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言小說大抵可概括為對《聊齋志異》和《閱微草堂筆記》的繼承和模仿。《聊齋志異》的文 體特點正是紀昀所批評的「一書而兼二體」(即筆記體與傳奇體)， 《閱微草堂筆記》則力圖堅持單純 的筆記體。王韜對二者都有所嘗試，如：《遯窟讕言》接近《聊齋志異》的二體相雜，而其另一作品《甕 牖餘談》則是比較單純的筆記體。
王韜早年比較重視小說內容的真實性，雖然小說的真實性自古受人懷疑，但這主要是由於它出於 街談巷議，道聼塗説，來源不甚可靠，並非作者有意虛構。這種小說的創作狀態著重在接近「論學」
與「清議」的文人圈和社會大眾的傳聞之鍛接處，帶有某種程度的混融與詼諧，就像《聊齋志異》仿 擬之作沈起鳳的《諧鐸》一般，小說取名《諧鐸》，「諧」體現諧趣故事及生活片段，「鐸」則是由「諧」
引申出來的「教」，有別於「異史氏曰」的史家「斷」筆。14「鐸」筆與「史」筆一教、一斷的筆法，
頗能解釋當時創作的基本命意。王韜著《瀛壖雜誌》即一心要補邑志之缺，《甕牖餘談》也「就耳聞目 見，據實而書，無妄語，亦無溢詞」。即使寫《海陬冶遊錄》這樣的「遊戲之作」也具有當時創作文言 小說的常態認知。
歐陽健認為清末解鑑的《益智錄》一書中所有的序跋之小說學價值，乃在於為他作序之人多有才 學，能夠建立自己的小說史觀。如：黃南賓包容這部小說勸懲不強的博物書寫，視野宏闊；葉圭書稱
《益智錄》「無一骯髒語、無一輕薄語、勸善懲惡，一軌於正，大異乎《聊齋》之呵神詈鬼」成為定評；
蓋防如指出該書「內寓勸懲外示詭」的創作理念；馬國翰則點出書中「重言多於寓言」，許多奇異之談，
其實指涉世間眾多人未知的事物，不應只以無稽之談視之，賦有「萬物多奇」的概念。15《遯窟讕言》
其實與上述這種種自我正名的小說觀非常雷同，也是站在「立言」的傳統，以及博物書寫的角度蒐錄 題材。
以往學者在理解王韜的太平天國書寫有太多的政治視角，如果就王韜早期作品《遯窟讕言》而言，
他從受苦的女性，再一次省視她們身上的特質，透過太平天國所折射出的時代剪影，充滿了一個個等
《長庚人文社會學報》（2008 年，第 1 卷第 1 期），頁 129‐165。
13凌碩為：〈申報館與王韜小說之轉變〉，《求是學刊》（2007 年 1 月，第 34 卷第 1 期），頁 106-110。
14 歐陽健：〈沈起鳳與《諧鐸》〉，《蒲松齡研究》（2003 年第 2 期），頁 129-145。
15 歐陽健〈《聊齋誌異》仿作《益智錄》的傳播與接受〉，《山東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 年第 48 卷第 3 期），
頁 34。
待救贖的走馬燈畫卷。王韜的《遯窟讕言》乃是立足於「豔異」的書寫傳統，以弱抗暴的虛構意識，
亂世中道德抉擇與出處境遇的反思，既有「鐸筆」之勸懲，亦具「史筆」之評斷，更饒「戲筆」之諧 謔，而其雜化的特性，實與晚清文化政治諸面向快速轉型息息相關。
《遯窟讕言》中太平軍的災難，應是為了喚起更深層的文化印記，有關這點，我們從小說選擇文言 載體，16而王韜又自稱「聊齋替人」，可以看出他自我脈絡化，並以聊齋等文言小說的文化圈17來自我 定位的寫作意圖。《遯窟讕言》的太平天國的書寫，一方面是符合於那個時代經典確立的獨特邏輯，另 一方面期望借傳統文類與語言的文化圈慣性，提供溝通新的文本理解方式，亦即：為報刊和圖文閱讀 形式黏合時事，並在傳統文化土壤創化小說此一文類的新生命。
16「語體差異」這一伏線實際上早已植根在晚清小說界革命的內部，小說界革命最直接的效果是產生了題材決定價值的思 考方式,但其暗含的前提仍在於如何影響和塑造新型國民，即梁啟超所說的「熏」「浸」「提」「刺」，其所指稱的小說主要是影 響力深遠的小說，而並不在意語體上的差別。這一問題到了魯迅那裡，他的困難在於無法擺脫小說功用的思考,而他對小說功用的思考也 傾向於從影響力來判定成敗，不過在對待明清時期的幾部文言小說時，魯迅只能用魏晉志怪和唐人傳奇的傳統來衡量，自然無法給《聊 齋志異》一個精准的定位。其思考重心是放在章回小說一邊，故而對明清文言小說的考察只能通過表現形式來衡定。像「用傳奇法，而 以志怪」的說法是十分含糊的，只是根據文本得出的一般印象，而《聊齋志異》在流通中產生的種種變化並沒有被揭示。雖然他沒有回 避晚清王韜的《後聊齋志異》對《聊齋志異》的繼承，但他卻無法解釋其為什麼不是「後子不語」。詳參：李彥東：〈論《聊齋志異》
的經典形成邏輯〉，《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 年 3 月，第 21 卷第 1 期），頁 80-83。
17 詹頌曾指出：乾嘉文言小說作家多有喜人說鬼談異的愛好，本文列舉和邦額《夜譚隨錄．自序》、袁枚《新齊諧．序》、
曾衍東《小豆棚．序》、樂鈞在《耳食錄．自序》、《閱微草堂筆記》等文中提及的創作原因為例，說明此時期文人好奇談異 風氣之盛，寫作小說類筆記和小說專集成風，友人之間以此為尚，互相影響，互相競爭，互相贈閱，形成了一些寫作小圈 子。另外有一些人主動將自己的作品寄給作者，欲借名人之作留名或將所寫故事傳之更廣。亦有作者將親友、門生作品采 入己作。作家採錄他人作品亦大體出於道德與文章兩種考慮。文人不滿足於僅僅講述奇聞異事，還要借談異特別是談狐鬼 故事以諷刺世相、針砭世風、抒發人生感慨乃至表述自己的學術觀點與思想觀點。出於這種動機，他們不止是直述所見所 聞或轉述他人見聞之可異可歎者，還有意無意虛構一些故事。詹頌：〈乾嘉文言小說作者的交遊與其小說寫作〉，《首都師範 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 年第 4 期），頁 92-97。
此外，同上註所引歐陽健在〈《聊齋誌異》仿作《益智錄》的傳播與接受〉一文之說：「《益智錄》成書之前，解鑑即主 動將篇章與文人圈的好友分享，成為茶餘飯後的話題，待成書之後，有多位同鄉文士為之作序，皆在閱讀之後給予中肯讚 賞，非浮泛溢美之辭，更有二任知縣葉圭書購書而讀，在跋中盛讚才華，並且生發未能及時舉才之憾。」，《山東師範大學 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 年，第 48 卷第 3 期），頁 29-35。可見清代文言小說的創作氣氛之中，多有文人圈共同參與 的另一種理趣。
附錄
不可保，爭思出避。女舉家倉皇走。徒以城閉不得出。壬子十
蓋以溧水金壇為最，縣民自以為足恃，可待官軍之援，不意賊
郎君聞警病劇，不能即徒；妾義不獨去，遂及於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