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親親」的宗法觀念，結合「尊尊」的政治原則，是以與周天子的血 緣關係愈親近者，則諸侯的地位愈尊高，可見「血緣」乃「政治權力」的分 配條件。所以，在封建城邦時期的政治參與，便是以血緣身份為基本條件，
因此這時期的國家權力，大抵是開放給宗族成員共享，使得血緣性的族權與 政治權力合二為一。當血緣性的族權，遇上政治權力，使君臣的組合有著複 雜的互動型態，在此矛盾的結合下，會迸出什麼樣態的火花呢？
周天子與受封的諸侯國是屬於君臣關係，這些諸侯為王室大臣，對周王
８４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台北：藝 文印書館，1997 年 8 月初版），卷第十，莊公二十三，頁 171。
８５春秋‧左秋明：《國語》（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68 年 12 月臺 一版），卷十四，晉語八，頁 171。
８６張豈之：《先秦史》（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6 月初版），頁 246。
室納貢，承認周天子「共主」的地位，周天子則對這些受封的諸侯有監督征 伐的權利、有保護的義務，靠倫理的禮儀，社會的拘束，經濟的榨取，為彼 此間協力維繫的韌帶，並非統御性的政治指揮，因此天子與諸侯的關係甚是 鬆弛８７。在此封建制度下，君臣關係建立在以血緣為基礎的宗法制度上，等 級分明，貴賤有差，彼此間並沒有絕對的權力形式存在，具有政治和倫理兩 個面向，一方面君主是共主，一方面是氏族大宗，因此君臣一方面有著權力 支配的隸屬關係，但另一方面又由於血緣關係使得君臣並非是完全的上下支 配關係。因為作為臣屬者，可經由血緣條件，左右了君主的廢立。所以封建 城邦時期的君臣關係，仍表現出強烈的家族色彩，難以形成依照法律規定辦 事、以國家公務為唯一目的的客觀、獨立的官僚群體。
封建基本上是政治權力層級分化，而權力的分配則是依血緣親疏而有上 下之序，是以，當宗法成為封建的構成原則之後，血緣關係便成為國家內部 權力的分配原則，是以君臣關係有時是父子關係，或叔伯甥舅的關係，政治 家族化、倫常化，國家乃家庭之擴大，政治秩序乃家族關係之推展。
當血緣倫理的價值觀凌駕一切之際，「禮」的規範就顯的格外地重要，
「禮」成了維繫社會的動力，因此，雖然君臣關係也必須在「禮」的儀式中 確立，《左傳》僖公二十三年載：
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
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 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 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
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８８。
《國語》晉語九，亦有相同的記載：
中行穆子帥師伐狄，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不受，軍吏曰：「可 無勞師而得城，子何不為？」穆子曰：「非事君之禮也。夫以城來者，
必將求利于我。夫守而二心，奸之大者也；賞善罰奸，國之憲法也。許 而弗予，失吾信也；若其予之，賞大奸也。奸而盈祿，善將若何？且夫 狄之憾者以城來盈愿，晉豈其無？是我以鼓教吾邊鄙貳也。夫事君者，
８７張金鑑：《中國政治思想史》（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9 年 1 月），頁 226。
８８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台北：藝 文印書館，1997 年 8 月初版），卷第十五，僖公二十三年，頁 250。
量力而進，不能則退，不以安賈貳。」令軍吏呼城，儆將攻之，未傅而 鼓降。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苑支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僚勿從。鼓 子之臣曰夙沙厘，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
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于鼓？」穆子召之，曰：「鼓 有君矣，爾心事君，吾定而祿爵。」對曰：「臣委質于狄之鼓，未委質 于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
君有烈名，臣無叛質。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８９」
「策名委質」的制度，就是確立君臣關係的重要禮節。「策名」就是指「策 命」禮，亦稱「錫命」禮，「委質」就是指「委贄」禮。西周、春秋之際，
政治上君臣關係的確立，自上而下，按禮必須經過「策命」禮，由史官當場 宣讀任命官職的命書，並將命書授給臣下，命書有一定的程式，如同國王當 面用口語下命令一樣，先呼受命者之名，再任命官職或再敘明任命的理由，
並加賞賜，用以表示官職、任務和權利的授予。同時君臣關係的確立，由下 而上，按禮必須經過「委質」禮，由臣下拜見君上，「奠贄再拜稽首」，以 表示對君上的臣服、忠心，君上「受贄」而不還，表示在經濟上確立了納貢 關係，必須負起貢獻人力和財物的責任。這種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兩種確 立君臣關係的必要禮節，合稱起來，就叫做「策名委質」９０。經過「策名」、
「委質」確立了君臣關係，做臣下的必須效忠，不能有二心，如有二心，即 是犯罪行為。
封建城邦的政治格局，從天子以至最底層的官僚系統，大都在「血緣紐 帶」的束縛下，凡事以「禮」為行事規範。因此，在制度本身便蘊含有等級 區別的「不平等」意識。「貴族」與「平民」有著種種「權利義務」的區別，
其因並不在於才能高下的反映，而只在於「血緣關係」的差異。所以封建城 邦的國家型態便有著高度的主觀性，難以建立真正具有制度化的國家。是 以，「血緣」一方面鞏固了統治家族的地位；另一方面卻也束縛了君王的權 力，於是，在相關的經濟條件、社會環境的變革下，在古典中國進入一個無 日不戰的世代後，封建君主極力擺脫「血緣」的束縛９１，欲將權力一把抓於
８９春秋‧左秋明：《國語》（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68 年 12 月臺 一版），卷十五，晉語九，頁 173。
９０參見楊寬：《西周史》（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 年 4 月初版），第九章〈「
贄見禮」新探〉，頁 776--783。
９１「血緣」對於中國的影響其實是無法抹滅的，徐復觀先生指出：「封建制度崩潰以 後，隨封建貴族的沒落，「平民家族」的逐漸擴大，宗法制度，卻逐漸下逮於社會
股掌之中，以塑造一個具有高度動員力的「國家」。
第三節 君付權臣出能：契約型的君臣關係
春秋以來，禮崩樂壞，封建制度已無法成為穩定國家秩序的基本力量，
面對權力的誘惑，「親親」的血緣情感已在不斷爭奪的政治中，逐漸地被消 磨殆盡，而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其實，宗族的「血緣關係」與國家的「政 治關係」根本就是兩回事，所以「擬血緣」關係的擴充是無法強化穩固關係 的形成，林師啟屏說：
宗族成員依血緣關係所自然形成的秩序，和國家內部成員的種種人為組 合關係下的秩序，一為自然形成，一為人為造作，兩者自不可混同。因 此，若是混同二者，而將「國家體制」的運作植基於「血緣」基礎上，
又無一套自足的法定制度以規範國家機器的運作，則這樣的國家體制會 遇到動搖的變數，實是極多。因為將異質的兩項關係，硬加湊合，其產 生排斥衝突的現象，必然不可避免。尤其是當「國家」成為一家一姓的 私產時，有資格成為統治者的所有宗族成員，實容易在權力的誘惑下，
反作出破壞宗族團結的措施。這不是理論的推論，而是歷史的實證。所 以在破壞了「親親尊尊」的精神後，就等於破壞了封建宗法下的等級秩 序。國家乃至天下的秩序，自然不保９２。
在戰國以來的動亂中，宗族之間的情感與關係日漸薄弱，致使君主個人權威 日漸高漲，於是欲逐鹿中原爭霸天下之君主，勢必思考如何掙脫血緣關係的 牽絆？如何發展出一套新的政治秩序的運作規則？是故，鬆動了原有的政治 結構，對於君臣的角色定位有了新的認知，也同時改變了君臣之間的關係，
於是新時代與之來臨。
，擴大於社會。……普遍通行的族譜、宗祠、祖產等結構，皆由此發展而來。這是 中國社會結構的原則與骨幹。……宗法制度，是以固定的貴族身份來統治人民的制 度。於是親親、尊尊，亦皆以統治人民為目的。……但宗法由政治轉移到社會，統 治的關係沒有了，憑藉統治而來的罪惡也便沒有了；於是宗法中的親親精神，乃成 為我國兩千多年來，社會組成的堅韌的紐帶；也成為我國能渡過歷史苦難的真實力 量」。參見氏著：《周秦漢政治社會結構之研究》（香港：新亞研究所，1972 年 3 月初版），頁 100--102。
９２林師啟屏：《先秦儒法思想中的血緣問題與國家》（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