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翼民族主義文學理論 - 第三章日據時期文學理論與現代性

一、抗日民族運動中的右翼民族主義

1920年前後，抗日民族運動的方向從武力流血抗爭轉換到文化蒙運動，主要係以『臺灣文化協會』和《臺灣民報》爲主軸展開活動。組織文協並指導民衆的新興知識分子，是由兩方面形成：其一是在島內接受新式敎育的人士，另一則是日本、中國等島外留學生。前者是在備受民族歧視的氛圍下接受普通敎育，民族意識較爲强烈，而後者也大都對日本的殖民統治心懷不滿。他們多親歷日本大正民主時代，曾獲自由思考和討論的機會，因此很快的接受了各種世界性思潮，作爲批判臺灣現實的武器。而前往廈門、廣州、上海、北京等地留學的中國留學生，相較於日本留學生，展開的是更爲激烈的反日運動，他們組織各種社團、發行刊物、散發傳單宣言，進行了各種反日宣傳活動。由於民族的認同，當日本人致力於割斷臺灣與大陸的臍帶時，在大陸的臺灣知識分子，却一面與臺灣、東京兩地密切聯絡，一面又不斷地將祖國在政治、文化上的各種發展訊息傳回臺灣。

這些新興知識分子，基本上都參與了帶有政治性質的抗日民族運動，他們旣對整個殖民地體制－同化政策，感到不滿，同時也對成爲反抗殖民體制阻礙的傳統社會文化特質，更有介蒂。因此，他們反對旣存體制，並以推動廣泛的革新運動作爲目標。不過這些參與民族運動的知識分子，雖然有著共同目標，但理念却未必相同。因個人意識形態或者利益關係的差異，其所關注的焦點，不僅分歧，甚且互相矛盾。以文協的組織成員狀況

來看，卽已淸楚說明這點。²¹¹ 他們對社會革新的目標和在爭取的過程上，卽是各自持著逈異的見解，只是在治警事件發生之前，在民族運動的出路與方法上，彼此仍處在摸索階段，因而沒有暴露出明顯的意見分歧現象而已。而且這個時期，運動的範圍仍侷限在知識分子社群內進行，並未及於一般民衆。他們以脫離日本的統治，爭取臺灣人之民族解放爲目標，手段尙屬合法。不過，不久之後，在經過請願運動的接二連三失敗，總督府的大擧鎭壓，學潮和犬羊禍事件的發生，以及新臺灣聯盟的成立，臺灣民報的創刊，乃至東京留學生返台擧辦巡廻講演活動等事情，運動範圍遂而逐漸擴散到民衆群中。如此，民族運動的勢力得到擴散，總督府也就在1923 年誘導治警事件發生，並逮捕了參加民族運動的知識分子。

治警事件後，民族運動的主要趨勢朝向社會主義思想的接受和發展。文協領袖之一的連溫卿，從1920年開始接受山川均的指導，硏究共産主義。他所擬定的1922年『新臺灣聯盟』和『社會問題硏究會』的趣旨書，卽帶有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而且他也在民報投稿，試圖傳播他的思想。此外，1920 年代的中國學生運動逐漸受到共産主義的影響，而國民黨又實施容共政策，許乃昌、蔡孝乾、翁澤生等中國留學生，乃相繼在民報傳播馬克思思想，並參與新舊文學論爭，開始介紹婦女運動、民族運動、新文學運動，乃至中國革命的進展情形等等。在此同時，蔣渭水、王敏川、連溫卿等文協的指導者，也成立了『臺北靑年會』，後來更轉變爲『臺北無産靑年』，社會主義因而得到堅實團體的支持。

這些左翼人士在接受了世界性社會主義思潮後，提倡反帝國主義、反資本主義運動，開始將理念付諸實踐工作。此一情勢的發展，與旣有民族運動勢力中的林獻堂、陳逢源、林呈祿、蔡培火等本土資産階級的利害關係，自是互相抵觸。這些以地主、醫師爲主軸所形成的中上階層知識分子，他

211 有關文協的組織與成員，參考林柏維，《臺灣文化協會滄桑》，頁65-79。

們所賴以支持民族運動的聲望與財力，就是來自這些旣有的經濟結構。因此他們與這些將帝國主義視爲資本主義膨脹後的産物，不僅要打倒帝國主義國家內的資産階級，就連殖民地的在地資産階級也不放過，並進而要求無産階級解放的左翼知識分子，自是無可避免地只得站在互相對立的立場。民族運動和階級運動勢力的這種緊張狀態，在1926年圍繞著「中國改造論」公開論戰時，正式浮上抬面。第二年論戰結束，文協也分裂爲左右翼兩派。大多爲地主出身的知識分子林獻堂、林幼春、陳逢源、蔡式穀等右翼人士，他們對民族運動的認知，是主張在合法範圍內，團結中上階層知識分子，爭取日人開明人士的支持，以改善臺人的政治地位，而不主張與日人發生激烈衝突。這些中上階層知識分子，固然在民族運動中非常重視對民衆的蒙工作，不過在這裡，民衆只是他們所關心的一個對象而已，並無法成爲可以一起運動的同志；加上他們所接受的民主觀念，傾向於漸進改革，而非革命，因此，在武裝流血運動失敗後，他們卽認爲革命乃不可能，只能溫和的停留在文化蒙裡尋求改革。

文協分裂後，左右翼兩派的意識形態衝突更趨激烈，左派認爲右派的民族運動只顧到少數資本家與地主的利益，唯有階級運動才能解放最多數的臺灣無産階級，因而開始反對議會請願，認爲這是叩頭請願，無益於臺灣的解放。而右派則認爲全體台灣人都是政治上的被壓迫者與經濟上的被榨取者，唯有團結抗日，才能找出活路；他們認爲階級鬥爭不僅是破壞民族運動的不當手段，更將危害民族運動的發展。

分裂後的新文協，被連溫卿等左派人士掌握，而右派在歷經『臺灣自治會』、『大正革新會』、『臺灣民黨』等組織後，成立了『臺灣民衆黨』。臺灣民衆黨以確立民本政治、建設合理的經濟組織、改善社會制度的缺陷作爲立黨綱領，具體政策爲主張樹立立憲政治、廢止保甲制，以及援助勞農運動等等，積極展開民族主義運動。不過，由於重視階級鬥爭的蔣渭水派的得勢，又再次分裂爲民族主義派『臺灣地方自治聯盟』，以及左傾

的『民衆黨』。這其中走上溫和合法的改良主義路線的民族主義右翼陣營，在1931年所有政治運動均被壓制封鎖後，却仍能促使臺灣地方自治聯盟持續展開合法的政治運動，但是到了1937年日本實施皇民化運動之際，也無法避免的被迫解散。所有的民族主義運動，開始步入日據末期皇民化的黑暗期。²¹²

二、葉榮鐘的第三文學論

1931年前後，抗日運動的力量集中在文學運動之際，左翼人士與右翼民族主義人士之間，彼此合作，形成聯合戰線，以文學結社的形態，展開了另一波民族運動。從《南音》到《臺灣新文學》，所成立的文學結社和發行的機關誌，成了左右翼文人的共同舞臺。不過，右翼民族主義人士，自始卽對文藝大衆化和鄕土文學、臺灣話文論爭，持著逈然相異的立場，並提出了有別於左翼陣營的文學理論。代表右翼民族主義立場的文學理論，當首推葉榮鐘以《南音》爲舞臺所提出的第三文學論。²¹³

葉榮鐘首先卽對當時臺灣的普羅文學是否係眞正的普羅文學，提出了質疑：

臺灣從來的文學自然是屬於貴族文學一類的，這事理極明已經沒有議論的餘地了，牠的弊害也是盡人而知的，更無贅言的必要。至於所謂「普羅文學」則猶似乎大有商榷的餘地的，自「普羅文學」的議論發生以來，我們臺灣曾否有過眞正的「普羅文學」麽？這是很

212 見黃樹仁，前揭論文；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領導階層之硏究》；葉榮鐘，《抗日民族運動史》等專書。

213 主張第三文學的主要文章爲〈第三文學提唱〉(《南音》一卷八號，1932.6.13)和〈再論第三文學〉(《南音》一卷九、十號，1932.7.15)兩篇。

疑問的，試問「吃阿爸的飯」，「開阿爸的錢」的，由幾卷小冊子搾出來的就算「普羅文學」麽？排些烈寧馬克斯的空架子，抄些經濟恐慌資本主義第三期的新名詞也是「普羅文學」麽？那樣連續都讀不懂的，－其實作者自身亦未必一定就會了然－「竹竿搵屎長掛臭」的文字也說是「普羅文學」，則「普羅文學」就眞要完了。讓百步來講假使他們的作品便是「普羅文學」，然而臺灣的無産大衆到底有幾個能夠消納他們的作品呢？吃不得的「御馳走」，世間眞是無奇不有了。²¹⁴

葉榮鐘是從作者和讀者兩個層面上來檢討普羅文學。在作者問題上，他認爲大部分的普羅文學作者都不充分具備眞正的普羅意識；而在讀者問題方面，他則相當懷疑，無産大衆讀者能對已發表的作品接受其中多少。他的這些批判並未擧出實際作品例子，因此無從得知他所指的具體對象爲何。不過，大致應可揣度出他所指的是，一般在階級視角上，描寫無産大衆的悲慘生活，以及批判殖民支配階級統治的左翼作品。這可從接著他所提出的第三文學論的前提中看出，他認爲作者應有的態度，與其强調階級，還不如重視一個民族、國家的成員來得恰當。

據我想來，一個社會的集團，因其人種、歷史、風土、人情應會形成一種共通的特性，這樣的特性是超越階級以外的存在。所以臺灣人在做階級的分子以前應先具有一種做臺灣人應有的特性。²¹⁵

在〈第三文學再論〉中，他也反復强調了集團的特性。他認爲集團的特殊性，不僅能超越階級意識，而且也是階級意識的先行條件。他擧出家的和尙爲例，說明一個和尙在當和尙之前，應該先是一個人，因此在過著

在文檔中第三章日據時期文學理論與現代性 (頁 84-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