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古史辨運動無疑具有相當程度的爭議 性。擁護者認為是擂醒現代中國新史學的鼓角，反對者認為是破壞傳統文化 的罪魁禍首，而緊咬住“大禹是蜥蜴類”的論題不放。以今日吾人的後見之明 來看，古史辨運動無疑是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環結，在五四與後 五四時期所造成的狂風巨浪，影響深遠，迄今未衰。現代中國史學的上古史 研究，基本上就是從古史辨運動鳴槍出發的；從事中國上古史研究者，不論 贊成或反對古史辨運動，均不能不注意此一運動所造成史學觀念的轉變，特 別是對儒學經典的重新定位，有助於研究工作者以現代眼光來看待原本不容 置疑的“六經”，重新審定史料的可信度，這是中國上古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轉 折。
250 1.劉掞藜，〈與顧頡剛討論古史第二書〉，《史地學報》，3.3 (南京，1924.10): 19-32；
2.顧頡剛，〈討論古書答劉胡二先生書〉，《史地學報》，3.3: 32-43；3.錢玄同，〈研究 國學應該首先知道的事〉，《史地學報》，3.3: 43-46。
251 1.劉掞藜，〈與顧頡剛先生書〉，《史地學報》，3.4 (南京，1924.12): 25-33；2. 顧頡剛，
〈答劉胡二先生(續)〉，《史地學報》，3.4-: 33-44。
252 新文學運動的反對者和古史辨運動的反對者其實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亦即本文所指陳 的“南方學派”；在反新文化運動時是“學衡派”，在反古史辨運動部分則是“史地學報派”。
253 參閱：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自編年譜：1894-1925》，227-260；吳學昭，《吳 宓與陳寅恪》，28-29；關於反新文化運動的討論，請參閱：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 期的反新文化運動》，61-220；關於古史辨運動部分，參考：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 代中國史學的發展》，70-92。
1923 年 4 月 27 日，顧頡剛寫了一封信給錢玄同，信中引述許慎的《說 文解字》，說大禹「以蟲而有足蹂地，大約是蜥蜴之類」254，就是這段話點燃 了古史辨運動的火藥線。其後古史辨運動的反對者，即緊咬“大禹是蜥蜴類”
的論題不放，不論顧頡剛的觀點如何改變，反對者完全不予理會。收到這封 信的錢玄同，在〈答顧頡剛先生書〉中亦表示他並不贊成顧頡剛“大禹是蜥 蜴類”的論點255；而顧頡剛亦將“大禹是蜥蜴類”的假設拋棄256，但顯然未被反 對者所接受。
反對者中以出身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即後來的東南大學)的師生為主體，包括當 時擔任教授的柳詒徵，猶是學生身分的劉掞藜、陸懋德，就讀於清華學校的 張蔭麟，以及胡適的族叔胡堇人等。
雖然《古史辨》第 1 冊出版於 1926 年，但顧頡剛與胡適、錢玄同討論 古史的來往書信早在1920 底到 1921 年初之間就已經開始257。
254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云：「……禹從何來？禹與桀何以發生關係？我以為 都是從九鼎上來的。禹，《說文》云『蟲也，從禸，象形。』《說文》云『獸足蹂地也。』
以蟲而有足蹂地，大約是蜥蜴之類。我以為禹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物，當時鑄鼎象物奇 怪的形狀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動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樣子，所以就算他是開天 闢地的人。」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辨》(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
重印本)，1/63；這封信在1923年4月27日加了一段案語，4月28日加了一段附啟，發表於 1923年5月6日出版的《努力》周報增刊《讀書雜誌》第9期；《古史辨》，1/59-66；顧潮 (編著)，《顧頡剛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81-82。
255 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云：「先生據《說文》云“從禸”而想到禸訓“獸足蹂地”，以為 大約是蜥蜴之類，竊不謂然。《說文》中從“禸”的字，甲文金文中均不從“禸”(如“禽”、“萬”、
“嘼”、“獸”諸字)。那象形九聲而義為“獸足蹂地”之“禸”字，殆漢人據訛文而杜撰的字。」
此信寫於1923年5月25日，原刊於：《讀書雜誌》，10(北京，1923.6.10)；收入：《古史 辨》，1/67-82，所引在69。
256 顧頡剛在〈答柳翼謀先生〉中，已將《說文解字》有關“禹”的解釋放棄，該文原刊載於：
《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週刊》，14(北京，1926.1.13)，收入：《古史辨》，1/223-231，
所引在227；在《古史辨》第2冊〈自序〉，顧頡剛再度說明：「最使我惆悵的，是有許 多人只記得我的『禹為動物，出於九鼎』的話，……其實這個假設，我早已自己放棄。
就使不放棄，也是我的辨論的枝葉而不是本幹；這一說的成立與否和我的辨論的本幹是 沒有什麼大關係的。」顧頡剛，《古史辨》，2/〈自序〉，3。
257 《古史辨》第1冊收錄的前14封信，始於1920年11月23日至1921年1月28日之間，均為顧 頡剛與胡適往來討論姚際恆《偽書通考》與崔述《考信錄》的文字；第36篇顧頡剛〈與
古史辨運動是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第一個引起討論的主題，相關 論著甚夥258。美國漢學家施耐德(Laurence A. Schneider)教授《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是第一本 研究古史辨運動的專著。此書從走向民間的觀點，強調古史辨運動與民俗運 動之間的關係，局部地代表了美國學者從事近代中國研究的觀點；王汎森教 授《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論析清季今文家的歷史解釋，與古史辨運動的一 脈相承，見解鞭辟入裡；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探討 古史辨運動在現代中國史學所扮演的腳色，此書著重清代樸學考據對古史辨 運動的影響，以及民俗戲曲在古史討論時的彼此相互為用；陳志明先生《顧 頡剛的疑古史學──及其在中國現代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從走向民間的 角度，探討顧頡剛各階段的疑古史學，論點與美國漢學家施耐德教授接近。
這些著作大抵為古史辨運動的形成及其影響，奠定了良好的研究基礎。德國 的吳素樂(Ursula Richter Chang)女士以《古史辨》為碩士論文，以顧頡剛為博士論 文。吳素樂女士曾於1981-1982 年間兩度前往北京，對顧頡剛生平資料做過 相當徹底的整理259。
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從 1923 年的古史辨運動，到 1928 年中 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成立，北方學派無異較受研究者重視。這裡所謂 的北方學派係指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以及以北 方學派為中心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由於北方學人在現代中國學術
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與第37篇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才是真正點燃古史辨運 動的火藥線。
258 本文主要焦點集中於古史辨運動的反對者，因此不擬詳細討論古史辨運動的所有內容，
對 古 史 辨 運 動 有 興 趣 的 讀 者 ， 請 自 行 參 閱 下 列 著 作 ：(1)Laurence A.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中譯本：梅寅生(譯)，《顧頡剛與中國新 史學》(臺北：華世出版社，1984)；(2)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 出版公司，1987)；(3)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4)陳志明，《顧頡 剛的疑古史學──及其在中國現代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臺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3)。
259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5。
史上較受研究者青睞，不論從北京大學國學門發展下來的北大國學傳統260， 或從現代學科體制論析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261；甚或討論現代中國史學的發 展，包括古史辨運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相關研究262，我們發現 北方學派的研究可謂漪歟乎盛哉，而有關南方學派的研究則寥若晨星。
這一方面固然是北方學派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一直處於主導 議題的地位，而且相關論題所引發的風潮，較受史學工作者重視。本文之作，
一方面耙梳古史辨運動形成的因素，另一方面則試圖探索反對者所扮演的腳 色，以及反對陣營在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所代表的意涵。
(一) 吹響現代中國新史學的號角
《古史辨》第 1 冊出版於 1926 年，據《古史辨》第 1 冊所收錄函札來 看，似乎很容易獲得這樣的結論：顧頡剛討論古史主要是受胡適的影響。而 且，如果只讀《古史辨》第1 冊〈自序〉而不細心分析 7 冊《古史辨》的內 容，也很容易有這種錯覺，更易誤解的可能是過度擴大杜威實驗主義在中國
260 有關北京大學國學門的研究，請參閱：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 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1922-1927)》(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1999)。
261 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
262 杜正勝、王汎森(主編)，《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
上、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Wang Fan-shen,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王汎森教授新 出版的論文集《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第三編收錄5篇論文，與附錄2篇論文，主 要即以北方學派為論述主體，請參閱：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305-527；杜正勝教授《新史學之路》一書中，〈二、前賢的 鏡鑑〉所蒐錄的7篇文章，除〈錢穆與二十世紀中國古代史學〉之外，所論均為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與北方學派；〈三、實踐與試驗〉所蒐錄的3篇文章，所討論對象均為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杜正勝，《新史學之路》(臺北：三民書局，2004)，91-328；
劉龍心，〈史料學派與現代中國史學之科學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 文，1993)；Axel Schneider, “Die Rolle der Historiographie und des Intellektuellen zwischen Wissens-chaft, Politik und philosophie. Verdeutlicht anhand der Historiographie Fu su-niens und Ch’en Yin-ch’üehs vom Institut für Geschichte und Philologie,” (Bochum: Universität Bochum, Ph.D. Dissertation, 1994).
的影響力。事實上，古史辨運動是因緣際會下的產物，清季今文家的歷史解 釋，儒學權威性崩解後亟求新索的契機，中西學術的激盪，民間文化的挪移，
在在都影響了古史辨運動發生的可能性263。
1. 今古文之爭的新命題
清代學術隨著時代的變遷，逐漸由考據向經世傾斜，在變動的世局下，
知識分子紛紛採取各種方法，冀期清王朝能夠脫離積弱不振的困境，經世思 想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興起的。清代的公羊學運動有兩派，一派為經生派，由 莊存與、孔廣森、劉逢祿、凌曙、陳立、皮錫瑞一脈相承者，此派學者研究 今文經學，實事求是，抉微闡幽，雖不免於家法成見，但志在恢復西漢經學，
在學術上厥有新猷；另一派為政論派，由龔自珍、魏源所開啟的變法思想，
以學術為政治之用264，下開廖平、康有為、梁啟超思想之先河，廖平、康有
以學術為政治之用264，下開廖平、康有為、梁啟超思想之先河，廖平、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