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據末期的文壇狀況
日據末期，日本以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列爲治台三策，這是 日本利用臺灣的地理要因，試圖將其勢力南進擴展，並以南洋資源作爲基 礎，圖謀軍勢擴張的一個軍事政策。在這樣的時局下，作爲抗日民族運動 有力形態的文藝結社，以及以文藝雜誌爲中心展開的文學運動，均遭到完 全的封鎖。1940年代初，强調國防國家的理念，並重視文化的政治效用的
『大政翼贊會』成立後，民間文學雜誌《文藝臺灣》和《臺灣文學》相繼 誕生，臺灣作家的活動也再度開始。透過這兩本雜誌的形成和展開過程，可 以略知日據末期的文壇狀況。240 1939年8月，臺灣總督府機關誌《臺灣日 日新報》的課長日人作家西川滿喊出「日臺親善」口號，主導結成了民間 組織『臺灣詩人協會』，當時黃得時、龍瑛宗、楊雲萍等臺灣作家也加入 了這個協會，在日本右翼作家火野葦平題寫卷頭言，63人的作品齊獲刊登 的盛況下，發行了《華麗島》雜誌。到了年底，這個協會又重新組織爲『臺 灣文藝家協會』，第二年發行了文藝雜誌《文藝臺灣》。這本雜誌的性格，用 一句話槪括來說，就是「藝術至上主義」和「外地文學」。前者以編輯人西 川滿爲代表，批判寫實主義，强調以直觀、想像、幻想爲主的感官風格；而 後者則來自日本人島田謹二的想法。島田謹二視殖民地文學爲一種新的文 學，認爲這些新的殖民地文學，能提供給自國文學一種異國趣味，更能幫
240 有關這兩本雜誌的實證資料，主要參考王昭文，〈臺灣戰時的文學社群 － 文藝臺灣與臺 灣文學〉(《臺灣風物》40卷4期)，以及柳書琴，〈戰爭與文壇 －日據末期臺灣的文學活 動(1937.7-1945.8)〉(臺灣大學歷史學硏究所碩士論文，1994.6)。
自國文學注入新的風格。241 他又把《文藝臺灣》定位成日本南方文化的建 設者，提議將這個「外地文學」編進日本的中央文壇，以强調文學的地方 性和特殊性。按照島田謹二的說法，臺灣文學具有「廣義的鄕愁文學」、「描 寫外地景觀的文學」、「能解釋民族生活的文學」等特性，因此不管文學者 選擇哪個特性，都可以比初期的軍事征服或調査時期，創作出更徹底的「生 活的實狀」。可見他具有融合異國情調和心理的寫實主義的文學傾向，但 是，在這裡他所說的寫實主義乃是「外地文學的寫實主義」，也就是說，將 生活在與內地風土不同的殖民地人的思考、感覺、生活的特異性，以「寫 生」的方式描寫出來。這雖然是與西川滿的藝術至上主義不同，但是兩者 的文學觀同樣都是以日本人爲思考主體，以建設「在臺灣的日本文學」爲 目標。
到了1940年7月，『臺灣文藝家協會』透過內部改革，採取順應戰時體 制的國策文學路線。年底，『日本文藝家協會』以『文藝銃後運動講演會 臺灣班』的名義，派遣菊池寬、中野實、吉川英治、火野葦平等日本右翼 人士來臺進行巡廻演講。演講的主題爲「時局下的文藝銃後運動，以及新 體制下文學應遵循的動向 － 國策文學之樹立」，242 之後在《文藝臺灣》也 逐漸增加了宣傳國策的文章。1941年，又在官方的策動下，爲邁向高度國 防國家體制，並加强文化的意義和責任，成立了新的『臺灣文藝家協會』。新 協會的行動綱領爲：一、本國體之精神，傾全力於文藝活動。二、期透過 文藝活動，協力文化新體制之建設。三、於强而有力的團結之下，期努力 發展臺灣健全的文藝。由此可知這個新協會積極協力於建設新國民(皇民) 文學的立場與角色的扮演。
日本挑動太平洋戰爭後，總督府開始急速强化對文學界的控制。半年
241 〈外地文學の現狀(外地文學硏究的現狀)〉，《文藝臺灣》一卷一號(1940.1.1)。
242 見《臺灣日日新報》，1940.12.14記事，菊池寬的講題爲「時局與武士道精神」，中野實 的講題爲「宣傳與銃後」。
後，在臺灣軍報導部、總督府情報部和『皇民奉公會』的策動下，新臺灣 文藝家協會再一次進行改組。這個狀況告訴我們，軍方的力量正式地介入 了文學活動之中。在這樣的態勢下，1942年11月『日本文學報國會』於東 京和大阪召開第一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張文環、龍瑛宗等人也在臺 灣文藝家協會的派遣之下受邀參加。他們在會議結束返臺後，極力宣傳「大 東亞共榮圈」和「大東亞精神」等日本所意圖的目的。如龍瑛宗表示，以 英美爲主體的科學文化已出現破綻，因此「東洋文化的唯一保存國」日本，基 於「復興東亞」、超越英美科學文化的自覺，才發動此次大東亞戰爭。日本 發動此戰爭的目的，在重建東洋固有的「道義文化」。而東洋固有的「道義 文化」，是大東亞戰爭的基本精神，「在日本來說是八紘一宇的精神，在中 國來說就是四海兄弟的精神。」 他們主張臺灣文學不能以一個外地文學，追 求特殊性，而是要以日本文學的一翼，服務於國家的飛躍和民族的理想。作 家返臺後，與《臺灣文藝》同一系列的『臺灣文藝社』也就此次大會提出 聲明：
現在所要求的文學，不是把臺灣地域的特殊性過重評價，因而 自我封閉於狹小氣宇之不成熟文學。應該是具有大東亞文學一支的 氣宇與力的大文學，但是欲成爲成熟的文學，不應徐徐爲之，應飛 躍爲之。而飛躍的發展，必須把惡的英美文化主義和低的民族主義 之殘滓完全拭去，始有可能。243
可見臺灣文學及其活動日益帶著具體而明顯的國策色彩。之後由於戰勢吃 緊，急需物資和兵員的調度，日本乃動員臺灣作家，明訂鼓勵增産、從軍 和激發戰鬥意志，作爲文藝的直接目標。如此積極配合國策的臺灣文藝家 協會和《文藝臺灣》，在1943年隨著『臺灣文學奉公會』的成立而自動解散，所
243 〈卷頭言〉，《文藝臺灣》，五卷三號(1942.12.25)，轉引自柳書琴，前揭論文，頁142。
有會員並倂入奉公會，積極爲軍國主義的宣傳奔走。此時，西川滿主張所 有文藝雜誌應就「戰鬥配置」，《文藝臺灣》因而遭到廢刊，並在1944年以 臺灣文學奉公會的名義發行《臺灣文藝》。244
綜觀《文藝臺灣》的發刊和臺灣文藝家協會的活動，雖然在初期時文 學性較爲强烈，之後却由於總督府的積極介入，帶著國策性發展，呈現出 各個時期內容不同的現象。但是，不管是哪一個時期，其所揭示的文學主 張，與皇民化運動以前以臺灣人爲主體的臺灣文學，走的是完全相反的路 線。批判普羅文學爲目的導向的《文藝臺灣》同仁，所演出的法西斯主義 皇民文學，明確地忽視了大多數基層臺灣人民的期待。他們所强調的皇民 文學，不僅抹殺了文學精神，甚且還把文學當作戰爭的手段利用，是一種 文學的對立物，也是反民族的，它只是個在日本法西斯主義體制下所實施 的一種文學政策，完全不具任何民衆性基礎。
另方面，原本屬於臺灣文藝家協會的張文環、黃得時等人，因不滿西 川滿個人本位的編輯態度，在1941年5月，以臺灣人爲中心，另外組織『
文社』，發行了《臺灣文學》雜誌。這本刊物的主要傾向在强調臺灣文學 的外地文學特殊性，譬如黃得時的臺灣文壇建設論，以及中山哲對寫實主 義精神的重視等，都是著重在外地文學的特殊性上面。在强調文學政治效 用的日帝文化政策壓制之下，臺灣文人普遍都缺乏自主性，不過他們的這 個想法，在一定程度上擁護寫實主義，並且主張在臺灣特殊性的基礎上，建 設臺灣本土文學，多少算是保留了一些生存空間。
『 文社』的成立及《臺灣文學》的發行，帶動了曾經在《臺灣文藝》
和《臺灣新文學》中活躍的臺灣主要作家的參與。這個團體以發展島內文 學爲目標，在楊逵等左翼文人和演劇、音樂、美術界活躍的臺灣人士的支
244 葉石濤，〈文藝臺灣中的臺灣作家〉中有一段話：「跟臺灣新文學運動相對立的所謂『皇 民文學』運動是否認新文學運動的目標的反帝、反殖民地，要協助戰爭，推進總督府 所意圖的『臺灣人的日本人化』運動，而後期的《文藝臺灣》便成爲其主要的舞臺。」
(《臺灣文學的悲情》，頁212)
持下，促成以臺灣人爲中心的文化大團結。在創刊號中，呂赫若針對《文藝 臺灣》的發行方向，主張擺脫「趣味性文化」，以繼承事變前的文學運動；張 深切刊載了對『臺灣藝術硏究會』會員陳遜仁、曾石火的追悼特輯；在皇 民化浪潮洶湧的1943年，也刊載了「賴和追悼特輯」，並强調臺灣的歷史、風 土、環境等特質。可見他們面對著日帝的皇民化政策，雖然只是一絲微弱 的聲音，但却也從沒忘掉反抗的精神。不過，到了1943年末，隨著戰爭的 日益吃緊，所有文藝雜誌被迫配置於戰時體制下運作，《臺灣文學》乃免 不了遭到廢刊命運。由此，在皇民化時期，以臺灣人爲中心的文學活動始 告中斷。
二、皇民文學論的內容
從上述文學團體和文學雜誌的發展過程當中，可知日據末期的文壇是 隨著戰爭狀況的推移而調整或轉變，文學也終究被利用到戰事，淪落爲國 策文學的命運。支持國家政策並讚揚及鼓舞戰爭的國策文學，企圖以扼殺 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性，以遂行把臺灣人同化爲日本人的皇民化政策，因此 又被稱爲皇民文學。不過，皇民文學的內涵，隨著戰事狀況的變化，呈現 出前後不同的差異。首先，蘆溝橋事變前後，日本實施了言論統制、用紙 限制，以及禁止報刊漢文欄等的政策，中文作家因而被迫停止其文學活 動，也造成臺灣人的陣營被削弱大半。在僅剩日文使用者尙能有所活動的 情勢下，一方面由於具有自由主義思想與普羅主義思想的作家在事變的衝
從上述文學團體和文學雜誌的發展過程當中，可知日據末期的文壇是 隨著戰爭狀況的推移而調整或轉變，文學也終究被利用到戰事，淪落爲國 策文學的命運。支持國家政策並讚揚及鼓舞戰爭的國策文學，企圖以扼殺 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性，以遂行把臺灣人同化爲日本人的皇民化政策，因此 又被稱爲皇民文學。不過，皇民文學的內涵，隨著戰事狀況的變化，呈現 出前後不同的差異。首先，蘆溝橋事變前後，日本實施了言論統制、用紙 限制，以及禁止報刊漢文欄等的政策，中文作家因而被迫停止其文學活 動，也造成臺灣人的陣營被削弱大半。在僅剩日文使用者尙能有所活動的 情勢下，一方面由於具有自由主義思想與普羅主義思想的作家在事變的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