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交易性質的君臣關係

份子沒有任何人身依附關係，行動自由思想開放成為各國統治者爭相招攬的對象。於是「士」這個字由原來的男子、官員或武士，演變為指稱具有道德修養或才幹能力的人。當士階層興起而進入官僚組織中，儼然成為一種制度化、客觀化的參政管道，使得複雜的國家機器更趨理性化、更具有效率，同時也趨向私有化，成為君主個人的統治工具，其榮辱升黜皆在君王手中。他們和國君之間沒有任何血緣關係，不是憑身份高貴而是憑其才學入仕，憑才幹換取俸祿，而不擁有祿邑；君臣之間沒有依附性，合則留，不合則去，不是終身制或世襲制。

為了滿足社會的廣泛需要，有才之士紛紛步入仕途，追逐功名利祿，而欲以平民身份介入權力運作的管道大致有三^１０６：一是「軍功爵」的獎勵制度，「商君之法，斬首一級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首二級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１０７」；

二是遊說自薦，為理想奔走四方，或為生計而周遊列國，闡述自己的政治主張和治國方略；三是現任官吏的薦舉。這種官吏選拔制度和宗法世官世襲制有著本質上的區別，以才能和功勞為為官者的必要條件，打破了血緣關係的封閉性和貴族對於政治的壟斷。

當士階層大量介入權力運作之中，君主有了選擇官僚的充分餘地，職位也趨於比較精密之分工，最顯著的特點則是有文官與武官之分，文武分職一方面是適應當時繁雜的行政事務和軍事活動的需要，使得術業有專攻；另一方面則是為了集權於國君，使得權力被分散的大臣可以起相互監督和制約的作用。建立文武分職的官僚機構，以官僚政治取代宗族政治，是中國古代政治史上的一大進步，秦漢以後中央集權的官僚制度，基本上就是戰國時代列國政治體制的延續與升級。

１０６張豈之：《先秦史》（台北：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 年 6 月初版），

頁 249--250。齊思和先生指出平民仕進的管道有文學、遊談、武功、遊俠四種，

參見氏著：《中國史新探》（台北：弘文館出版社，1985 年），頁 110--114。

１０７陳啟天：《增訂韓非子校釋》，第一卷〈定法〉，頁 81。

從春秋末年開始，君主不再給予任官者封地或采邑作為報酬，而改之以糧食為主，爾偶也用錢幣或黃金的俸祿。依官職高下之別，俸祿有不同的等級，卿相可「食祿千鍾^１０８」，最小官吏則為「斗食^１０９」；俸祿制度的推行，

將君臣關係變為僱傭關係，在「君付權，臣出能」的契約，君計臣力，臣計君祿，臣憑才幹換取俸祿，君臣之間乃依政治需要而結合，是一種契約式的、

交易式的相施報關係，根據人的能力、學識、才幹和功勞選拔、任免、使用，

宗族血緣關係不再作為官吏升遷進退的依據。

對於這種新的君臣關係，許倬雲先生指出：

若是君臣合不來，頗不妨棄此他適，君臣之間既然可以如此，其關係遂發展為契約式的或交易式的，君臣之間因此有一種相報施的關係。

貿易關係支配了君臣的身份，君以爵祿做為貨價，而臣以能力做為貨品，

臣若不能從國君得到貨價，君也不用盼望臣子會盡力；反之亦然。實物的貨價，或貨幣的貨價，自然因其易於支付及沒有附帶權益兩大優點，

代替了封建政權下的封地采邑，這就是俸祿制度的起源。

一群以士為業的官員，以俸祿為收入，與君主構成貿易的兩造，關係建立在施報觀念上。由此，戰國的列國朝廷上出現了一種新的官吏，他們將為專制君主做最適當的工具：有服務能力，卻又可以隨時罷黜；以俸祿換取服務，卻又可以免去佔據封邑的弊病。這是一種新型的官僚制度，

效率與忠誠於是代替了無法約束或改變的親屬與血緣。至少，君臣之間的關係單純了，單純得只剩雇主與傭工的關係^１１０。

這種單純的雇主與傭工的關係，不必受血緣倫理的羈絆，合則來，不合則去；

有能力則用之，無能力則罷之；俸祿高則就之，俸祿低則捨之。對君主而言，

是有效率、有效能的關係；對臣下而言，是有利可圖、有錢可賺的關係；能各取所需，能相輔相成，是一種穩定的關係。

總而言之，戰國時期，諸侯國之間連綿不斷的兼併戰爭，各國內部愈演愈烈的宗族傾軋，導致了大批宗族的消亡，宗族統治隨之土崩瓦解，國家型

１０８語出漢 ‧ 司馬遷：《史記》，日本瀧川龜次郎著：《史記會注考證》（台北：藝文印書館，1972 年 2 月大一版），第四十四，魏世家第十四，頁 712。

１０９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台北：明倫出版社，1972 年 3 月初版），

百官公卿表第七上，頁 743。

１１０許倬雲：《求古編》（台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 年 6 月），頁 399--400。

態由「封建城邦」逐漸轉變為「君主專制」，新型的官僚政治體制應運而生，

八

血統未打破，語言文字未統一，所謂「天下」，只能算是「部族的聯合」。

血統已打破了，語言文字已大體統一了，所謂「天下」，可以說是「統一的民族」。

歸納起來，當國家型態由「封建城邦」轉為「據地稱雄」之際，一個要求「君國一體」的時代逐步地登上了政治舞台，這是一個劃時代的轉變，因此，徐復觀先生指出：

過去的國人階層，是凝結於其國君政權的周圍，成為支持政權存在的骨幹。在春秋之末，國人階層，已經不以其原屬國家政權的利益為中心，

而各自追求其自身的利益與理想。封建的靜的社會，由此進入到一種競爭的動的社會^１１２。

由「靜」的社會轉入「動」的社會，最明顯的改變就是權力結構中的「君臣關係」，這是一種「血緣性質」到「交易性質」的改變，比較觀之，黃俊傑先生以為有「特殊精神」與「普遍精神」之區別，他說：

所謂「特殊精神」意指在封建社會體制之下，所出現的若干歷史現象中強調一些主觀條件之共同特徵。例如：在封建社會之下，個人地位之取得是依其親緣或血緣背景，而不是憑其客觀能力與才具；周王與諸侯之關係亦依「親親之原則」而展開；整個社會之平治也以「禮」為其最高準則。所謂「普遍精神」是指東周以後封建解體、官僚制度建立之過程中，所發展出來的歷史現象中強調客觀因素之共同特徵。例如：戰國以降的社會中逐漸強調契約性之關係，親緣與血緣背景不再像以前那樣備受重視；一種理性合法的權威逐漸建立；社會之平治也逐漸走向客觀的

「法」的道路。禮區分在「特殊精神」之下人際關係應有之差距；法明辨在「普遍精神」之下個人之平等性；禮所以致其異，法所以求其同。

禮與法之分也，正是中國古代社會從重視「親親」演變為提倡「尚賢」

１１２參見徐復觀：《周秦漢政治社會結構之研究》（香港：新亞研究所，1972 年 3 月初版），頁 92--93。所謂的「國人」乃指住在都邑之內及都邑近郊的人，乃所以別於居於鄙野的農民，凡稱到國人時，不僅都與政治、軍事直接有關；而且對政治、軍事，在最後常有決定性的作用；甚至可以這樣說：春秋二百四十二年間，

政治上層的激烈活動是諸侯、卿大夫；而在上層下面的，激盪著一股強大的激流的則是國人。根據徐復觀先生的考證，國人是由士、自由農民，及工商業者三部分所構成的；有類似於古希臘時代城邦的自由民。

兩大階段之大分水嶺^１１３。

這種政治、社會型態上的改變，使得「春秋戰國」時代居特殊重要的地位，

是中國文化之形成期，也是一個活潑的制度創造期，舉凡秦漢以降政治制度之規模、政思想之大旨，莫不奠基於春秋戰國時期。「血緣性質的君臣關係」

之崩潰，當然是由於封建制度之瓦解；而「交易性質的君臣關係」之產生，

除了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各種變動影響所造成之外，各派學者紛紛提出完成統一的辦法亦是不容忽視之面向。

由於各家思想的立場不同，是以君臣關係有了差異性，王健文先生說：

從古典中國到傳統中國，從封建體治道郡縣帝國，是一整體而典範式地大轉變，以君臣觀而言，從孟子的「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之視君如寇讎」，到韓非子的「寇雖蔽，必加於首；履雖新，必關於足」，表現了皇帝權威絕對化的事實。從罪在己君，而「名在諸侯之策」的「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的封建時代；到戰國時代，行不合，則「去之楚越，

若脫然」；以至於「勢不足以化則除之」的戰國末期法家思想，也清楚地呈現出君王與其臣民關係的流變。這些變化醞釀於春秋中晚期，經歷戰國時以迄西漢前期，才逐漸轉化定型^１１４。

面對一個「封建崩解，趨於統一」的時代，諸子百家在政治思想上，可以分為三大類型：第一是為人民求解放，以仁義為政治最高規範的類型，儒、道、

墨、陰陽家皆屬之；第二是為統治者爭權勢，以富強為最高目的的類型，法家屬之。第三是只論各國相互攻取策術長短的陰謀家類型，縱橫家屬之^１１５。預設的立場不同，君臣關係亦隨之變化。儒家以各種說法，要把人君的地位向下降，要使君臣關係建立於互信之上，是相對的關係；而法家則要求把政治權力徹底集中在人君手上，把人君神聖化、神秘化，使君臣關係特為懸隔，

是絕對的關係。

總而言之，當「倫理型」的君臣關係向「契約型」的君臣關係轉變時，

「親親」已不存在，是以「禮」便無法發揮確實的作用；在「君付權，臣出

１１３參見黃俊傑：《春秋戰國時代尚賢政治的理論與實際》（台北：問學出版社，1977 年 9 月初版），頁 28。

１１４參見王健文：《奉天承運 — — 古代中國的「國家」概念極其正當性基礎》（台北

在文檔中「君臣關係」是中國古代政治的核心結構，這種權力體系在權力出現、 (頁 2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