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兩岸的未來，決定於「統合」與「疏離」間的競賽，前者既由兩岸經 貿所主導，因此，兩岸經貿開放與否、彼此相互依賴程度，均隱隱然決定兩岸 的前景，其重要性不言可喻(吳玉山 1997：119-169)。但由於台灣歷經民主轉 型，政策制定視民意動向而定，兩岸經貿既然動見觀瞻，經常成為選戰訴求，
台灣民眾也對此多有看法，因此，台灣兩岸經貿政策的決策，勢將深受民意走 向所左右，但台灣民眾涉及兩岸經貿議題的態度，究竟為哪些因素所影響？此 即本文所探討的焦點。
壹、前言
整體鳥瞰今日的兩岸關係，雖存在密切的經貿往來，但卻受限於雙方的政 治對立，以致整體格局上呈現「政經悖離」的結構(吳玉山 1997：119-169；
Keng 2007)。於此背景之下，兩岸經貿究屬「共存共榮」還是「經濟掏空」？
台商西進又屬「佈局全球」抑或「出賣台灣」？面對台灣經濟積弱不振、政治 競爭持續白熱格局，對台灣民眾而言，兩岸經貿的意義益顯錯綜複雜，既涉及 國家認同、軍事安全，又牽涉經濟發展、生涯機會，難怪有關兩岸經貿開放與 否，成為台灣社會爭議話題之一(現代學術基金會 2005；高希均等 2006；群策 會 2006；林祖嘉 2008)。
而本研究所醞釀的政治背景，正是本土意識持續上揚，但經濟景氣低迷的 政經轉型階段。觀察的當時兩岸問題的民意趨勢(請參考圖二)，吾人不難發 現，台灣民眾在 1995 至 2006 年間，「不願統一」的比例(包括不贊成「立刻統 一」及「維持現狀逐步走向統一」者)，呈現逐年攀升的趨勢，但另方面認同自 己為「中國人」的比例，則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整體而言，從當時的民調資 料中，可見本土意識所顯現的動態上揚趨勢。
此外，在經濟環境方面，由於當時國際經濟景氣低迷、國內產業大量西 進、通膨問題也持續惡化，社會上失業情況也攀上新高，根據行政院主計處於 2007 年公佈的失業率調查(請見表九)，斯時台灣失業率持續擴大，並於 2002 年 達到當時的顛峰。在亞洲其他國家中，失業率直追香港和中國大陸，而在亞洲 四小龍中，台灣的失業率則高過南韓和新加坡。因此，台灣民眾面對產業外 移、失業加劇等情況，對於經貿議題將如何進行評估判準？是否因為考慮「拼 經濟」的需要，而支持擴大兩岸經貿交流？因此，本文將在上述政經背景下，
嘗試探索台灣民眾對於兩岸經貿立場的態度。
認同與放棄統一雙趨勢（1994-2006/02）
60.8 65.3 65.6 67.4
68.7
66.5 66.5 69.8 68.4
72.6 73.9 易」(trading with the enemy，Liberman 1996；Higham 1984)，隱藏在疑慮與敵 意背後的認同因素，勢必將扮演吾人不可輕忽的角色，因此，決定民眾政策態 度的關鍵究竟為何？不免令人好奇。
表九、1997~2007 年主要國家失業率趨勢
年度 中華
民國 美 國 日 本 德 國 法 國 英 國 南 韓 新加坡 香 港 中國 大陸
1997 2.7 4.9 3.4 12.5 12.1 7.2 2.6 1.4 2.2 3.1 1998 2.7 4.5 4.1 11.4 11.5 6.3 6.8 2.5 4.7 3.1 1999 2.9 4.2 4.7 11.2 10.8 6.1 6.3 2.8 6.2 3.1 2000 3.0 4.0 4.7 10.0 9.5 5.6 4.4 2.7 4.9 3.1 2001 4.6 4.7 5.0 10.0 8.7 5.1 4.0 2.7 5.1 3.6 2002 5.2 5.8 5.4 10.9 9.0 5.2 3.3 3.6 7.3 4.0 2003 5.0 6.0 5.3 11.6 9.7 5.0 3.6 4.0 7.9 4.3 2004 4.4 5.5 4.7 11.7 10.0 4.8 3.7 3.4 6.8 4.2 2005 4.1 5.1 4.4 13.0 9.8 4.7 3.7 3.1 5.6 4.2 2006 3.9 4.6 4.1 12.0 9.1 5.4 3.5 2.7 4.8 4.1 2007
(9 月前) 3.9 4.5 3.9 9.3 8.3 5.4 3.3 2.3 4.2 4.1
資料來源：國民經濟動向統計季報 (第 119 期, 96 年 11 月版)，2007 年，行政院主計處，
http://www.stat.gov.tw/ct.asp?xItem=18581&ctNode=3565。
根據下文文獻檢閱可知，目前有關台灣民意的研究顯示，涉及兩岸經貿的 民調研究，似乎均強調「理性」與「感性」因素兼具，兩種力量同時牽扯拉動 台灣民眾的政策立場(吳乃德 1992；吳乃德 1993；謝復生 1995；吳玉山 1999：153-173；Dittmer 2005；吳乃德 2005；Keng et al. 2006)，但對於兩者 如何相互影響？究竟何者為本、何者為末？卻缺乏進一步的探討。有鑒於此，
本文不僅停留在理性與感性的交織，更希望進一步釐清決定兩岸未來的理性、
感性因素，兩者間錯綜複雜關係究竟為何？
基於上述架構，本文探討的出發點為台灣民眾對兩岸經貿交流所持的立 場，並進一步從「理性自利」與「感性認同」兩個面向，分析影響民眾相關政 策立場之決定因素。根據本文研究發現，影響民眾兩岸經貿立場的因素，看似 同時受到「理性」與「感性」因素的影響，然進一步探究「理性自利」層面最 關鍵的「自我評估的預期利害」時，卻發現其實際深受「台灣意識」、「族群 認同」等感性因素所左右。換言之，若當事人在「感性認同」層面上以對岸為 敵、抗拒兩岸統合時，將傾向凸顯開放兩岸經貿的不利影響，反之，若當事人 在「感性/認同」層面上以對岸為友、力促兩岸統合時，將傾向強調開放兩岸經 貿的有利因素。也就是說，先於「理性抉擇」的「利益認知」，其實往往為更 根深蒂固的政治認同與台灣意識所形塑，決定民眾兩岸交流所採立場的關鍵，
說到頭來，還是在於認同層面的因素。
為系統分析前述議題，本文將分為以下幾個部份。次節主要探討「理性自 利」及「感性認同」的相關文獻，藉此汲取理論啟發。其後第三節，將陳述本
文的研究方法、研究資料及研究假設，並說明兩岸架構下，「理性」與「感 性」因素如何呈現。第四節則針對上述的「理性」與「感性」兩層面之各項變 數進行檢證，以發掘「理性」與「感性」的影響，以及兩者如何相互影響。最 後於結論中，就理論與實證層面，討論本分析架構應用於兩岸經貿議題之研究 啟發。
貳、兩岸關係的民意結構：「理性」與「感性」的對話
「理性自利」與「感性認同」為近年民意研究中兩個主要的理論取向。根 據相關文獻顯示，人們無論在私領域的「個人行為」或公領域中的「集體行 動」，往往同時受到「價值情感」和「物質利益」所驅動，但這兩種行為動機 卻經常混雜難辨，造成吾人解釋上的困擾。本節首先就「理性自利」與「感性 認同」兩類因素進行整理爬梳，之後再就涉及兩岸經貿的民意結構理性與感性 的層面，進行相關文獻的檢討。
一、民意結構中的理性與感性
誠如前述，在分析民眾對各項政策議題所採取立場的研究中，「理性選 擇」(rational self-interest) 與「象徵政治」(symbolic politics) 是兩個最重要的解 釋面向。Sears(2001)將基於理性抉擇解釋政治行為者視為「理性自利」觀點，
而由情緒與認同等情感面向的政治行為則稱為「象徵政治」角度。
「理性選擇」觀點主要基於「自利」與「理性」的預設 (assumption)，循 著演繹邏輯研究政治現象。理性選擇學派假定：人是理性個體，將有意識地以 最小成本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self-interest maximization)，強調人在政治活 動中是理性的，會在若干行動方案中選擇有利於己的方案。例如不少學者們運 用「空間模型」(spatial model)將民眾或政黨在不同議題上所持的立場納入分 析，考量選民自身與各政黨或候選人在重要議題上相對位置的遠近，藉以解析 選民為何支持特定政黨或候選人。相同模型亦曾用以解析不同的民意分佈與選 舉制度下，各政黨採取趨同或分殊議題立場之因(Downs 1957)。此外，Sears and Funk(1991)也對自利行為做出定義，認為自利行為係目標導向，自利必須滿 足幾個要件，即利益是中短期的、是關於物質性的、且與個人自身相關，而理 性計算是一種極大化個人利益的手段，而此手段即為理性行動的誘因。
其中，Hardin (1995) 對理性抉擇與政治認同的討論，影響清晰可見。他認 為群體認同亦來自於個體自我利益的判準。個人對某特定團體認同或提供服務 的前提在於，個人奉獻時，對於自我利益造成的損失判斷可從認同的團體獲得 彌補或得到更多好處，而所有對國家族群等團體關係的認同及奉獻，皆可歸因
於自我利益為主的誘因。個人對群體的認同並非原生的，也不是因為對群體利 益的關心超乎個人自身利益考量而認同該群體，而是因為感到認同是有利的。3 換言之，任何認同的選擇都是深思熟慮後的行動，或說是有目的的行動，同時 個人因為在群體生活中認知利益，進而創造出對該群體的認同感，因此，認同 實乃利益彙集，而非在特定歷史境況下，透過共同的社會化過程所產生。
相對「理性選擇」途徑將認同視為個別行為者的利害計算，「象徵政治」
的看法與上述觀點對立，其乃 Edelman (1964, 1971) 於 60 年代首先提出。
Edelman 認為一般大眾憂慮所處環境複雜且充滿威脅，自身卻無力改變，因 此，須依附一些政治菁英提出的政治象徵，藉以簡化複雜的政治世界，並減緩 內在焦慮與不安；政治菁英則藉著提供團體認同或對領袖的依附，減輕民眾壓 力，並將民眾精力轉而投注到群眾暴力或政治順從。前述象徵政治的解釋途徑 後來由Sears et al.(1979, 1980)發揚光大，Sears et al. (1979) 定義「象徵政治」為 社會化過程所形成的態度，此態度同時兼具暗示及情感成分。當民眾在成年後 遇到重要事務或需採取政治行動時，一些政治象徵如美國的「族群融合」或
「有色人種」，均可啟動族群態度或偏見等「既有的政治定向」(predisposition) 而產生習慣性反應。民眾對於議題的立場態度，主要決定於成長過程中已然成 形的既有政治定向，4 外來資訊內含的類似象徵將「喚起」(evoke)並「觸動」
(activate)個人記憶中相同的象徵節點，此為情感反射且無意識的過程(Sears 1993；Sears and Funk 1991；Sears and Kinder 1985)。
從上述有關「理性自利」與「象徵政治」理論基礎的討論中發現，就「理 性自利」而言，其主要內涵在於物質需求層面，透過理性計算自身條件，且為 短程或中程因素，相對於「象徵政治」所側重的政治認同因素，「理性自利」
的考量較易變動。就「象徵政治」而言，主要內涵在於長期社會化後所獲得的 情感認同或態度等「政治傾向」，Sears et al.的研究發現：民眾考量是否支持特 定政策時，有關「象徵政治」的情感認同等因素，往往壓過理性計算的自利考 量。晚進的研究也開始探索「理性」和「感性」間的連結，如 Conover et al.(1987)認為，在前瞻政府經濟表現的形成過程中，儘管選民傾向評估通貨膨 脹與失業比例，但若受到個人特質與政黨傾向影響，則對於經濟事務之評估將 可能出現偏誤，並影響其投票抉擇。
3 Hardin 認為個人之所以產生認同或做出奉獻，肇因於人們發現強力認同的人總能獲得好地
3 Hardin 認為個人之所以產生認同或做出奉獻，肇因於人們發現強力認同的人總能獲得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