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結論 - 末法佛教的守護者—湛然圓澄《魚兒佛》中觀音信仰之研究

在明代時，魚籃觀音等信仰，都漸漸有標準化的版本文獻產生。從明初至晚明，傳承各觀音形象的文本，皆有反映時代背景的完備著作被編輯出來。如魚籃觀音融合《太平廣記》之「延州婦人」和《海錄碎事》的「馬郎婦故事」，始成《宋學士文集》所載之「魚籃觀音」。透過佛教徒所改造，去除魚籃觀音化身與年少之子狎昵薦枕，一無所卻，或是施一切人淫，凡與交者永絕其淫事等淫樂情節，才有晚明《魚兒佛》的魚籃觀音菩薩出現，成為符合僧人救度情懷、佛門修行要求，又滿足民眾升天等願望之推廣信仰的戲曲著作。¹⁵⁰總結其文本內涵與觀音信仰的關係如下：

首先，圓澄為《魚兒佛》作者，晚明曹洞宗正統的嫡傳人，

這也讓他荷擔起佛教興亡的責任，痛叱佛門末法弊病之餘，撰寫雜劇《魚兒佛》，注入佛學教法，望佛教隨戲曲演出，永傳於後世。同樣地，其修建戒珠寺鐵佛，由江蘇一粟庵迎歸佛牙，皆盼讓末法以後，萬一佛教不普及，有心人還能見像、劇作，求索佛法，幫助佛教，留下曾傳揚的事蹟，當人們發現這些事蹟，可以往前追尋，復興聖教。因此，他編撰《魚兒佛》，主要即基此懷，欲藉戲曲說法，來傳承佛教，教化方式充份展現出自由活潑的氣度。

150 關於《金魚翁證果魚兒佛》之觀音文本，屬於晚明江南產生標準化版本，除了經時間的蘊釀，加入時代性的成份外，亦與當時社會、經濟力量及思想界活潑氣氛，足可支持佛教澎勃發展，又引導僧人改革佞佛所產生之弊端有關，如此便促使佛門再度出現復興的局勢。因此，《全像觀音出身南遊記傳》、《西遊記》、《金魚翁證果魚兒佛》和《銷釋白衣觀音菩薩送嬰兒下生寶卷》等不同形貌信仰的觀音標準化文本皆產生於晚明。前三者更在江南編輯出來，實有它的時代背景支持著。林麗月，〈晚明的消費與文化〉，《明清史研究》，20（首爾，2004.2）頁 197-215。何其敏，《中國明代宗教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24-31。牛建強，《明代中後期社會變遷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7），頁47-209。江燦騰，《晚明佛教叢林改革與佛學諍辯之研究—以憨山德清的改革生涯為中心》（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0），頁1-301。釋聖嚴，《明末中國佛教之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88），頁1-484。荒木見悟：《雲棲袾宏の研究》（東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84），頁1-220。Sung-peng Hsu (徐頌鵬), A Buddhist Leader in Ming China: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Han-Shan Te-ch’ing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Press, 1970), pp. 1-217. Chün-fang Yü（于君方）, The Renewal of Buddhism in China: Chu-hung and the Late Ming Synthes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345.

其次，圓澄禪師創作《魚兒佛》，亦符合他救度末法的本願，

參與觀賞劇作展演之人，全為其讀者。該刻為四折北曲，頗類元人雜劇，劇中，宣揚佛教的一些理念，像勸人念佛、持齋，又搬演地獄輪迴之苦，要民眾超脫幽冥的折磨。¹⁵¹古代戲曲通常都具有教化與娛樂的功能，《魚兒佛》屬於佛教類的劇作，法會等需求搬演時，觀眾當包括僧侶、居士文人，以及一般不識字的信徒，

全屬其讀者群，觀看完畢，有感動者皆會廣為宣傳。按晚明禪門自雲棲袾宏教出，皆以念佛為宗，這樣的修持，非常適合佛教居士在家修行，也為出家人提供方便法門，該劇即以漁人生活為背景，主張連殺業深重的漁利之徒，如能衷心念佛、戒殺，終能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企圖感動世人，皆起而效行。¹⁵²

再者，《魚兒佛》作者湛然圓澄曾遊化四方，甚具影響力，促使其劇作廣為流傳。依據《湛然圓澄禪師語錄》的記載，圓澄在經陶望齡等支助下，主持雲門顯聖寺後，各地咸持柬，邀請法師晉山講法。禪師住世六十六載，僧臘四十三年，共計主持與復興六座道場，分別如下：第一，壽興寺：住持時間為萬曆四十二年

（1614），地點不詳；第二，雲門廣孝寺：住持時間是萬曆四十二至四十三年（ 1614-1615），地點在浙江紹興府會稽縣，南三十二里雲門山；第三，徑山觀音殿，住持時間乃萬曆四十三年，地點於浙江杭州府餘杭縣西北五十里；第四，東塔寺，住持時間從萬曆四十三至天啟三年（ 1615-1623），地點浙江嘉興府嘉興縣東三里；第五，雲門顯聖寺，住持時間萬曆二十八至天啟四年（1600-1624），地點浙江會稽縣雲門山；第六，天華寺，住持時間天啟六年，地點浙江紹興府會稽縣，運河旁東關。¹⁵³圓澄以顯聖寺為主

151 陳萬鼐，《全明雜劇提要》，《全明雜劇》，第1冊，〈釋湛然〉，頁200。

152 楊家駱主編，《全明雜劇提要》，《全明雜劇》，第1冊，頁199。關於袾宏所造成禪淨合一的佛教發展，參見：Chün-fang Yü, The Renewal of Buddhism in China: Chu-hung and the Late Ming Synthessis, pp. 9-28。荒木見悟，《雲棲袾宏の研究》，頁 69-77，

頁134-141。

153 明．湛然圓澄，《湛然圓澄禪師語錄》，卷1，卷8，頁26a-44b；頁165b。明．陶奭齡，《賜曲園今是堂集》，（《四庫禁燬書叢刊》第 80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0），卷 5，頁 599。長谷部幽蹊，《明清佛教史研究序說》，頁 201-303。清．趙

要宣化道場，旁及觀音殿等寺院，把各叢林當作宣化基礎及道場，法師擁有許多信徒，故他精心製作的戲劇，當在這些擁護者及主持地區流傳著，舉辦各種法會之際，應會演出。¹⁵⁴因此，《魚兒佛》應以浙江之紹興、會稽等錢塘江流域為其弘傳的基地，再往外擴傳。浙江屬魚米之鄉，所以圓澄便選擇漁夫和魚籃觀音，

寫成故事的主角。¹⁵⁵

歷來學者在討論觀音信仰內涵與形象均有侷限。存在的一些研究問題：其一，不能扣緊時代的脈絡，確切考察各歷史時期的特點；其二，考察時候，沒有注意到文本的作者、讀者和流傳過程等因素，因而無法準確瞭解當時人們的想法，更不可能知道文本反映出來的觀音信仰之獨特意義。所以本文之分析或許可補足過去研究之不足，並對晚明人們如何看待觀音樣貌與崇信意涵，

提出一些看法和研究成果。¹⁵⁶發現明代觀音信仰世俗化之際，可演繹成劇作搬演，與此同時，又存在佛教哲理化的傾向，《法華》、《楞嚴》、淨土等思想，隨著信仰，不斷深化進民眾之內心，

看出其時《魚兒佛》的觀音崇拜，世俗化與佛教哲理化實乃一體兩面，並行不悖。要是站在救度末法的情懷來看，圓澄告訴世人的宗教精神內涵為：普陀觀音淨土存在人間，認真行持念佛、戒殺等教法，由耳根圓通法門之行佛性，體悟理佛性，終可感得佛教守護者觀音菩薩的救度，隨心滿願，給予世人無限信仰佛教的吸引力。

甸，《雲門顯聖寺志》，卷3，頁85-91。清．超永，《五燈全書》，（《卍續藏經》第

82 冊，臺北：新聞峰出版公司，1993），卷62，〈紹興府雲門顯聖寺湛然圓澄禪師〉，頁269中。

154 徐一智，《晚明浙江僧侶對寺院經濟之經營 — 以袾宏、圓澄、圓悟為例》，頁

140-142。

155 漁民與觀音的關係，可參見：程俊，〈論舟山觀音信仰的文化嬗變〉，《浙江海洋學院學報》，20：4（舟山，2003.4），頁33-36。

156 對中國觀音發展的討論，歷來大都集中在女性觀音產生的探討，以之做為觀音信仰中國化的最有力的證明。這個課題實難得出確定的定論，不如集中討論中國人為何會接受觀音信仰。因此，本文便以文本內容及文本性的分析角度，探究各種觀音信仰是何人、何地在支持與宣傳。Kenneth K. S. Ch’en, Buddhism in China: A Historial Surve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31-92. Diana Y.

Paul, Women in Buddhism: Images of the Femine in Mahāyāna Tradition (California:

Asia Humanities Press, 1979), p.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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