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團在對台政策及主權觀上大致確立了
「一、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二、解決台灣問題屬於中國的內政，不容許外 人干涉，堅決反對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或台灣獨立。三、爭取和平解決台灣 問題，但也不排除以戰爭的方式。四、台灣回歸祖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 外，其他問題可以由台灣方面來解決」（王永欽，1999：1）的方向與原則。事實 上這些原則也為第二代及其後的中共領導人所遵奉，只是策略上或手法上略作修 飾與調整而已。參與美、中「上海公報」、「建交公報」及「八一七公報」談判的 季辛吉、布里辛斯基及海格等美國方面的主談代表，在不同的年代，幾乎都一致
21 參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網頁 http://www.mac.gov.tw/indexl.htm 。
承認，台灣問題是華盛頓與北京當局之間最難處理的問題，而中共堅持「一個中 國，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立場更是明確而堅決。
周恩來、毛澤東在一九七○年代中期相繼去逝，紛擾中國長達十年的文化大 革命也在一九七六年告終。同年十月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粉碎了「四人幫的 反革命集團」。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象徵中國第二代領導人 鄧小平時代開始，中共的領導權由鄧小平完全掌控，也開啟了和平統一與一國兩 制的新論述與新紀元。
一九八七年台灣解除戒嚴開放返鄉探親，兩岸分隔近四十年後，開始在人民 間有所互動。一九八八年一月蔣經國總統逝世，北京當局由總理趙紫陽發表悼念 談話，重申「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不變22」。在鄧小平主政的時代，中共對台基 本方針大致不脫「一、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二、台灣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並存；
三、台灣保有高度的自治；四、透過和平談判實現統一；五、堅持和平統一，但 絕不放棄使用武力（王永欽，1999：12∼14）的基調，也就是「和平統一與一國 兩制」，但較諸中共第一代毛、周時期的政策，似乎有較大的善意。
一九八九年大陸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造成趙紫陽總理的下台，江澤民 在鄧小平的欽點下接任總理。一九九二年十月，中共召開「十四大」，以及一九 九三年三月召開第八屆「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會議後，江澤民以政治局常 委、總書記、軍委會主席身份兼任國家主席，成為中共第三代具有黨、政、軍大 權暨國家元首身份的領導人（吳安家，1992：5∼6）。
本節探討兩岸交流後中共的對台政策，即是從江澤民的時代談起，包括兩岸 直接三通與雙向交流的主張，江八點的發佈與後續政策及民主進步黨執政後，中 共的對台政策等。
第一項 直接三通與雙向交流的主張
中共第三代決策者在處理台灣問題時，沒有台灣方面的決策者需面對的民主 社會制定政策時之行政立法制衡、輿論制衡等問題，而是面對傳統威權社會非制 度化的問題，如保守派反撲、繼承接班及鞏固政權等問題（謝敏捷，1998：26）。
江澤民作為中共第三代領導人，特別是從權力鬥爭中出身，背後還有垂簾聽政的 鄧小平隱身幕後的政治現實下，他必須繼承、發揮和親身實踐著毛澤東與鄧小平 關於統一中國的政策，特別是實踐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思想、以鞏固個人的地 位，並確保鄧後的繼承權。
22 見北京：人民日報，1988 年 1 月 15 日，版 1。
一九九○年六月江澤民總書記在全國統戰會議上對台灣問題發表重要談 話，就「祖國統一」提出了以下的主張（郭立民，1992b：1101∼1103）：
一、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一切問題都可以提出來討論商談。
二、國、共兩黨對等談判，同時注意兩岸其他黨派、團體和各界人士在實 現祖國統一中的作用。在兩黨商談之中，及時通報情況，交換意見，甚至在參 加的代表中也可以吸收其他黨派、團體等有代表性的人士。
三、台灣當局應儘快實現三通，擴大雙向交流，有關交流中的一些具體問 題，可分別透過適當的途徑來解決。
在上述的談話中，江澤民對「一個中國」作了進一步的詮釋，他指出，按照 國際法，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合法政府代表這個國家。一個國家不可能存在兩個 代表這個國家的對等的政府。所謂「一國兩府」實質是「兩個中國」、「一中一台」， 是走向分裂，不是邁向統一。乍看江澤民的談話並未重申「一個中國」即中華人 民共和國政府所代表的中國，但談話的後半部分卻也露出了端倪。他說，「四十 年來，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舉世公認，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我們 在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前進」。然而，我們知道台海兩岸之所以分隔，
國家發展模式的選擇其實是重要的因素。江澤民以「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國家為中國發展的願景，其所謂的「一個中國」即已明白暗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是實施自由民主體制的中華民國或中國，統一則必須統一在社會主義制度之 下，此一居心，雖未明言，但卻呼之欲出，甚且躍然紙上。
正因為中共不承認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所以江澤民才建議由中國共產黨與 中國國民黨進行黨對黨的談判，其矮化中華民國的用心昭然若揭。但台灣在威權 體制結束後所呈現的民主多元型態，中共當局自然也注意到了，因此在談判的對 象上，雖然仍以執政的中國國民黨為主體，但「也可以吸收其他黨派、團體等有 代表性的人士」參與。另外在兩岸交流方面，台灣在開放返鄉探親後，赴中國大 陸探親、考察或旅遊的人次不斷增加，開放第一年便達四十三萬人次，至二○○
四年更暴增至三百三十九萬餘人次23。而台北方面基於安全的考量，對於大陸來 台人士的開放，則有較謹慎的限制。在兩岸間接貿易上，根據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的估算，兩岸在一九七九年之前，經香港的間接貿易雖然存在，但數量微小，一 九七九年時，尚不及八千萬美金，但到了二○○四年卻已達六百一十六億多美 元，其中台灣對大陸出口佔四百四十九億六千餘萬美元，進口則祇一百六十六億
23 見＜兩岸社會交流統計摘要＞，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網頁，此項統計資料為 2004 年 1 月 至 11 月之加總。http://www.mac.gov.tw/indexl.htm。
七千萬餘美元24。台海兩岸互動愈頻繁，愈有利於促進彼此的瞭解，但江澤民「儘 快實現三通，擴大雙向交流」的呼籲，其實隱藏著「以民逼官」、「以商圍政」的 企圖。因為「直接三通」的用意在於以航促通、以通促「統」；「雙向交流」的目 的則在於以文會友，以友促「統」，而這裡所謂的「統」，在中共的邏輯裡就是「和 平統一」，也就是「中共將手段對準目的，要中華民國無條件投降」（蕭行易，2004：
132）。準此以觀，針對迅速變遷中的兩岸關係，中共當局雖然提出新的因應策略，
但其高綱領始終不變。
一九九一年三月台灣發佈「國家統一綱領」，希望透過理性、和平、對等、
互惠的原則，分階段達成中國的統一。同年六月七日，中共中央台灣辦公室負責 人就海峽兩岸關係與和平統一問題發表談話，這或可視為對台灣發佈「國統綱領」
的回應。談話中指出（郭立民，1992b：1204∼1206），我們注意到台灣當局一再 聲稱，中國只有一個，中國必將統一，並採取了一些有利於兩岸關係的措施，如 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及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這些本來就是非法的，
早就應該廢止的。但是，台灣當局仍然強調「敵對意識」，這是很不合時宜的；
台灣當局還企圖謀求海峽兩岸是互為對等的「政治實體」，幻想「和平轉變大陸」， 這是根本行不通的。台灣當局應該改變反共拒和立場，真正消除敵意，言行一致，
多做幾件有利於和平統一的實事，而不要口是心非，把統一大業人為地拖下去。
該項談話最後仍然強調大陸方面「直接三通和雙向交流」的主張，及歡迎國民黨 推派代表與中共接觸，以便創造統一的條件。當然談話中仍不忘重申對台用武的 可能，即「我們主張以和平方式統一祖國，但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這絕不是針 對台灣人民，而是針對外國勢力干涉中國統一和「台灣獨立」的。我們堅決反對 旨在製造「兩個中國」、「一國兩府」和「台灣獨立」的任何企圖和行動，我們絕 不坐視「台灣獨立」。
中共以自己的思維，建構了兩岸統一的「烏托邦」，只要不順著它鋪排的既 定方向行走，台灣當局就是民族的罪人。一九九三年八月三十一日，中共國務院 台灣事務辦公室發佈了「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除宣稱「台灣是中國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外，並試圖從中國古代史、近代史的脈絡及開羅宣言等國際 文件中獲得佐證，且直指台灣問題的由來是國民黨發動內戰及美國干預中國統一 所造成。並再度說明中國政府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乃是「和平統一」與「一 國兩制」，此一方針包含了「一個中國」、「兩制並存」、「高度自治」及「和平談 判」四個基本點。上述的方針並未逸脫鄧小平時代「和平統一與一國兩制」的調 值。但對於「一個中國」的論述，則直接定位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 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在北京。同時也宣稱這是舉世公認的事實，也 是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前提25」。
24 見＜兩岸經濟統計月報＞，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網頁。http://www.mac.gov.tw/indexl.htm。
24 見＜兩岸經濟統計月報＞，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網頁。http://www.mac.gov.tw/indexl.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