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和刻本之早期傳入
和刻本最早何時傳入中國，已不可考。作為和刻本的代表性出版 物，五山版首先是應當考慮的對象。以宋僧蘭溪道隆（1213-1278）渡 日為開端，宋元之際，日華僧侶往來不斷。即以道隆而言，其著作宋景 定三年（1262）年由門人攜帶入宋，兩年後在紹興府刊刻付印。據木宮 泰彥《日華文化交流史》之統計，元明時代入華日僧，可考者多達三百 餘人。可以推測，五山時期刊刻的宋僧禪宗語錄等書，由入華日僧攜入，
自屬情理之事。惜今皆無存。明代克勤入日，曾有求天台散佚典籍三十 部之舉，其結果亦不得而知。
至清代，隨著商船貿易的展開，逐漸有和刻本傳入的記錄。
其中享和十七年（1732）刊刻的太宰純整理本《古文孝經孔氏傳》，
大概是今知最早傳入我國的和刻本。覆刻《知不足齋叢書》本《古文孝 經》載天明元年大鹽良跋，其文云：「版成而請琴鶴丹治公，令長崎府 尹，託海舶遺華云。後數年，又聞估客伊孚九，乞長崎購獲《古文孝經》
及《七經孟子考文》各五六通而歸」。所謂「琴鶴丹治公」，指當時的 執政沼田藩主黑田直邦（荻生徂徠弟子），他下令長崎奉行將太宰純本 託「海舶」即當時長崎的唐商贈送中國（狩野直喜〈山井鼎と七經孟子 考補遺〉一文以為至遲享保二十年前已傳入）。伊孚九是一位往來於長 崎的唐商，他於享保十九年十二月歸國，因此大庭修以為其攜歸《古文 孝經》即在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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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孝經孔氏傳》回傳後在清代學者中引發反響，17 大庭修，《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
頁447，
先後為《知不足齋叢書》、《四庫全書》收入，具體可參顧永新《日本
期學者如翟灝、盧文弨、王鳴盛、洪頤煊、阮元等人，都曾利用過此書，
評價頗高，如阮元云：「山井鼎所稱宋本，往往與漢、晉古籍及《釋文》
別本、岳珂諸本合；所稱古本及足利本，以校諸本，竟為唐以前別行之 本」，準確地指出了足利活字本具有早期來源的學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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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張本《群書治要》於天明七年（1787）刊行，不久有寬政三年
（1791）後修本。寬政後修本的傳入有明確記載。據近藤守重《右文故 事》等資料，知寬政八年（1796）守重曾將三部寬政後修本贈與唐館。
國內道光二十七年（1847）刊行的《連筠簃叢書》係以此本為底本。咸 豐七年（1857）刊行《粵雅堂叢書》二十六集，則據天明本。民國時《四 部叢刊》亦據天明本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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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的輸出《續長崎實錄》多有記載，如 文化十四年（1817）輸出《群書治要》十三部、文政六、七、八年各一 部，足見需求頗多。林述齋的《佚存叢書》也很快傳入我國。根據《通航一覽續輯》（第 二卷）記載，該書享和元年（1801）前編、後編傳入中土，凡八部。此 後文化二年（1805）、文政七年（1824）均曾輸入。阮元得到後，選取 七種收入《宛委別藏》（《揅經室外集》卷二著錄），鮑廷博亦選取其 中的《五行大義》收入《知不足齋叢書》二十六集。
此外，較著名的例子是《正平版論語》抄本的傳入。錢曾（1629-1701）
《讀書敏求記》云：
此書乃遼海蕭公諱應宮監軍朝鮮時所得，甲午（1654）初夏，予 以重價購之于公之仍孫，不啻獲一珍珠船也。筆畫奇古，似六朝 初唐人隸書碑版，居然東國舊鈔。行間所注字，中華罕有識之者。
洵為書庫中奇本。卷末二行云：堺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鏤梓，正 平甲辰五月吉日謹志。未知正平是朝鮮何時年號，俟續後考之。
22 參顧永新，〈《七經孟子考文》考述〉，《北京大學學報》2002 年第一期。
23 參尾崎康，〈《群書治要》とその現存本〉，《斯道文庫論集》第二十五 輯，1991 年三月。
根據當代學者研究，此本乃室町中期《正平版論語》抄本，其底本非初 刻，乃覆刻雙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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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氏為清初藏書大家，猶誤日本抄本為朝鮮抄本，可見其時藏書界對日本書之陌生。儘管此書盡是和刻本的抄本，但在和 刻本傳入中土的歷史上也是值得重視的。經此書後歸黃丕烈（1763-1825），
友人翁廣平始指出「正平」為日本年號之事實。此本後隨陸心源藏書舶 載以東，今存靜嘉堂文庫。錢曾所藏日本抄本，乃朝鮮舊藏，後流入中 土，又再度回流東瀛，確為書籍交流史上之奇事。
上述資料常為學界所引及，而毛氏汲古閣影抄本《正平版論語》則 罕為人知。此書《十硯山房舊藏書目錄》著錄「明毛氏汲古閣影鈔日本 正平本」，今藏京都大學文學部（田中慶太郎十硯山房舊藏）。凡十冊。
封面有前人墨筆題詞：
此古本也，從日本國唐本影抄。國初惟述古堂、汲古閣二公有之。
錢遵王藏本已經翻刻之本，世亦不可多得。原本不知歸於何所。
此毛子晉藏本，庚申兵火後，予從荒書得之。真奇寶也。惜□□
士風蕪□，將來無人物色，則亦與敝紙無異也。
此抄本僅吉川幸次郎《論語》曾簡單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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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推測此影抄本底本為 毛晉書友錢曾藏本，當是。茲予以揭出，以期引起注意。此書毛晉晚年 影抄本，且關涉頗中日書籍交流，頗為珍貴。2. 和刻本在清末民國之存藏
清末以來，赴日訪書者人數眾多，和刻本得以大量傳入。茲就較重 要的幾家略作敘述。
首先是楊守敬（一八三九－一九一五）。他旅日四年，「日游市上，
凡板以毀壞者皆購之，不一年遂有三萬餘卷」（《日本訪書志緣起》）。
其中自然有不少和刻本，近年影印的《鄰蘇園藏書目錄》，使我們大體
24 高橋智，《室町時代古鈔本〈論語集解〉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8）。
25 上冊，東京：朝日新聞社，1975。
可了解其收集情況。其《日本訪書志》著錄二十五部，多有善本。如卷 一首載足利活字本《七經》，楊氏云：
足利學活字本《七經》，山井鼎所據以著《七經孟子考文》
者。是書印行于日本慶長時，當明萬曆年間。其原係據其國古鈔 本，或去其注末虛字，又參校宋本，故其不與宋本合者皆古鈔本 也。日本刻經，始見正平《論語》及翻興國本《左傳》，又有五 山本《毛詩鄭箋》，其全印《七經》者自慶長活字本始。余至日 本之初物色之，見一經即購存，積四年之久，乃配得全部。蓋活 字一時印行雖多，久即罕存，其例皆然。如吾中土蘭雪堂活字本，
亦印于明代，今日已成星鳳。山井鼎當我康熙年間，此本已非通 行，惟足利侯國大學始有全部，無怪近日之更難遇也。或疑其中 凡近宋諱多缺筆，當是全翻宋本。是不然，蓋其刻字時仿宋本字 體摹入，故凡遇宋諱亦一例效之，實不盡據宋本。
足見楊氏實在掌握版本源流後始加以購置，故所收極精。此外，他對和刻 本《春秋經傳集解》、《論語集解》、開元注本《孝經》、天寶注本《孝 經》、《帝範》、《臣軌》、《唐律疏義》、《莊子南華真經》、《文中 子中說》等書均有題跋，知其對和刻本亦甚看重。楊氏藏書主要收藏於國 家圖書館（北海分館亦藏部分）、臺北故宮博物院、湖北省博物館、湖北 省圖書館等處。今人趙飛鵬《觀海堂藏書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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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較詳，可參看。李盛鐸（1859-1934）在清末使日時購得大量日本古刊、古活字本 及江戶刊本，所藏和刻本既多又精，為中土藏書家之冠。根據《木犀軒 藏書題記書錄》可窺其一斑。其中珍貴者，有鎌倉時期古刊本《成唯識 論述記》，五山版《春秋經傳集解》（楊守敬舊藏）、《佛果圜悟真覺 禪師心要》、《雪峰空和尚外集》，古活字版《周易注》、《春秋經傳 集解》、《皇宋類苑》、《新刊鶴林玉露》，江戶刊本《義楚六帖》、
《無文印》等（參宿白《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朝鮮、日本善本書錄》）。
26 臺北：漢美圖書有限公司，1991。
其書藏北京大學圖書館，未曾散佚，頗為珍貴。和刻本均載《北京大學 圖書館日本版古籍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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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便檢閱。羅振玉（1866-1940）旅日八年，所購和刻本佳者亦不少。據《貞 松堂秘本書提要》及《大雲書庫藏書目錄》，可得其梗概。其題跋和刻 本有《草書韻會》、《內閣秘傳字府》、《闢邪集》、《獨庵外集續稿》、
《古文真寶》等，足見其對和刻本價值之認識。惜其所藏頗有散失。就 現存而言，仍不無珍貴者。其中五山版《獨庵外集續稿》，日本僅兩足 院有藏，但已有殘缺，羅氏所藏為存世最佳善本。
清末和刻本佛教典籍的收藏，可以楊仁山（1837-1911）為代表。
他通過南條文雄等日本友人之助，購買了大批和刻佛經。金陵刻經處現 藏和刻本佛經一百五十餘部，這仍非當初所獲全部，足見收羅之福。他 由此翻刻了一系列典籍（部分經版尚存金陵刻經處），在近代佛教傳播 方面影響深遠。其中《淨土古逸十書》，可謂和刻逸書專科叢書之先驅。
此外盛宣懷（1844-1916）赴日期間也購置了不少和刻本，他的收藏以 實用為主，故雖乏善本但門類較齊全，今藏華東師範大學。
需要指出的是，清末的一批公使館員在和刻本傳入中國方面做出了 巨大貢獻。如《百萬塔陀羅尼經》，就是通過清使館員陳榘的收藏而傳 入中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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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實物已不存。陳榘購買了不少和刻本，如輯入傅雲龍《籑喜廬叢書》之《二李唱和集》，即其在東京書肆所購，可惜底本亦 佚。另一位館員姚文棟（1852-1929），據說從日本購回之刻本、抄本 裝滿了兩大房間，足見所購之多。根據他所留下的藏書簡目（《景憲府 君年譜》所載），知其所購和刻善本有松崎明復影刻北宋本《爾雅》、
日本正平本《論語集解》、天文板《論語》、《一切經音義》等，知其
27 李玉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28 參陳捷，〈關於日本最早的印刷品百萬塔陀羅尼經西傳中國的記錄〉，載
《人物往來與書籍流轉》（北京：中華書局，2012）。
收藏以經部書為主，其中日本刊本《論語》達十餘種，足見其所重。可 惜他的藏書也多不知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