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華人世界裡選擇四個地區作為例證，彼此之間的空間相隔距離雖遠，
在文化上或有或未曾相互傳播，卻在所迎、所送的神祇性格上表現一致化，
在神話與儀式上都具有「跨境」的空間想像。既然早期濱水而居的民眾，已 能根據內陸的江河航行經驗，將其轉化於送瘟離境的送行儀式；然則長久居 住於濱海地區的，就自然擴大了船舡規制，並選擇遠為開闊的視野，送船下 水就可送往大海。根據資於事人以事神的原則，將人事經驗上的送船轉化為 送神，就可反映不同時代、環境的現實經驗，從而豐富了地方一境的祭祀大 事。吉安地區可作為濱江而非濱海之例，福州則是濱海而造船業發達之區，
可作為海船入水之例；臺灣與東南亞則是選擇遠離大陸的移民者，成為反向 而送船回海上的「順風相送」之例。聯繫這些遠距相隔的不同地區的，就是 藉由船具表現一迎一送的象徵，其間既為真實又為想像的結合，瘟神既是代 天而行的天行使者，就被聯想及代天而巡的帝王，與代天子而巡的使臣，形 成跨境巡察的往返經驗，彼此之間所用的隱喻形式，都具有聯想關係上的類 似點。就如《諸羅縣志》所載當時民眾送王的心理反應：敬畏有加，所敬的 是親民之義，所畏的則是獎懲分明之威。這種敬畏情緒反映了地方民眾對於 中央的地方觀感，雖則帝制王朝的巡狩禮制早已成為歷史陳跡，卻真實保存 於一迎一送的跨界儀式裡，其中不變的儀式結構至今猶然，若是變，也與時 俱變中仍有軌跡可循。
代巡三型在迎、送儀式上，使用船舡迎、送諸王的構想，雖則異時異地 而仍有心同理同處，就是迎請不以舟而送行則必以舟船，閩、臺及東南亞之 船均象實體物，就是在送王時先行推船出澳。而吉安地區則只是一幅船畫，
61 Arthur Wolf早期在臺灣的調查，曾提出地方神明的信仰體系為官僚科層制的說法，在此 則可用巡狩制補益其說，見於“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in Arthur Wolf, ed.,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131-182.
從宗祠樓上請下後再行掛出，不管畫上的船數多少，諸神就一下躍入所有請 神者之眼，紙上之舟自然被相信載送諸聖、諸王降臨。儀式專家就在請神跨 境的儀式後，主持諸神的安座受供，所以諸神既是隨船畫的展開即刻降臨，
所畫的船具也就具有載送的儀具象徵。這種從洛陽來的天朝來舟，反映吉安 地區的造船業，是江河之舟，調查者一再關注的造船、船舶運輸及與船工、
船幫的關係：如萬安良口的運輸業，大江幫從事贛江的水上運輸，小江幫則 只在良口江河及其支流黃塘河、陂頭河。62基本上船上的禁忌都講究「順」：
一帆風順、一路順風、六六大順，或希望「發」：四方得利、八方來財，這 是民間貿易船的民俗規矩；民船如此，故對於迎、送諸王的寶船，就需畫出 更為堂皇的官船、神船形制。相較於此，福建地區則是海船形制，宋元以來 泉州等既為海運大港，造船技術已能建造巨舶出海航行，而明、清時期福州 在閩江口的造船廠，更是「福料」的標準：以「料」來表示容積及造船物料；
所造的商船既已大型化，何況是代表官船出海的封舟、神舟，在規格上更是 講究氣勢。63 而表現在海上航行的願望，就如明抄本的航海針經之一，既為 舶人的航海所用，也就題作《順風相送》。64 這些海船製作也就會反映於代 巡之船，從商船製作到特使出海的寶船，都與福建人對歷史上的代巡經驗有 關。
巡狩禮既為帝王親巡制或委使代巡制，在帝制中國的禮制史上乃是每朝 必備，但是在歷史上巡狩自巡狩、送瘟自送瘟，王道與神道並不相涉，故吉 安地區所保存的類型就是比較樸素的模擬仿用，在神話敘述上強調洛陽諸王 之出洛陽，名為奉皇帝之命而被張天師接引到江西，究其本質就是「代天巡 狩」，只是這一名義並未直接見於今人的採錄。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當地的 宗族大姓，雖則前此已有科舉之士、讀書之人，但宗族之人與地方民眾卻缺 少巡狩或代巡的歷史經驗。但福建人為何會聯結王道與神道，本來東南海疆 僻處於邊緣地帶，既遠離南京或北京兩大帝都，也不在清廷康熙、乾隆二帝 巡狩的江南要區內，到底何種因緣興發其起意聯結巡狩的歷史想像？關鍵應
62 吉安的各地調查多有造船業的記錄，可以謝芳桂所調查的為例，詳參〈萬安良口墟的商貿 經濟與民俗文化〉，《吉安市的宗族、經濟與文化》，頁 245-299。
63 陳希育前引書，曾提出「料」字的語意及內涵的問題，詳參該書，頁 38-48。
64 楊國楨，《閩在海中》第二章〈航路篇〉曾針對針路而作介紹即以此為題（南昌：江西高 校出版社，1988），頁 52-72。
在福建地區的造船能力，長期以來已形成遠洋的航行經驗，而航運要港從泉 州轉移於福州後，閩江口長樂等港明初已形成造船、出海的條件，在人力條 件上也特多專門技術的船工、舶人，從而形成信仰習俗上的祈風、媽祖信仰。65 明初永樂帝曾推展鄭和下西洋的航海大事，就是在長樂祭祀媽祖後才出航，
民間航船上也就出現奉祀媽祖的船頭媽信仰。鄭和前後七次的隆重出海，即 被史家視為巡狩海上諸國的壯舉，乃是代天（天子、天朝）巡狩「西洋」邦 國，宣示天威使之朝貢，66 如是的歷史大事件既近在眼前，怎麼不會讓福州 人士留下深刻的印象，這是內陸人士所難以想像的出海代巡的一大盛景。
鄭和的出巡神話也曾在南洋地區傳布，從馬六甲到印尼，都遺存三寶太 監的遺跡與故事：三寶井、鄭和祠與漢麗寶公主，均可視為較早一波華人移 民的代巡記憶。67 海上寶船的體勢巍然，正是神船從海上來所遺存下來的歷 史經驗，剛好可對比福州人民親睹寶船出海的盛大場景，成為航海經驗上一 送一迎的圖像。在歷史上若要取與明代初葉的代巡經驗作比擬，就只有明代 末葉的另一段歷史，就是鄭成功奉永曆之命巡狩東都，鄭家軍的海上主艦正 是名為「中軍艦」；68 而臺灣南部的代天巡狩信仰，作為千歲蒞臨之前的先 蹕即名為「中軍爺」。在明末末代帝王的委命下，鄭國姓只以將軍自任，就 是名義與實質皆為代天巡狩。鄭成功率軍乘海艦出海為福建人的歷史記憶，
而臺灣移民也遺存了鄭王的巡狩印象，同樣都可對應於巡狩禮制史的航海經 驗。明代既有先後二鄭的出海代巡，都遠早於滿清二帝的御駕親巡，這樣的 歷史經驗就會成為福建、臺灣民眾的地方經驗。福州地區的五帝信仰乃緣於 瘟疫的盛行，卻因為地方官僚一再的禁制，若亟思轉化，就可能取資於寶船 出海的代巡經驗，將其改造為五帝的天行使者身分，在王船上標以「代天巡
65 有關祈風的濱海習俗，較早期的研究可參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臺北：臺灣學生書 局，1969）。
66 有關鄭和的專書研究中外著述頗多，從巡狩觀點立論的可以何平立為例，其小標題即為「代 天巡狩──鄭和下西洋」，詳參前引書，頁 428-442。鄭和出洋的船艦為寶船的問題，則 可參陳希育前引書，頁 63-73。
67 在馬來西亞的馬六甲有鄭和紀念館及相關遺跡，為 2004 年所作的短期調查；而印尼的相關 事蹟，可參邱炫元近期調查的成果。
68 鄭成功的船艦，參見陳延杭、陳曉，「鄭成功中軍師船船型分析」會議論文，發表於「海 洋臺灣與鄭氏王朝國際研討會」，臺南；成功大學、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07.6.15。爵號 則可參潘文貴，〈延平王爵號考辨〉，方友義主編，《鄭成功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 版社，1994），頁 410-425。
狩」的標誌。臺灣在歷史上同樣流傳天行使者的災祥神話，也可藉由海上航 行的航海經驗，將「代天巡狩」賦加於「十二行瘟王」的信仰知識上。
代天巡狩既是針對儒家官僚的禮制政策，一旦送五帝被禁而有能力對策 的，恐非倍受批判的鄉里下民，應是熟知儒家禮制的地方士人。代巡制如果 可以推測為福州或泉、漳二州士人的創意構想，就有理由想像鄭和的出海代 巡可為遠因，因為《榕城紀聞》崇禎壬午（十五）年所載：「興工出水，皆 擇吉辰，如造舟焉；出水名曰出海，以五帝逐疫出海而去也。」五帝被迎請 排宴，「漸而至於設立衙署，置胥役，收投詞狀，批駁文書，一如官府。而 五帝所居，早晚兩堂，一日具三膳，更衣宴寢，皆仿生人禮。」這段記事如 果準確，則是到明代末葉已漸次具體成型的一套禮儀，足可禮儀化五帝的信 仰，也可能「漸而至於」泉、漳二府也會規撫福州一帶的行事，在送王出海 的船帆上同樣會標以「代天巡狩」之名。鄭成功的代巡事蹟，就是開府東都 以復明室，這樣的歷史事件並不足以解釋：「鄭」王爺即是諧音「池」王爺，
也無法完全涵蓋臺南府城及臺江內海舊區內，所有的大王廟、代天府都是影 射鄭國姓的代巡。69 但從臺灣早期移民曾堅持義不事二主的抗清情結，終清 之世也不能遽然否認，鄭成功曾有被王爺化的傳聞；關鍵就是歷史上的代巡 制，鄭氏之代巡與出海所引發的複雜感受，連雅堂在當時既曾錄及民間的傳 聞，歷史事實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當時反映民間人士相信：鄭成功生前 既具有代巡的巡察身分，然則死而壯志未酬，成神之後的鄭王自是也可附會 於王爺的代巡。歷史學總是想從所見的史料、事蹟重建歷史之真；而宗教學
也無法完全涵蓋臺南府城及臺江內海舊區內，所有的大王廟、代天府都是影 射鄭國姓的代巡。69 但從臺灣早期移民曾堅持義不事二主的抗清情結，終清 之世也不能遽然否認，鄭成功曾有被王爺化的傳聞；關鍵就是歷史上的代巡 制，鄭氏之代巡與出海所引發的複雜感受，連雅堂在當時既曾錄及民間的傳 聞，歷史事實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當時反映民間人士相信：鄭成功生前 既具有代巡的巡察身分，然則死而壯志未酬，成神之後的鄭王自是也可附會 於王爺的代巡。歷史學總是想從所見的史料、事蹟重建歷史之真；而宗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