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戰後成功的工業化，是否是日據時期發展的自然延續？本文從企業的角 度切入，來檢驗這延續說。主要是要探究臺灣戰後如何成功的啟動了經濟發展的 機制，如何達成快速的工業化，並據此來評估各種相關因素對此過程的影響，包
括日本殖民統治、外在條件如冷戰格局、國府大陸傳承的作用，以及國府戰後實 施的產業政策的效用等。本節將簡述本文的發現，並對其意義作綜合性的討論。
如前述，對於延續說，正反兩面說法皆有之，同時與之相關的議題，是國府 是否藉由接收日產而建立了壟斷性的黨國資本主義，並以其主導日後的臺灣經 濟。本文從兩個方向探討延續說。第一個方向是從日據時期工業企業本身來看其 戰後之延續及後續影響。第二個方向是反過來看，以 1971 年 50 大企業集團作為 戰後成功的第一代企業為代表，從探討創業者藉以創業的既有資源為何，來看延 續說。同時也探討國府的產業政策、以及分配特許產業執照政策的影響。
就第一個方向而言，因為日據時期的現代工業，包括前期的製糖工業及後期 的軍需工業，都是以日資企業為主體，除所有權外，管理及技術人員也主要是由 日人擔任，同時皆是配合日本需要設立，實具有飛地的性質。戰後隨著日人之撤 離，這些企業的主要組成部分也撤離了，與日本的關係也為之中斷，因此就企業 本身而言，實質上難以「自然延續」。其立即的恢復及其後延續發展，必須有其 他的資源來支持，這在當時就包括了負責接收的資源委員會的人力，其隨即進行 的原企業本地人才的訓練與提升，及美國的支援。
這牽涉到本地人在企業設立上及受教育權利上，受到殖民政策的歧視，更無 法與優勢日資企業競爭。同時教育制度也引導臺籍菁英集中於醫療業而非工商 業。因此，在日據時期，除了既有的地主階層繼續在農業及相關部門活動之外，66 臺人中有志於經營工商業者，就只能參與傳統手工業、傳統商業、以及依附於臺 日貿易的現代商業活動。整體而言，臺人對於參與戰後現代工業化生產，就主要 的資本、管理、技術等主要功能上，並未有太多機會得到所需要的教育訓練及經 驗累積，因此所作的直接準備有限。簡言之，本文從企業角度觀之，並不肯定延 續說。
不過，在其他非主要功能上本地人已有所累積，同時日本現代工業也應帶來 了示範及外溢效果。從長期經濟發展來看，殖民統治的影響雖明顯存在，但實際 作用卻不容易評估。譬如就工業經驗的延續影響而言，日據時期圍繞著日資工業 周圍，的確有些本地中小企業出現，同時臺人在日資企業中的學習，及建立的網
66 林繼文描述了日據末期殖民政府推動的高度強制性戰爭動員體制，如何弱化了臺灣的地主階層。參 見林繼文，《日本據臺末期（1930-1945）戰爭動員體系之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1996）。
絡人脈，在日後多有深遠影響，這些影響的存在無可否認。不過，本文主要論點 是，戰後的啟動並持續工業化，並非「自然延續」。如筆者在他處所論及，以戰 後所有落後國家成長的紀錄來看，無論殖民統治留下的遺產為何（臺灣未必最 優），無論戰後發展的起始點是高是低（臺灣不是最高），如臺灣和東亞這樣能夠 持續不斷的工業成長的國家絕對是例外，並不是所謂「自然延續」可以解釋的，
更重要的是要有國家有效的產業政策來促進工業化。67
臺灣戰後早期1945-1949 年間，私部門得利於日本優勢力量的撤離，殖民歧 視政策的消除，從一開始就高度參與了臺灣戰後工業化的過程。其後則隨著國府 採行積極推動工業化的政策，以及土地改革的實施，使得購買土地不再是投資的 首選，引導了本地經濟力量投入工業化。這從民營工廠數目及產值，在戰後前期 持續增加，到了 1950 年代更是加速增長，清楚可見。這顯示了日據時期臺灣在 較為安定的環境下所累積但被束縛的動力，至此不單得以釋出，並受到了扶植幼 稚工業政策的幫助。因此，早在 1954 年私營企業在製造業的產值，就趕上並開 始超過公營部門的產值。這重要的事實──即公私營製造業產值比例的及早逆 轉，就可用來否定黨國資本主義論述，即國府並未藉由接收日產而建立壟斷性的 黨國資本主義。
本文第二部分以1971 年 51 家企業集團為代表，探討戰後第一代成功的企業 集團所依據的資源，以此來檢討延續說。本文發現在這些當時最大的企業集團 中，除了大陸遷臺的以紡織為主的資本外，本土企業的創始者大部分在先前沒有 工業生產的經驗，主要是具有商業經驗，多缺乏累積的資本，也受到日本歧視性 教育政策影響，因而平均教育程度不高。就此與本文上述從企業層面否定延續說 的論點相一致，亦即他們在戰後的工業企業多並非戰前直接的延續。
因為歷史條件使然，在戰後尤其是在國府中央政府敗守臺灣之後，國府在臺 灣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占據主導性的高位。原因包括戰前臺灣社會菁英被日本殖 民統治高度弱化，美國的支持穩定了國府的政治地位，也讓國府掌握分配關鍵美 援資源（美援物資、外匯與美援及相對基金貸款等）的權力，以及戰後冷戰局勢 及戒嚴統治下，反對力量被消滅或噤聲。因此國府有條件引導推動工業化的進程。
67 瞿宛文，〈戰後臺灣經濟成長原因之回顧〉，頁1-33。
基本上，在戰後早期國府為有志於工商業者提供了兩種出路：一是受扶植但 終屬競爭性的工業，包括1950 年代輕工業的進口替代工業化，以及 1960 年代以 後的出口導向工業化；另一是特許市場，這是執照數目有限、競爭度受限的不完 全競爭市場，國府在初始分配執照時，多以籠絡當時既有勢力為主。
在 1950 年代進口替代時期，國府確實運用了其掌握的資源與政策工具來促 進工業化，包括撐起貿易保護傘，提供資金、投資計畫、技術與管理方面的協助。
譬如，此階段扶植私營企業最成功的案例當屬臺塑公司，而這生產 PVC 的投資 計畫，是由當時尹仲容主持的經濟安定委員會下的工業委員會所主動規劃，美國 懷特公司提供工程顧問協助，工委會經由其掌管的美援機制提供外匯分配、美援 貸款及公營事業技術人才的支援。68 再如，歷史較悠久的本土企業大同公司，因 其戰後製造電扇成績優異，於 1955 年得到工委會的支持，給予投資生產電表廠 的權利，並列入第一個四年工業發展計畫中，對其事業發展有很大助益。69 在此 工業起步階段，國府經建單位能運用其掌控的資源與機制，對企業提供各種相關 協助，甚至擔任提出投資計畫的企業家角色，當能大幅提高投資計畫成功的機 會。歷史條件讓國府具有這主導的位置，也幸而此次其能善用這些條件，成功促 進了臺灣之工業化。
因此，當我們檢視 1970 年臺灣最大企業集團時，就可發現他們集中在上述 的兩種領域之中，尤其是集中於被政府高度扶植、經歷了進口替代再進入出口導 向階段的紡織產業；而特許產業的利益也廣泛分布在這些最大的集團之中。
換個角度來看，政府在扶植產業發展的初期，在管制進入及初始利益分配的 作法上，其是否基於政治利益考量而特別顧及既有利益以及政商關係良好者，包 括大陸遷臺資本、本土五大家族及各種新舊勢力？如前述，在初始階段過後，進 口替代與出口導向的產業皆進入了市場高度競爭的階段；而特許產業則在進入受
68 嚴演存，《早年之臺灣》（臺北：時報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9），頁 64-7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檔案館藏，〈經濟安定委員會工業委員會第9 次會議紀錄（1953/12/12）〉，《工業委員會會議紀 錄》，「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檔案」，檔號：30-07-01-00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經 濟安定委員會工業委員會第54 次會議記錄（1955/12/20）〉，《工業委員會會議紀錄》，「行政院經濟安 定委員會檔案」，檔號：30-07-01-014。
69 劉益昌、林祝菁，《林挺生傳》（臺北：商訊文化，2008），頁 141；工業委員會，〈為臺灣工業建設鋪 路：介紹工業委員會及其工作〉，《自由中國之工業》3: 2（1955 年 2 月），頁 27-30。
限下呈現有限度的競爭，給予勝出者豐厚的利潤。因此，國府在戰後初期的作法，
一方面達到了以利益均霑的方式籠絡各方勢力的政治目的，另一方面也由於引導 了市場競爭，給予新興企業家如臺塑王永慶等發展的空間，市場的競爭則有助於 促進臺灣整體生產力的不斷提升；而特許行業的有限度競爭，也可說是在促進競 爭與保護既有利益之間的折衷作法。同時，國府除了維護公營及特定黨政軍相關 事業之外，對於扶植私營企業顯示出利益均霑地域平衡的傾向，至於是否曾系統 性扶植外省籍集團，則因趨勢不明尚待進一步研究證實。70 落後國家執政者分配 利益來籠絡既有勢力，是一個極為普遍的現象，而臺灣與東亞經驗較為優異之 處，在於政府對資本的規範與維持市場競爭性的政策。71
相較於前述認定官商資本形成對立關係的「黨國資本主義」說法，本文認為 劉進慶所提出的「官商資本」說法，指出了官商共生的一面，因而優於「黨國資
相較於前述認定官商資本形成對立關係的「黨國資本主義」說法，本文認為 劉進慶所提出的「官商資本」說法，指出了官商共生的一面，因而優於「黨國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