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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之 A 股公司來探討中國大陸之會計制度改革的成效。研究期間依照準則發 佈年份區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為《企業會計準則》期間（1998 年至 2001 年），
第二階段為《企業會計制度》期間（2002 年至 2006 年），第三階段為《新企業 會計準則》期間（2007 年至 2009 年）。實證結果顯示：一、在盈餘管理方面：
《企業會計準則》較有盈餘平穩化之現象，其次為《企業會計制度》，而《新企 業會計準則》盈餘平穩化程度最低，換言之，隨著中國會計制度之演進，其盈 餘管理程度下降。二、就小額正盈餘目標方面：《企業會計準則》期間較《企業 會計制度》期間存在趨於小額正盈餘目標的頻率更高，其會計資訊品質較差。
此外，《新企業會計準則》期間較《企業會計制度》期間無盈餘趨向小幅為正之 情形，由此可知，《新企業會計準則》之會計品質較好。三、從損失認列之即時 性來看，僅微弱支持《新企業會計準則》階段之會計制度或準則的規範能使公 司更能及時認列損失。四、關於價值攸關性的部分，則顯示出《新企業會計準 則》之價值攸關性最高，且符合 IAS 下，資產評價勝於損益衡量之精神。
(11)魏子涵（2010）
此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討不同的會計準則下，資訊不對稱、股權結構以及 董監事股權質押情況等，分別對會計資訊品質的影響。實證結果發現：一、採 用 IAS 可提升預測價值及時效性，但增加忠實允當表達之效果不顯著；值得注 意的是，採用 IAS 之下，將會增加盈餘管理之機會，導致中立性降低。二、資 訊不對稱會降低會計資訊品質，雖然採用 IAS 能降低資訊不對稱的負面效果，
但其進而提升會計資訊品質的效果有限。三、國有股、高階管理人與大股東及 董監事等持股確實會降低會計資訊品質，在採用 IAS 下，可抑制國有股、高階 管理人與大股東及董監事持股之負面效果，但僅對預測價值、時效性及中立性 之提昇有顯著作用。最後，董監事股權質押情形會降低會計資訊品質，且採用 IAS 可抑制董監事股權質押之負面效果，但進而提升會計資訊品質的效果卻不 顯著。整體而言，採用 IAS 的確可提升會計資訊品質，但仍須配合降低資訊不 對稱以及健全的公司治理機制，才能確實提升會計資訊品質。
六、會計審慎原則之相關文獻
1.英文文獻
(1) Watts（1993）
此研究提出對於會計審慎性的解釋，並實證測試這些解釋。審慎性的定義 是對於獲利的預期程度。這個被假設的概念是發展於會計的契約角色，監理及 法律責任因素則加強並影響了這個概念。避免對利害關係人不適當地配置資源 似乎已經是審慎性中重要的契約原因。該研究中，審慎性之橫斷面變數的可測 試預測已經產生，並提出契約與監理因素影響區別之實證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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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asu（1997）
此研究將審慎性闡釋為「盈餘反映壞消息的速度比好消息快」。這樣的闡釋 隱含壞消息和好消息在盈餘的時效性及持續性上有系統性的差異。運用公司的 股票報酬來衡量消息，此研究發現盈餘對壞消息的敏感度約是對好消息的二到 六倍。此研究也預期並發現相對於正盈餘的變化，負盈餘的變化較不具持續性，
盈餘反應係數也較低。
(3) Watts（2002～2003）9
此研究正式提出審慎性的各種替代性解釋：契約因素、訴訟因素、稅務因 素、監理因素（contracting、litigation、taxation、regulation），並彙整了有關審 慎性之存在、以及審慎性與其替代性解釋符合程度的實證性證據。實證結果顯 示：一、審慎性確實存在，且近年來有增長的趨勢；二、契約因素與訴訟因素 是解釋審慎性的重要因素；三、稅務因素與監理因素影響較小，但依然可用於 解釋審慎性；四、另有些盈餘管理造成審慎性的證據，但盈餘管理並不是主要 的解釋原因。
(4) Lafond and Watts（2007）
此研究討論公司內部人與外部股東間資訊不對稱造成的財務報表審慎性。
實證結果符合預期：扣除其它產生審慎性之因素後，資訊不對稱與審慎性有顯 著的正向關係。此外還證實，是資訊不對稱的變化造成審慎性的變化，而非審 慎性造成資訊不對稱。
(5) Khan and Watts（2009）
此研究運用 Basu 在 1997 年的研究結果，加上三項影響審慎性的公司主要 特性：規模、市價淨值比、財務槓桿比率（size、market-to-book ratio、leverage ratio），發展出一個公司年度的指標來預測會計審慎性，檢視其實證屬性，並藉 由測試更著重在審慎性之本質及影響的假說，來說明如何運用該指標。該指標 叫做「C_Score」，它捕捉了審慎性的變數，並預測未來三年內的盈餘不對稱時 效性。橫斷面假說測試顯示：投資週期越長、不確定性越高、資訊不對稱越嚴 重的公司，財務報表越審慎。事件研究則顯示：審慎性提高是一種對於資訊不 對稱程度提高及不確定性提高的一種反應。
9 Watts 在這段期間發表了三篇相關的研究，分別為 2002 年的 Conservatism in accounting，2003 年的 Conservatism in accounting part I: explanations and implications 以及 Conservatism in accounting part II: evidence and research opportunities。由於內容相關，因此一併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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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文文獻
(1)李木蘭（2008）
此研究旨在檢視台灣會計師事務所審計人員與財務報表審慎之關連。該文 之審計產業專家採用產業市場佔有率法及事務所客戶組合佔有率法來衡量，以 台灣 2003 年至 2007 年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受查客戶為樣本，比較產業專家之受 查客戶是否更具審慎性。另外預期在亞洲金融風暴與力霸案後，事務所面臨之 法律責任與訴訟風險將加重，因此以亞洲金融風暴前後三年（1995-2000）、力 霸案前後二年（2005-2008）之樣本，觀察事務所客戶審慎程度之變化。實證結 果發現：一、產業專家之受查客戶，其財務報導審慎程度較高；二、以全部樣 本、四大事務所客戶樣本及非四大事務所客戶樣本衡量，亞洲金融風暴後之審 慎程度皆較亞洲金融風暴前為高；三、以全部樣本、四大事務所客戶樣本及非 四大事務所客戶樣本衡量，力霸案後之審慎程度皆較力霸案前為高。
(2)陳姵潔（2008）
此研究之目的在檢視審慎性對於損益表與資產負債表所提供價值攸關性之 影響，以 Basu 之盈餘時效不對稱模型衡量穩健性，再以 Ohlson 股權評價模型 為基礎，納入主要變數「審慎性」加以探討，研究對象為 1988 年至 2007 年台 灣上市櫃公司。實證結果如下：一、審慎性越高則盈餘的價值攸關性有顯著提 升，而權益帳面值的價值攸關性卻顯著下降；二、以 Basu 模型衡量審慎性時，
不管審慎方法的分類為絕對審慎或相對審慎，抑或報酬率衡量期間之不同，敏 感性分析之測試結果仍然支持主測試的結論；三、另外以三年平均市值淨值比 衡量審慎性，原結果依然成立。
(3)唐心怡（2010）
此研究採用 Khan and Watts 發展出之 C_Score 作為衡量財報可靠程度的值，
以此檢視台灣上市櫃公司實施金融商品公平價值會計準則後，對財報可靠性之 影響。實證結果發現，準則的採用有助於提升整體產業財報可靠性；然而於景 氣繁榮時，反倒使財報可靠性較為減低。另外準則實施後，金融相關產業每年 財報可靠性之變化方向與其它產業一致，然而幅度顯著較大。最後以市價淨值 比再度驗證 C_Score 之有效性，得出相同結果；亦觀察到我國近年來整體公司 的財報有愈加可靠之趨勢。
值得一提的是，該研究是以「審慎性」作為「可靠性」之代理變數10，且 是國內運用 C_Score 衡量審慎性之先驅，亦為本研究主要之參考依據。
10 根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公佈之 IFRS 架構，「可靠性」包涵五大特性：
忠實表述、實質重於形式、中立性、審慎性、完整性。其中唯獨「審慎性」較能量化衡量，因 此唐心怡以「審慎性」作為「可靠性」之代理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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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張兆國、劉永麗與談多嬌（2011）
此研究以 2007 年到 2009 年深圳、上海兩市 A 股上市公司的資料為研究樣 本，實證檢驗了管理者背景特徵對會計審慎性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管理者 團隊背景特徵的平均水準和異質性以及董事長和財務總監的個人背景特徵都對 會計審慎性有一定的影響。進一步區分國有和非國有上市公司後發現，在這兩 類不同產權性質的公司中，管理者團隊的平均年齡、平均任期、年齡異質性和 任期異質性，以及董事長和財務總監的教育背景、年齡和任期對會計審慎性的 影響存在一定的差異性。此研究的啟示意義在於，研究會計審慎性必須考慮管 理者背景特徵。同時對我們深入理解會計審慎性以及加強管理者團隊建設也有 一定的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