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循上文的論述，中國古典小說名著的「大眾性」乃是建立在它「文 化原料性」的特質以及歷時性群體參與的「不定式文本再製」，使得它 的趣味與意義不斷「再現」。因此，它始終處在開放性的生產過程，在 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文化條件下，允許人們以不同的「載具形式」與「敘 述形式」去「再製」，而多元相對地兌現所意圖的價值。在本文中，我 們將「價值兌現」界定為：以一種符號性的物品去兌取所意圖的價值；
而所謂「價值」指的是人類在社會文化生活中，為了滿足物質與精神需 要而所欲求的目標物。當人們主觀地覺知到自己的價值意圖以及所欲求 的目標物，即是「價值意識」；而所意圖的目標物如果是以符號形式實 現的文化產品，例如小說，則所謂「價值」就是這符號體所能符合其意 圖的「經濟效益」、「趣味」與「意義」。「經濟效益」聯繫於現實生 活的物質欲求，「趣味」聯繫於「感覺」，而「意義」則聯繫於對人生 存在經驗的「理解」。
群體的社會文化生活，其價值當然多元而相對；小說又是群體意識 的文化產品，幾乎都沒有一種繫屬於「定身作者」或繫屬於「定式結構」
的「定指主題」之意義。因此，如《水滸傳》這一類的章回體小說，基 本上是一種「集作性的符號體」，亦即「集合」了不同時期、不同參與 者，不自覺或自覺之價值意識而構作形成的「隱喻系統」。所謂「參與 者」，包括了說話者、表演者、書寫者、行銷者、閱聽者、評論者。從 歷史而言，他們分屬不同時代；從社會而言，他們分屬不同階層；卻不 約而同地集合在一起，以某一小說文本的符號體，構作了龐大的「隱喻 系統」，以表徵他們各有所圖的價值意識。
我們在這裡將比較廣義的使用「隱喻」一詞，凡以某種符號形式去 表徵人們於存在情境中，其心靈所體驗的趣味與所理解的意義，即是「隱 喻」。因此，廣義而言，一切文化產品，尤其文學藝術，都是「隱喻」。
上述的參與者，都是在社會文化場域中，扮演各種角色，以「小說」為 共用的符號體，進行社會互動，而藉著文本的「再製」，隱喻性地兌現 所意圖多元而相對的價值。因此，假如我們僅從「純文學」本位的所謂
「藝術性」，或從「政治道德」本位的所謂「教化功能」，去評判小說 的價值，那都是對古典小說的生產缺乏歷史情境及其過程之同情理解所 形成價值的簡化。
古代小說生產的參與者，如何「集作」一個龐大的隱喻系統，而依 藉文本不定式的再製，分別去兌現他們所意圖的價值？這個問題可以從 生產過程的「漸序性」做出分序的理解。不過我們得先說明，「序位」
的區分，雖大致以生產過程中，經驗發生的「時序」為主；但是，其間 某些角色的出現，卻難以完全依照經驗發生的時序切分。從經驗發生的 時序來看，這些角色可能同時出現在二個以上不同的序位中；但是理論 上，我們卻必須依照小說生產的角色功能來為他選定一個適當的序位，
例如下述第四序位的評論者，他最晚在第三序位就以「閱讀者」的角色 出現。我們將他擇定在第四序位，乃是考量他在小說生產過程中的角色 功能，不僅只是一般性的「閱讀者」；更重要的是他們以專業性的評論 能力，運用「評點」的敘述形式，「再製」了另一種「意義」的產品，
故而將他置於第四序位。
一本隱喻系統龐大的章回體古典小說，其生產過程的第一序位，通 常都是在現實的社會文化世界中，以日常行動或言說，經由社會實踐的 過程去生產經驗原料。「行動」指的是真實發生的社會行為，例如《水 滸傳》中宋江等人記載於文獻中的行跡；又《三國演義》中記載於文獻 有關曹操、劉備、諸葛亮、周瑜等人的事實。「言說」指「巷議街談，
道聽塗說」，即口頭流傳的故事。有時，這二者混在一起；有時則沒有 前者，只有後者。但是，前者固然為「史」；而後者所謂「街談巷語，
道聽塗說」，此與現代小說作者一人自覺的想像虛構不同，它是庶民階 層群體意識的產物，雖不能就其「發生」與否做出客觀實證，卻是人們 所「信以為真」的事物，因而它能廣為流傳；這與現代傳播媒體所謂「八 卦新聞」、「小道消息」性質相近。這些訊息其實反映了群體的社會文 化心理。這一序位中的「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言說者與聽受者的角 色乃輾轉混合。當訊息被不斷輾轉言說與聽受時，已隱涵著傳播範圍內 之群眾正反面的價值意圖。因此，從強調庶民性的文化人類學、社會學 的立場觀點來看，不管出於行動事實，或出於街談巷語，這些訊息都是 彼時彼地，人們社會文化生活經驗及價值意識的產物，比諸強調菁英 性、貴族性的官修「二十五史」，它是另一類「史」的意義。從經驗材 料的原始發生而言，這就是中國古典小說皆為「野史」而特具「文化原 料性」的原因之一。
第一序位的生產，在廣為傳播的過程中，已由他們「言說」的符號 隱喻了群體性的某些喜怒哀樂的感覺趣味，以及某些善惡是非的存在意 義；但是，既謂之「正反面的價值意圖」，則有以為然者，就有以為不 然者。換言之，他們依藉此一產品兌現了群體意識中或正或反的價值。
只是，這一序位的符號仍然在眾聲喧嘩的狀態中，還沒有被匯集、選擇、
統整為若干相對穩定的敘述形式；這就得等待第二序位的生產。
第二序位的生產，指的是說話、講唱或戲曲表演等生產行為；相對 就是受眾之聽賞或觀賞等消費行為。這一序位的生產，已經將前一序位 眾聲喧嘩所生產出來的原料，加以匯集、選擇、統整，而以某種「載具 形式」結合「敘述形式」，「再製」為「暫成性」產品，並在特定場所 演出。這就開始有娛樂性的商業行為了。在這商業行為中，從說話人、
講唱或戲曲表演人的立場來看，「經濟效益」應該是他們自覺的「顯性 價值意圖」。他們必須參與「小說」生產，依藉說話、表演的載具形式 與操作技術，提出優質或受歡迎的文化產品，才能兌現他們所意圖的「經 濟效益」價值；因此他們從事的是商業行為，同時也是文化生產行為。
如何是「優質或受歡迎的產品」？對他們而言，可能是生產過程中，
已熟習「載具形式」的操作，而成為一種不自覺的「隱性價值意識」，
自然而然地實現了優質或受歡迎的產品；但是，這也可能是他們自覺的
「顯性價值意圖」，明白地認知到什麼是優質的產品，就「再製」什麼 樣的產品；或者認知到受眾歡迎什麼樣的產品，就「再製」什麼樣的產 品。這二者可能背反，也可能相符；但是，不管如何，他們所「再製」
的產品，已在符號上構作了若干相對穩定的「敘述形式」，隱喻著群體 性的某些喜怒哀樂的感覺「趣味」，以及某些善惡是非的生命存在「意 義」。這些「趣味」與「意義」當然築基於「文化原料性」，才能相應 於普遍性的群體意識；故而他們的「再製」產品，不但承自第一序位的
「原生素材」，同時「典型事物」的塑造必然也已具雛型。這也就是中 國古典小說特具「文化原料性」的原因之二。綜而言之，他們依藉此一 產品的這種隱喻符號「兌現」了群體所意向的某些價值。這些價值包括 了「經濟效益」與產品本身的「趣味」及「意義」。
相對而言，這第二序位比起前一序位，說話者、表演者與聽賞者、
觀賞者的角色已有所區隔。表面看來，觀聽之受眾對產品似乎只是消 費，依藉金錢而從被生產出來的符號形式，隱喻性地兌現了群體所意向 的感覺「趣味」及生命存在「意義」。然而，在生產與消費的動態結構 歷程中，消費者的「趣味」與「意義」取向，必然會回饋到生產者，而 影響到產品的製作。從這種觀點而言，在說話、講唱或戲曲表演的場域 與過程中，觀聽之受眾其實也相對參與了小說的生產。說話與表演的語 音形式、肢體形式之產品無法留存；但是根據史料，我們必須承認他們 的生產事實。而這生產事實，就只能以「話本」、「彈詞」、「鼓詞」
及「劇本」等文字符號形式，去推釋他們如何「隱喻」並「兌現」群體 所意向的價值了。
前二序位的生產，大致是以庶民階層為主，依藉「小說」產品滿足 沒有文字能力的受眾，在社會文化生活中，對物質或精神的需求，尤其 精神需求最為主要。第三序位的生產，則以文人階層為主，指的是小說
的書寫，包括初寫、改寫、續寫等生產行為；相對就是受眾之閱讀的消 費行為，以及行銷者的編印出版行為。這一序位的生產，書寫者更進一 歩選擇、匯集、統整前二序位紛雜的「暫成性」產品，以文字為載具進 行「書寫形式」的操作，並結合適當的「敘述形式」，「再製」為另一 種「暫成性」產品，以供應具有文字能力的人去閱讀。
這一序位的產品，一則由於已離開前一序位現場動態性的說話、講 唱與表演，而更變為非現場的靜態性閱讀。因此其「敘述形式」便趨向 於精美描繪的修辭策略，以滿足文人階層讀者的感覺「趣味」與生命存 在「意義」。二則作者本是才學兼優的文人，以精美的「敘述形式」及
「修辭策略」，創造優質的「趣味」與「意義」，乃是一種常態性的「自 我實現」心理。因此，包含著優質的「趣味」與「意義」所構成的小說
「藝術性」，應該是這一序位書寫者自覺或非自覺的價值意圖；而其「再 製」的產品，也就是以他所創造的符號形式「隱喻」並「兌現」了意圖 中的價值。
那麼，第三序位的生產是否就此轉變為純屬個人的「純文學」創作
那麼，第三序位的生產是否就此轉變為純屬個人的「純文學」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