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臺灣社會已經進入多層次法律的處境，每一個法律層次各 有其各自的「法律轉譯」，本文將之稱為「法律移位」。「法律移 位」此一概念，中性地指涉法律繼受與法律轉譯過程中，繼受國產 生的意義與價值之移位的現象。王泰升教授在解釋臺灣的法律繼受 經驗及其啟示中，提到臺灣法律史中從「法律繼受」、「法律移植」
到「法整備支援」之歷史發展過程76。本文乃針對「法整備支援」
階段的法律生產過程，提出社會學角度的「法律轉譯」此一概念。
並以「法律移位」說明受支援國在特定法律議題上，往往會有到底 是支援國法律較優或者是本土發展較佳的爭議，這實際上除了代表 王泰升教授所說的「自主選擇」之外，也代表法律概念、機制與價 值選擇的移位。然而，此種「法律移位」在多重法律同時存在的現 況下，國際法、內國立法與司法審判實際上各有各的「法律移
76 王泰升（註4），頁65-93。
位」，而呈現彼此交錯的現象。
對照聯合國的人口販運議定書跟臺灣的人口販運防制法，對於 被害人「意願」的規範評價有一個很大的差別。在議定書裡面的
「不法手段」有很多樣態，其中之一是「取得對另一人有控制權之 人的同意」，也就是說如果取得了有控制權之人的同意時，這也是 人口販運。而在議定書第3條的（b）講到，是不是人口販運的被害 人，跟其所表示出來的同意並不相干。換句話說，在聯合國的層 次，他們討論出來的結果，重點在於「被害人是不是在一個脆弱處 境裡面」。對照我們的人口販運防制法，當我們在解釋「不能、不 知、難以求助」的構成要件的時候，立法理由與討論都說必須要具 備「違反本人意願的方法」，好像每一個不法手段都要違反本人意 願。因此，我們的法律架構跟聯合國議定書存有根本的不同。
是不是聯合國的定義就一定比較好？臺灣立法行為的成果與聯 合國不同，就一定不好？如果轉譯過程有一些改變，是不是就代表 有「落差」，應該被改善？正如前面的分析指出，聯合國議定書的 制訂，本身就是特定的社會爭議與國際政治脈絡的產物，而國內立 法的制訂，也是在國內特定的社會爭議與政治權力之中發生，如何 可能要求二者的結果要一樣呢？又如何可以因為轉譯之後有不同的 結果，而給予後者貶低性的評價呢？我們只能說，從國際法到國內 立法，這只是「法律移位」，而不是規範誤讀或者規範錯置。相對 的，我們也無法站在另外一個極端，主張本土轉譯原本就是要根據 本土的狀況而進行調整，因此「法律移位」不僅必要，而且正當。
「法律移位」是好是壞，必須深入法律的現實，根據社會實際的條 件限制，進行分析，並且試圖建立理論模型，如此才能認清現實的 樣貌，進而發現問題，提出對症下藥的方案。
國內立法也有一些選擇與聯合國議定書相同的立場，這並不代 表此種選擇就一定是好的。例如，二者都以刑罰的方式來防制人口
販運的現象，然而，刑罰是不是真的可以達到防制的目的？刑罰可 能並不必然是最好的選擇。不論在國際或內國立法討論的場合，最 後都因為某些人的力量比較大，而導致以刑罰為定調的結果。再例 如，以女性主義的立場來看，對於「性剝削」的定義，也有很大的 論戰。聯合國議定書認為當事人願不願意是不重要的，這就會反應 在：如果有從事性交易，就等於是性剝削，就等於是人口販運的被 害人，這其實是特定的女性主義思維。這跟我們臺灣的立法原則上 是一樣的，在立法上將性交易定調為性剝削。然而，全面性地將性 交易歸類為性剝削，對於人口販運問題的解決，是不是就是最好的 方式？答案也不具有必然性。我們會有這樣的選擇，純粹是當時討 論的結果。
臺灣立法上將所有「性交易」定調為「性剝削」，但是卻又強 調犯罪之構成必須「違反被害人意願」，這中間已經具有某種矛盾 性。既然所有的性交易都是一種性剝削，那麼為什麼還要判斷被害 人的意願是否被違反呢？此種矛盾使得我們在司法實踐上，產生司 法與立法想像的落差。問題在於，在司法操作上，如何去認定什麼 是「不能、不知、難以求助」？「不能、不知、難以求助」是立法 時參照刑法第225條規定而來的用語，這又牽涉，刑法妨礙性自主 罪有關違反意願的構成要件如何涵攝的問題。刑事司法基於無罪推 定以及嚴謹證據法則，對於「違反意願」這樣的構成要件，必然會 謹慎以對。最後的結果是，立法推定所有的性交易都是性剝削，但 是司法又大幅限縮「違反意願」的範圍，使得相關行為雖有性交 易，卻都無法成為法律上的人口販運行為。
看起來我們的司法實踐跟聯合國對於「脆弱處境」的解讀有很 大的落差。在實務上產生了非常弔詭的狀況，也就是立法上假設這 些被害人全都是無助的、脆弱的，沒有任何的求助可能性，所以一 旦他們從事性交易，就會變成是性剝削的被害人；但是我們在司法 實務的操作，往往看到這些被害人的參與，他可能是有意願且主
動、甚至是有好處的。因此不起訴處分書、判決書對這部分的判 斷，只要是被害人有意願來臺灣，那麼他好像就不太會成為人口販 運防制法第31條到33條之下的被害人。這弔詭的是立法上是假設他 們都是被害人，但是在實務操作上面，他們的相關案件通常會構成 要件不該當，而不是被害人。但是，不見得聯合國的見解就一定是 對的。遺憾的是，在臺灣針對此並未有太多的討論。
從上述的分析我們發現，國際法、內國立法以及司法實踐多層 次法律在人口販運的規範性內涵上，呈現彼此不一致的混亂狀況。
為了分析此種不一致的混亂狀況，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提出
「法律時空」（time-spaces of law）的概念，包括國際法、國家法、
地方法三個層次，乃是一種後現代的法律多元性（legal plurality）。
Santos認為，「法律多元性」此一概念，擴大了過去「法律多元主 義」（legal pluralism）的意義，當代法社會並非如過去的國家法／
地方法、官僚法／非官僚法、正式法／習慣法、殖民法／土著法等 二元的存在，而是國際法、國家法以及地方法等三種法律系統同時 存在77。
本文將此種多層次法律時空的概念，從國際法、國家法、地方 法，擴大到任何政治權力運作產生法律的特定領域，存在於各種社 會網絡與社會機構的運作中78。因此，本文採用Pierre Bourdieu「場
77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TOWARD A NEW LEGAL COMMON SENSE: LAW, GLOBALIZATION, AND EMANCIPATION 85-98 (2d ed. 2004).
78 這類似於Sally Falk Moore提出「半自主社會場域」（semi-autonomous social field）的概念，「半自主社會場域」乃介於國家以及個人之間的「法律秩序」
（legal order），內部具有創造規則與符號的能力，以達成其效力，但也會受到 外在規則與符號的影響。她以美國紐約成衣業為例，從布匹買賣、染色產業到 設計製衣的上、中、下游，分析廠商與廠商之間的交換關係，從中說明「半自 主社會場域」的內部規則與運作邏輯。Moore提出「半自主社會場域」的界 定，重點不在群體或組織的疆界（例如公司行號），重點在於其互動過程的 特性。Sally Falk Moore, Law and Social Change: The Semi-Autonomous Social
Field as an Appropriate Subject of Study, 7(4) L
AW &SOC’Y REV. 719, 719-46 (1973).類似觀點還有Macaulay在1963年的研究。他發現商人們在交易上不輕易動用到
域」（field）的概念，取代Santos「法律時空」的三層區分。所謂的
「 場 域 」， 是 指 不 同 權 力 （ 或 資 本 ） 分 配 結 構 所 決 定 的 位 置
（positions）之間，彼此的客觀關係所形成的網絡和建構79。對 Bourdieu而言，不論場域大小或性質，行動者之間總有尊卑、高 下、優劣的區別，場域的不同位置存在著宰制與被宰制的關係。其 間的決定因素在於行動者所具有的「資本」（capital）（包括物質、
服務、知識、身份、地位等等），行動者資本的區別，也就是權力 關係的形成。由於場域並非靜止不動的結構，在不同的位置上，行 動者會相互爭奪，以獲取更多的資本，造成權力流動和秩序變遷，
Bourdieu稱此為「符號鬥爭」（symbolic struggle）80。
「場域」的概念得以反映法律生產的實際脈絡，不只是傳統上 正式的法律制定機構，還包括各種社會場域。以人口販運案例來 說，不論是國際法討論場域、立法討論場域、司法實踐場域、或者 其他專家學者參與的場域，甚至是民間地方實踐場域，都是一個法 律生產的「場域」，本文稱為「法律場域」81。我們研究這些各自 場域的社會權力關係，可以發現法律形成的脈絡，包括人們賦予事 務意義以及日常文化實踐的權威來源。換句話說，這些場域已經成 為一個法律生產場域，在這些場域中每一個參與者都是一個權力關
紙本契約，因為這不但流於形式而且無彈性，更讓人覺得彼此缺乏信賴，甚至 可能對相互間的商業關係構成威脅。Stewart Macaulay, Non-contractual Relations
in Business: A Preliminary Study, 28(1) A
M.SOC.REV. 55, 55-67 (1963).79 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Richard Nice tra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1977).
80 Pierre Bourdieu, The Force of Law: Toward a Sociology of the Juridical Field, 38 HASTINGS L.J. 805, 814-53 (1987). “symbolic struggle” 社會學一般翻譯為「符號 鬥爭」。有人翻成「符號爭奪」，或者翻成「符號競逐」雖比較具體，但似乎隱 含了馬基維利式的權力觀，把符號當作既定的存在，而不是持續建構的社會關 係。關於 “symbolic struggle” 的翻譯，謝謝藍佩嘉教授的建議。
81 筆者曾經以「半自主社會場域」這樣的概念分析民事簡易庭的調解現場。參閱 王曉丹，規則細緻化的法律行動—試論法院民事調解的社會功能，收於：國 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基礎法學中心編，法文化研究—繼受與後繼受時代的基礎
81 筆者曾經以「半自主社會場域」這樣的概念分析民事簡易庭的調解現場。參閱 王曉丹，規則細緻化的法律行動—試論法院民事調解的社會功能，收於：國 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基礎法學中心編，法文化研究—繼受與後繼受時代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