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北方學統無異較受研究者重視，這裡所 謂的北方學統係指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以及以 北方學統為中心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由於北方學人在現代中國學 術史上較受研究者青睞，不論從北京大學國學門發展下來的北大國學傳統1， 或從現代學科體制論析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2；甚或討論現代中國史學的發 展，包括古史辨運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相關研究，我們發現北 方學統的研究可謂漪歟乎盛哉，而有關南方學統的研究則寥若晨星。
這一方面固然是北方學統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一直處於主導 性地位，且相關論題所引導的風潮，較受史學工作者重視。一般研究現代中 國史學發展的論著，大抵以影響較大的主流為討論重心，如古史辨運動和中 國社會史論戰等主題，即為史學工作者較注意的焦點；個別史家的研究，亦 較獲青睞；此固有見於史學發展之主流性，以及史家在時代動盪中孜孜矻矻 從事研究的可貴精神，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確然有其深刻之軌跡 可循。
無可置疑的，古史辨運動是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第一個引起討論的 主題，美國漢學家 Laurence A. Schneider 教授的《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是第一本研究古史辨運動的專著，此書從走向民
間的觀點，強調古史辨運動與民俗運動之間的關係3，局部地代表了美國學者 從事近代中國研究的觀點；王汎森教授《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論析清季今
1 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 (1922-1927)》(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1999)。
2 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2)。
3 Laurence A.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中譯本有：梅寅生(譯)，《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臺北：華世出 版社，1984)。
文家的歷史解釋，與古史辨運動的一脈相承，見解鞭辟入裏4；彭明輝《疑古 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探討古史辨運動在現代中國史學所扮演的腳 色，在方法論的檢討著重清代樸學對古史辨運動的影響，以及白話小說研究 在古史討論時的彼此相互為用5；陳志明先生《顧頡剛的疑古史學──及其在 中國現代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以顧頡剛為中心，探討顧頡剛各階段的疑 古史學6。這些著作大抵為古史辨運動的形成及其影響，奠定了初階的研究基 礎。
由傅斯年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而發展出來的史料學派，是現 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另一個值得探討的主題，王汎森教授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傅斯年：近代中國的歷史與政治〉)，對傅斯年思想 的重建，以及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而形成的史料學派，有精闢的 分析7；劉龍心教授〈史料學派與現代中國史學之科學化〉，從科學化的角度 論 析 史 料 學 派 的 形 成 與 發 展8； Axel Schneider 教 授 “Die Rolle der Historiographie und des Intellektuellen zwischen Wissens-chaft, Politik und philosophie. Verdeutlicht anhand der Historiographie Fu su-niens und Ch’en Yin-ch’üehs vom Institut für Geschichte und Philologie”(〈史學與知識分子在科學、政治 與哲學間的角色：以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傅斯年與陳寅恪的史學為例〉)，對史料學派進行了全面 性的探討9。
4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7)。
5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15-204。
6 陳志明，《顧頡剛的疑古史學──及其在中國現代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臺北：商鼎文 化出版社，1993)。
7 王汎森(Wang Fan-shen), Fu Ssu-nien :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8 劉龍心，〈史料學派與中國史學之科學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所碩士論文，1993)。
9 Axel Schneider, “Die Rolle der Historiographie und des Intellektuellen zwischen Wissens-chaft, Politik und philosophie. Verdeutlicht anhand der Historiographie Fu su-niens und Ch’en Yin-ch’üehs vom Institut für Geschichte und Philologie,” (Bochum: Universität Bochum, Ph.D. Dissertation, 1994).
史觀學派的研究向來較為棘手，因為現實政治常易左右研究的方向，大 陸史學工作者礙於意識形態，所論難免偏頗；臺灣史學工作者的研究又係隔 岸觀火；目前較具規模的著作是逯耀東教授《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和《史 學危機的呼聲》二書，以漢儒“注經”與宋明儒“解經”的觀點，解釋大陸史學 工作者的研究方式，點出馬克思主義史學在解釋中國歷史時的框限10；研究 社會史論戰及其影響的著作，有 Arif Dirlik 教授 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 史學的起源，1919-1937》)11，此書對社會史論戰的過程，以及中國初期馬克思主義 史學的發展狀況有深入分析；潘光哲教授〈郭沫若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 起源〉，以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為中心，探討馬克思主義史學之起 源與發展態勢12；此外，以陶希聖為首的《食貨半月刊》和在臺灣復刊的《食 貨月刊》，代表了以社會經濟為歷史主體之研究方向，這部分的探討尚有許 多可以開展的空間13。
10 逯耀東，《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79)；逯耀東，《史學危機 的呼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
11 Arif Dirlik, 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Berkeley & L. A.,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12 潘光哲，〈郭沫若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起源〉(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論文，1991)。
13 陶希聖本人的著作，可以幫助吾人瞭解其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內容，如：《中國社會之史 的分析》(臺北：食貨出版社，1979)；案：此書1929年初版於上海；《中國社會與中國革 命》(臺北：食貨出版社，1979)；案：此書1931年初版於上海；《潮流與點滴》(臺北：
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關於社會史研究的內容與方法，杜正勝的討論頗鞭辟入裏，參 考：杜正勝，〈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探索──特從理論、方法與資料、課題論〉，收入：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主編)，《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青峰出版社，
1991)，25-76；Arif Dirlik的論文亦對陶希聖的歷史研究有所分析，參考：Arif Dirlik, “Ta’o Hsi-sheng : the Social Limits of Change,” in Charlotte Furth eds.,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305-331.
有關現代中國史學人物的研究專著，由於資料集中，而且獲得較易，是 截至目前為止相關研究最為蓬勃者，如：王德毅教授《王國維年譜》14，汪 榮祖教授《史家陳寅恪傳》15，康虹麗女士〈論梁任公的新史學和柳翼謀的 國史論〉16，胡映芬女士〈傅斯年與近代中國史學的發展〉17，黎華趙先生〈張 蔭麟研究〉18，林麗月教授〈張蔭麟史學理論評析〉19，張慧中女士〈蔣廷黻對 中國近代史之研究及其貢獻〉20、李顯裕先生〈陳垣史學探析〉21等。
至於論述整體現代中國史學發展的專著，出現最早的是顧頡剛《當代中 國史學》22，可惜提倡以科學方法治史的顧頡剛，在這本書中雖列舉自 1845 年迄 1945 年間中國的各類史學著作，卻未進一步分析著作的特色與價值23； 此外，有類現代中國史學史的著作尚有許冠三教授《新史學九十年》，此書 將現代中國史學人物分為“史學新義”、“考證學派”、“方法學派”、“史觀學 派”、“史建學派”等加以討論，其中“史料學派”係指傅斯年與陳寅恪，胡適、
顧頡剛為“方法學派”，與一般現代中國史學的分類有所不同，而“史觀學派”
不及於陶希聖，“史學新義”未論柳詒徵，諸派中均未論及錢穆，反而在“史建 學派”中討論殷海光與作者本人，略有析異者多而通同者少之失24。
14 王德毅，《王國維年譜》(臺北：中國學術獎助委員會，1967)。
15 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
16 此為康虹麗之碩士論文，發表於《幼獅學誌》，10.2(臺北，1972.06)，其後收入：杜維運、
陳錦忠(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三(臺北：華世出版公司，1980)，429-504。
17 胡映芬，〈傅斯年與近代中國史學的發展，1900-195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 碩士論文，1975)。
18 黎華趙，〈張蔭麟研究──生平、著述及其史學〉(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碩士論文，1981)。
19 林麗月，〈張蔭麟史學理論評析〉，《歷史學報(師大)》，6(臺北，1978.05): 475-489。
20 張慧中，〈蔣廷黻對中國近代史之研究及其貢獻〉(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論文，1982)。
21 李顯裕，〈陳垣史學探析〉(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22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香港：龍門書店，1964)；案：此書初版於1947年印行。
23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1。
24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上、下(香港：中文大學，1986，1988)。
上述研究現代中國史學之論著，不論學派或個別史家均有一共同之現 象：著眼於主流學派或顯而易見之史學發展，而鮮少及於史學之河的深處或 其分支。如在上述研究中，唯一論及南方學者的僅黎華趙先生〈張蔭麟研 究〉；其餘焦點均集中於北方學派。筆者不願過度誇大現代中國學術的南北 之分，但要說完全沒有南北之分，恐亦係掩飾之詞。事實上不論海峽兩岸，
都因為北方學派當家，而稍稍忽略南方學派在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的影 響力。筆者在《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中曾指出，古史辨運動的 反對者，主要即為出身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即後來的東南大學、中央大學)的師生們25； 如果以 1920 年代前後的中國學術界來看，胡適為北方學人的精神導師，新 文化運動的燃燈人，應無疑義；柳詒徵則是南高的學術領袖，反五四新文化 運動的統帥；如果說《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催生者，那麼，《學衡》
雜誌顯然是古典主義的最後堡壘26；如果古史辨運動代表以北大為中心的新 史學發端，那麼，《史地學報》顯然是主要的反對陣營。這種南北對峙的情 形27，不僅五四時期如此，甚至一直影響到 1949 年後的海峽兩岸。
雖然南京大學並非就是當年中央大學的後繼者，但浙江大學為中央大學 的學術延伸，應為一般熟知現代中國學術發展者的常識；而 1952 年中共高 校院系調整後的復旦大學，至少在歷史系部分接收了當年浙江大學的教授 們。所以，從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後來的東南大學、中央大學)、浙江大學到復旦大學
25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68-92。
26 沈 松 僑 教 授 指 出 ， 學 衡 派 思 想 淵 源 自 白 璧 德 (Irving Babbit) 的 新 人 文 主 義 (New Humanism) ， 而 白 璧 德 的 新 人 文 主 義 則 師 承 安 諾 德 (M. Arnold) 之 新 古 典 主 義 (Neo-Classicalism)；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臺北：國立臺灣大
26 沈 松 僑 教 授 指 出 ， 學 衡 派 思 想 淵 源 自 白 璧 德 (Irving Babbit) 的 新 人 文 主 義 (New Humanism) ， 而 白 璧 德 的 新 人 文 主 義 則 師 承 安 諾 德 (M. Arnold) 之 新 古 典 主 義 (Neo-Classicalism)；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臺北：國立臺灣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