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認同的起源與政治效果之研究(II)

(1)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台灣認同的起源與政治效果之研究(第 2 年)

研究成果報告(完整版)

計畫類別：個別型計畫編號： NSC 95-2414-H-004-051-SSS 執行期間： 96 年 08 月 01 日至 98 年 07 月 31 日執行單位：國立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計畫主持人：陳陸輝共同主持人：耿曙處理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98 年 08 月 11 日

(2)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台灣認同的起源與政治效果之研究

The Origins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aiwan Identity

計畫類別：█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5-2414-H-004-051-SSS

執行期間：九十五年八月一日至九十八年七月一日

計畫主持人：陳陸輝研究員

共同主持人：耿曙、鄭夙芬、游清鑫

計畫參與人員：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理：陳正偉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兼任助理：張雅雯

執行單位：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中華民國九十八年七月三十一日

(3)

目

錄

第一章、研究緣起與目的... 1 壹、研究緣起 ... 1 貳、研究目的 ... 2 第二章、理論基礎與文獻檢閱... 3 壹、國外相關研究 ... 3 貳、國內相關研究 ... 8 參、重要參考文獻的分析與討論 ... 14 第三章、研究方法與研究資料... 17 壹、研究方法：電訪與焦點團體 ... 17 貳、研究資料及訪問時間 ... 22 第四章、台灣認同起源的初探... 25 壹、前言 ... 25 貳、理論基礎與國內外相關研究回顧 ... 26 參、研究方法、研究資料與研究假設 ... 35 肆、資料分析與詮釋 ... 37 伍、綜合討論與結論 ... 42 第五章、台灣認同與兩岸經貿交流... 43 壹、前言 ... 43 貳、兩岸關係的民意結構：「理性」與「感性」的對話 ... 46 參、與對手貿易：台灣民眾有關兩岸經貿開放立場分析 ... 49 肆、當理性與感性相遇： ... 53 兩岸經貿交往之順序勝算對數分析 ... 53 伍、結論 ... 59 第六章、台灣認同與投票行為... 63 壹、前言 ... 63 貳、文獻檢閱：理性與感性的對話 ... 64 參、研究方法、研究資料與研究假設 ... 68 肆、資料分析與討論 ... 70 伍、結論 ... 75

(4)

第七章、本研究完成之工作項目及自評... 77 參考文獻... 79 附錄... 87 附錄一.1 第一次電訪問卷 ... 87 附錄一.2 第一次電訪訪問結果次數分配 ... 101 附錄一.3 第一次電訪訪問編碼簿 ... 116 附錄二.1 第二次電訪問卷 ... 139 附錄二.2 第二次電訪訪問結果次數分配 ... 151 附錄二.3 第二次電訪訪問編碼簿 ... 165 附錄三.1 焦點團體問卷 ... 189 附錄三.2 焦點團體逐字稿（客家省籍） ... 192 附錄三.3 焦點團體逐字稿（閩南省籍） ... 273 附錄四第五章各模型變項之處理方式 ... 390 附錄五第六章成功樣本分佈情況 ... 393 附錄六第六章指標建構與分佈結果 ... 394 附錄七第六章獨立變數的測量與編碼方式 ... 396

(5)

圖

次

圖一、台灣四大族群在人群分類上的組成... 9 圖二、台灣「統獨民意」與「中國認同」的趨勢... 44

(6)

表

次

表一、台灣重要政治態度與政黨得票的趨勢表... 2 表二、本研究第一年工作進度... 22 表三、本研究第二年工作進度... 22 表四、本研究電話訪問調查之相關資訊... 23 表五、本研究焦點訪談之相關資訊... 23 表七、台灣認同量表的平均數、標準出與信度檢定資訊... 39 表八、民眾台灣認同起源的迴歸分析模型... 41 表九、1997~2007 年主要國家失業率趨勢 ... 45 表十、民眾對兩岸經貿交流應該管制或是開放的態度分佈... 53 表十一、影響民眾兩岸經貿交流立場的順序對數勝算模型... 55 表十二、影響民眾「自評利益」的順序對數勝算模型... 58 表十三、民眾台灣意識的分佈... 71 表十四、民眾對兩岸經貿交流的立場與開放後經濟變化評估的次數分配表... 72 表十五、宣布台灣獨立後中共是否動武的民眾認知分佈... 72 表十六、台灣意識、經貿交流利益與武力威脅對總統投票意向之影響... 74

(7)

第一章、研究緣起與目的

在台灣選舉政治（electoral politics）的研究中，除了影響選民投票行為的三個主要變數：政黨認同、候選人形象以及議題立場之外，有關政治認同的一個最重要變數，當屬台灣認同(Taiwan identity)。有關此一概念的應用以及相關研究相當豐富，不過，對於台灣認同的形成以及政治後果，卻未見有系統地分析，而相關的測量工具，也有檢討的必要。本研究的目的，即希望運用兩年的研究時間，結合質性以及量化研究方法，利用焦點團體訪談法以及隨機抽樣調查研究等方法的結合，深入分析台灣認同的起源以及其政治後果。以下僅就研究背景、目的與研究重要性，依序說明。

壹、研究緣起

在過去十幾年中，台灣選舉政治以及民意分佈的趨勢出現了幾個值得注意的現象。首先，曾經在野的民進黨，在立法委員選舉中所獲得的支持相當穩定，一直保持著將近三分之一的得票率。在總統大選方面，民進黨雖在 1996 年之得票偏低，但是在 2000 年陳水扁先生以接近四成的得票率贏得中央執政權，並在 2004 年總統選舉中首次以過半的選票繼續連任，展現民進黨的穩定選民基礎。除了選舉的表現之外，一個影響選民投票行的重要因素---政黨認同，也值得觀察。自 1992 年到 2004 年間，民眾認同民進黨的比例，從 3.3%上升至 24.7%，顯示選民對民進黨情感上依附的程度也有重要的成長。而台灣選舉政治中，另外一個非常重要也與本研究密切相關的統獨立場，則自 1994 年（由於該組題目自 1994 年始有固定的問卷設計）調查時的一成傾向獨立的比例，上升至 2004 年的接近兩成。相對而言，本研究的研究主題相關的概念---台灣人認同，是上述幾個趨勢中，上升比例最高者。自 1992 年有一成七的比例認同自己為台灣人上升至 2004 年的四成多。因此，在上述諸多趨勢中我們發現：自民主化以來，過去十幾年來民眾對民進黨的選舉支持有相當幅度的增加、對於民進黨的感情認同也持續增溫，但是，在對「台灣人認同」連年攀高的情況下，民眾卻在支持獨立的統獨傾向上相對穩定而「低調」。此一現象，引發我們的好奇。當面對兩岸的交流以及未來的安排，民眾是以理性自利為考慮？還是以感性的認同來衡量？而所謂的「台灣認同」的起源究竟為何？是集體的記憶？悲情的訴求？還是經由菁英建構所得？台灣認同除了與民眾的統獨態度之間有高度的關聯性之外，台灣認同或是台灣意識對我們台灣選舉政治以及兩岸的互動上，

(8)

是否有重要的政治後果？因此，扮演台灣民眾重要感性層面的台灣認同的起源以及其政治後果，實有系統性研究的必要。表一、台灣重要政治態度與政黨得票的趨勢表 1992 年 1996 年 2000 年 2004 年差距2 民進黨得票率1 31.0% 21.1% 39.3% 50.1% 19.1% 民進黨認同者 3.3% 12.8% 26.0% 24.7% 21.4% 傾向獨立者3 11.2% 13.6% 14.6% 19.5% 8.3% 台灣人認同者 17.6% 24.1% 36.9% 41.1% 23.5% 說明：1 1992 年為立委得票率，其餘各年為總統得票率。 2_{差距為 2004 年減去 1992 年。} 3_{傾向獨立者為主張「維持現狀以後走向獨立」以及「儘快宣佈獨立」者。由於無 1992 年的} 資料，表中為1994 年的調查研究資料。資料來源：民進黨得票率為歷年中央選委會資料，三項政治態度為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歷年調查訪問資料。

貳、研究目的

從過去相關的研究中可以發現，有關台灣民眾國家認同的起源有相當多的討論。許多研究中所使用的概念雖經過操作化或是論述的方式呈現，並以調查研究的工具訪問具有代表性的民眾，不過，其具體意涵，實有釐清之必要。例如，「『認同』自己是『台灣人』」中，所謂的『認同』以及『台灣人』的具體意涵需要藉助民眾提供的一手資訊來加以釐清。而民眾認為自己「『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實質意義，也需進一步探究。本研究希望結合質性以及量化的研究，瞭解台灣民眾眼中所謂「台灣認同」這個概念的具體意涵，並進一步研擬適當的測量工具，對於台灣認同的起源與政治後果，作系統性的分析與觀察。而本研究相關的研究結果與測量工具在研究完成之後，更可分享供國內外學界使用，故就理論的意涵與實際的應用上，本研究皆有其重要性。

(9)

第二章、理論基礎與文獻檢閱

Charles Taylor 認為任何有意識的行為，必然源於一種「詮釋的基準」 (horizon of interpretation)，否則必將流於「恣意妄為」(蕭高彥 1998﹕491)。這種「詮釋基準」最終乃根源於行為主體的「認同」，也就是自己對於「己身究何所屬」問題的定位。因此，對 Taylor 而言，「認同」乃是行為主體進行判斷時「無可逃避的框架」(Taylor 1989/2001﹕3-33)。如果從同一角度出發來說明個人或是集體的「政治行為」，則如江宜樺所言﹕「國家認同問題的重要性在於它牽涉到一個政治共同體成員『自我命名』及『自我瞭解』的過程。由於『自我』如何界定，常常是主體產生行動的『先決條件』或『預設條件』，因此許多人認為『國家認同』問題，是政治共同體最『根本』的問題」(江宜樺 1998﹕3，括號由申請人所加註以強調其內容)。同樣地，吳乃德亦有類似看法，他認為「民族認同是當代台灣政治最重要，最顯著的議題。不論是現在或未來，民眾的民族認同之態度和內涵都是兩岸關係中最重要的變數。」 (2005：6) 因此，對台灣民眾而言，台灣認同當然是一個政治行動的重要參考與詮釋基準。而其分佈的變化趨勢，更與台灣的選舉政治以及兩岸的互動，有重要的政治意義。本研究以「台灣認同」為研究主題，自當從國家認同與族群關係的相關文獻探討入手。以下，將先檢閱國內外相關文獻。

壹、國外相關研究

國外與認同相關的文獻頗多，究其根源，應始自民族主義的研究傳統以及民族主義起源的爭論兩個主題。而對於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之間關聯的幾種解釋途徑、族群接觸與族群競爭的討論以及族群態度對於民眾政治態度與政治行為的影響，國外的文獻相當豐富。以下，就依序加以介紹。一、「民族主義」領域的研究傳統﹕「集體連綴」與「文化慣性」國外有關「國家/族群認同」(national/ethnic identity) 之討論，基本是依循「民族/國族主義」之研究傳統 (參考如 Geoff and Suny 1996; Hutchinson and Smith 1994; Hutchinson and Smith 1996﹔石之瑜 1999、2001﹔江宜樺 1998﹔汪宏倫 2001)，追本溯源，如 Benedict Anderson 所言，西方有關「民族/國族主義」的研究，在過去 20 多年中，無論於方法於理論，均取得長足進展 (Anderson 1991/1999﹕第二版序，頁 1)。

(10)

上述「當代理論」 (如 Gellner､Anderson､Hobsbawm 等) 之主要特徵在於 (可參考 Carulo 1997﹔江宜樺 2000﹕36﹔汪宏倫 2001﹔徐迅 1998)：(1) 多集中探討有關「民族主義/民族國家的起源」問題 (如前述著作)，(2) 多將「民族/國族主義」的起源﹐歸因於其「現代化」社會背景 (如工業主義，資本主義、社會動員、現代戰爭、大眾傳播、現代官僚-國家機器等之興起) (Smith 1995/2002﹕ 34)，(3) 多將此「民族/國族主義」式的集體認同，理解為「共享的文化」 (shared culture) (Gellner 1997/2001: 4)，或如 Geertz 所言，「作為『文化體系』的意識形態」 (1973/1999﹕221-66)，(4) 故此類文獻亦多強調「民族/國族主義」中之建構成份，如Anderson 便將其定義為「文化的建構」(cultural artifacts) (Anderson 同前書﹕9)，而以「主觀面」為其核心特質所在。

不過，上述理論傳統存在兩項限制，一則乃其「方法論上的集體主義」 (methodological holism)，理論建構於「集體層次」，因而若論及理論之「微觀基礎」(micro-foundation)，則完全須仰仗連結「個體」、形成「集體」的機制 (李廣均 1996﹔陳朝政 2002)。其次則為其高度側重「結構的型塑力量」 (structural force)，往往隱含「過度社會化的個體」(over-socialized concept of man) 預設，以致高度凸出此「共享文化」的「慣性」，無力解釋較為劇烈的「認同變遷」(李廣均 1996﹔陳朝政 2002)。就前述表一所見，台灣民主化的過程當中，許多重要認同皆呈現重要的消長趨勢，因此，就本研究而言，「認同變遷」應是一個觀察重點。二、「民族認同」的爭論：「原生說」對「工具說」、「消亡觀」對「崛起觀」目前之「民族/國族認同」領域，存在有「原生說」(primodialism 或稱「本質說」 essentialism) ，與「工具說」 (instrumentalism 或稱「建構說」 constructivism) 之爭辯 (如 Smith 1995/2002﹕33-58)。「原生說」強調「族群認同」之本質遺緒，而「工具說」則側重「族群認同」之當下建構，兩造之爭論，仍時見於相關文獻之中。另一方面，目前有關「民族/國族認同」的研究領域，在「全球文化」強烈衝擊各個國家的當下，亦有民族/國族認同「消亡觀」與「崛起觀」的爭議。前者如 G. Pascal Zachary 所稱﹕「[處於全球時代中] ，國家和族群不再能給所有人共同的認同。…[全球時代的人們] 將由重疊的忠誠和與眾不同的自我定義來界定」(1999/2002: 24-26)。甚至如「民族主義」的重量級學者 Hobsbawm 亦作如是觀，他認為﹕「未來的世界歷史，絕不可能是『民族』和『民族國家』的歷史… [未來]我們將看到民族國家和族群語言團體，如何在新興的超民族主義

(11)

重建全球的過程中，被淘汰或整合到跨國的世界體系中」(1990/1996﹕252)。但另方面，Smith 卻強烈批評此「經濟化約」傾向，並指出﹕面對「全球/普遍文化」之襲捲，人們對自身「文化/民族認同」的依戀，必將更加熾烈，證之以「族群衝突」的強度與數量，仍係與日俱增，甚至高度工業化國家亦然。Smith 因而認為﹕「我們看不出有形成『全球認同』的趨勢，也見不到有這樣的呼聲，更不確定有以世界主義『膚淺文化』，取代現存『深厚文化』之集體健忘症發生的可能」(1995/2002: 14﹐譯文經申請人略加修改)。而本研究的台灣認同在面對兩岸的經貿交流以及文化互動頻仍之際，本是華人文化的共同性、政治制度的不同安排以及經濟利益上的彼此吸引，究竟會激盪出何種結果，實值得觀察。三、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之間關聯的幾種解釋途徑

對國家的認同或是歸屬（national identity/national attachment）以及對自己所屬族群的認同或是歸屬(ethnic identity/ethnic attachment)之間，是一致的還是有衝突的？這個問題，在任何多元族群的社會中，是特別重要的。Sidaniu 等人（1997）整理學界對於此一問題所提出的至少三種解釋。第一種即所謂熔爐的觀點（melting pot perspective），該論點強調個人不重視自己原屬的族群團體而融入自身目前所處的國家中。因此，如果此一觀點成立，各族群團體對於國家的認同應該不存在差異，而且對自身族群認同的強度與國家認同之間，應該不存在關聯性甚至是負相關。第二種是族群的多元主義（ethnic pluralism），該論點認為，各族群團體仍然維持其區別性，不過，族群間認為彼此是社會的平等伙伴，而個人可以同時對所屬族群團體以及國家抱持正面的認同（de la Garza, Falcon, and Garcia, 1996）。至於團體支配（group dominance）的途徑（Sidanius 1993）則認為在多元族群的社會經常是一個族群支配其他族群。支配的族群認為他對於國家的資源以及符號具備有所有權。因此，該途徑隱含一個以團體為基礎、階層式建構的社會。而對於支配團體來說，其國家認同遠高於被支配的團體。Sidaniu 等人（1997）運用針對以色列境內的猶太人與阿拉伯人以及美國境內針對白人（即歐洲裔）、非洲裔、拉丁裔以及亞洲裔民眾進行跨國以及跨族群的比較研究，雖然結論對於上述三個解釋都可以找出部分的支持，不過，團體支配的解釋似乎更勝一籌。

(12)

四、族群接觸與族群競爭的討論在多元族群的社會中，族群之間或許刻意隔離，或許有密切的接觸，彼此對於各種資源之間，有時也存在著合作或是競爭的關係。因此，這些接觸與競爭對於不同族群的政治態度或是族群態度是會激化對立？還是可以藉著增進瞭解而促進和諧？學者們針對上述情況所做的研究，主要的理論包括了族群接觸假說以及族群競爭模型。族群接觸假說（contact hypothesis）認為當族群之間是在平等社會地位下，為了共同或是互賴的目標而接觸，此種不同族群間的接觸有助於族群間的容忍與和諧（Allport 1958, chap. 16; Pettigrew 1971: 274-78;轉引自 Belanger and Pinard, 1991: 450）。由於不同族群之間隔離所導致對於彼此的陌生，因此，不同族群間的接觸對於化解過去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以及敵意（hostility）有其正面效果。Sigelman 與 Welch（1993）也發現：由於社會中族群分佈的比例不均，因此，以白人為多數的美國，當黑人擁有白人朋友或是白人居住在與黑人經常接觸的區域，彼此的族群敵意都會降低。

而族群競爭模型（ethnic competition model）則強調現代化帶來族群之間在工作、住屋以及其他有價值資源的競爭。當族群間的競爭增加，以族群為界線的族群衝突以及社會運動也隨之發生（Barth 1969; Hannan 1979; Olzak and Nagel 1986; 轉引自 Belanger and Pinard, 1991: 446）。

Hannan（1979: 272-273;轉引自 Belanger and Pinard 1991: 455）認為，當兩個族群團體在職業分佈上愈相近，彼此之間的競爭愈激烈。不過，Belanger 與 Pinard（1991: 455-5）觀察多族群的瑞士之情況發現，瑞士境內法語以及德語居民在職業上分佈相近，卻是一個異常和諧的社會。因此，Belanger 與 Pinard （1991）指出，不同族群之間的工作競爭未必會導致族群之間的衝突。他們認為，族群間的工作競爭會導致族群衝突，必須具備以下必要條件。該競爭必須被視為不公平的、該競爭關係必須不具備競爭的族群間互賴的特性以及競爭的標的物必須是集體的而非個人的財貨。Belanger 與 Pinard 進一步分析加拿大魁北克省的獨立運動，他們發現，不同族群之間的工作競爭未必導致他們支持分離運動，不過，當不同的族群認為工作競爭是不公平或是不同族群在工作上的彼此依賴程度降低時，他們對於魁北克獨立運動的支持顯著提高。五、族群態度對於民眾政治態度與政治行為的影響有關族群態度對於民眾政治態度以及行為影響的相關討論，是美國政治學界的一個研究重點。相關的文獻不勝枚舉，且偶見不同立場學者熱烈交鋒（如 Sears 等人 2000 所編一書，Kinder 與 Sniderman 的熱烈對話）。本研究選擇

(13)

「符號政治」（symbolic politics）與「自利」（self-interest）兩種解釋途徑來加以說明。「符號政治」一詞進行研究最知名的學者，首推 Murray Edelman (1964, 1971)之研究。他認為，一般大眾憂慮其所處環境充滿威脅且複雜卻無力改變，因此，他們藉著依附一些由政治菁英所提出的政治迷思或是儀式等政治符號，來簡化複雜的政治世界，並減緩其內在焦慮與不安。政治菁英藉著提供一些政治敵人、團體認同或是對領袖的依附，減輕一般民眾的壓力，並將其精力，轉而投注到群眾暴力或是政治順從。依據Sears (1993) 的整理，他認為 Edelman 的符號政治學有六個主要命題： 1. 危機無所不在，所以民眾持續感受威脅並感到憂慮。也因此，造就了民眾對於抽象符號依附的需求，以減低這些內在憂慮。 2. 由於政治世界模糊且複雜，因此，民眾對於政治標的也採取模擬兩可而非具體的偏好。這使得政府以及政治菁英可以運用民眾模擬兩可的政治偏好而加以動員。 3. 政治符號是社會建構的，他們是市井小民希望、恐懼以及夢想的投射。 4. Edelman(1978)特別強調政治菁英運用迷思(myth)、隱喻(metaphor)、承諾(engagement)以及不同的政治語言(political language)來操縱動員大眾。 5. 民眾的政治世界由一些簡單的迷思而取代。例如，仁慈的領導者可以救生民於水火、國家或是團體服膺領袖就可以勝利成功等等。 6. 政治實際上是以為團體爭取特定、可見的利益諸多行動為核心，不過，政治的「真實」本質是符號。因此，這些抽象卻有力的政治符號，簡化了政治世界，使得民眾減低了恐懼與複雜政治世界的不確定感。所謂符號政治的解釋途徑後來由Sears 等人（1979, 1980）發揚光大，藉以解釋選民對公共政策的態度以及政治行為。Sears（1979）等人所定義的符號政治，強調的是早年社會化時所形成的，具有情感成分且是符號性的態度。當民眾在成年以後遇到重大事務或是需要採取政治行動時，以一些政治符號，像美國的族群融合（integration）或是「黑人」（blacks）等這類存在已久的符號，來啟動如族群態度或是偏見等「既有的政治定向」（predisposition），而做出習慣性的反應。符號政治強調的是政治社會化的理論，認為個人在青年時期所形成的特定政治傾向相對穩定，如民眾的政黨認同以及族群態度，而這些態度對成年時期政治態度會發生影響。且以認知協調理論（cognitive consistence

(14)

theories）觀之，成年的態度會與早年的政治態度相符。相對而言，另外一種解釋途徑則著眼於民眾是否會因為自利（self-interest）而支持特定政策或是採取政治行動？從 Downs（1957）以來的觀點是認為民眾接受特定偏好以增進其個人利益並投票支持採取相同觀點的候選人。Sears 等人（1979：370）檢視過去有關自利的分析，他們將其區分為三種研究方法。首先是以總體資料為分析單位，檢視總體層次的經濟相關數據的變動與總統會是國會選舉的得票分佈。例如，看總體的經濟成長率或是失業率分析執政黨在選舉中的表現。其次，則是以個體資料分析個別團體成員與跟該團體成員有利益相關議題上的態度分佈。例如，看個別女性在與女性相關政策上態度。第三則是對個人有直接影響的議題，對其行為或是態度的影響。例如，當政府要採取或是削減特定福利政策支出時，檢視與該福利政策變動切身相關者的態度與行為。不過，上述三種研究結果似乎並未支持「自利」對民眾政治態度與行為的影響。因此，他們認為，符號政治相對於自利的解釋，提供了對於民眾政治態度與行為較佳的解釋。本研究中的台灣認同相當適合擔任「符號政治」中，對於民眾政治態度以及政治行為的解釋變項。而民眾是否會因為「自利」等務實考慮，而有不同的政治態度會是政治行為，自然是一個絕佳的研究對立假設。

貳、國內相關研究

正如 Isaacs 所言，「在我們這個時代，追求更高或至少是平等的自尊，也正是這種需求的觸、受、愛、取、有，顛覆了所有這類形式的位階，並成為政治火山的主要動能之一。……一旦弱勢族群不再屈服，對加害者與受害者來說，族群認同都將成為一個問題，而且遲早會爆發成為社會政治的衝突與危機」（Isaacs 2004:68）。這種因族群問題而來的紛亂，不僅在世界各地不斷發生，也似乎是台灣當前問題的寫照，因而族群及認同的相關問題，也近年來成為一個相當受到重視的研究主題。謹就學者們關注的主題，分述如下。一、台灣的族群分類有關台灣的族群分類及族群意識的起源方面，學者們基本上也是依循上述西方之理論及研究，來討論此一問題。最早深入研究此一問題者，首推吳乃德、張桂茂及王甫昌等人，在 1993 年出版的「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一書中，吳乃德、王甫昌及張茂桂都分別談到了台灣族群認同的起源（張茂桂等 1993），大致上都不脫離以「省籍」做為區分的本省族群與外省族群分類，或是原住民／閩南人／客家人／外省人等四大族群的分類。（吳乃德 1993；王甫

(15)

昌 1993、2003；張茂桂 1993）但王甫昌在 2003 年出版的「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一書中，也將台灣過去十年來有關台灣族群分類的源起做了有系統的討論及總結，其「台灣四大族群在人群分類上的組成」（見圖一），清楚地顯示了在台灣目前人口結構中，四大族群多元分立的情況，同時也說明了在四大族群的分類中，還包括了「原漢（原住民／漢人）之分」、「省籍（本省人／外省人）之分」、及「閩客（閩南人／客家人）之分」三等種族群相對性，以及這些族群的相對位置；另外，也明白顯示了個人在此一架構之中所具有的「多重身分」。【原漢之分】漢人本【省籍之分】省人︻【閩客之分】四大族群的區分︼圖一、台灣四大族群在人群分類上的組成（引自王甫昌，2003:57）根據相關文獻﹐不論是省籍之分或四大族群之分，可以明確歸納出，學者們對於台灣族群的分類及族群意識的起源，大致不脫上述的架構（吳乃德 1993；王甫昌 1993、2003；施正鋒 2000；張茂桂 1993）。不過如此的分類方式，從族群認同—甚至一切認同—的關鍵在於「區別」(distinction, Bourdieu, 1984)的角度來看，唯有界定「他者」，方能彰顯「自我」，唯有意識出「他群」(“they group”)，方能建構出「我群」(“we group”)，而他我兩者間的「族群疆界」(ethnic boundary)﹐就此而言，族群理論中「原生觀」(客觀基礎) 與「境遇論」(主觀建構) 的辯論，其實並非真正的焦點，因為「疆界」在某種程度上，既是「原生」的，又總不免是「建構」的，因為台灣這四大族群的分類之中，的確包含了「原漢」的不同來源差異，但原生論卻不足以解釋除了原住民之外，其他三大族群，或者無論閩南人、客家人或外省人，都來自「共同來原住民十族的區分客家人閩南人海陸四縣漳州泉州外省人三十六省南北方

(16)

源」或共同祖先－「漢人」；而且原生論的觀點也無法解釋台灣四大族群或本省人／外省人之間，族群的「我群」與「他群」對立意識從何而來。因而對「族群意識」或「族群歸屬」的釐清，其關鍵應該在於「區別」的手段。換言之，究竟根據何種「標準」方能引發跨越歷史、超越個體「血緣聯繫」般的認同感，形成「想像的社群」。二、族群意識的起源與建構因而在族群問題中的另一個重要問題即是：族群意識是如何「建構」出來的，而不同族群（意識或認同）間的主要區別又是什麼。就王甫昌的論述，他認為「族群」具有下列的特色：(1)以「共同來源」（文化或祖先）來區分我群與他群；(2)它通常是一種相對性的群體認同，即以一種對有重大社會意義的對比性差異來作為區分標準；(3)族群通常由弱勢群體所界定出來的，即除了由我群與他群之間差異的認知之外（「認知差異」），由於對不平等待遇的感受（「不平等認知」），而可能衍生集體行動的必要性（「集體行動的必要性」）；(4)族群是一種人群分類的想像；(5)族群的分類類屬會在不同時間上有所變異，具體的族群分類經常在進行合併及分化。因而他對「族群」所下的定義是：「一群人為了要採取集體行動改變自身所處不利地位，才透過重新詮釋歷史及建構新的認同而產生的人群分類方式。」相同的觀點在其他學者的研究中也不時可見，學者們大部份都認為台灣的族群分類(或分類想像)以及族群意識的產生，是在台灣近代特殊的歷史文化環境發展出來的，尤其是在政治中具有顯著重要性的省籍（外省人／本省人）之分，更是因為族群運動及現代國家與公民觀念啟發的結果（吳乃德 1993a；王甫昌 1993、2003；張茂桂 1993）。回溯 1945 年以後台灣的歷史情境，則可以解釋「省籍」在台灣為何可以不但在文化上甚至在政治上，成為一個關鍵的分類方式。在 1945 年台灣回歸中國統治之後，由於陳儀所領導的「台灣行政長官公署」，對台灣民眾在政治及文化上種種不公平的待遇，而爆發 1947 年的「二二八事件」，本省人與外省人的相對意識開始浮現。而 1949 年大陸失守，約有百萬人外省軍民隨著國民政府撤退來台，而國民政府為了鞏固中國唯一合法政權的地位，在政治上制定「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凍結中央民代機構的選舉，由大陸選出的代表繼續執行職權，中央政府重要職位也幾乎完全由外省籍的官員擔任；在而在語言文化上，則獨尊中華文化及國語，壓抑台灣本土的文化，方言使用也在公共領域受到幾乎全面性的排擠。這些政治及文化上的不平等待遇，使得外省人及本省人的區分清晰鮮明。而隨著 1970 年以後的民主化及本土化運動，民眾開始要求打破外省人在政治及文化上的壟斷局面，而這些民主化及族群運動的努力，使得

(17)

外省人與本省人的族群地位產生對調的情況，外省人不僅在人口上是少數，在政治及文化上也成為弱勢族群。因此，省籍之分可謂是台灣過去五十年來特殊歷史情境下的產物，是因人為的政治宰制而產生的族群相對性，而成為當前許多政治問題的源頭，學者們因而也同意，以省籍做為區分台灣政治族群，不僅是一種合宜的分類方式，也應是目前區分台灣內部各族群意識（或認同差異）的重要標準（王甫昌 1993、1997、2003；吳乃德 2002、2005；施正鋒 2000；張茂桂 1993）。三、族群關係與族群認同由於台灣的民主化運動與族群運動的結合，使得族群與政治發展產生密切的關係，同時也隨著政治進入民主化的過程，台灣的族群關係也有不同的階段轉變。吳乃德認為台灣的族群關係有二個階段，一個是威權時代的「佔人口少數的外省人對政治力的壟斷、對本省人的政治宰制、對本土文化的壓制，以及因而引起兩個族群之間的社會敵意和緊張」；第二階段是民主化後，「台灣族群關係的核心癥結已不再是權力的分配和使用上的衝突，而是象徵層次『認同』的衝突」（吳乃徳 2002:76）王甫昌也指出，在民主化後，台灣的族群政治「主要表現在不同時間出現的民族主義運動所動員的『國家認同』之上。」（王甫昌 1998:224）換言之，在 1970 年代開始的本土性民主化運動，主要是以本省人的弱勢（悲情）族群意識，對抗外省人強調中國法統的威權統治。但在 1980 年代後期，尤其是民進黨成立之後，許多學者都認為，由於民進黨對於族群意識的論述，使得台灣的族群關係，開始轉變成以認同層次上的「台灣民族主義」（台灣意識）與「中國民族主義」（中國意識）相對立的階段。（王甫昌 2003；吳乃德 2002；徐火炎 1996；施正鋒 2000；張茂桂 1993）雖然目前對於對立的雙方，應如何命名仍然未能統一，但在概念上，則都是以台灣（本省人）為主體的認同，相對於代表中國意識的認同。因而所謂台灣認同的產生，或許可以圖解為：國民黨威權統治 Æ 不同/劣勢的想像 Æ 悲情意識 Æ 族群認同 而上述台灣認同產生的過程，以相對優劣勢的想像與悲情意識為主要觸媒，在 1980 年代以前應是台灣民眾重要的生活經驗。不過，隨著 1990 年代國會全面改選的民主化進程，李登輝當選了首屆直接民選的總統以及 2000 年的首次中央政權政黨輪替，所謂的「本省人」與「外省人」的優劣地位互換，面對大陸的武力威脅以及經濟吸引，台灣認同將會產生如何的變化，將是另一個重要的研究主題。

(18)

此外，國內學者王甫昌（2002）運用上述族群接觸假說以及族群競爭的角度，分析族群意識與族群關係。不過，王甫昌（2002）的研究發現：閩南人省籍識之社會和地理分佈，和過去的研究發現不同。以往研究顯示閩南人當中，教育程度較高或與外省人接觸機會較高者，較沒有族群意識，但此研究分析 1999 年以後的資料，結果卻完全相反。教育程度較高或與外省人接觸機會較高的閩南人，現在反而有較高的族群意識；且就地區而言，以往認為閩南人佔大多數的中南部地區，有比較根蒂固的省籍意識，但該研究的分析卻發現「閩南／外省較多」的地區，才是省籍意識最高的地區，而和外省人接觸機會較少的其他混合區中的閩南人，族群意識也顯著地低。所以王甫昌（2002:61）認為：「『族群競爭論』似乎比較能夠解釋目前閩南人省籍差異意識的整體分佈地區型態。……地區之中不同族群人口組成及過去的政治動員，顯然是響省籍差異意識之重要社會與政治脈絡。」四、族群認同與政黨支持學者們關注的另一個問題，是政黨與族群間的關係。由於台灣的族群運動，在過去幾十年來，幾乎是與台灣的政治民主化同時發展的結果，連帶的也使得族群的認同，也出現與政黨發展互相結合的情況。由 1970 年代代表本省政治弱勢族群的「黨外」，與代表外省人政治優勢的國民黨的對抗過程中，黨外通常訴諸本省人弱勢族群的悲情，以爭取民眾的支持；而在民進黨正式成立之後，民進黨代表本省人、國民黨代表外省人的情況，已隱然成形；不過族群成為區分政黨的社會基礎，應是在 1993 年國民黨內的外省勢力出走，成立「新黨」，以及 2000 年被視為國民黨內之外省勢力二度出走的親民黨成立後，又更為清晰。許多研究都指出，族群與政黨支持有顯著的相關（王甫昌 1994, 1998；吳乃德 1993a、1993b；沈筱綺 1995；耿曙、陳陸輝 2001；陳陸輝 2001；盛杏湲和陳義彥 2003）。五、國家認同及統獨立場另外一個和族群問題相關的議題，是國家認同及統獨問題。由於翻譯錯誤及測量方式的不同，使國家認同及統獨立場這兩個概念，經常被混為一談，但其實應該有所區別，吳乃德認為「統獨立場可以說是『國家的選擇』，而國家認同則是感情的依附和歸屬。」（吳乃德 1993b:40）就這個觀點而言，他認為「國家認同」不考慮物質條件，但卻受現實條件的制約；國家的選擇則可能根據現實的物質條件，也可能根據個人的自由意志，所以統獨立場應該同時包括了國家認同及國家選擇兩種不同的態度傾向。依據此一概念，他 1991 在「台灣

(19)

地區社會意向調查」設計了「有些人說：如果台灣宣佈獨立之後，仍然可以和中共維持和平的關係，那麼台灣應該獨立成為一個新國家」及「有些人說：如果台灣和大陸兩地在經濟、社會、政治各方面的條件相當，那麼兩岸就應該統一」兩道題目來測量民眾的認同傾向，並依此建構了四類的國家認同者：「中國認同者」、「台灣認同者」、「現實主義者」、「保守主義者」，不過他後來將這個測量修正為「民族認同」，主要原因應該是如他在文中所討論的：「『認同』的對象是群體（民族），在民族的疆界和範圍確定之後，才以民族之名要求一個具有主權的國家／政治威權」（吳乃德 2005：13），根據這樣的理解，他另外建構三種不同的民族認同者：「台灣民族主義者」、「中國民族主義者」及「實用主義者」（吳乃德 1993b、2005）。這個測量的設計目前仍為國內的政治學界所沿用，同時也衍生許多不同的解釋及認同建構方式（Chu 2004；Hsieh 2005；Niou 2004；徐火炎 1996；陳義彥和陳陸輝 2003）。就學者們的研究結果而言，不論是關於國家認同及統獨立場的研究，都指出這兩個變項，與台灣民眾的族群意識有顯著的關聯。六、「台灣人/中國人」測量與政治心理學的應用 此外，另外一種詢問民眾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中國人」或者「都是」的測量方式，也有些將之視為是「國家認同」的測量（徐火炎 2004），也有人認為是「族群認同」的測量（盛杏湲 2001；吳乃德 2005；陳文俊 1995、 2003；沈筱綺 1995），也有人將之視為「政治認同」（徐永明和范雲， 2001），也有人選擇直接將之稱為「台灣人／中國人認同」（Liu and Ho 1999；陳陸輝和鄭夙芬 2003）。雖然對於此一測量方式有相當分歧的認定，但由於在所有研究的分析結果中，幾乎都可以看到這個變數與民眾的政黨認同甚至投票行為顯著相關。而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自 1992 年以來對此一變數的長期調查結果，也顯示其變遷模式，相當符合台灣過去十多年政治發展的情況－台灣人認同持續升高、中國人認同持續下降、以及雙重認同者則維持穩定的趨勢。雖然此一測量方式，仍然在許多的調查及研究中持續被延用，不過，此一測量到底捕捉到台灣社會中一般民眾何種政治認知，則是一個值得討論與深入研究的問題。此外，徐火炎（1998、2004）的研究，則將政治心理學的研究方法，引進台灣族群意識以及政治認同的研究中。徐火炎（1998）對「李登輝情結」的研究成果，特別值得重視。雖然民眾的李登輝情結，是在特定時空下的產物，不過，當時的「李登輝情結」，不但蘊含民眾對台灣人驕傲感的感情投射，也因為在特定時間相當穩定，而可以說是一種穩定的大眾政治心理現象。該研究也

(20)

顯示了，民眾的李登輝情結也同時與其「台灣心」及「中國情」等心理認同具有顯著關聯。此外，該研究更呈現選民的李登輝情結心理與他們在全國性的立委與總統選舉所支持的政黨，具有顯著影響作用。徐火炎（2004）更進一步建構「台灣心」與「中國情」的測量，對於本研究而言，其研究測量工具的建構以及具體研究成果相當具有啟發性。

參、重要參考文獻的分析與討論

就上述國外的研究而言，有關國家認同、民族主義以及族群態度等相關研究成果，對於本研究主題的「台灣認同」，相當具有啟發性。Smith （1991： 14 ）認為國家認同有幾個重要的特質，包括：具有歷史的領土或是故鄉（historic territory or homeland）、共同的迷思以及歷史記憶、共同的大眾文化、所有成員共同的法律權利與義務以及共同的經濟領域。就政治現實而言，台灣與大陸實質分離已經超過半個世紀，就居住在台灣地區的民眾而言，以大陸作為認同的國家在缺乏政府強力政治教化的今天已愈來愈不可能。相對地，隨著民主化的進程，政治菁英所背書的台灣認同，成為重要的政治認同。而所謂的族群分類與差異，雖然在政治菁英建構之下突顯出來，不過，是否會隨著大陸對我的文攻武嚇而逐漸消失？或是會因大陸對我的經濟吸引而不受重視？皆值得關注。此外，國外有關族群關係的研究背景與兩岸之間或是台灣內部之間的族群現況畢竟有些差異。以美國的研究為例，其族群差異經常出現在身體外觀極易辨識的黑白種族之間。而其他地區的研究又多以宗教（如以色列與北愛爾蘭）以及語言（如加拿大與瑞士）為分野。就台灣現況而言，除了原、漢之間的分別外，其他族群的差異僅以語言為分界，且在「國語」的普遍使用以及部分本省客家人以及外省人也都可以流利地使用閩南語的情況下，此一現況也許將愈來愈不明顯。不過，就解釋台灣意識形成部分，接觸假說所提供的論述，頗值得參考。從上述國內的文獻中可以發現：對於族群意識與族群認同的研究成果已經相當豐富而成熟，不過，就國內的相關研究而言，仍然具備有一定的展望性。首先，是有關台灣意識或是台灣認同的測量，實應該透過不同的研究方法加以檢視或是更新。雖然過去的相關研究說明了族群意識或是國家認同的可能起源以及政治後果，不過，所謂「台灣認同」的具體內涵，並未見系統性的分析。特別是過去的研究成果係運用 2000 年以前的資料所獲致，對於 2000 年後首次的中央政權政黨輪替的可能影響，並沒有相關成果加以分析。而 2000 年之後，台灣的經濟榮景似乎不再，伴隨著大陸的高度經濟成長以及台灣對於大陸市場

(21)

的依賴，使得台灣民眾在強調台灣認同的同時，面對了改善甚至是維持現實經濟的情況而亟思與大陸進行密切經貿交流的雙重考量之下，應該珍惜「愛情」還是保有「麵包」，實需進行系統的分析。因此，本研究企圖透過質性的研究方法，讓我們對於台灣認同的起源、實質意涵與其政治後果，提出更細緻的說明與分析。

(22)

(23)

第三章、研究方法與研究資料

本研究將運用兩年的時間，預定在第一年進行第一次全國性電話訪問，以及焦點團體研究法，探討台灣民眾的台灣認同之起源以及測量方式，並運用所的成果，建構測量工具，進行大規模的抽樣調查。第二年則運用前一年所蒐集資料，分析台灣人認同對於民眾政治態度以及政治行為的可能影響，並進一步研擬測量工具，進行第二次的全國性電話訪問。由於焦點團體研究法在國內政治學界的運用並不多見，因此，以下將詳述這種研究方法的特性以及本研究採用的原因。

壹、研究方法：電訪與焦點團體

一、電話訪問本研究採用「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統」（CATI）進行全省電話訪問來蒐集資料。訪問對象是以設籍於台灣、年滿二十歲、具有投票權以及居住於住宅或住商混合區之電話用戶為訪問母群。以下針對本次調查訪問之調查訪問範圍、母群定義、資料蒐集方式及抽樣方法，茲分述如下。（一）調查訪問範圍訪問範圍為台灣地區（不含金門、馬祖）年滿二十歲以上的成年人為本次調查的訪問對象，對於台灣民眾的族群認同、兩岸關係、和黨派立場等政治態度，以及相關的政治行為，做系統的資料蒐集。（二）抽樣方法本研究的抽樣方法為電話簿抽樣法。分別以「中華電信住宅部 94 年版電話號碼簿」、「中華電信住宅部 95 年版電話號碼簿」為兩次全國性電訪之母體清冊，依據各縣市電話簿所刊電話數佔台灣地區所刊電話總數比例，決定各縣市抽出之電話個數。先以系統抽樣法抽出各縣市電話樣本後，為求完整的涵蓋性，再隨機修正最後二碼及四碼，以求接觸到未登錄電話的住宅戶。電話接通後再由訪員按照戶中抽樣的原則，抽出應受訪的對象進行訪問。本研究為獨立樣本電話訪問。二、焦點訪談法本研究另將採用焦點團體發的研究方法，探探索上述問題。有關焦點團體法在國內政治學界的應用並不多，其中，系統性地對焦點團體介紹以及應用者

(24)

以游清鑫（2002）以及鄭夙芬（2004、2005）為代表。此處，僅簡單介紹焦點團體法的歷史沿革、其優缺點以及分析策略。（一）焦點團體的定義與應用焦點團體研究法較為通用的定義是：一群具有某些特定特質（例如人口學特徵、性格特徵、經驗、態度、信仰或行為）的人們（通常是 6～8 人），於一個舒適輕鬆的環境裡，在主持人(moderator)引導之下，透過團體討論的方式，提供與研究主題相關之質化資料的一種研究方法。其目的是去探索人們對某個特定主題的態度及感覺，從而瞭解隱藏在其行為背後的原因。這個定義指出焦點團體是一種有具有特定目的、大小、組成份子及程序的特殊型態團體（Krueger and Casey, 2000:4）。換言之，焦點團體研究法的精神在於：(1)參與者必須有相同的特質，以營造心理上可以分享經驗及意見的舒適環境；(2)主持人不是參與者，其工作是依照設定的討論主題，提出問題讓參與者討論；(3)必須是一種團體討論的形式，研究者方能觀察意見的形成過程及擷取團體互動的效果；(4)產生的資料是質化資料，必須經過仔細謹慎且系統化的分析，團體討論的資料才能提供一個意見、態度、產品或服務如何形塑的過程及發現探究其內在的解釋因素。在過去的廿年中，焦點團體研究法受到學術界的廣泛注意與應用，許多關於焦點團體研究法的書籍與文章都指出，焦點團體是學術界最經常用來蒐集質化資料的研究方法之一（Barbour and Kitzinger, 1999、Bloor et al., 2001、Byers and Wilcox, 1991、Greenbaum,1998、Krueger and Casey, 2000、Morgan, 1996、 Vaughn et al.,1996）。焦點團體研究法之所以成為一種廣泛應用的研究方法，與其蒐集質化資料的能力、所蒐集之資料的性質、以及與應用上的多元性有關。就蒐集質化資料的能力而言，焦點團體研究法強調塑造一個讓參與者願意及可以談話的環境，以鼓勵參與者針對研究者有興趣的主題互相對談、問彼此問題、對彼此的經驗或觀點做出評論，此一研究方法的精神即在於透過討論的集體行為，來蒐集與人們意見及行為有關的資訊。而在資料的蒐集過程中，誠如 Byers 與 Wilcox (1991:64)所言：「焦點團體提供研究者看到過程進行的機會，研究者得以觀察變遷如何在參與者之間及討論之中發生、參與者如何回應問題，以及他們彼此間的互動情況。」因此，不論就資料提供者的提供方式或研究者的觀察角度而言，焦點團體研究法都是一種相當有效的研究工具。就焦點團體所蒐集之資料的性質而言，Kitzinger 與 Barbour (1995:5)也認為：「焦點團體非常適合用探索人們的經驗、意見、期望及關心的事，尤其有利於讓參與者自發性的塑造自己的問題、構想及概念，並以自己的言語來說明自己的重點。」因此，以焦點團體研究法所蒐集的資料，相當符合質化資料在

(25)

發現探索新事物（exploration and discovery）、瞭解意見態度的背景脈胳及深度 (context and depth)以及提供詮釋事件之資訊(interpretation)等三方面的優點。

Morgan(1997:2-3)認為焦點團體研究法在應用上有三種不同的層次：(1)可以是一個獨立（self-contained）的資料蒐集方式：即研究的資料蒐集完全藉由焦點團體的訪問取得，而成為一個完整的研究之基礎，研究成果則完全基於焦點團體的資料；(2)可以是一個補助性（supplementary）的資料蒐集方法：焦點團體方法經常在以量化方法為主的研究中，做為一種提供輔助性資料的來源，例如提供調查研究問卷設計所需的資料，或為發展應用計畫及發明提供所需之具體內容；也可以做為一種為主要研究方法提供後續資料的來源，例如可以在對調查結果瞭解甚少時，做為繼續追查的方法，或以之評估一個計畫或發明的成果；(3)可以是一個採用多重研究法（multimethod）的研究中的資料蒐集方法之一：採用多重研究法的目的，在於擷取各種研究法對於幫助研究者瞭解研究中各種現象，所能提供的個別貢獻，而焦點團體在此一混合性方法的研究中之相對地位，取決於研究者對資料的需要、田野環境的情況與限制等因素。就焦點團體的三種應用方式，可以組成幾乎可謂無限制的研究方法組合。本研究即利用焦點研究法的上述特性，蒐集有關民眾台灣人認同形成、持續與變遷的相關資料，據以建構新的測量工具，並結合量化的抽樣調查，讓質性資料提供量化結果的深度，也讓量化資料得以驗證質性資料的廣度。（二）焦點團體研究法的優缺點對於焦點團體研究法優缺點的討論，通常都與此一研究法的本質與執行過程相關。綜合而言焦點團體研究法大致有下列六種優點：(1)參與者不受限制地發表意見：通常一個執行正確的焦點團體鼓勵參與者公開及自由地發表其觀點、經驗及態度；(2)主持人有較大的彈性：相較於個別訪問，焦點團的主持人可以就列舉的主題去傾聽、思考、探索、發掘及形塑參與者的直覺及意見；(3) 易於控制情況：焦點團體在探索調查研究所無法觸及的關聯性問題上有其可檢驗性；此外，主持人也可以視團體討論現場之情況，若有問卷上所列之外的重要問題出現時，可以試圖另闢途徑來探索之；(4)節省時間：同時找來多位參與者在一至兩個小時的時間內進行訪問，比起個別訪問同樣數目的受訪者，在時間上有效率得多；(5)資料的可詮譯性：雖然焦點團體資料通常包含相當廣泛的回答，但在仔細的分析之下，參與者對事件的看法及採取何種立場的原因，通常是相當清楚的，亦即透過團體成員的互動，提供研究者理解參與者立場，以及解釋一致性及差異性的寶貴資料；(6)提供基本的探索性資訊：當對於所要調查的目標所知甚少時，焦點團體可以提供建構研究問題及假設的基礎（Byers and Wilcox 1991；Holly Edmunds 1999；Morgan 1996）。

(26)

至於對焦點團體研究法的批評，集中在：(1) 成本問題：進行焦點團體的支出，除了參與者的出席費、提供的餐飲費用及錄音錄影耗材之外，還可能會包括主持人的費用、場地的租用費、錄音資料轉換成書面資料的費用、資料處理及分析費等等，因此研究之經費可能不會低於調查研究的支出；(2)主持人對團體討論的影響：在焦點團體的討論中，主導討論的議程及主題的是主持人而不是團體本身，而且主持人對於焦點團討論的控制，可能會打斷團體的互動；再者，焦點團體參與者的談話情境是製造出來的，結果可能流於僅是成為一種「會議」的形式。然而 Morgan(1996:139, 145-46)認為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主持人應採用對團體的動態控制較少的方式，允許參與者依其意願多談或少談，而且在清楚地界定研究目的的原則之下主持團體的討論，則主持人的效應很少像在調查訪問及個人訪談中的訪員效應一樣，對焦點團體的工作產生限制（Morgan 1996:139, 145-46）。(3)團體效應的產生：參與者可能因為團體的規範而比較傾向符合社會道德的回應，或者因為團體中多數人持同一意見，即使自己有不同的看法，也轉而附合多數人的意見；此外，參與者的態度也有可能會因團體的討論而改變、強化或兩極化；(4)分析結果不適合用於推論：焦點團體的參與者是自願性的，有可能比一般以抽樣而來的受訪者具有較為外向、直率、好交際的特質，若以焦點團資料的分析結果來行推論，會有偏差的結果產生（Byers and Wilcox 1991；Morgan 1996）；(5)不適用於有些主題之研究：團體的互動需要互相的自我透露，所以不可否認的，有些主題並無法被焦點團體的參與者接受為討論的項目如同所有的研究方法一般，焦點團體研究法也有其長處及弱點，在決定是否採用此一研究法的考慮上，則端視研究之性質、目的及所擁有的資源而定，如果焦點團體研究法的優點能使研究有最佳化的效果，則如何減少其缺點對研究可能造成的損害，則是值得考量的問題。（三）焦點團體法在本研究的應用如上所述，焦點團體法的優點在於：參與者不受限制地發表意見、主持人有較大的彈性、易於控制情況、節省時間、資料的可詮釋性高以及可提供基本的探索性資訊等六項優點。本研究正基於上述優點，而採用焦點團體法。此外，焦點團體法對於探索台灣地區民眾台灣認同的形成、持續與變遷，而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因此，僅以一般抽樣調查研究是沒有辦法達成的。就本研究而言，由於焦點團體研究法具有質化研究探索性新事物的優點，以此方法可以提供受訪者藉由與自己背景相似的同質性團體的互動，來說出個人政治認同的認同內涵及其形成過程，甚至是否有所演變的情況。至於團體的分類方式，由於統獨立場的概念還包含及國家選擇的成份，可能無法區分「台灣」相對於

(27)

「大陸」的對立意識，在沒有更好的分類選擇下，可能民眾自認為是台灣人、中國人或者都是的分類方式，仍然具有一定的區分能力，因此，本研究擬依據民眾在台灣人／中國人／都是的認定，以及南北部的地區性差異，區分為六個團體，來分別探索民眾對台灣認同的定義與詮釋內容。透過焦點團體研究法的應用，可以讓我們對於瞭解台灣民眾心中所謂「台灣認同」的具體意涵，以及對其內涵看法的差異所在，並進一步根據不同的認同內涵，建構適當的測量工具，以應用到全國代表性的樣本。（四）本研究可能遭遇的困難與解決途徑本研究使用焦點團體訪問法最主要的困難，如本文前段所提及，就是焦點團體所需的成本高、主持人效應的問題、團體效應的問題以及分析資料的複雜性等問題。以下就一一加以探討。由於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目前擁有可以錄音、錄影以及即時監看監聽等設備相當完善的焦點團體訪問室，因此，本研究不需花費高額的成本，建置焦點團體訪問室，成本的考量迎刃而解。就主持人效應的問題，在台灣社會，由於對於大學教職人員專家權威的尊重心理，因此，在發言上，也許會出現「主持人成為焦點，受訪者每人自成一個團體」的窘境，往往是主持人一問，受訪者才接著回答，缺乏團體互動的情境。不過，由於研究者所服務的選舉研究中心的所有成員以及本研究計畫相關支援的老師，均已具備多場焦點團體訪問的實際經驗，這個問題，可以儘量避免。而就團體效應而言，由於在招募的過程中，本就注意同一團體的受訪者在基本態度以及相關背景上，以同團體內同質性高為原則，因此，這個問題可以相對減緩。至於資料分析的問題，由於所有資料都將轉成文字檔，並使用焦點團體常用的長表格（long table）的分析方式，以研究成員的豐富經驗，這個問題也可以順利克服。除此之外，一般從事焦點團體研究的實務經驗者而言，最常面對的另一個問題，就在於團體成員的招募。由於必須招募不同背景的民眾進行訪問，因此，如何找到適當的受訪者就成了本研究的一大挑戰。不過，以研究者所在的選舉研究中心而言，由於長期進行電話訪問，而每個電話訪問成功的樣本，又在一千個以上，因此，從成功的受訪者中，再進一步徵詢有意願接受訪問者，無形之中，就降低了很多工作上的負擔，且由於上述分組的基本變項，又係選舉研究中心一般電話訪問中必定詢問的變項，所以人員招募的困難，迎刃而解。

(28)

貳、研究資料及訪問時間

一、研究執行進度本研究的執行進度可以分兩年依序介紹。第一年為探討台灣民眾台灣認同的起源，具體工作如下：準備工作、討論焦點團體的問卷內容、招募受訪者、執行焦點團體訪談、分析訪談資料並建構新的測量題目、進行全國性的電話訪問、整理與分析資料以及撰寫報告，整個執行進度請參考下表。表二、本研究第一年工作進度第 1 月第 2 月第 3 月第 4 月第 5 月第 6 月第 7 月第 8 月第 9 月第 10 月第 11 月第 12 月準備工作、聘僱助理 ╳ ╳ 討論研究變數、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 ╳ ╳ 焦點團體訪談問卷設計與測試 ╳ ╳ ╳ 招募受訪者 ╳ ╳ ╳ 進行焦點團體訪問 ╳ ╳ ╳ ╳ 整理與分析資料並建構新的測量題目 ╳ ╳ ╳ ╳ 進行全國性電話訪問 ╳ ╳ 整理與分析資料 ╳ ╳ ╳ ╳ 撰寫學術報告 ╳ ╳ 第二年為分析台灣民眾台灣認同的政治後果，具體工作如下：準備工作、討論研究問卷內容、分析先前訪談及電訪資料並建構新的測量題目、進行全國性的電話訪問、整理與分析資料以及撰寫報告，整個執行進度請參考下表。表三、本研究第二年工作進度第 1 月第 2 月第 3 月第 4 月第 5 月第 6 月第 7 月第 8 月第 9 月第 10 月第 11 月第 12 月準備工作、聘僱助理 ╳ ╳ 討論研究變數、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 ╳ ╳ 問卷設計與測試 ╳ ╳ ╳ ╳ 整理與分析資料並建構新的測量題目 ╳ ╳ ╳ ╳ ╳ 進行全國性電話訪問 ╳ ╳ 整理與分析資料 ╳ ╳ ╳ ╳ 撰寫學術報告 ╳ ╳

(29)

二、資料蒐集與訪問時間本研究將運用調查研究法，以結構性的問卷，探討台灣民眾的台灣認同的測量方法以及可能起源，共進行兩次全國性電話訪問調查，以及舉辦一次焦點團體訪談（共六場）方式蒐集資料。電話訪問調查範圍為台灣地區（不含金門、馬祖）年滿二十歲以上的成年人，抽樣的方式係以「中華電信住宅部 95 年版電話號碼簿」為母體清冊，以等距抽樣法抽出電話樣本後，再以電腦選取亂數的方法，隨機修正最後二碼或四碼以求接觸到所有可能未登錄電話的住宅用戶。而在進行電話訪問時，當電話接通後再由訪員按照戶中抽樣的原則，抽出應受訪的對象。調查樣本及相關資料如下表所示：表四、本研究電話訪問調查之相關資訊計畫年度蒐集方式訪問地區樣本數調查時間第一年電話訪問臺灣地區 1082 抽樣誤差：±3.04% 95 年 10 月 28-31 日第二年電話訪問臺灣地區 1470 抽樣誤差：±2.61% 97 年 03 月 01-04 日第一次全國性電訪調查時間為 2006 年 10 月 28 日至 31 日，一共訪問成功 1082 位受訪者，以百分之九十五信心水準估計，最大隨機抽樣誤差為正負 3.04%之內。此後，針對臺灣認同之意涵與起源進行焦點團體訪談，依省籍和年齡作為分組依據1，依過去政大選舉研究中心電訪累積資料中尋找訪問民眾，共舉辦六場小團體訪談，以及共訪問 40 位民眾，調查時間分別為 2007 年 1 月 20 日至 28 日，相關資訊請參考表五。第二次全國性電訪調查時間則為 2008 年 3 月 1 日至 4 日，一共訪問成功 1470 位受訪者，以百分之九十五信心水準估計，最大隨機抽樣誤差為正負 2.61%之內。詳細的電話訪問問卷內容、次數分配結果與編碼簿，以及焦點訪談問卷與訪談結果請參見附錄一至三。表五、本研究焦點訪談之相關資訊計畫年度蒐集方式省籍年齡地區樣本數調查時間第一年焦點團體客家籍不分年齡大台北地區 8 96 年 1 月 20 日桃竹苗地區 6 96 年 1 月 20 日閩南籍 50歲以上大台北地區 7 96 年 1 月 21 日 50歲以下大台北地區 6 96 年 1 月 21 日 50歲以上南部地區 7 96 年 1 月 28 日 50歲以下南部地區 6 96 年 1 月 28 日 1_{由於客家民眾較少，因此不分年齡，分別在台北和桃竹苗地區舉辦兩場焦點團體訪談。}

(30)

(31)

第四章、台灣認同起源的初探

在台灣選舉政治（electoral politics）的研究中，除了影響選民投票行為的三個主要變數：政黨認同、候選人形象以及議題立場之外，有關政治認同的一個最重要變數，當屬台灣認同(Taiwan identity)。有關此一概念的應用以及相關研究相當豐富，不過，對於台灣認同的形成，卻未見有系統地分析，而相關的測量工具，也有檢討的必要。本研究的目的，即希望運用調查研究資料，深入分析民眾台灣認同的起源。

壹、前言

在過去十幾年中，台灣選舉政治以及民意分佈的趨勢出現了幾個值得注意的現象。首先，曾經在野的民進黨，在立法委員選舉中所獲得的支持相當穩定，一直保持著將近三分之一的得票率。在總統大選方面，民進黨雖在 1996 年總統選舉中得票偏低，但是在 2000 年陳水扁先生以接近四成的得票率贏得中央執政權，並在 2004 年總統選舉中首次以過半的選票繼續連任，展現民進黨的穩定選民基礎。除了選舉的表現之外，一個影響選民投票行的重要因素---政黨認同，也值得觀察。自 1992 年到 2004 年間，民眾認同民進黨的比例，從 3.3%上升至 24.7%，顯示選民對民進黨情感上依附的程度也有重要的成長。而台灣選舉政治中，另外一個非常重要也與本研究密切相關的統獨立場，則自 1994 年（由於該組題目自 1994 年始有固定的問卷設計）調查時的一成傾向獨立的比例，上升至 2004 年的接近兩成。相對而言，與本研究的研究主題相關的概念---台灣人認同，是上述幾個趨勢中，上升比例最高者。自 1992 年有一成七的比例認同自己為台灣人上升至2004 年的四成多。從過去相關的研究中可以發現，有關台灣民眾國家認同的起源有相當多的討論。許多研究中所使用的概念雖經過操作化或是論述的方式呈現，並以調查研究的工具訪問具有代表性的民眾，不過，所謂「台灣認同」的具體意涵，實有釐清之必要，而「台灣認同」的起源，也需進一步探究。本研究希運用調查研究方法，研擬適當的測量工具，對於民眾的「台灣認同」進行初探，並分析其可能的起源。以下先就政治認同與台灣意識等相關概念作初步的回顧，將進一步指出本研究重要的理論觀點，即，台灣認同的一個重要起源因素，為民眾過去的壓迫經驗。並將運用實證資料，解析影響民眾台灣認同的因素。

(32)

表一、台灣重要政治態度與政黨得票的趨勢表 1992 年 1996 年 2000 年 2004 年差距2 民進黨得票率1 31.0% 21.1% 39.3% 50.1% +19.1% 民進黨認同者 3.3% 12.8% 26.0% 24.7% +21.4% 傾向獨立者3 11.2% 13.6% 14.6% 19.5% +8.3% 台灣人認同者 17.6% 24.1% 36.9% 41.1% +23.5% 資料來源：民進黨得票率為歷年中央選委會資料，其他三項政治態度為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歷年調查訪問資料。說明：1 1992 年為立委得票率，其餘各年為總統得票率。 2_{差距為 2004 年減去 1992 年。} 3_{傾向獨立者為主張「維持現狀以後走向獨立」以及「儘快宣佈獨立」者的比例合併計算} 而成。由於無1992 年的資料，表中的 1994 年一欄為 1994 年的調查研究資料。

貳、理論基礎與國內外相關研究回顧

討論台灣認同，對於「認同」一詞，必須先進行定義。Charles Taylor 認為任何有意識的行為，必然源於一種「詮釋的基準」(horizon of interpretation)，否則必將流於「恣意妄為」(蕭高彥 1998:491)。這種「詮釋基準」最終乃根源於行為主體的「認同」，也就是自己對於「己身究何所屬」問題的定位。如果從同一角度出發來說明個人或是集體的「政治行為」，則如江宜樺所言﹕「國家認同問題的重要性在於它牽涉到一個政治共同體成員『自我命名』及『自我瞭解』的過程。由於『自我』如何界定，常常是主體產生行動的『先決條件』或『預設條件』，因此許多人認為『國家認同』問題，是政治共同體最『根本』的問題」(江宜樺 1998:3，括號由作者所加註以強調其內容)。同樣地，吳乃德亦有類似看法，他(2005:6)認為「民族認同是當代台灣政治最重要，最顯著的議題。不論是現在或未來，民眾的民族認同之態度和內涵都是兩岸關係中最重要的變數。」因此，對台灣民眾而言，台灣認同當然是一個政治行動的重要參考與詮釋基準。而其分佈的變化趨勢，更與台灣的選舉政治以及兩岸的互動，有重要的政治意義。本研究以「台灣認同」為研究主題，自當從國家認同與族群關係的相關文獻探討入手。以下，將先檢閱國內外相關文獻。一、國外相關研究文獻國外與認同相關的文獻頗多，究其根源，應始自民族主義的研究傳統以及民族主義起源的爭論兩個主題；而對於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之間關聯的幾種解

(33)

釋途徑、族群接觸與族群競爭的討論，以及族群態度對於民眾政治態度與政治行為的影響，國外的文獻相當豐富。以下，就依序加以介紹。

1.「民族主義」領域的研究傳統﹕「集體連綴」與「文化慣性」

國外有關「國家/族群認同」(national/ethnic identity) 之討論，基本是依循「民族/國族主義」之研究傳統(參考如 Geoff and Suny 1996; Hutchinson and Smith 1994；Hutchinson and Smith 1996；石之瑜 1999, 2001；江宜樺 1998；汪宏倫 2001)追本溯源，如 Gellner､Anderson 與 Hobsbawm 等之「當代理論」，根據學者們的整理(可參考 Carulo 1997；江宜樺 2000:36﹔汪宏倫 2001；徐迅 1998)，其主要特徵在於：(1) 多集中探討有關「民族主義/民族國家的起源」問題；(2) 多將「民族/國族主義」的起源，歸因於其「現代化」社會背景 (如工業主義，資本主義、社會動員、現代戰爭、大眾傳播、現代官僚-國家機器等之興起) (Smith 1995/2002:34) ；(3) 多將此「民族/國族主義」式的集體認同，理解為「共享的文化」 (shared culture) (Gellner 1997/2001: 4) ，或如 Geertz(1973/1999:221-66)所言，「作為『文化體系』的意識形態」；(4) 故此類文獻亦多強調「民族/國族主義」中之建構成份，如 Anderson 便將其定義為「文化的建構」(cultural artifacts) (Anderson 1991/1999:9)，而以「主觀面」為其核心特質所在。

不過，上述理論傳統存在兩項限制。其一為其「方法論上的集體主義」 (methodological holism)，理論建構於「集體層次」，因而若論及理論之「微觀基礎」(micro-foundation)，則完全須仰仗連結「個體」而形成的「集體」機制 (李廣均 1996；陳朝政 2002)。其次則為其過於強調「結構的型塑力量」 (structural force)，往往隱含「過度社會化的個體」(over-socialized concept of man) 預設，以致高度凸出此「共享文化」的「慣性」，無力解釋較為劇烈的「認同變遷」(李廣均 1996；陳朝政 2002)。就前述表一所見，台灣民主化的過程當中，許多重要認同皆呈現重要的消長趨勢，因此，台灣民眾「認同形成」與「認同變遷」應是可以觀察重點。 2､「民族認同」的爭論﹕「原生說」對「工具說」､「消亡觀」對「崛起觀」 目前之「民族/國族認同」領域，目前存在有「原生說」(primodialism 或稱「本質說」essentialism) ，與「工具說」 (instrumentalism 或稱「建構說」 constructivism) 之爭辯 (如 Smith 1995/2002:33-58)。「原生說」強調「族群認同」之本質遺緒，而「工具說」則側重「族群認同」之當下建構，兩造之爭論，仍時見於相關文獻之中。

(34)

另一方面，在「全球文化」強烈衝擊各個國家的當下，亦有民族/國族認同「消亡觀」與「崛起觀」的爭議。前者如G. Pascal Zachary(1999/2002: 24-26)所稱﹕「[處於全球時代中] ，國家和族群不再能給所有人共同的認同。…[全球時代的人們] 將由重疊的忠誠和與眾不同的自我定義來界定」。甚至如「民族主義」的重量級學者 Hobsbawm（1990/1996:252）亦認為：「未來的世界歷史，絕不可能是『民族』和『民族國家』的歷史… [未來]我們將看到民族國家和族群語言團體，如何在新興的超民族主義重建全球的過程中，被淘汰或整合到跨國的世界體系中」。但 Smith 卻強烈批評此「經濟化約」傾向，並指出：面對「全球/普遍文化」之襲捲，人們對自身「文化/民族認同」的依戀，必將更加熾烈，證之以「族群衝突」的強度與數量，仍係與日俱增，甚至高度工業化國家亦然。Smith 因而認為：「我們看不出有形成『全球認同』的趨勢，也見不到有這樣的呼聲，更不確定有以世界主義『膚淺文化』，取代現存『深厚文化』之集體健忘症發生的可能」(1995/2002:14，譯文經作者略加修改)。本研究的台灣認同在回顧過去台灣政治發展歷史與面對兩岸的經貿交流及文化互動頻仍之際，究竟會激盪出何種結果，實值得觀察。 3.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之間關聯的幾種解釋途徑

對國家的認同或是歸屬（national identity/national attachment）以及對自己所屬族群的認同或是歸屬(ethnic identity/ethnic attachment)之間，是一致的還是有衝突的？這個問題，在任何多元族群的社會中，是特別重要的。Sidanius 等人（1997）整理學界對於此一問題所提出的至少三種解釋。第一種即所謂熔爐的觀點（melting pot perspective），該論點強調個人不重視自己原屬的群群團體而融入自身目前所處的國家中。因此，如果此一觀點成立，各族群團體對於國家的認同應該不存在差異，而且對自身族群認同的強度與國家認同之間，應該不存在關聯性甚至是負相關。第二種是族群的多元主義（ethnic pluralism），該論點認為，各族群團體仍然維持其區別性，不過，族群間認為彼此是社會的平等伙伴，而個人可以同時對所屬族群團體以及國家抱持正面的認同。（de la Garza, Falcon, and Garcia 1996）至於第三種的團體支配（group dominance）的途徑（Sidanius 1993）則認為在多元族群的社會經常是一個族群支配其他族群，支配的族群認為他對於國家的資源以及符號具備有所有權。因此，該途徑隱含一個以團體為基礎而階層式建構的社會。而對於支配團體來說，其國家認同遠高於被支配的團體。Sidanius 等人（1997）運用針對以色列境內的猶太人與阿拉伯人以及美國境內針對白人（即歐洲裔）、非洲裔、拉丁裔以及亞洲裔民眾進行跨國以及跨族群的比較研究，雖然結論對於上述三個解釋都可以找出部分的支持，不過，團體支配的解釋似乎更勝一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