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共識弱化的另一衝擊是加速了荷蘭社會體系的「去支柱化」鬆動，以 往強調妥協共識的調適政治不再(Lijphart 1975: 215-219)。荷蘭社會與政治運作特 色在於其由宗派和社會階級所區隔成不同次文化團體的獨特「支柱」結構。荷蘭 的支柱化體系遍及政治、文化、經濟與社會結構當中，以宗派和社會階級為支柱 的分野。每一支柱皆有其獨立完整的政治、社會、文化、教育與醫療體系。每一 次文化團體中皆有其主導的宗派信仰或階級意識型態，與發展出一致且緊密聯繫 的組織網絡(Lijphart 1975: 16-58; Anderweg and Irwin 2003: 17-26)。由於沒有任何 單獨次文化團體擁有絕對多數，並且其小國與開放經濟體特質(Katzenstein 1985)，因此，社會的運作與政策的制定在於各次文化團體領導菁英的協商合作 與共識凝聚(Lijphart 1975: 59-68)。事實上，這樣支柱間妥協合作的決策程序促成 了戰後初期勞資達成「先經濟發展，後分配平等」的社會共識，造就了統合治理 所需的高度社會性支持。然而由於世俗化的影響造成傳統宗派勢力(政黨、工會 與企業協會)弱化，社會階級勢力興起挑戰傳統宗派支柱力量的趨勢，以及重疊 身份認同等因素都加速腐蝕了荷蘭社會的支柱力量(Lijphart 1975: 197-208)。以往 強調妥協共識調適政治不再，使得原本多元分歧的社會利益難以彼此妥協整合，
意識型態之爭與激進衝突的手段逐漸增加(Andeweg and Irwin 2002: 34-38, Jones
2002: 68-72)。
（二）勞資關係衝突
表 3-2-3：參與罷工人數與工作天損失每千人(1960-69)
年代 參與罷工人數（千人） 工作天損失（每千人）
1960 75.5 467.39
1961 8.58 24.66
1962 2.16 9.09
1963 26.01 37.76
1964 8.5 45.86
1965 23.21 54.61
1966 11.19 12.65
1967 1.56 6.17
1968 4.6 13.7
1969 12.4 21.7
1960-69 17.73 69.36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Yearbook of Labour Statistics.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various years). 1960-69 年平均數為作者自行統計。
社會共識逐漸低落的影響，也逐步地反映在 1960 年代逐漸緊張的荷蘭勞資 關係當中。1960 年的建築工會發動了戰後首次最大規模的罷工事件，此次為期 兩週的大罷工不僅造成 1960 年 467.39 千天的工作天損失外(僅次於 1995 年)，
並參與罷工人數創下荷蘭戰後至今最高紀錄 75.5 千人(參見表 3-2-3)。這次罷工 事件嚴重打擊荷蘭政府的威信，也加速 1950 年代中央薪資管制體系的瓦解。1963 年工會在獲得薪資自主權的要求之後，勞資關係暫時緩和直到 1970 年代。1960 年代荷蘭工會參與罷工的人數與工作天損失都比 1950 年代為多，其平均工作天 損失增加到 69.36 天，參與罷工的平均人數為 17.73 千人。1960 年代荷蘭統合治 理模式是呈現的低度社會性支持。經濟繁榮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出現，勞工伸張工 資及其他社會福利補償的要求，使得 1950 年代「先求經濟發展，再求分配平等」
的勞資妥協，以及同舟共濟重建經濟的社會共識不再。勞資關係由合作轉為衝
突，似乎為 1970 年代「工人鬥陣」(worker militancy)的先期效應。
三、政黨政治
雖然基督民主自由聯盟政府推行去管制化政策，但是社會安全性移轉支出 大幅增加，不亞於勞工黨執政時期。
整個 1960 年代，荷蘭主要是基督民主宗派政黨(KVP 與 ARP)領導的中間偏 右政府執政，擔任總理與執政月份數皆為 100%(參見表 3-2-5)。基督民主宗派政 黨的經濟政策傾向去管制化程度較高，例如工資放任浮動與每週工時裁減。但是 由於基督民主宗派政黨內閣五次因政策歧見而更換執政伙伴(其中三次執政期沒 超過 21 個月)，顯示了此時期政黨意識型態爭議的頻繁(參見表 3-2-4)。
表 3-2-4：荷蘭內閣與政黨(1960-1969)
總理(所屬政黨) 就職時間(執政月數) 執政聯盟 議會席次(%) J. DeQuay(KVP) 1959.05 (42)* KVP-ARP-CHU-VVD 75 (63) V. Marijinen(KVP) 1963.07 (21) KVP-ARP-CHU-VVD 92 (61) J. Cals(KVP) 1965.04 (19) KVP-PvdA-ARP 107(71) J. Zijlstra(ARP) 1966.11 (5) KVP-ARP 63(42) P. De Jong(KVP) 1967.04 (32)** KVP-ARP -CHU-VVD 86(57)
資料來源： Rudy B. Andeweg and Galen A. Irwin. 2002.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the Netherlands.
Houndmills, (U.K.: Palgrave Macmillan Ltd), pp. 107; Wolfgang Ismayr ed. 2003. Die politischen Systeme Westeuropas. (Opladen, Germany: Leske + Budrich), p. 357; Alan Siaroff. 2000. Comparative European Party Systems.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p. 365; Parteien und Wahlen in Europa Datenbank. www.parties-and-elections.de.
* 自 1960.01 起算
** 截至 1969.12 為止。
1959 年 5 月大選，KVP 以「經濟管制鬆綁」為選舉主軸的贏得選民支持。
KVP 聯合了其他兩個基督民主屬性政黨 ARP、CHU 與自由民主黨 VVD 共同執 政。新的中間偏右的基督民主自由聯盟政府採取去管制化的政策改革。其中首當 其衝的是對工業關係特別法的檢討與修訂工作，希望藉由放任薪資浮動、工時刪 減與降低稅率等措施來擴大市場自由運作。法定薪資議定權力回歸社會伙伴與工
時刪減的建議馬上獲得社會伙伴的支持。社會經濟委員會修訂之工業關係特別 法，以將議定薪資權回歸勞資集體協商的政策建議在 1963 年 6 月立法通過。至 此長達十七年的中央薪資管制體系在實質上進入歷史。
表 3-2-5：荷蘭主要政黨擔任總理與參與執政月數與百分比(1960-1969) 基督教民主宗派政黨 勞工黨 自由民主黨 擔任總理月數 120 (100%) 0 (0%) 0 (0%) 參與執政月數 120 (100%) 19 (16%) 63 (53%)
資料來源：同表 3-2-4，月份數及百分比為作者自行統計。
中間偏左的政治勢力(勞工黨)僅短暫參與執政十八個月，百分比 16%。探究 勞工黨在 1959 年選舉遭受挫敗的主要因素是因為其推行工業關係特別法的嚴格 經濟管制，因此，我們可以說勞工黨的中央薪資管制體系的成功反倒成為其 1950 年代執政的「掘墓人」。面對選舉挫敗，以及把握傳統支柱體系鬆動的時機，勞 工黨進行了轉型。其中包含擴大爭取勞動階級選民支持，並且避免極化的政策訴 求，呈現朝政黨光譜中間移動的趨勢，確立以議會路線來推動社會權利與社福改 革來增進經濟運作。
雖然基督民主自由聯盟崇尚保守的(conservative)政黨意識型態，在工資議定 與工時刪減等議題上，推行去管制化的經濟鬆綁政策。但是在社會性安全移轉支 出方面，繼續快速增加。分析其原因除了是對於勞工階級志願性薪資節制的補償 之外，最主要因素應是中間偏右政黨為擴大中間與偏左選民的支持所致(Zanden 1998: 65-67)。由於傳統宗派支柱力量式微，宗派黨面臨傳統支持選民流失。面 對戰後工會快速成長，勞工階級支持力量增強的發展，基督民主政黨為了擴大吸 納勞動階級選民支持力量，而採取了向政黨光譜中間位置偏移的策略。37 早在
37 荷蘭宗派政黨早在 1930 年便創設了數種失業救濟等社會安全福利，但是給付額度與範圍皆相 當侷限。當時宗派支柱體系鞏固，其選民的支持都是來自宗派力量而並且當時社會民主政黨力量 薄弱分散(勞工黨是集結非支柱力量於 1945 年成立的)，使得基督民主屬性政黨不必藉由擴大社 會福利來吸引勞工階級的支持。
1963 年選舉之前，勞工工會聯合提出失能年金與提前退休兩項龐大的社會福利 要求，獲得宗派政黨的選舉承諾。基督民主自由聯盟政府也在當選後逐步實現承 諾，1967 年通過失能年金法案，對於荷蘭後續社會福利急遽擴張造成重大影響。
四、 統合治理模式與經濟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