堪」；淇縣「縣政府官僚習氣甚深，縣長汪銘艦精神不振，對於放足要政 異常漠視」；安陽「縣長范瑞豐不努力放足工作，與淇縣同」；滑縣「前縣長 劉某放棄職務，全無放足成績，房科衙役氣燄如焚，民眾不堪其苦」；至於 令馮玉祥準備與之拼命的新鄉縣長曹心泉，則是「不能切實辦理放足工作，
所設放足分處，職員、經費兩無……放足者寥若辰星」（《叢刊》：135–6）。
新鄉是馮玉祥的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部駐在地，換言之，當時若非處於軍事高 壓環境之下，新鄉等地的縣長和百姓都不會把省政府放足命令認真對待，所 謂「三日內一律解放」在現實上也不可能發生。這個現象反映出馮玉祥政權 的改革困境，亦即，在四面交戰的地點和時機進行社會改革，終將落入百姓 漠視、縣官怠惰、上級處分、地方壓力、雷霆手段、民怨四起、行政弛禁、
百姓復纏等惡性循環。因此，倘若我們想要理解馮玉祥政權的放足運動和其 他社會革新政策，以及諸如前述樊鍾秀事件等社會反挫力量，就必須先把它 安置在軍事社會史的脈絡上予以理解。
民國初年內戰頻仍，大小軍閥的軍事衝突，難以計數，河南省位於華北 平原中心地帶，又有京漢、隴海兩大鐵路交會，乃兵家必爭之地，兵禍連結。
此地原已治安不靖，盜匪叢生，戰亂產生的潰兵對地方社會的迫害，更令人 民苦不堪言。國民黨知識分子陶希聖（1973: 4）形容當年的華北局勢「官無 保民之意，民無自保之方」，繼而「流賊四起，破城殺官」，終致「軍閥無道，
盜亦無道」。由陝入豫的馮玉祥也嘆道，「河南本四戰之地，迭經賣國軍閥，
盤據摧殘，盜賊滿山，民窮財盡」（李泰棻、宋哲元編，1978: 353）。然而他 就是要在這個「四戰之地」，一邊打著漫無止境的仗，一邊推動他的社會革 命。1927 年 6 月馮玉祥部隊掌控了河南省中心地帶，7 月渡河攻擊奉軍，占 領新鄉、安陽等城鎮；9 月發動「豫中討靳之戰」，擊退舊直軍靳雲鶚部隊，
控制平漢線豫南段。此時，北方奉軍與直魯軍聯合向馮玉祥和山西閻錫山進 攻，馮軍對抗直魯軍，並派軍支援閻軍回擊奉軍。10 月初（即「放足處」成
立的時間點），馮玉祥兵分三路向徐州、濟寧和德州前進，經過兩次蘭封會 戰，馮軍告捷，直魯軍敗退，撤出隴海鐵路東線戰場。馮軍廓清豫東後，大 軍移往豫北戰場對付奉軍，1928 年 1 月奉軍敗撤。4 月初馮、奉兩軍再戰，
5 月 1 日，奉軍潰敗，平漢線豫北段全線廓清。
正當馮玉祥部隊全力攻打奉軍、直魯軍之際，蟄伏豫西南山區的樊鍾秀 部隊發兵突襲馮部。樊鍾秀是河南寶豐縣人，自幼習武，曾拜少林寺武僧為 師（胡金福，1986: 58）。民初，樊家為當地土匪所迫，遷往陝西宜川開墾種 地，後因殺死當地惡霸，受到陝北寓居者推為自衛組織領袖，聲勢日漸壯大
（胡金福，1986: 58）。樊鍾秀的崛起，是一個農民領袖在時代洪流中轉化為 起義者或造反者的歷程，他所領導的民眾，在官紳眼中正是一股匪幫，研究 民國土匪的專家也毫不遲疑地把他定位在「匪酋」的身分，與白朗等民國巨 匪一脈相承（Billingsley, 2010: 66；黃建遠等，2004: 179）。1915 年，樊鍾 秀被陝西軍隊頭領陳樹藩收編，後來響應孫中山護法號召，加入靖國軍，攻 擊陳樹藩、劉鎮華等北洋政府部隊，此後轉戰各地，招兵買馬。1923 年，
陳炯明叛變，樊鍾秀馳援孫中山，使廣州大元帥府轉危為安，孫中山特別嘉 許樊鍾秀「精誠愛國，首義贛南」，並委任他為「建國豫軍」總司令，吸引 各路豪傑加入， 發展成數萬人的部隊， 並加入北伐行列（胡金福，1986:
58–62）。樊軍在全盛時期的 1928 年初，實際控制豫西南縣份多達二十餘 縣，「自立法制、委派官吏、徵收稅款」，儼似獨立王國（姜克夫編，2009:
129）。1928 年 4 月中旬，樊鍾秀趁著馮玉祥部隊主力調向豫北魯西，後防 空虛，襲擊隴海線西段馮軍，《放足叢刊》所稱樊軍虐殺放足人員事件，即 發生於此時。後來馮玉祥緊急調派部隊反攻，5 月初，樊部撤回豫西南根據 地，此後仍不斷與馮軍發生小規模戰鬥，直至1928 年秋，奉軍全部敗離河 南，馮玉祥抽調精銳部隊猛攻樊部，樊鍾秀戰敗，下野寓居上海；1930 年中 原大戰時復出，與馮玉祥合作對抗蔣介石，在許昌遭飛機轟炸身亡（姜克夫 編，2009: 129）。
樊鍾秀是一個特立獨行的地方軍閥，儘管不是典型或正規的軍人，但在 革命軍北伐的過程裡，無疑佔有一席之地，同時，從出身綠林的角度來看，
樊鍾秀和他的先輩「匪酋」們，又有所不同。專門研究民國土匪的英國學者
貝斯飛（Phil Billingsley）指出，樊鍾秀一生所從事的一系列令人眼花撩亂的 事業，及其表現的個性，說明了對於民國時期有能力抱負的匪酋而言，許多 路子都是敞開的（Billingsley, 2010: 249）。與樊先後合作北伐與反蔣，又曾 因其偷襲而疲於奔命的馮玉祥，在回憶錄中評論樊鍾秀及其同夥道：「說他 們是軍閥，他們卻打著革命的旗號，說他們是革命的友軍，他們卻依舊保持 著建國軍的名義，只要有官有錢，那一方面亦肯與之勾結……事實上，他們 是比真正的敵人更要可恨、更要可怕」（馮玉祥，1947: 747）。樊鍾秀部隊襲 擊洛陽等地的行動，著實讓馮玉祥措手不及，冒了一身冷汗，他先是不相信 樊會如此行動，認為「他們已加入革命陣線，走向光明大道……那知他們竟 未脫土匪習氣，一切只憑胡幹」（馮玉祥，1947: 746）。馮玉祥口中的「未脫 土匪習氣」，並非誇大之辭。樊鍾秀這股受到各方拉攏（和頭疼）卻始終獨 樹一格的軍隊，背後支撐他們的，就是蘊釀出統御土匪王國的造反傳統，一 種「原始的叛亂」（Hobsbawm, 1999）。
「土匪」根據蔡少卿（1993: 3）的定義，「就是超越法律範圍進行活動而 又無明確政治目的，並以搶劫、勒索為生的人」，其特徵包括：（1）來自農村社 會，尤其是周期性遭受災荒的貧窮農村；（2）不為國法所容；（3）行為具有反社 會性；（4）脫離農業生產，而以搶劫勒贖為主要生活來源。樊鍾秀的故鄉是豫 西寶豐，二十世紀初，豫西、豫西南由於地區多山，人民生活困苦，民風強 悍，易於鋌而走險而成為土匪，地方上稱他們為「刀客」或「盪將」（郭廷以，
1987: 48）。「刀客」或「劍客」讓人聯想到行俠仗義的「俠客」，而不論是《水 滸傳》裡的聚義好漢，還是西方傳說中的羅賓漢，都被賦予劫富濟貧的色彩，
接近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所說的「社會型盜匪」（social bandits）理想 型，儘管在地主和官府眼中，他們是罪犯，但一來他們出於鄉間，二來他們 始終留在鄉土社會，更是鄉親父老們心目中的英雄，是為地方平民和貧窮百 姓爭取權益、尋求正義的「鬥士及復仇者，有時甚至是帶來解放、自由的領 導人物」（Hobsbawm 1998: 5）。在國法不彰、軍閥混戰、潰兵橫行的年代，
他們相對容易受到百姓的尊敬，也較樂意助他們一臂之力，以與政府和地主 相抗衡（Billingsley, 2010: 66）。
河南南部和西部諸縣，是典型的「土匪王國」，在那裡，土匪活動是人們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劫掠富人和地主並不被視為一種罪惡，因為他們本身就 是在貧窮土地上過活的百姓，劫掠行動的收益就是養活家人的資源，而位於 土匪大本營附近又較為富裕的縣份，往往成為劫掠的目標，例如位於隴海線 上的豫西經濟中心陝縣，就經常遭遇來自南邊山區窮縣洛寧的土匪襲擊，據 估算，洛寧縣境土匪多達六、七千人，占該縣人口的3%、豫西土匪人數的三 分之一（Billingsley, 2010: 62）。不難想見，放足處職員在視察過陝縣後，在 報告中解釋該縣放足不力的原因時，「匪患」就是一個重要因素：「陝縣為水 陸交通之區，而放足工作迄未進行，推其原：1. 無妥實人員負責辦事；2. 四 鄉土匪甚多」（《叢刊》：133）。其他與陝縣同處隴海線豫西段的縣份，也都 做了類似的描述：澠池縣「土匪犯城，縣長竭力抵禦，無暇兼顧」；靈寶縣
「鄉村土匪猖獗，暫難進行」；閿鄉縣「土匪出沒，放足工作難以著手」（《叢 刊》：133）。放足視察團主要是從鐵路線上的縣城著手視察，這是馮玉祥駐軍 可以迅速抵達的據點，然而，它們宛如「貧窮汪洋中的島嶼」（Billingsley, 2010: 62），四周聚集著土匪，同時，這片土匪汪洋又構成了一面銅牆鐵壁，
讓「放足工作」寸步難行。在「匪窩」縣份如洛寧、寶豐等縣，大抵上就是 由隴海線以南、平漢線以西構成的整個豫西、豫西南地區，彷彿是馮玉祥政 權止步的禁區，放足處視察團一步也沒踏進去過。
樊鍾秀部隊虐殺放足人員事件究竟發生在何處？從文件中看不出來。王 雲程提到樊軍「陷新鄭、洛陽、豫西、豫南全部」，但並未說明特定地點，
或許不少城鎮在樊軍進城後，都發生了暴力對待放足人員的事件。根據一份 口述歷史資料，樊軍佔領豫西臨汝（今汝州市）縣城之後，「群眾對於兩位
或許不少城鎮在樊軍進城後，都發生了暴力對待放足人員的事件。根據一份 口述歷史資料，樊軍佔領豫西臨汝（今汝州市）縣城之後，「群眾對於兩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