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革命與反革命的一般論述
依據學者整理過去對「革命」語彙的研究，分析「革命」論 述，從清末對應於「改良」，漸漸地，以一種兩極相對的方式直接 對應到「反革命」。「不革命就是反革命」，革命成為救亡圖存、解 決內憂外患、實現國家統一與推動社會進步的唯一、根本手段。其
142 參見前揭（註 108）國民政府檔案，頁 2445-2454。
143 參見前揭（註 108）國民政府檔案，頁 2462。
144 參見前揭（註 108）國民政府檔案，頁 2637。
145 參見前揭（註 108）國民政府檔案，頁 2640。
146 參見前揭（註 108）國民政府檔案，頁 2644。
147 參見前揭（註 108）國民政府檔案，頁 2649。
148 朱澤雲，〈「危害民國」的共產主義女「囚犯」—憶賀龍元帥前夫人向媛姑
（三）〉，《民族團結》，5 期，頁 52-53（1996 年 5 月）。
149 參見趙金康，前揭（註 106）書，頁 223。
後，「反革命」逐漸被建構成為一種「惡」，隨即升級為「罪」150。 革命的論述日趨真理化、神聖化、正義化，變成專斷的、暴力的、
非黑即白的主流政治文化用語，由國民黨、共產黨，甚至青年黨爭 相主張，用以削弱對手、甚至剝奪對方存在的合法性，最終演變成 血腥屠殺與軍事較量151。
如果以國民黨的立場來看，1924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的號召：「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而言，北伐的「國民革命」
的訴求，其實相當明確，不難清楚界定152。甚至，這樣的訴求在國 共合作以及「聯俄容共」的過程中，也是雙方所接受的共識。然 而，這種情形，某程度反映了對「革命」意涵詮釋的任意性與武 斷。雙方均視而不見的淡化了介入資助「國民革命」的蘇俄與共產 國際的帝國主義特性153，甚至，不可能聯想到國民革命軍武力本身 是不是也屬於軍閥的一種。
至國共兩黨路線出現競爭，雙方對「革命」的結果，究竟會走 到哪裡？出現了分歧的立場。國民革命的目的究竟應該在消滅軍 閥、取消帝國主義特權、統一中國的民族主義目標達成之後宣告完 成？抑或是應該繼續繼續走向解放勞苦大眾的階級革命154？國民革 命之中，包不包含工農革命？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倒底是不是就 是社會主義？
至1927年的清黨分共行動，顯示各路人馬對「革命」詮釋的歧 異。左派的武漢國民政府通電討蔣，發出事實上無效力的「武漢國 民黨中央免蔣介石本兼各職令」，令「全體將士及革命民眾團體
（將其）拿解中央，按反革命條例懲戒。」155更彰顯反革命大旗的
150 參見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一九二○年代中國三大政黨的黨際互 動〉，《歷史研究》，5 期，頁 85（2004 年 5 月）。
151 參見王奇生，前揭（註 150）文，頁 84-191。
152 參見黃金麟，前揭（註 4）文，頁 373。
153 參見黃金麟，前揭（註 4）文，頁 377-378。
154 參見黃金麟，前揭（註 4）文，頁 378-379。
155 「武漢國民黨中央免蔣介石本兼各職令」參見武漢國民檔案（1927/4/27），收
任意性。
但是分共、清黨的範圍、方法，早就超過共黨的範圍，實際上 也沒有明確規定，亂象迭出，可想而知。在此過程中，所謂「土豪 劣紳、貪官汙吏、投機分子、反動分子及腐化、惡化分子」，按照 中央清黨委員會胡漢民隨後之解釋，「惡化分子」如共產分子與受 其勾結者，「腐化分子」如土豪劣紳、貪官汙吏等。因此，除了共 黨，主要強調要打擊土豪劣紳、貪官汙吏。但事實上，國民黨對於 誰是共產黨、跨黨分子都一直搞不清楚，對「土豪劣紳、貪官汙 吏」的定義，更是缺乏明確標準。反而成為地方權力競爭上，容易 入人於罪的藉口156。雖然胡漢民等人一直希望界定清黨的對象，希 望以「瞭解主義與否為去取的標準」，並以「黨義黨章黨紀黨政府 之政策與法律」為準。但實際之內容，顯然十分空泛，並被學者直 指為「權力呈顯於外、任意隱含於內」。157
以下，嘗試從法規規定與具體運作實踐中，探尋其意義。看看 這類「革命」、「反革命」等不確定概念之意涵，在法律操作之中，
是如何的被具體化。
二、法制上如何判定「反革命」、「危害民國」？
中國國民黨壟斷控制了法令的制訂權限，在南京國民政府訂定 的法律條文中，可以發現，清黨原則中列舉的肅清對象，有不少透 過法律明文，將之入罪化，成為刑罰之構成要件。比如針對「土豪 劣紳」的《懲治土豪劣紳條例》，中執會政治會議即曾嚴正表示
「如懲治土豪劣紳等為本黨已確定之決議案，且於第二次全國代表 大 會 中 明 白 宣 示 ， 此 在 黨 治 區 域 以 內 均 應 遵 守 ， 不 容 或 渝
錄於彭明，《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2 冊，頁 411-412。轉引自黃金麟，前揭
（註4）文，頁 380、406，註 26。
156 楊奎松，前揭（註 10）文，頁 56。
157 參見黃金麟，前揭（註 4）文，頁 386-387。
也。」158，而針對共產黨人設計的《共產黨人自首辦法》等，或針 例》從嚴處置162。又如1934年12月26日，中執會第151次常會決 議，以密函致國民政府表示「國家主義派」與共黨無異，顛覆本
作，事實上由黨直接以行政力量推行。 508、513-514。1938 年 5 月，另訂有《甄選黨部工作人員任抗戰時期檢察 官》，並在國府訓令渝字第 63 號公文中特別註明「此辦法不對外公佈」。參見 同檔案，274 卷，頁 511、513、515-516。有關國民政府時期選派特務人員轉 任司法官，以戰區檢察官名義對付共黨為主政敵之研究，詳見劉恆妏，〈戰 後初期遷台法律專業人員資格取得之研究－以國史館檔案為主之考察〉，收於
《戰後檔案與歷史研究－第九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預定2008 年 12 月 出版。
保司法人員斷案上的政治正確性。並在司法人員人事的考核選拔及 教育養成訓練過程中，大量置入黨義等內容166，確保司法單位對國 民黨黨義的熟悉167。
而在法制設計上，「黨部」，尤其是「中央黨部」，更經常被賦 予一種指導性的特殊權限。在規定上，讓國民黨黨部擁有解釋、評 斷何為「革命」的專家權力，發揮一種類似「鑑定人」或類似環保 法規上「嗅覺判定師」角色的功能。例如，在1930年4月21日，立 法院呈修正《共產黨人自首法》，要求共黨向國民黨高級黨部自 首，經核准後，再向法院或其他官署自首。此種流程設計，無異於 認為知「共」（共黨）莫若「國」（國民黨），對於一個人是否為共 黨的判斷，以國民黨高級黨部的判準為判準。法院等其他單位對於 共黨的瞭解，並不如高級黨部。此法於1930年4月26日，由國民政 府以指令802號明令公布168。此外，有時制度上更賦予黨部超越一 般人的特別權限，例如，一般民眾對反革命案件雖有「起訴權」，
但對於該等案件，僅各省、市黨部或政府才擁有「上訴權」，而中 央黨部或國民政府則是擁有其「覆審權」169。
在相關法規的解釋適用上，「三民主義」與「黨義」等，確實 成為具體化「革命」不確定概念的指導方針，不但是司法實務運作 上的判決基礎，也等於是革命論述在法律運作上具體化的操作型定 義。甚至，鼓吹以一種類似中國古代「春秋折獄」的「黨義折獄」
166 司法官訓練所之訓練，科目範圍列入黨義等，該所課程增加「法律哲學」及
「黨義判例」、「黨義擬判實習」等科目，加強一般司法機關對黨義之研究與 適用。參見高等暨普通考試各種考試條例，國史館，國民政府檔案，微捲 號：194 卷，頁 1187。
167 司法官考試科目：應以運用黨義判案為試題，不用呆板的抽象的黨義問答。
高等司法官律師考試條例 初試第一試 第五條 國文、黨義。普考「黨義」二 種：三民主義、建國方略（書記官、承審員等）高考「黨義」四種：三民主 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中國國民黨重要宣言及決議案（司法官）。參見前 揭（註166）國民政府檔案，頁 1187。
168 參見前揭（註 16）國民政府檔案，頁 1564-1567。
169 參見前揭（註 30）國民政府檔案，頁 2041-2043。
方式，將黨義當成一國法律之「基本法理」或「中心原則」170，藉
1924 年土耳其憲法（第五章），1918 年蘇俄憲法（第一編），1923 年蘇聯法
（第一編）。有時在其他法典如民法裡寫著，如拿破崙法典第五四四條、第五 三民主義講演若干部分，德國Kerrl 等所著國社黨之刑法 Nationalsozialistisches Strafrecht, Denkschrift des Preussischen Jutizministers 等。居正，〈司法黨化問 題〉，《居正先生全集（上）》，頁246（1998 年 6 月初版）。
黨部」核示，凡重要共黨及有勾結軍隊或土匪圖謀不軌行為、有陰 謀暴動之情事者，雖不屬陸軍審判範圍，亦應交軍事裁判機關審 理。審判權限被剝奪的司法院，雖陸續披陳意見，請重加研議，將 不屬陸軍審判範圍交司法院審理，以維法權。但最後仍照中央黨部 意見，將案件交給軍事裁判機關審理172。
當時畢竟還是人治色彩相當重的時代，在個人的力量部分，我 們多少還是能看到，權力集中至最高者，由權力核心的個人來決斷 的情形。
例如，過去對共黨分子或危害民國個案的處理程式，一直處於 政出多門、多頭馬車的狀態，對同一案件，不少單位都同時有權處 理。於是，我們在個案審判、管轄權的核撥過程中，看見權力集中 至黨的權力中樞個人身上的情形。1935年6月16日，戴笠曾打報告 給蔣中正，表示聽說劉燧元、黃維佑等共黨案件，調查單位尚未確 定，但聽說已送押中央調查科陳立夫手中。於是戴請軍事委員會蔣 委員長將案子轉解給他，再轉行營審究。經蔣同意，隨即令陳立夫 委員將黃維佑等人，密交予戴笠轉解行營173。
另外，在個案的認事用法部分，更常見請示黨部高層裁決或核 可的例子。如1933年12月5日，徐培根電詢蔣中正，航校學生洪啟 堯與杭州藝專學生秘密組織宣傳反動，並與共黨有密切關聯，是否 依《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從重處斷174。又1935年7月1日，戴笠也 曾上密簽直接呈送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請示其擬將其所破獲的
「中華民族共濟會」反動犯，密謀以埋炸彈炸座車方式謀刺蔣委員 長的三人，分別依《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一條第三款及同法第 十條適用刑法第四十二條與四十三條第三項等，分別處死刑與無期
「中華民族共濟會」反動犯，密謀以埋炸彈炸座車方式謀刺蔣委員 長的三人，分別依《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一條第三款及同法第 十條適用刑法第四十二條與四十三條第三項等，分別處死刑與無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