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從Anthony D. Smith 理論來進行對比，或許我們能找到另 一種非常不同於王甫昌關於現代族群想像的論述。Smith 作為一個著名 的民族主義與族群的研究者，在於他提出廣為引用的兩種民族主義類 型：「族群─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與「公民─民族主義」
（civic nationalism）。他反對只以公民的現代主義角度來詮釋民族主義，
他認為每個民族主義有一個歷史更久的族群文化象徵作為其母體（如果 沒有也要被發明或創造出來）。而如果我們對現代以來一直層出不窮的 民族紛爭與族群復甦感到奇怪，那是因為我們沒有看到在現代社會系統 之下，古老的族群文化象徵力量扮演著深沉的重力牽引作用。本節將引 用Smith 的理論觀點來說明現代臺灣客家的族群想像其實也存在這個族 群文化象徵的層面，同時也說明它不只引發了客家族群運動，也在客家 族運動中產生轉型與斷裂性的改變。而且它依然可以算是一種「現代 的」族群想像方式。
在Anthony Smith 的民族主義理論中，他同意民族（nation）是一 個純然現代性社會的產物，但他認為，族群或族群性（ethnicity）則是 源自人類的前現代傳統文化體。換句話說，民族是現代的，族群則是前 現代的，而族群問題（或族群復甦）則又是現代的，因此討論族群問題 離不開現代才出現的民族問題。他的民族主義理論的主要觀點可以簡單 總結為：現代的民族主義源自前現代的族群文化象徵根源，族群是一種 自古已存的前現代文化體，但她在現代時期首先轉型為一種民族主義的 政治形式而得到一種現代性的表現，然而，並不是所有族群文化體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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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民族主義的表現，於是，在民族主義獨立的浪潮後，自二戰以來世 界各地興起的族群紛擾，凸顯的正是民族主義與族群文化淵源剪不斷，
理還亂的互為表裡、異中求同的複雜關係。民族主義既切不斷族群的臍 帶，而新興的族群復甦也必須被放在與民族國家中的民族主義情緒背景 中來看（Smith 1981, 1999, 2009）。
有別於社會學的「社會建構論」傳統，Smith 認為不能將族群僅視 為某種社會過程的結果、工業化的結果，或者是僅止於人群團體互動後 的「理性選擇」產物。他特別重視構成一個族群的核心元素：神話、記 憶、價值與象徵符號的重要，他以“myth-symbol”、“mythmoyeur” 來形 容族群的這種前現代神話基底。他認為現代民族共同體的原型是來自這 些族群的現代化變形。差別只是有些民族國家是純粹由一個族群的傳統 而來，有些民族國家則包含了許多不同的族群而組成。而正是這些源自 前現代的傳統文化象徵在現代化的民族國家中起著一種「族群想像」的 功能：作為一種族群動員訴求起著重心引力的凝聚力量，或是對民族國 家起著一種離心的牽引力量。
Smith 的民族理論主要論點在於強調前現代的族群文化象徵力量對 現代的民族形成所起的根本作用。因此他的民族理論可以稱之為 「族 群—象徵主義」（ethno-symbolism）。（近年來他又特別強調族群文化 的象徵力量如何賦予了歷史變化的考驗過程中民族持續存在的力量，以 及現代的民族如何與前現代的族群具有歷史連續性的關聯）。因為這兩 者是如此血脈相傳的相似性，因此Smith 定義下的民族與族群在許多方 面根本一樣，都是：特定的名字稱呼與其符號代表、都有共同祖先與神 話、共同的歷史記憶與傳統、建立在這些文化象徵上的團結連帶感。族 群與民族的差異在於：族群沒有政治主權因此沒有像民族那樣有明確的 領土，以及族群文化因源自前現代，因此不像民族文化那樣具有大眾通
俗文化那樣的規模。但兩者最主要的差別是：民族具有明顯的「公民性」
（civic）宣稱，而族群則訴諸文化連帶。重要的是，因為這樣，因此民 族與族群的連結處於一種不確定的狀態：例如，既有可能是中國的客 家，也有可能是臺灣的客家，以此類推等等。但是Smith 認為，任何民 族國家都無可避免地要去打造或發明一種族群象徵的連結來合法化自己 的存在，並連結境內的諸多族群文化，否則無可避免的面對現代社會的 離心性力量時就會解體。這正是族群的文化象徵在民族中扮演的凝聚重 力（integrality）的關鍵性力量。
Smith（1981: 112） 曾 經 提 出 了 一 個「 科 學 式 國 家 」（scientific state）的觀點，來解釋民族與族群的緊張關係。他認為現代民族國家由 於要打造一個科學化的國家，因此致力於從各族群中選拔專業行政官僚 與科學專家的培養，其結果是受過教育的族群菁英或知識階層，一方面 在專業官僚管理的現代社會中逐漸消失其原生的族群文化情感連帶，因 而延緩了族群動員的形成。但是，一旦這些受教育階層在往後的現實社 會生活中遇到不公平、遇到來自因為出身身分而來的障礙，或是受到社 會互動中的歧視 / 排擠經驗後，那麼族群意識便有可能像伏流那樣冒 了出來。這個觀點其實隱含了Ernest Gellner 的民族國家理論影響，因 為Gellner（2001）民族主義理論核心觀點認為：民族主義是源自工業 化的結果，一個逐漸工業化的社會需要一個「普同性」的標準作業流程 文化，因此，任何民族國家都必須致力於培養具有符合工業操作流程需 求的受義務基礎的國民，以替換老舊的前現代文化傳統。民族主義正是 滿足了一個工業化社會所需要的這種普同性、可替換性的產物。這也正 是為什麼民族主義在建國之後必須推行通行一致的國語以及基本義務教 育，從而能應付工業化社會中所需要的標準化、統一化的語言溝通與任 何社會生活需要的語言互動。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事實上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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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內部確實必然就孕育著族群意識的胚胎，因為從民族主義而來的現 代國家，其統一的國語語言政策與教育政策，一定會對境內的不同族群 文化造成許多方面的不平等的感受。但是，Smith 將 Gellner 所謂的民 族國家致力於追求統一文化標準的說法只強調其「科學管理」的面向，
每個民族還是需要有自己的獨特文化與族群母體。但不管是Gellner 所 謂的民族主義的文化齊一，或是Smith 所謂的科學式的齊一，只要族群 文化與民族文化不是同一的，源自前現代的族群必然在這樣的社會中感 受到來自文化差異所帶來的不平等感受。因此，族群與民族確實是具有 環環相聯、無法切割的因果關係。民族主義的連帶感既是來自原先的族 群，而族群運動復甦的原因卻反而又是來自（現代）民族主義的統一化 要求。
簡單來說，Smith 強調了族群文化象徵的力量，其實是可以經歷起 現代性力量的考驗而持存著的。而民族國家必須仔細去連結境內每個族 群與其民族的象徵連帶關係，否則不能被有效整合的族群意識很快會起 著一種離心的解組力量。在這裡，我們也可以說，當族群文化象徵與任 何一個現代民族產生連結關係，並在這架構 / 框架下來定位自身族群的 地位時，這也是一種「現代性的族群想像」，只是這是一個鑲嵌在民族 架構下的族群想像。
如果我們把這個觀點拿來運用於分析80 年代末在臺灣興起的客家 族群運動，筆者認為這確實是一個相當適當的詮釋架構。在下面的論述 中，筆者想要指出的是，回顧1988 年的客家族群運動，我們可以發現，
孕育客家族群運動原初的最大動力就是客家「文化─語言」在臺灣社會 處境中的地位不滿與憤怒。而這種不滿與憤怒，實際上又與民族主義框 架下的族群想像定位有關。因此，與王甫昌（2003、2008）對臺灣族群 想像的說法不一樣，筆者試圖要呈現的一個鑲嵌在現代民族認同中的現
代性客家族群想像。
從Smith 的「民族─族群」連帶的理論架構下來看，誠如楊長鎮
（1999）指出的，客家作為一個族群身分，其族群形塑的過程一開始就 必須被放到「民族打造工程」的脈絡下來定位。因為推動其族群想像的 歷史敘事形式與文化象徵，一開始就是鑲嵌在新近形成的現代中國民族 主義的象徵中。換句話說，依照現有的新研究來看，早在1933 年羅香 林的《客家研究導論》開始，客家作為一個漢民族的「民系」，其身為 一個民族國家架構下的「族群」次團體／次文化身分已經完成了族群想 像的論述基礎了。但比較特別的是，與Smith 所說的民族從族群吸取文 化象徵正當性的因果次序相反，羅香林的客家族群想像論述所呈現的客 家族群（民系）反而是從漢民族的正統象徵中取得作為族群身份的正當 性：客家「民系」是具有的正統中原血統以及是正宗高貴漢文化的傳承 者，而這更可以說明客家族群意識的形成一開始就誕生在現代性的民族 認同背景中。
在中國民族認同已經打造成熟，並且成功建立了一個民族國家的 1920-30 年代之時，羅香林與當時客家教育階層，開始感到加諸在「客 家」這個稱謂上的種種歧視感。儘管「客」或「犭客」都是源自老舊社 會中方言團體與集體械鬥而來的仇視用語，但是對於像羅香林這樣受教 育階層的客家人而言，特別不能忍受的是因著這個稱謂而來的「非純種
在中國民族認同已經打造成熟，並且成功建立了一個民族國家的 1920-30 年代之時，羅香林與當時客家教育階層，開始感到加諸在「客 家」這個稱謂上的種種歧視感。儘管「客」或「犭客」都是源自老舊社 會中方言團體與集體械鬥而來的仇視用語，但是對於像羅香林這樣受教 育階層的客家人而言，特別不能忍受的是因著這個稱謂而來的「非純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