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嘉定和議後的宋金戰爭
宋 金 之 間 的 衝 突 ， 起 因 於 嘉 定 三 年 （ 金 衛 紹 王 大 安 二 年 ， 1210）蒙古侵金，因此七年（1214）時，南宋趁機罷納歲幣，宋 金在「嘉定和議」之後，又啟戰端。在四川地區，十年（1217）
四月丁巳，因金兵入寇湖北，乃命四川制置使董居誼「便宜行 事」。61次年（1218）元月，金兵圍攻皂郊堡、隔茅關，興元都統 李貴遁去。二月，金兵焚大散關而去，攻陷皂郊堡，死者五萬 人。四川制置司召忠義人復皂郊。三月，利州統制王逸等率官軍 及忠義人收復皂郊堡，但不久又為金兵攻陷。而同月辛卯，官軍 又大潰於赤谷口，沔州都統劉昌祖焚西和州、成州而遁。五月，
宋廷命四川制置司招集忠義人。嘉定十二年（1219）正月，金兵 攻成州，沔州都統張威自西和州退守仙人關，興元都統吳政戰死 於黃牛堡。二月，金兵攻陷興元府。62
從這些戰事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出，四川地區的宋軍主力
「御前諸軍」（興元府都統制、沔州都統制，利州統制）屢戰屢 敗，甚至大量招募「忠義人」參戰，可見御前諸軍的勢力日漸萎 縮。御前諸軍日趨衰敗的另一個象徵是叛亂四起，嘉定十二年三 月乙亥，興元軍士權興等作亂；閏三月癸亥，興元軍士張福、莫 簡等作亂，並於四月攻入利州，殺害四川總領楊九鼎。63
除了金兵的進攻之外，蒙古人也對四川發動攻擊。理宗紹定 四年（蒙古太宗窩闊台三年，1231），「八月己未，大元兵破武
61 宋‧不著撰人，汝企和點校，《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卷15，頁283。
62 宋‧不著撰人，汝企和點校，《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卷15，頁284-287。
63 宋‧不著撰人，汝企和點校，《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卷15，頁287-288。
休，入興元，攻仙人關」；十月癸酉，「大元兵破蜀口諸郡」。64御 前諸軍對於外寇入侵，似乎招架乏力。
此外，戰爭時期的四川地區籌措軍費，也已經到了山窮水盡 的地步。嘉定十一年四月戊申，命四川增印錢引五百萬，以給軍 費。65可見四川除了「增印錢引」這種造成通貨膨脹、紙幣貶值的 飲鴆止渴的方法外，也別無其他方式可資軍費。又據魏了翁的記 載：
曩在朝著時，得任（處厚）、楊（師復）書，煎熬科降，
知逐年以收計支，凡虧一千七百萬，皆鑿空架虛，脫漏過 日。朝廷方思所以變通文術，會遣李卿打算，則言每歲有 增 無 虧 ， 計 支 外 尚 多 五 千 萬 ， 若 使 蜀 人 為 之 ， 則 徇 私 失 催 。 於 是 李 以 嘉 定 十 六 年 改 官 班 見 之 人 ， 而 明 年 以 總 屬
（ 蜀 ） 餉 。 既 紿 取 官 職 ， 而 斡 旋 不 行 ， 於 是 又 朝 廷 求 科 降。66
嘉定十三（1220）至十六年（1223），四川總領以無法理財，只能
「鑿空架虛，脫漏過日」。當時雖有李某（失其名）自告奮勇，認 為可以「有增無虧，計支外尚多五千萬」，但是「當家才知柴米 貴」，李某就任四川總領後，也只能求朝廷科降。魏了翁又記載：
蜀餉歲虧千餘萬，朝廷降祠牒，諸司助羨緡，其計已窮。
舊在朝列時，每得楊（師復）、李（名不詳）諸文書，即 縷縷言之，廟堂亦摶手無策。不知今宿師益久，為力視前 如何？67
對於四川的財政問題，連朝廷也束手無策。
南 宋 與 金 的 戰 爭 ， 轉 捩 點 在 於 宋 蒙 的 結 盟 。 紹 定 五 年
（1232）十二月，蒙古遣使至京湖，議夾攻金，理宗許之。紹定
64 元‧脫脫，《宋史》，卷41，〈理宗紀一〉，頁794-795。
65 宋‧不著撰人，汝企和點校，《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卷15，頁285。
66 宋‧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35，〈答黃總領申〉，頁12上。
67 宋‧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36，〈答蔡總領廙〉，頁1上。
六年（1233）八月，蒙古都元帥塔察兒遣使約攻蔡州。十月，宋 將孟珙與蒙古軍合圍蔡州。至端平元年（1234）正月，宋蒙聯軍 攻陷蔡州，金哀宗死，金朝滅亡。宋蒙約定陳蔡西北之地屬蒙 古。宋朝好不容易才可以從宋金戰爭的衝突中喘一口氣。
（二）宋蒙戰爭
端平元年六月，趙范、趙葵建議趁機收復三京，宰相鄭清之 贊成其議。八月，以趙范、趙葵、全子才為帥，北上收復汴京、
洛陽，為蒙古逐走。蒙古反責宋人敗盟，於是又開啟了宋蒙之間 的戰端。
宋蒙戰爭開啟後，四川地區也陷入戰局。端平三年（1236）
九月壬午，「利州駐劄御前諸軍統制曹友聞與大元兵大戰于大安軍 陽平關，兵敗，死之。」68據王曾瑜教授的研究，此時曹友聞的部 下，有敢勇軍總管夏用、西和州神勁軍總管趙興、安邊軍總管呂 嗣德與陳庚、保捷軍統領劉虎等人，敢勇等軍都是另設的新軍，
可知當時四都統司的軍事體制已經發生變化。曹友聞戰死，蒙古 軍長驅入川後，四都統司的體制便完全破壞了。69王曾瑜教授並根 據牟子才的奏議：「丙申（端平三年）以來，逃亡死損，所餘無 幾。今以所聞參之，興戎司見管四千六百餘人，沔戎司僅及三千 人，金戎司不及千人，利戎司約七、八千人。」指出余玠在淳祐 二年（1242）擔任四川制置使後，四都統司只剩下一萬六、七千 人，還不足四川總兵力的五分之二。70
既然總領所提供錢糧的對象，為御前諸軍，而此時御前諸軍 四都統司已不堪作戰。另一方面，對於四川財賦的管理與徵收，
四川總領也毫無辦法，只能「惟宣撫、制置使是依」71，甚至「鑿
68 元‧脫脫，《宋史》，卷42，〈理宗紀二〉，頁811。
69 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頁195。
70 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頁195-196。牟子才的奏疏，見明‧黃淮、楊士奇等 編，《歷代名臣奏議》（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4，明永樂本），卷100，頁20 上下。
71 宋‧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44，〈重建四川總領所記〉，頁21下、22 上。
空架虛，脫漏過日」72，完全沒有南宋初年趙開整頓財賦的規劃
（事實上，趙開以來的各種整頓財賦的方法，都已用盡，實也無 計可施）。因此，四川總領所職權日低，逐漸成為宣撫、制置司的 附庸機構。而徵收到的財賦，也由宣撫司、制置司來統籌運用，
供應財賦的對象，不再僅限於御前諸軍。
對 於 朝 廷 而 言 ， 既 然 設 置 總 領 已 經 無 法 達 到 「 理 財 」 的 功 能，戰爭時期也無「監軍」之必要。在四川總領不斷求朝廷科 降，而朝廷又無法回應的情形下，朝廷最後的方式也就是將理財 之權完全交於宣撫、制置司之手，由宣撫、制置司自行處理軍需 財賦的問題。這種逃避責任的方式，似乎也是宋廷唯一可以採行 的方式。於是，理宗於淳祐二年（1242），授余玠「兵部侍郎、四 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兼四川總領兼夔路轉運使」73，四川總領 由制置使兼任，此後成為慣例。而余玠又以利州西路安撫使王惟 忠「治財賦」，74這種授權親信屬下掌管財賦的方式，與南宋初年 張浚授權趙開「專一總領四川財賦」如出一轍，四川總領所獨立 理財的功能，至此名存實亡。
南宋高宗初設四川總領的目的，是由中央派遣官員解決四川 的軍需財賦問題，當時的「專一總領四川財賦」的趙開是宣撫使 張浚的下屬。而宋金戰爭告一段落後，四川總領所正式設立，則 代表軍政權與財賦權的分立。雖然孝宗以後，宣撫使仍有查核總 領所事務的權力，但四川總領由朝廷任命，象徵著朝廷加強了對 四川財賦的控制。寧宗開禧北伐時期，雖一度將四川總領所置於 宣撫使之下，且此一作法在開禧北伐失敗後，仍維持了一段時 間。但在朝廷將安丙的職銜由宣撫使改為制置大使，以及新任四 川總領王釜重新強調「軍政、財賦各專任責」，代表了南宋朝廷重 新採取了軍政權、財賦權分立的政策。然而宋金戰爭再度爆發，
以及接踵而來的宋蒙戰爭，使得四川總領的理財功能受到嚴重挑
72 宋‧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35，〈答黃總領申〉，頁12上。
73 元‧脫脫，《宋史》，卷416，〈余玠傳〉，頁12469。關於余玠在四川抗蒙的事 蹟，參見陳世松，《余玠傳》（重慶：重慶出版社，1982）。
74 元‧脫脫，《宋史》，卷416，〈余玠傳〉，頁12473。
戰。四川總領向朝廷求助，朝廷也無計可施。最後朝廷只有將四 川財賦的權力，完全交由四川制置使掌理，打破了制置使「惟財 計、茶馬不與」的限制，四川總領至此完全成為制置使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