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西文化論述到民族主義史學：以反五四新文化運動學
者為中心的討論(1911-1945) 2/2
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計 畫 類 別 ： 個別型
計 畫 編 號 ： NSC 95-2411-H-004-018-
執 行 期 間 ： 95 年 08 月 01 日至 96 年 07 月 31 日
執 行 單 位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計 畫 主 持 人 ： 彭明輝
計畫參與人員： 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唐屹軒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陳俊傑
處 理 方 式 ： 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2 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6 年 10 月 26 日
1
摘要 ... 3
關鍵詞 ... 3
ABSTRACT ... 4
KEY WORD ... 4
一、 引論 ... 5
二、 南北新舊：傳統與創新 ... 13
三、 《學衡》與《新青年》的中西文化論述... 17
(一) 《學衡》與南方學統 ... 17 (二) 從《青年雜誌》到《新青年》... 23 (三) 《學衡》與《新青年》的比較... 30 (四) 小結... 33四、 《史地學報》與反古史辨運動... 34
(一) 《史地學報》的創立及其組織... 34 (二) 《史地學報》內容分析 ... 42 (三) 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 60五、 古史辨運動的學術史意涵... 80
(一) 吹響現代中國新史學的號角... 83 1. 今古文之爭的新命題 ... 84 2. 胡適與杜威實驗主義 ... 86 3. 科學主義的影響 ... 88 4. 民俗戲曲與典籍史料化 ... 90 (二) 從“大禹是蜥蜴類”談起 ... 92(三) 神話與信史 ... 99 (四) 一樣米煮兩種飯 ... 103 (五) 文獻、疑古與釋古 ... 114 (六) 小結... 120
六、 國史建構：民族主義的理想與現實... 122
(一) 史地教學與編寫教科書 ... 122七、 文化保守主義者的天鵝之歌的《思想與時代》 ... 127
八、 結論 ... 129
九、 統計表... 131
(一) 區域分期篇數&比例：《學衡》與《新青年》 ... 131 (二) 引介新知分類分期篇數&比例：《學衡》與《新青年》... 131 (三) 引介新知來源分類篇數&比例：《學衡》與《新青年》... 133十、 徵引書目 ... 134
(一) 中日文部分(依作者姓名筆劃排列) ... 134 1. 期刊 ... 134 2. 專書 ... 134 3. 論文 ... 145 (二) 西文部分(依作者姓名英文字母排列) ... 147 (三) 網站... 147現代中國史學的南方學術網絡
(1911-1945)
摘要
現代中國史學的南方網絡，係指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包括後來的東南大學、中央大學、 浙江大學、南京大學)教授為主體的文史學者們，包括：柳詒徵、吳宓、竺可楨、劉伯明、 徐則陵等人；畢業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學者們，包括：張其昀、繆鳳林、陳訓慈、 向達、鄭鶴聲等人；以及在治學取向上接近南學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如：王國維、呂 思勉、張蔭麟、蔡尚思、湯用彤、陳寅恪、錢穆等人。 在現代中國史學的有關研究中，北方學統無疑較受青睞，不論從北京大學國學門發 展下來的北大國學傳統，或從現代學科體制論析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甚或討論現代 中國史學的發展，包括古史辨運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代表的史料學派，北 方學統的研究可謂漪歟乎盛哉，而有關南方學統的研究則寥若晨星。 這一方面固然是北方學統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一直處於領導性的地位， 且相關論題所引導的風潮，較受史學工作者重視。有關南方學術網絡的研究，向來較 受忽略，雖然在有關北方學統的研究中，部分論著亦帶及南方學術網絡，但大抵均屬 陪襯性質，或視之為主流學術的反對者。本文將全面論析現代中國史學南方網絡的諸 種面向，包括：南北新舊的傳統與創新，中西文化論述，民族主義思潮下的國史建構， 史學理論的材料、方法與解釋，文化保守主義者的思想文化論述等面向，冀期建構南 方學術網絡的可能性。關鍵詞
北方學統、北大、南方學統、南方網絡、南高、學衡派“The Southern Academic Network” of Modern China’s
Historiography
(1911-1945)
Abstract
We usually refer “the Southern Academic Network” of Modern China’s Historiography mainly to those historians at Nanking Normal College (including modern Tung-nan University, Central University, Che-chiang University, and Nanking University), including those scholars like Liu I-cheng, Wu Mi, Chu K’o-chen, Liu Po-ming, Hsu Tse-ling, and those graduated from the College, such as Chang Ch’i-yun, Miu Feng-lin, Ch’en Hsun-tz’u, Hsiang Ta, Cheng Ho-sheng, and those whose academic approach close those at the College, such as Wang Kuo-wei, Lü Ssu-mien, Chang Yin-lin, Ts’ai Shang-ssu, T’ang Yung-t’ung, Ch’en Yin-k’o, and Ch’ien Mu.
Doubtlessly, researches in Modern China’s Historiography among “the Northern School” attract more attention than those among “the Southern School” over the years. When we mention works on the tradition established by historians at Peking University, especially by those in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at Peita, or studie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China’s Historiography from the angle of modern academic discipline, or discuss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a’s Historiography represented by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e Northern School” usually catches many scholars’ eyes. Studies on the Southern School, however, still wait to be done.
We have such a picture is because, on the one hand, the Northern School had long taken the lead in the field. On the other hand, the issues brought up by the school gained more attention. Although works on the Northern School also mention the influence of the Southern School, the latter is usually considered as the ramification of the former, or the “opponents” of the former. The article shall give a full survey on the Southern School, including what is new and old in both groups, their discourse on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historiography under nationalism, source materials about historical methods, and discourses by the cultural conservatists. In this research I will paint the picture of the network of the Southern School.
Key Word
The Northern School, Peking University, the Southern School, the Southern Network, Nanking Normal College, the Hsueh-heng School
一、 引論
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北方學統無異較受研究者重視，這裡所 謂的北方學統係指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以及以 北方學統為中心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由於北方學人在現代中國學 術史上較受研究者青睞，不論從北京大學國學門發展下來的北大國學傳統1， 或從現代學科體制論析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2；甚或討論現代中國史學的發 展，包括古史辨運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相關研究，我們發現北 方學統的研究可謂漪歟乎盛哉，而有關南方學統的研究則寥若晨星。 這一方面固然是北方學統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一直處於主導 性地位，且相關論題所引導的風潮，較受史學工作者重視。一般研究現代中 國史學發展的論著，大抵以影響較大的主流為討論重心，如古史辨運動和中 國社會史論戰等主題，即為史學工作者較注意的焦點；個別史家的研究，亦 較獲青睞；此固有見於史學發展之主流性，以及史家在時代動盪中孜孜矻矻 從事研究的可貴精神，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確然有其深刻之軌跡 可循。 無可置疑的，古史辨運動是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第一個引起討論的主題，美國漢學家Laurence A. Schneider 教授的《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是第一本研究古史辨運動的專著，此書從走向民
間的觀點，強調古史辨運動與民俗運動之間的關係3，局部地代表了美國學者 從事近代中國研究的觀點；王汎森教授《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論析清季今 1 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 (1922-1927)》(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1999)。 2 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2)。
3 Laurence A.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中譯本有：梅寅生(譯)，《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臺北：華世出 版社，1984)。
文家的歷史解釋，與古史辨運動的一脈相承，見解鞭辟入裏4；彭明輝《疑古 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探討古史辨運動在現代中國史學所扮演的腳 色，在方法論的檢討著重清代樸學對古史辨運動的影響，以及白話小說研究 在古史討論時的彼此相互為用5；陳志明先生《顧頡剛的疑古史學──及其在 中國現代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以顧頡剛為中心，探討顧頡剛各階段的疑 古史學6。這些著作大抵為古史辨運動的形成及其影響，奠定了初階的研究基 礎。 由傅斯年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而發展出來的史料學派，是現 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另一個值得探討的主題，王汎森教授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傅斯年：近代中國的歷史與政治〉)，對傅斯年思想 的重建，以及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而形成的史料學派，有精闢的
分析7；劉龍心教授〈史料學派與現代中國史學之科學化〉，從科學化的角度
論 析 史 料 學 派 的 形 成 與 發 展8；Axel Schneider 教 授 “Die Rolle der
Historiographie und des Intellektuellen zwischen Wissens-chaft, Politik und philosophie. Verdeutlicht anhand der Historiographie Fu su-niens und Ch’en
Yin-ch’üehs vom Institut für Geschichte und Philologie”(〈史學與知識分子在科學、政治
與哲學間的角色：以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傅斯年與陳寅恪的史學為例〉)，對史料學派進行了全面 性的探討9。 4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87)。 5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15-204。 6 陳志明，《顧頡剛的疑古史學──及其在中國現代中國思想史上的意義》(臺北：商鼎文 化出版社，1993)。
7 王汎森(Wang Fan-shen), Fu Ssu-nien :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8 劉龍心，〈史料學派與中國史學之科學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所碩士論文，1993)。
9 Axel Schneider, “Die Rolle der Historiographie und des Intellektuellen zwischen
Wissens-chaft, Politik und philosophie. Verdeutlicht anhand der Historiographie Fu su-niens und Ch’en Yin-ch’üehs vom Institut für Geschichte und Philologie,” (Bochum: Universität Bochum, Ph.D. Dissertation, 1994).
史觀學派的研究向來較為棘手，因為現實政治常易左右研究的方向，大 陸史學工作者礙於意識形態，所論難免偏頗；臺灣史學工作者的研究又係隔 岸觀火；目前較具規模的著作是逯耀東教授《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和《史 學危機的呼聲》二書，以漢儒“注經”與宋明儒“解經”的觀點，解釋大陸史學
工作者的研究方式，點出馬克思主義史學在解釋中國歷史時的框限10；研究
社會史論戰及其影響的著作，有 Arif Dirlik 教授 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 史學的起源，1919-1937》)11，此書對社會史論戰的過程，以及中國初期馬克思主義 史學的發展狀況有深入分析；潘光哲教授〈郭沫若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 起源〉，以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為中心，探討馬克思主義史學之起 源與發展態勢12；此外，以陶希聖為首的《食貨半月刊》和在臺灣復刊的《食 貨月刊》，代表了以社會經濟為歷史主體之研究方向，這部分的探討尚有許 多可以開展的空間13。 10 逯耀東，《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79)；逯耀東，《史學危機 的呼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
11 Arif Dirlik, 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Berkeley & L. A.,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12 潘光哲，〈郭沫若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起源〉(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論文，1991)。 13 陶希聖本人的著作，可以幫助吾人瞭解其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內容，如：《中國社會之史 的分析》(臺北：食貨出版社，1979)；案：此書1929年初版於上海；《中國社會與中國革 命》(臺北：食貨出版社，1979)；案：此書1931年初版於上海；《潮流與點滴》(臺北： 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關於社會史研究的內容與方法，杜正勝的討論頗鞭辟入裏，參 考：杜正勝，〈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探索──特從理論、方法與資料、課題論〉，收入：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主編)，《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青峰出版社， 1991)，25-76；Arif Dirlik的論文亦對陶希聖的歷史研究有所分析，參考：Arif Dirlik, “Ta’o Hsi-sheng : the Social Limits of Change,” in Charlotte Furth eds.,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有關現代中國史學人物的研究專著，由於資料集中，而且獲得較易，是 截至目前為止相關研究最為蓬勃者，如：王德毅教授《王國維年譜》14，汪 榮祖教授《史家陳寅恪傳》15，康虹麗女士〈論梁任公的新史學和柳翼謀的 國史論〉16，胡映芬女士〈傅斯年與近代中國史學的發展〉17，黎華趙先生〈張 蔭麟研究〉18，林麗月教授〈張蔭麟史學理論評析〉19，張慧中女士〈蔣廷黻對 中國近代史之研究及其貢獻〉20、李顯裕先生〈陳垣史學探析〉21等。 至於論述整體現代中國史學發展的專著，出現最早的是顧頡剛《當代中 國史學》22，可惜提倡以科學方法治史的顧頡剛，在這本書中雖列舉自 1845 年迄1945 年間中國的各類史學著作，卻未進一步分析著作的特色與價值23； 此外，有類現代中國史學史的著作尚有許冠三教授《新史學九十年》，此書 將現代中國史學人物分為“史學新義”、“考證學派”、“方法學派”、“史觀學 派”、“史建學派”等加以討論，其中“史料學派”係指傅斯年與陳寅恪，胡適、 顧頡剛為“方法學派”，與一般現代中國史學的分類有所不同，而“史觀學派” 不及於陶希聖，“史學新義”未論柳詒徵，諸派中均未論及錢穆，反而在“史建 學派”中討論殷海光與作者本人，略有析異者多而通同者少之失24。 14 王德毅，《王國維年譜》(臺北：中國學術獎助委員會，1967)。 15 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 16 此為康虹麗之碩士論文，發表於《幼獅學誌》，10.2(臺北，1972.06)，其後收入：杜維運、 陳錦忠(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三(臺北：華世出版公司，1980)，429-504。 17 胡映芬，〈傅斯年與近代中國史學的發展，1900-195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 碩士論文，1975)。 18 黎華趙，〈張蔭麟研究──生平、著述及其史學〉(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碩士論文，1981)。 19 林麗月，〈張蔭麟史學理論評析〉，《歷史學報(師大)》，6(臺北，1978.05): 475-489。 20 張慧中，〈蔣廷黻對中國近代史之研究及其貢獻〉(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論文，1982)。 21 李顯裕，〈陳垣史學探析〉(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22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香港：龍門書店，1964)；案：此書初版於1947年印行。 23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1。 24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上、下(香港：中文大學，1986，1988)。
上述研究現代中國史學之論著，不論學派或個別史家均有一共同之現 象：著眼於主流學派或顯而易見之史學發展，而鮮少及於史學之河的深處或 其分支。如在上述研究中，唯一論及南方學者的僅黎華趙先生〈張蔭麟研 究〉；其餘焦點均集中於北方學派。筆者不願過度誇大現代中國學術的南北 之分，但要說完全沒有南北之分，恐亦係掩飾之詞。事實上不論海峽兩岸， 都因為北方學派當家，而稍稍忽略南方學派在現代中國史學發展過程中的影 響力。筆者在《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中曾指出，古史辨運動的 反對者，主要即為出身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即後來的東南大學、中央大學)的師生們25； 如果以 1920 年代前後的中國學術界來看，胡適為北方學人的精神導師，新 文化運動的燃燈人，應無疑義；柳詒徵則是南高的學術領袖，反五四新文化 運動的統帥；如果說《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催生者，那麼，《學衡》 雜誌顯然是古典主義的最後堡壘26；如果古史辨運動代表以北大為中心的新 史學發端，那麼，《史地學報》顯然是主要的反對陣營。這種南北對峙的情 形27，不僅五四時期如此，甚至一直影響到1949 年後的海峽兩岸。 雖然南京大學並非就是當年中央大學的後繼者，但浙江大學為中央大學 的學術延伸，應為一般熟知現代中國學術發展者的常識；而 1952 年中共高 校院系調整後的復旦大學，至少在歷史系部分接收了當年浙江大學的教授 們。所以，從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後來的東南大學、中央大學)、浙江大學到復旦大學 25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68-92。
26 沈 松 僑 教 授 指 出 ， 學 衡 派 思 想 淵 源 自 白 璧 德 (Irving Babbit) 的 新 人 文 主 義 (New
Humanism) ， 而 白 璧 德 的 新 人 文 主 義 則 師 承 安 諾 德 (M. Arnold) 之 新 古 典 主 義 (Neo-Classicalism)；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臺北：國立臺灣大 學出版委員會，1984)，122-133。 27 北大與南高與的對立是否存在，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張其昀在〈吾師柳翼謀先生〉 文中說： 民國八年以後，新文化運動風靡一時，而以南京高等師範為中心的學者們，卻能毅然 以繼承中國學統，發揚中國文化為己任。他們的代表性刊物是《學衡》雜誌，該刊的 〈發刊詞〉，出於柳師手筆，可見他所居的地位。世人對北大南高有南北對峙的看法。 見：張其昀，〈吾師柳翼謀先生〉，收入：《張其昀先生文集》，9/4710-4718；所引在4712。
這個學術網絡，有明顯的軌跡可循。至於隨中央政府遷臺的學者，北大系統 接收臺灣大學，南高系統接收省立師範學院(後來的臺灣師範大學)，亦為眾所周知 之事。臺大歷史系與師大歷史系無論在研究領域和治學方法上，顯然有相當 程度的差異。至少就中國史研究而言，臺大歷史系強調古代史，師大歷史系 集中於中國近現代史，似為毋庸爭辯之事實。 在相關研究中，王汎森教授是少數較直接正面論析南北之爭的學者，在 〈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王汎森教授指出， 在 1949 年以前，胡適(1891-1962)、傅斯年(1896-1950)、顧頡剛(1893-1980)等人所領 導的研究工作，在學院中占據主流地位，是1920-1930 年代最有力量的學派， 王汎森教授以“新派”名之。“新派”史學的來源與三種因素有密切關連：(一) 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思想解放；(二)胡適所提倡的實用主義方法論；(三)西方 史學的引進，尤其是德國史學28。 王汎森教授指出，“新派”的批評者散在全國各地，其中南京的中央大學 (即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東南大學)最有組織，他們有時被稱為南派或東南學派，王汎 森教授則以“傳統派”稱之29。但王汎森教授在文中特別說明，他之所以用“傳 統派”來概括新派的批評者，只是為了討論的方便，“新派”或“傳統派”的稱 呼，並未做價值優劣的判斷。 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中國學術界隱然分成兩種意見，即王汎森教授所 謂的“新派”與“傳統派”(一般亦以北大、南高，或北派、南派稱之)；而兩派之間顯然很 少交集，他們在新文化運動、古史辨運動、新史學運動中，一直處在相對立 的位置。叔諒(陳訓慈)在〈中國之史學運動與地學運動〉中，即指出兩派學者 不相侔的現象30；亦有學者以“北方”、“南方”為分31；王汎森教授所謂“新派” 28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 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378。 29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 術的系譜》，379。 30 叔諒 ，〈中國之史學運動與地學運動〉，《史地學報》，2.3(1923): 13。 31 桑兵教授在〈近代中國學術的地緣與流派〉中，稱為“南學”、“北學”；請參閱：桑兵，《晚
大抵指北方的整理國故運動，“傳統派”則係以中央大學師生為中心的學者們 32。但事實上有些被視為新派或被新派所欣賞的史家，在文化理想上卻是以 傳統派自居的，如陳寅恪、湯用彤即是33。本文的南北學派之分，並不完全 以地理上的南北為界，而以思想文化與治學取向為別34；因此，在治學方法 和文化理念上，與南學較近而遠於北學的學者，如陳寅恪、湯用彤和王國維， 在本文中亦列為討論對象，類似的情形還有錢穆。 余英時教授在〈猶記風吹水上鱗〉中，談到 1930 年錢穆赴北京後，表 面上已經進入中國史學的主流，但他和反主流派的學人卻更投緣，與南方以 中央大學為中心的史學家如繆鳳林、張其昀交往亦甚密切35。桑兵教授在《晚 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中亦指出，錢穆反對以傅斯年為中心的新史學，認為通 人之學比專家之學更為重要，而與錢穆志同道合者，有張蔭麟、張其昀、陳 夢家等人；桑兵教授並且認為陳寅恪雖然加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但與傅斯年的志同道合實有一定限度36。 王汎森教授在〈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一文中，亦提及南北之爭， 略謂傅斯年的《東北史綱》出版後，引起大量的批評，其中繆鳳林與鄭鶴聲 的批評非常嚴厲；繆鳳林與鄭鶴聲皆屬中央大學，亦即南高系統，他們對五 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8-64。 32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 術的系譜》，380。 33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 術的系譜》，380。 34 本文有關南北之分，並不完全依地理為界，與梁啟超《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所論固 有所異，有關梁啟超的論點，有興趣者可參閱：梁啟超，《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 《飲冰室專集》，9(臺北：中華書局，1972)，3-33；桑兵教授在〈近代中國學術的地緣 與流派〉中，亦稍傾向以地理為界，惟桑兵教授亦論及北學與南學師承上的關係，以及 學術流派間之扞挌，而非逕以地理為別；請參閱：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28-64。 35 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臺北：三民書局，1991)，12；王汎森教授亦指出錢穆對“新 派”追逐新史料之風有嚴重不滿；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 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456。 36 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283。
四新文化運動抱持敵意，對傅斯年所標示的治史方法亦極反感，而刊載繆鳳 林評《東北史綱》的《大公報．文學副刊》主編吳宓，正是反新文化運動的 要將。王汎森教授認為，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涉及當時思想界兩個陣營的 競爭37。 筆者在《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中，曾就《史地學報》與歷史地 理學的形成做過討論38，但該書主要著眼於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的關 係，並未於南北之爭多所著墨；筆者在《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 中亦指出，古史辨運動的反對者，主要即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師生們，惟 亦僅點到為止39，未曾就現代中國史學的南方學術網絡，做進一步的分析。 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南方學術網絡雖非耀眼巨星，但亦有其 一定的影響，不論當時或對 1949 年以後海峽兩岸的史學，均具有時代性的 意義。雖然學者們對主流學派的北方學統，總是投以較多關愛的眼神，但對 歷史的伏流，學術發展的非主流思潮，似亦不能視若無睹。 本文擬論析的南方學術網絡，包括：從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到東南大學、 中央大學、南京大學的師生們；從中央大學到浙江大學、復旦大學的師生們； 以及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師生們。 除了學校系所的因素外，本文亦將學術期刊列為分析對象，其中最能代 表南方學術網絡的期刊有三：(一)《學衡》雜誌，(二)《史地學報》，(三)《思 想與時代》。本文將分析這三分期刊的內容，以了解南方學術網絡的學者們， 在文學、思想與史學方面的觀點，並將南方學術網絡與北方學術網絡相比較。 37 王汎森，〈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讀傅斯年檔案〉，《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 系譜》，501；王汎森教授文中指出繆鳳林的用語尤其刻毒，說：「傅君所著，雖僅寥寥 數十頁，其缺漏紕繆，殆突破任何出版史籍之紀錄也。」 38 彭明輝，《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61-138。 39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68-92。
二、 南北新舊：傳統與創新
顧頡剛提出“大禹是蜥蜴類”的時間點，正是 1920 年代中國學術界南北 之爭的關鍵時刻。 1920 年代前後的中國學術界，胡適為北方學人的精神導師，新文化運動 的燃燈人；柳詒徵則是南高的學術領袖，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統帥；《新青 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催生者，《學衡》雜誌為古典主義的堡壘40；古史辨 運動代表以北大為中心的新史學發端，《史地學報》是主要的反對陣營。這 種南北對峙的情形41，不僅五四時期如此，甚至一直影響到1949 年以後的海 峽兩岸。 在相關研究中，王汎森教授是少數比較直接正面論析南北之爭的學者， 在〈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王汎森教授指 出，在 1949 年以前，胡適(1891-1962)、傅斯年(1896-1950)、顧頡剛(1893-1980)等人 所領導的研究工作，在學院中占據主流地位，是 1920-1930 年代最有力量的 學派，王汎森教授以“新派”名之。王汎森教授認為，“新派”史學的來源與 3 種因素有密切關連：(一)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思想解放；(二)胡適所提倡的實 用主義方法論；(三)西方史學的引進，尤其是德國史學42。 40 沈松僑教授的研究指出，學衡派思想淵源自白璧德(Irving Babbit)的新人文主義(New Humanism) ， 而 白 璧 德 的 新 人 文 主 義 則 師 承 安 諾 德 (M. Arnold) 之 新 古 典 主 義 (Neo-Classicalism)；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122-133。 41 張其昀在〈吾師柳翼謀先生〉文中說：「民國八年以後，新文化運動風靡一時，而以南 京高等師範為中心的學者們，卻能毅然以繼承中國學統，發揚中國文化為己任。他們的 代表性刊物是《學衡》雜誌，該刊的〈發刊詞〉，出於柳師手筆，可見他所居的地位。 世人對北大南高有南北對峙的看法。」張其昀，〈吾師柳翼謀先生〉，《張其昀先生文 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1988-1991)，9/4710-4718；所引在4712。 42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 術的系譜》，378。有“新派”當然就有傳統派或舊派，王汎森教授指出，“新派”的批評者散 在全國各地，其中南京的中央大學(即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東南大學)最有組織，他們 有時被稱為南派或東南學派，王汎森教授以“傳統派”稱之43。 以今日的後見之明審視現代中國學術界，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學術界 隱然分成兩種意見，即王汎森教授所謂的“新派”與“傳統派”(一般以北大、南高， 或北派、南派稱之)；亦有學者以“北方”、“南方”為分44；而兩派之間顯然很少交 集，他們在新文化運動、古史辨運動、新史學運動中，一直處在相對立的位 置。叔諒(陳訓慈)在〈中國之史學運動與地學運動〉中，即指出兩派學者迥不 相侔的現象45；王汎森教授所謂“新派”大抵指北方的整理國故運動，“傳統派” 則以中央大學師生為中心46。但事實上有些被視為新派或被新派所欣賞的史 家，在文化理想上卻以傳統派自居，如陳寅恪、湯用彤即是47。本文的南北 學派之分，並不完全以地理上的南北為界，而以思想文化與治學取向為別48； 因此，在治學方法和文化理念上，與南學較近而遠於北學的北方學者，如陳 寅恪、湯用彤和王國維即屬此類，類似的情形還有錢穆。 43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 術的系譜》，379；王汎森教授在文中特別說明，他之所以用“傳統派”來概括新派的批評 者，只是為了討論的方便，“新派”或“傳統派”的稱呼，並未做價值優劣的判斷。 44 桑兵教授在〈近代中國學術的地緣與流派〉中，稱為“南學”、“北學”；請參閱：桑兵，《晚 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8-64。 45 叔諒直接批評南北之爭云：「近來學術界有一不幸之現象，即老學宿儒往往與新進學者 各不相謀。又因地域之暌隔，而各地學者常不能共通聲氣。」叔諒，〈中國之史學運動 與地學運動〉，《史地學報》，2.3(南京，1923.3): 1-14；所引在13-14。 46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 術的系譜》，380。 47 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 術的系譜》，380。 48 本文有關南北之分，並不完全依地理為界，與梁啟超《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所論固 有所異，有關梁啟超的論點，有興趣者可參閱：梁啟超，《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 《飲冰室專集》，9(臺北：中華書局，1972)，3-33；桑兵教授在〈近代中國學術的地緣 與流派〉中，亦稍傾向以地理為界，惟桑兵教授亦論及北學與南學師承上的關係，以及 學術流派間之扞挌，而非逕以地理為別；請參閱：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28-64。
余英時教授在《猶記風吹水上鱗》中，談到 1930 年錢穆赴北京後，表 面上已經進入中國史學的主流，但他和反主流派的學人卻更投緣，與南方以 中央大學為中心的史學家如繆鳳林、張其昀交往亦甚密切49。桑兵教授在《晚 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中亦指出，錢穆反對以傅斯年為中心的新史學，認為通 人之學比專家之學更為重要，而與錢穆志同道合者，有張蔭麟、張其昀、陳 夢家等人；桑兵教授並且認為陳寅恪雖然加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但與傅斯年的志同道合實有一定限度50。杜正勝教授則指出，錢穆受顧頡剛 之邀為《燕京學報》撰稿，卻寫了反對疑古派論點的〈劉向歆父子年譜〉， 顯見其與北方學人立異的基本治學觀點51。 王汎森教授在〈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一文中，提及傅斯年的《東 北史綱》出版後，引起大量的批評，其中繆鳳林與鄭鶴聲的批評非常嚴厲52； 繆鳳林與鄭鶴聲均出身中央大學53，亦即南高系統，他們對五四新文化運動 49 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臺北：三民書局，1991)，12；王汎森教授亦指出錢穆對“新 派”追逐新史料之風有嚴重不滿；王汎森，〈價值與事實的分離？──民國的新史學及其 批評者〉，《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456。 50 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283。 51 杜正勝，〈錢穆與二十世紀中國古代史學〉，《新史學之路》，216-233；特別是231-232。 52 王汎森，〈思想史與生活史有交集嗎？──讀傅斯年檔案〉，《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 系譜》，501；王汎森教授文中指出繆鳳林的用語尤其刻毒，說：「傅君所著，雖僅寥寥 數十頁，其缺漏紕繆，殆突破任何出版史籍之紀錄也。」 53 繆鳳林，字贊虞，1899年生，浙江富陽人。1919年入南京高等師範史地部，師從柳詒徵， 1923年畢業。1928年起在其母校國立中央大學任教，講授中國通史、中國文化史、日本 史。抗戰期間曾任中央大學師範學院史地系主任。1948年出任文學院史學系主任，1949 年後任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著有《中國通史綱要》、《日本史論叢》、《中國通史要 略》、《中國史論叢》、《中國民族史》、《中國民族文化》等。鄭鶴聲(1901-1989)，浣 東泰南村人，1920年夏進南京高等師範文史地部，當時主持文史部教學的老師分別爲柳 詒徵和竺可楨。畢業論文為《漢隋間之史學》，曾在《學衡》雜誌分期連載，並於中華 書局正式出版。1925年應雲南省政府之聘，赴雲南高等師範任教，並兼課於東陸大學(雲 南大學前身)。1929年受國民政府大學院之聘，在教育部編審處任編審兼教育部水陸圖審 查委員會專門委員，並兼職於中央大學、中央政治學校。1949年中共建國後，鄭鶴聲任 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1951年赴山東，先後在華東大學、山東大學任教。並參加教 育部中國近代史教育大綱編定委員會。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出版了《孔子與春秋》等 著作。早年著作有《正史研究》、《司馬遷年譜》、《班固年譜》、《袁樞年譜》等，
抱持敵意，對傅斯年所標示的治史方法亦極反感，而刊載繆鳳林評《東北史 綱》的《大公報．文學副刊》主編吳宓54，正是反新文化運動的要將。王汎 森教授認為，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涉及當時思想界兩個陣營的競爭。 我在《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中，曾就《史地學報》與歷史地理 學的形成做過討論55，惟該書主要著眼於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的關 連，並未於南北之爭多所著墨；此外，我在《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 展》中亦指出，古史辨運動的反對者，主要即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師生們， 惟亦僅點到為止56，未曾就現代中國史學的南方學術網絡，做進一步的分析。 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南方學術網絡雖非耀眼巨星，但亦有其 一定的影響，不論當時或對 1949 年以後海峽兩岸的史學研究，均具有時代 性的意義。雖然學者們對主流的北方學派，投以較多關愛的眼神，但對歷史 的伏流，學術發展的非主流思潮，似亦不能視若無睹。 本文第四節討論對顧頡剛“大禹是蜥蜴類”之說提出問難的劉掞藜，即出 身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而古史辨運動的反對者，亦明顯以南派學者為主體。 1928年起，上海商務印書館將其著作以“鄭氏史學叢書”之名出版；中年以後著作有《中 國史部目錄學》、《鴉片戰爭》、《太平天國》等，並與其兄鄭鶴春合寫《中國文獻學 概要》等。 54 吳宓(1894-1978)，字雨僧，又字雨生，陝西涇陽人。1916年畢業於清華學校，1917年赴美 留學，1921年獲哈佛大學文學碩士學位。留美期間，吳宓對19世紀英國文學，尤其是浪 漫詩人的作品，下過相當功夫，有過不少論著。1926年回國擔任南高、東南大學英語兼 英國文學教授，並與劉伯明、梅光迪、柳詒徵等創辦《學衡》雜誌。1924年8月離開南京， 先後任東北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武漢大學、四川教育學院、西南師範學院等校 教授。有關吳宓的生平，請參閱：王泉根，〈吳宓先生年表〉，收入：李繼凱、劉瑞春(選 編)，《追憶吳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480-520；吳宓(著)、吳學昭(整 理)，《吳宓自編年譜：1894-1925》(北京：三聯書店，1995)；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 55 彭明輝，《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61-138。 56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68-92。
三、 《學衡》與《新青年》的中西文化論述
五四運動前後，部分留美學生對陳獨秀、胡適等人透過《新青年》批判 傳統，擁護西方文化的態度，甚為不滿。儕輩認為陳獨秀、胡適等人對中國 傳統文化「全面抨擊、徹底否定、破舊立新」的行逕57，過度偏激，「更痛感 欲融會西方文化，以浚發國人的情思，必須高瞻遠囑，斟酌損益」58，主張 應「昌明國粹，融化新知，重視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繼承性，在現有的基礎上 完善改進」59。故吳宓、梅光迪等人在美國時即決定將來回國之後，擬集合 同志創辦雜誌，與胡適、陳獨秀等人捉對鏖戰60。(一) 《學衡》與南方學統
1919 年，梅光迪自美返國，赴天津南開大學擔任英文系主任，並與聶雲 臺等人在上海創辦《民心週報》。梅光迪在《民心週報》撰文，批評胡適等 人所提倡的白話文運動，引發胡適的反駁。1920 年梅光迪應南京高等師範學 校文理科主任劉伯明之邀，轉往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任教。1921 年南京高等師 範學校升格為東南大學，梅光迪出任西洋文學系主任。梅光迪寄信給吳宓， 力邀其擔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英語兼英國文學教授61。吳宓於1921 年 6 月啟 程返國，8 月抵達上海，9 月轉往南京東南大學履新。此時，柳詒徵、胡先 驌等人亦同在東南大學任教。故由劉伯明、梅光迪、吳宓、柳詒徵、胡先驌 等人發起創辦《學衡》雜誌，欲以該刊為保存中國傳統文化的堡壘。《學衡》 諸子對新文化運動一意毀棄傳統，競言西學，卻不知究其本原，唯新是騖， 57 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19。 58 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29。 59 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19。 60 有關梅光迪與胡適在美國的論爭，請參閱：沈衛威，《回眸學衡派：文化保守主義的現 代命運》(新店：立緒文化公司，2000)，100-166。 61 有關梅光迪寄給吳宓的這封信，詳細內容請參閱：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自編 年譜：1894-1925》，214。亟思加以匡正，以振溺挽頹，斡旋時運62，故而創辦《學衡》雜誌，並由吳 宓擔任總編輯63。 1922 年 1 月《學衡》創刊，初期以月刊形式出版，迄 1926 年 12 月止， 均按時出版，計發行60 期。《學衡》初期各方俊彥雲集，士氣風發，惟榮景 並未持續太久。1923 年底，年僅 38 歲的劉伯明患腦膜炎遽逝，導致《學衡》 頓失來自東南大學校方的有力支持。且梅光迪與吳宓兩人對《學衡》欄目內 容的安排，意見不同，頗有爭執。而吳宓逕自署名為《學衡》編輯之舉措， 違背《學衡》同人最初的約定，引起力倡學術人格的梅光迪不滿64，成為造 成梅光迪憤而出走之主因。梅光迪甚至宣稱：「《學衡》內容愈來愈壞，我與 此雜誌早無關係矣！」651924 年梅光迪離開東南大學，前往美國。另一位重 要撰稿人胡先驌，亦於 1924 年離開東南大學，重返美國。有志於保存中國 傳統文化命脈的《學衡》創刊諸子，遂漸分道揚鑣，《學衡》亦面臨雜誌存 亡的關鍵時刻。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吳宓祇好離開東南大學，先就聘於奉天 東北大學擔任英語系教授，一學期後轉往北京，於 1925 年初受聘規畫籌建 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 舊人離散之後，《學衡》全賴吳宓一人獨力支撐，即使離開東南大學後， 仍由吳宓在北方遙控。1927 年，因北伐戰爭爆發，加上原與《學衡》合作的 中華書局不願續辦等原因66，使得《學衡》被迫停刊 1 年。其後，透過梁啟 超的斡旋，加上吳宓的條件交換，《學衡》於 1928 年 1 月復刊67。復刊後的 《學衡》改為雙月刊，至1929 年 12 月均按期出版，前後總計發行 72 期。1930 62 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73。 63 有關信件中的詳細內容，請參閱：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24。 64 段懷清，〈梅光迪的人文思想與人文批評〉，《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0.1(杭 州，2000.02): 17。 65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自編年譜：1894-1925》，235。 66 有關《學衡》與中華書局之間的合作關係，請參閱：李剛、張厚生，〈《學衡》雜誌初 探〉，《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3(南京，2002.05): 13-14。 67 有關吳宓此次與中華書局之間的交涉，請參閱：沈衛威，《吳宓傳：泣淚青史與絕望情 慾的癲狂》(新店：立緒文化公司，2000)，88-90。
年《學衡》再度停刊一年，1931 年 1 月再度復刊，但在 5 月發行第 75 期後， 又三度停刊。此後則是不定期出版。1933 年 7 月出版第 79 期，刊登啟事將 改由繆鳳林擔任編輯繼續出版，但此後《學衡》遂不再出刊。沈松僑教授認 為，造成《學衡》解散的原因，主要是人事、經費、內部傾軋等三項因素， 其中尤以內部傾軋，更是造成《學衡》一蹶不振的致命傷68。 《學衡》創刊之初，內容與編排即有固定模式，主要欄目包括：(一)插 畫：以介紹古今中外的人物為主，間或介紹某些特殊的建築物，「大抵皆以 表明《學衡》立論精神或配合正文內容為主」；(二)通論：「內容多為評論時 事、介紹新知」；(三)述學：「內容多屬訓詁、考據、義理等舊學，譯介西方 名著者亦多」；(四)文苑：又可細分為文錄、詩錄、詞錄、戲劇、小說等項， 內容以傳統詩詞為主，時而穿插若干譯詩與翻譯小說；(五)雜綴：內容多為 遊記、詩話等類文章；(六)書評：「所評對象兼及古今著作，尤以詩詞為主」69。 從 1922 年 1 月創刊到 1933 年 7 月為止，發行時間 12 年，總計 79 期， 刊載文章1,708 篇70。在1,708 篇文章中，圖 3-1-1 “《學衡》區域比較”顯示， 與引介新知相關者約282 篇，占 16.5%， 其餘 1,426 篇，則以中國傳統文化、傳 統學術為主，占 83.5%。在這 282 篇引 介新知的文章作者群中，以吳宓 47 篇 (16.7%)最多，其次為張蔭麟 11 篇(3.9%)、 徐震堮9 篇(3.2%)、郭斌龢7 篇(2.5%)、向 達6 篇(2.1%)，其餘作者均在5 篇以下，如景昌極、湯用彤、李思純等 4 篇， 胡先驌3 篇，繆鳳林、梅光迪、吳芳吉等 2 篇。這些引介新知的文章中，有 68 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84-85。 69 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76。 70 本文《學衡》的統計資料來源為：《學衡》編輯委員會(編)，《學衡》(臺北：臺灣學生 書局影印本，1971)。在統計過程中，連載文章其連載次數亦全部計算在內；此外，舊體 詩詞以“首”為計量單位。 圖3-1-1 “《學衡》區域比較＂ 中國 83.5% 世界 16.5%
135 篇(47.9%)屬於“插畫”，因此並未將其作者列入統計，但仍將“插畫”列為引 介新知文章。 圖 3-1-2 “《學衡》世界地區分期比例”顯示，在各卷中71，與引介新知相 關的文章比例，約維持在 15.0%上下， 除了第7-8 卷驟升至 32.4%和 28.0%。而 這 2 卷引介新知文章比例驟升的原因， 並非因引介新知的文章有所增加，而是 因為文章總篇數大幅減少，使引介新知 的文章，在類似篇數時所占比例較高。 圖 3-1-3 “《學衡》文章數分期比例”顯示，第 3 卷之後，《學衡》各卷文 章數占總文章數之比例，已低於15.0%，到第 7-8 卷時，文章數較第 6 卷少 將近 50.0%，顯示《學衡》最後 2 卷的 文章數嚴重不足。在第6 卷發行之前， 《學衡》內部已因劉伯明驟逝、多位撰稿 人出走，使得《學衡》陷入困境。第 6 卷之後，又因戰爭、與中華書局間的合 作問題等，使得《學衡》被迫停刊1 年。 其後，在梁啟超的斡旋下，加上吳宓的讓步，《學衡》始得以復刊。但由於 《學衡》既缺撰稿人，且缺乏經費支援，復刊後的《學衡》聲勢已大不如前。 在吳宓的勉強維持下，《學衡》每期的文章，甚至祇剩4 篇、5 篇、8 篇等個 位數字。故如僅從百分比觀察，容易造成引介新知文章比例大幅度提高之假 象。 71 本文將《學衡》每10期視為一卷，以為計量單位，並非原有之劃分方式。第1卷代表第1-10 期，第2卷代表第11-20期，依此類推，第8卷代表第71-79期。以下為行文之便，均以卷作 為主要計量分析單位，特殊情形則標明期數。此劃分方式，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因為79 期《學衡》過於細碎，故以10期為一單位，所涵蓋文章數較多，在計量分析時亦較易看 出其中之趨勢；二是為了便於和《新青年》做比較、分析。 圖3-1-2 “《學衡》世界地區分期比例＂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比例 14.3% 14.1% 16.3% 17.6% 13.9% 11.1% 32.4% 28.0% 16.5% 1-10 11-20 21-30 31-40 41-50 51-60 61-70 71-79 總計 圖3-1-3 “《學衡》文章數分期比例＂ 0.0% 5.0% 10.0% 15.0% 20.0% 比例 16.8% 16.2% 18.0% 11.0% 13.5% 12.1% 6.1% 6.3% 1-10 11-20 21-30 31-40 41-50 51-60 61-70 71-79
圖 3-1-4 “《學衡》國別比例”顯示， 在 282 篇引介新知文章中，其來源國 家、地區分布，以歐洲地區的 28.4%為 最高，其次依序為：英國(26.6%)、法國 (19.1%)、美國(12.8%)、德國(6.4%)。 須特別說明的是，《學衡》引介有關 歐洲地區的新知，其焦點為歐洲上古和中古史，圖3-1-5 “《學衡》歐洲斷代 比例”顯示，上古史所占的比例高達 60.0%，再加上中古史占 36.3%，幾乎是
所有引介歐洲新知的總和。其餘文章，1 篇是托爾斯泰像(Count Lyov N. Tolstoy,
1828-1910)，另外2 篇則分別是吳宓和李思 純個人的歐遊雜詩。而《學衡》之所以 呈現這種現象，與創刊宗旨及《學衡》 諸子的文化觀，有密切關連。《學衡》諸 子的文化觀，主要來自美國新人文主義 學者白璧德(Irving Babbitt, 1865-1933)。 白璧德 1893 年取得哈佛碩士學位，1894 年進入哈佛任教。由於白璧德 對哈佛大學的課程改革極為不滿，曾大力批評羅馬語言系系主任，此舉使白
璧德在系上愈形孤立。其後，在好友穆爾(Paul Elmer More, 1864-1937)和學生薛曼
(Stuart P. Sherman, 1881-1926)的聲援下，白璧德方始保住哈佛教職，並逐漸在美國學 界取得一席之地。白璧德的思想核心為“新人文主義”，強調古典文化的重要 性，希望現代的學生一如往昔，受到古典教育的的良好薰陶，繼承以往的人 文傳統72。白璧德對希臘、羅馬的思想文化極為推崇，對文藝復興時期的人 文思想亦有高度評價。影響所及，其學生對於希臘、羅馬與文藝復興時期的 思想文化亦心嚮往之，其中國弟子亦有類似取向。 72 王晴佳，〈白璧德與「學衡派」──一個學術文化史的比較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集刊》，37(臺北，2002.06): 55。 圖3-1-5 “《學衡》歐洲斷代比例＂ 近現代史 3.8% 近古史 0.0% 中古史 36.3% 通史 0.0% 上古史 60.0%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圖3-1-4 “《學衡》國別比例＂ 比例4.3% 12.8%26.6%19.1% 6.4% 0.4% 0.7% 28.4% 0.4% 0.7% 0.0% 0.4% 總論 美國 英國 法國 德國 俄國 日本 歐洲 美洲 亞洲 非洲 不明
《學衡》諸子多為白璧德的中國弟子，反映在《學衡》的內容上，乃集 中心力介紹有關希臘、羅馬與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文化，如刊載多幅有關希 臘美術特色的圖片；連載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哲學大綱，以及柏拉圖語錄 等希臘經典著作。由於白璧德所提倡的新人文主義是一種精英主義，強調良 好的教育、悠久、深厚的歷史文化，而非大眾速食文化。因此，對於歐洲英、 法等國的文學家、思想家，多所引介；如譯介英國沙克雷的小說，多位英國 詩人的作品；亦譯介多篇伏爾泰的小說，及其他法國小說家、劇作家的作品。 圖3-1-6 “《學衡》引介新知來源分期比例：英國&法國”顯示，在《學衡》引 介新知文章中，英國占26.6%，法國占 19.1%的高比例。引介英、法兩國文學 家、思想家的比例，在第1 卷英國(39.0%) 遠高於法國(0.0%)。但在第2 卷，英、法 兩國均占23.1%。此後的 3 卷中，法國 比例超越英國。到第6 卷時，英國方再 度取得較高比例。第7-8 兩卷，英、法則呈現起伏情形。 可能因為白璧德的緣故，使得美國 占 12.8%，緊隨在法國之後。圖 3-1-7 “《學衡》引介新知來源分期比例：美 國&法國”顯示，在最後兩卷中美國取 代法國，成為引介新知來源第3 高的國 家。 圖 3-1-8 “《學衡》引介新知分類 比例”顯示，引介新知的文章分類， “思想文化”高達 65.6%，其次為藝術 23.4%， 其 餘 類 別 所 占 比 例 極 為 有 限，均未超過 5.0%。此一現象顯示 《學衡》頗集中於思想文化的相關論 圖3-1-6 “《學衡》引介新知來源分期比例：英國&法國＂ 0.0% 10.0% 20.0% 30.0% 40.0% 50.0% 英國 39.0% 23.1% 16.0% 18.2% 21.9% 39.1% 23.5% 40.0% 26.6% 法國 0.0% 23.1% 28.0% 33.3% 31.3% 13.0% 8.8% 13.3% 19.1% 1-10 11-20 21-30 31-40 41-50 51-60 61-70 71-79 總計 圖3-1-7 “《學衡》引介新知來源分期比例：美國&法國＂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美國 9.8% 7.7% 6.0% 12.1% 25.0% 8.7% 17.6% 20.0% 12.8% 法國 0.0% 23.1% 28.0% 33.3% 31.3% 13.0% 8.8% 13.3% 19.1% 1-10 11-20 21-30 31-40 41-50 51-60 61-70 71-79 總計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圖3-1-8 “《學衡》引介新知分類比例＂ 比 例0.4% 0.4% 1.8% 1.8% 65.6% 1.8% 0.0% 0.0% 0.7% 1.8% 0.0% 2.5% 23.4% 0.0% 史 學 制度 宗教 社 會思 想文 化政治軍事科 技國 際關 係婦女 教育 經 濟 圖 書 藝術 不明
題，對希臘、羅馬文化，以及獨鍾英國、法國、美國學者的思想。另一部分 則著重藝術、戲劇的介紹，如對於希臘美術特色的介紹、西方名畫的介紹、 西方畫家、戲劇家的簡介、及少數幾 篇與戲劇、藝術相關的論著。圖3-1-9 “《學衡》引介新知分類分期比例：思 想文化&藝術”顯示，在第 3 卷時，對 希臘美術特色的介紹，使得藝術類文 章突然急遽攀升，超越思想文化類。 除第 3 卷外，思想文化類文章均維持 50.0%以上的高比例，難免造成《學 衡》內容之侷限，譬如《學衡》幾乎未曾對經濟、教育、社會、政治等論題 有所著墨。
(二) 從《青年雜誌》到《新青年》
1915 年 9 月，陳獨秀在上海法租界創辦《青年雜誌》73。1916 年 2 月出 版第1 卷第 6 號後，因戰事爆發而陷入困境，停刊半年。1916 年 9 月復刊， 改名為《新青年》74，其後以月刊形式出版至1922 年 7 月第 9 卷第 6 號75。 在中國共產黨內部運作的考量下，《新青年》宣布停刊76。1923 年 6 月《新青 73 陳獨秀之所以能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的原因，不外乎與上海一地的政治、思想、經 濟、文化、以及上海當地眾多的知識分子和陳獨秀在此多位朋友的協助有關。詳細的論 述請參閱：操國勝，〈《新青年》創辦於上海初探〉，《贛南師範學院學報》，1(贛州， 1999): 97-100。 74 陳獨秀於《新青年》第2卷第1號上載有通告云：「自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勵，勉副讀者 諸君屬望，因更名為《新青年》。」 75 改名為《新青年》之後，除了第4卷第1號(延遲4個月)、第6卷第6號(延遲5個月)、第8卷第 1號(延遲3個月)、第8卷第6號(延遲2個月)、第9卷第6號(延遲9個月)之外，其餘均按時以 月刊的形式出版。有關《新青年》各卷各號的出版時間，可參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 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1集下冊(瀋陽： 三聯書店，1978)，424-454。 76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決定以《嚮導》作為機關報，並將《新青年》予以停刊。參閱： 劉德美，〈「新青年」與新文化運動〉，收入：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第六 圖3-1-9 “《學衡》引介新知分類分期比例：思想文化&藝術＂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思想文化65.9% 74.4% 34.0% 72.7% 75.0% 78.3% 64.7% 80.0% 65.6% 藝術 19.5% 7.7% 56.0% 15.2% 18.8% 17.4% 23.5% 13.3% 23.4% 1-10 11-20 21-30 31-40 41-50 51-60 61-70 71-79 總計年》再度復刊，改為“季刊”形式出版，分別於 1923 年的 6 月、12 月以及 1924 年的8 月、12 月陸續出版 4 期。1925 年 4 月起，改為“不定期刊”形式繼續出 版，分別在1925 年的 4 月、6 月、1926 年的 3 月、5 月以及 7 月不定期發行。 1926 年 7 月發行完第 5 期後，因為國民革命軍北伐，再度宣布停刊，此次停 刊為《新青年》正式畫下句點。 《青年雜誌》創刊伊始，由陳獨秀一人獨立編輯，僅部分皖籍人士與陳 獨秀友人協助77。此外，《青年雜誌》亦受《甲寅雜誌》影響，並獲其資助78。 改名為《新青年》後，第 2-3 卷的封面上仍標明「陳獨秀先生主撰」字樣， 可見仍由陳獨秀一人獨立負責。 1917 年陳獨秀接受蔡元培(1868-1940)邀請，擔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從第 3 卷起，陳獨秀將《新青年》從上海租界帶進北京大學，《新青年》改在北京 編輯，除原本支持《新青年》的皖籍知識分子，《甲寅雜誌》編輯、作者群 之外，北京大學師生亦參與編輯工作或成為作者。此時，北大教授胡適、錢 玄同(1887-1939)、劉復(1891-1934)、沈尹默(1883-1971)、李大釗(1889-1927)等人，參與 部分編輯工作。加入北京大學資源後，《新青年》聲勢愈加浩大，成為新文 化運動的大本營。 1920 年，陳獨秀受到來自蘇聯共產國際魏金斯基的影響，致力籌組中國 共產黨79。在《新青年》第8 卷第 1 號(1920 年 9 月)出版時，陳獨秀已將《新青 年》從北京遷回上海，另組“新青年社”，取代過去負責印刷、發行事務的“群 益書社”80。此舉引發胡適等人的強烈不滿，但陳獨秀不予理會。故《新青年》 自第8 卷第 1 號起，成為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的機關刊物，並開始有系統 輯．五四運動》(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1)，486。 77 陳萬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香港：三聯書店，1992)，1-6。 78 楊琥，〈《新青年》與《甲寅》月刊之歷史淵源──《新青年》創刊史研究之一〉，《北 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9.6(北京，2002.11): 124-129。 79 請參閱：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64-67。 80 陳平原，《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臺北：二魚文化，2003)，69。
介紹有關蘇俄的革命理論及實際情況81。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後，《新青年》 遷到廣州持續出版，至第 9 卷第 6 號出刊後，宣布停刊。其後在 1923 年 6 月再度復刊，自1923 至 1926 年期間，發行 9 期，其內容、立場完全成為中 國共產黨中央的機關刊物，與新文化運動時期以“同人雜誌”型態出現的《新 青年》，已完全不同82。 《新青年》的內容，除一般通論性、政論性文章外，設有通信、讀者論 壇、國內大事紀、國外大事紀、隨感錄等欄目，刊載記者和讀者投稿。此外， 亦以“專號”形式，集中介紹來自西方的思想與各種問題、研究，如第 4 卷第 6 號的“易卜生號”、第 6 卷第 5 號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第 7 卷第 4 號 的“人口問題號”、以及第 7 卷第 6 號的“勞動節紀念號”等；有時則以大規模、 長時段的形式，專門介紹某一主題，如“馬克思主義宣傳”、“社會主義討論”、 “俄羅斯研究”、“羅素著作介紹和評論”、“工讀互助團問題”等。《新青年》以 “季刊”和“不定期刊”發行時期，常以一明確主題為當期的主軸，如季刊第 1 期的“共產國際號”，季刊第 4 期的“國民革命號”，不定期刊第 1 期的“列寧 號”、以及不定期刊第 5 期的“世界革命號”。從 1915 年 9 月《青年雜誌》創 刊到1926 年 7 月《新青年》停刊，發行時間約 12 年，刊載文章計 1,419 篇83。 81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 第1集上冊，19-20。 82 陳平原教授在《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一書中指出：「清末民初迅速崛起的報刊，已經 大致形成商業報刊、機關刊物、同人雜誌三足鼎立的局面。不同的運作模式，既根基於 相左的文化理念，也顯示不同的編輯風格。……至於晚清數量極多的同人雜誌，既追求 趣味相投，又不願結黨營私，好處是目光遠大，胸襟開闊，但有一致命弱點，那便是缺 乏穩定的財政支持，且作者圈子太小，稍有變故，當即『人亡政息』」。請參閱：陳平 原，《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62-143；所引在64。 83 本文中，《新青年》的統計資料來源是：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 編譯局研究室(編)，《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1集下冊，424-454。另外，在統計過程中， 連載的文章其連載次數亦全部計算在內。
在 1,419 篇文章中，圖 4-1-1 “《新 青年》區域比較”顯示，引介新知者有 511 篇，占 36.0%，其餘 908 篇內容主 題 為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或 中 國 事 務 ， 占 64.0%。 將《新青年》以“季刊”和“不定期 刊”方式發行的部分，亦各視為一卷84，圖4-1-2 “《新青年》世界地區分期比 例”顯示，各卷引介新知文章占比例最高 者為第 11 卷 73.2%。其次分別是第 10 卷 63.8%和第 1 卷 58.4%。此一情形恰 好與陳獨秀、《新青年》和中國共產黨的 發展關係吻合。所占比例最高的最後 2 卷，正好是《新青年》轉型為中共中央 機關刊物的時期。因此，在特定預設立場操縱下，陳獨秀、瞿秋白、張崧年 等人，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俄國共產革命的理論與實務。雖然在創刊之初， 引介新知文章比例高達58.4%，但第 2 卷滑落至 31.6%，其後約維持在 24.0% 左右，直到第 8 卷始急遽上升至 45.7%。創刊之初，陳獨秀等人秉持《青年 雜誌．社告》所揭櫫的：「本誌於各國事情學術思潮盡心灌輸，可備攻錯」85。 因此，創刊初期即致力於引介新知，使第1 卷引介新知文章占 58.4%。其後 學術界掀起一波波的運動與論戰，如新文化運動、古史辨運動、反宗教運動、 以及東西文化論戰等，知識分子傾力投入其中，使得第2 卷引介新知文章反 而下滑為 31.6%，第 3 卷再度下滑為 23.8%，其後發行的《新青年》各卷， 引介新知文章大體維持在24.0%上下。直到第 8 卷(1920 年 9 月-1921 年 4 月)因中國 84 為行文之便，本文將以“季刊”發行共4期的《新青年》改稱第10卷，以“不定期刊”發行共5 期的《新青年》為第11卷。 85 《青年雜誌．社告》；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研究室(編)， 《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1集下冊，382。 圖4-1-1 “《新青年》區域比較＂ 中國 64.0% 世界 36.0% 圖4-1-2 “《新青年》世界地區分期比例＂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比例58.4% 31.6% 23.8% 23.5% 25.2% 23.8% 27.3% 45.7% 32.0% 63.8% 73.2% 36.0% 第1卷 第2卷 第3卷 第4卷 第5卷 第6卷 第7卷 第8卷 第9卷 第10卷 第11卷 總計
共產黨成立，陳獨秀將《新青年》改為中共上海發起組的機關刊物，致力於 俄國共產革命理論與實務介紹，如從第8 卷第 1 號開始出現的“俄羅斯研究”， 即大量介紹與俄國相關的各項事務，使得第8 卷引介新知的比例迅速回升至 45.7%。此一現象再度說明，《新青年》在引介新知這部分和創刊人陳獨秀、 中國共產黨之間，有極密切的關連。 在 511 篇引介新知文章中，圖 4-1-3 “《新青年》國別比例”顯示，其來 源國家、地區分布，以俄國 24.1%最 高 ， 其 次 分 別 是 總 論 13.9%、 美 國 13.7% 、 英 國 10.6% 、 歐 洲 地 區 10.4%86。俄國高居引介新知來源的榜 首，與當時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 傳入、創刊人陳獨秀的主導、以及日 後成為機中共中央關刊物的需要等，均有一定程度的關連性。 圖 4-1-4 “《新青年》引介新知來 源分期比例：俄國”顯示，俄國所占比 例大體呈波浪型上升趨勢，尤其第 7 卷爬升幅度尤大，到第 8 卷則成長兩 倍，其後仍持續向上成長，第 9 卷 37.5%，第 10 卷 62.2%(各卷中比例最高)， 第11 卷 56.1%。 86 此處將美國、英國、法國、德國、俄國、日本等6個引介新知的主要國家獨立統計，其餘 國家因為數眾多無法一一列出說明，僅以歐洲、美洲、亞洲、非洲等四大地區加以概括， 而此四大地區的統計不再包含上述6個國家。此外，總論係指全面性、綜論性文章，無專 門、特定的國家、地區屬性。 0.0% 5.0% 10.0% 15.0% 20.0% 25.0% 圖4-1-3 “《新青年》國別比例＂ 比例13.9%13.7%10.6% 8.8% 6.5% 24.1% 7.0% 10.4% 0.6% 2.0% 0.4% 2.2% 總論 美國 英國 法國 德國 俄國 日本 歐洲 美洲 亞洲 非洲 不明 圖4-1-4 “《新青年》引介新知來源分期比例：俄國＂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俄國 7.4% 10.2% 17.1% 7.4% 5.7% 25.0% 15.8% 31.6% 37.5% 62.2% 56.1% 24.1% 第1卷 第2卷 第3卷 第4卷 第5卷 第6卷 第7卷 第8卷 第9卷 第10卷 第11卷 總計
圖 4-1-5 “《新青年》引介新知來源分期比例：美國”顯示，引介新知中， 美國占 13.7%，與第 2 名的總論僅 差0.2%。美國之所以占如此高的比 例 ， 主 要 是 受 到 胡 適 的 宣 傳 和 影 響。而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 的訪 問中國，亦使美國新知在中國形成 一股熱潮，圖4-1-5 顯示的曲線清楚 呈現出此一情形。由於杜威在 1918 年夏天來華，因此這段期間所發行的《新青年》第7-8 卷，有關美國新知的 引介，有顯著成長，從原本 10.0%以下突然上升到 26.3%，圖 4-1-6“《新青 年》引介新知來源分期比例：美國&俄國”顯示，美國新知第 8 卷達到 43.0% 的高峰，較同卷的俄國的 31.6%， 高約 11.4%。但此後胡適與陳獨秀 兩人對《新青年》的發展方向，歧 見加深，陳獨秀最後終於將《新青 年》帶向中國共產黨的懷抱。此後3 卷的《新青年》，美國地區的新知引 介，驟降至5.0%以下，與俄國地區的高比例呈現明顯反差。 圖 4-1-7 “《新青年》歐洲分區比例”顯示，歐洲地區占引介新知的 10.4%， 亦值得注意。歐洲地區的比例，所以 高 於 法 國(8.8%)、 日 本(7.0%)、 和 德 國 (6.5%)， 可 能 緣 於 胡 適 等 人 對 易 卜 生 (Henrik Ibsen, 1828-1906)的關注，以及第一 次 大 戰 的 引 爆 點 為 南 歐 ， 有 密 切 關 係 。 從 北 歐 地 區 占 將 近 一 半 的 比 例 (43.4%)，以及南歐地區高達20.8%來看，即可了解到當時知識分子對於這兩個 地區的偏好。 圖4-1-5 “《新青年》引介新知來源分期比例：美國＂ -10.0% 0.0% 10.0% 20.0% 30.0% 40.0% 50.0% 美國 9.6% 8.2% 17.1% 3.7% 5.7% 2.8% 26.3% 43.0% 2.5% 2.7% 2.4% 13.7% 第1卷 第2卷 第3卷 第4卷 第5卷 第6卷 第7卷 第8卷 第9卷 第10卷 第11卷 總計 圖4-1-6 “《新青年》引介新知來源分期比例：美國&俄國＂ -10.0%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美國 9.6% 8.2% 17.1% 3.7% 5.7% 2.8% 26.3% 43.0% 2.5% 2.7% 2.4% 13.7% 俄國 7.4% 10.2% 17.1% 7.4% 5.7% 25.0% 15.8% 31.6% 37.5% 62.2% 56.1% 24.1% 第1卷 第2卷 第3卷 第4卷 第5卷 第6卷 第7卷 第8卷 第9卷 第10卷 第11卷 總計 圖4-1-7 “《新青年》歐洲分區比例＂ 西歐 17.0% 東歐 13.2% 南歐 20.8% 歐洲 5.7% 北歐 43.4%
圖 4-1-8 “《新青年》引介新知分類比例”顯示，在引介新知的分類上， 以思想文化類占 37.6%最高。其次依 序為：政治軍事(28.4%)、社會(12.9%)、 藝術(6.7%)、以及教育(4.3%)等。“思想文 化”占 37.6%的高比例，與一般印象 中，知識分子在此時大量輸入外國各 種主義、思想，乃若合符節。尤其從 第4 卷(1918 年)起，到第6 卷(1919 年)止， 思想文化所占比例均超過 50.0%以上 (63.0%、60.0%、77.8%)，恰好說明此時正值 五四新文化運動風起雲湧的高峰期。 占比例次高的政治軍事類，曲線和思 想文化互為反背。當新文化運動風起 雲湧之際，思想文化類新知成為知識 分子們的最愛，政治軍事類則在谷底 盤旋。從第 8 卷(1920 年)起，由於《新 青年》的本質丕變，除理論的宣傳外， 實際的革命行動亦獲得重視，故政治 軍事類文章，出現逐漸回升的情形， 思想文化類則漸趨下降，從第 9 卷至第 11 卷，各地激進的革命運動、政治 理論成為《新青年》宣傳的重點，故政治軍事類在這3 卷中均遠高於思想文 化類，差距分別達40.0%、21.6%和 36.6%。 其他有關社會、藝術和教育類新知，均與當時中國的需求有密切關連， 略可說明《新青年》與時代同呼吸、共脈博的情形。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圖4-1-8 “《新青年》引介新知分類比例＂ 比例0.8% 2.2% 0.8% 12.9% 37.6% 28.4% 0.4% 0.8% 1.6% 4.3% 2.0% 0.6% 6.7% 1.2% 史學 制度 宗教 社會思想文化 政治 軍事科技國際關係婦女 教育 經濟 圖書 藝術 不明 圖4-1-9 “《新青年》引介新知分類分期比例：思想文化＂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思想文化23.4% 30.6% 22.9% 63.0% 60.0% 77.8% 42.1% 34.2% 55.0% 27.0% 14.6% 37.6% 第1卷 第2卷 第3卷 第4卷 第5卷 第6卷 第7卷 第8卷 第9卷 第10卷 第11卷 總計 圖4-1-10 “《新青年》引介新知分類分期比例：思想文化&政治軍事＂ -20.0%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思想文化23.4% 30.6% 22.9% 63.0% 60.0% 77.8% 42.1% 34.2% 55.0% 27.0% 14.6% 37.6% 政治軍事41.5% 38.8% 45.7% 0.0% 8.6% 8.3% 5.3% 22.8% 15.0% 48.6% 51.2% 28.4% 第1卷 第2卷 第3卷 第4卷 第5卷 第6卷 第7卷 第8卷 第9卷 第10卷 第11卷 總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