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漢學要籍選介：《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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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華文文學系 2012 年 12 月

【學苑春秋】

新出漢學要籍選介：《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

《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收書凡一百一十種，均為流傳於日本的中國古佚書，多屬世間罕見之本，是編者南京大學金程宇教授以十年工夫所蒐集彙成，將由鳳凰出版社出版。叢刊各本據原書影印，並撰有解題，是近年新出域外漢籍最為珍貴的資料。本刊取得金先生同意，載錄所撰叢刊前言。又復旦大學陳尚君教授為此書題序，於輯佚補闕頗有甘苦之談，其精到處亦足發人深省，今特一併刊出，以饗海內外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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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前言

金程宇

和刻本是中國古籍域外傳本的一種重要類別。在東亞漢文化圈中，它與朝鮮本、安南本並稱，共同構成了我國古籍域外傳播的絢麗圖景。日本刊刻的中國古籍，在我國有多種稱呼方法，如日本刊本、日本本、東洋本、和刻本等。其中的和刻本，是近年來國內最常用的統稱。不過，這一稱謂所包含的範圍，在日本學界的意見卻並不統一。就我所知，日本國文學專業的研究者，多採取寬泛意義。和刻本包含了百萬塔陀羅尼經、五山版、古活字版、江戶刊本、近世木活字本等內容。如中村幸彥《和刻本》1即是。而日本漢籍的版本研究者，則往往採取狹義的概念，認為和刻本主要指江戶刊本，如長澤規矩也《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增補補正版）》2，即採用這一方式著錄，不包括日本古刊本、古活字本。由於廣義的和刻本概念，在《中國館藏和刻本漢籍書目》3出版後已較為通行，國內多用此稱，故本叢刊仍採用這一概念，這是首先需要說明的。和刻本究竟有多少，尚無明確的統計。僅上述《和刻本漢籍目錄》著錄的江戶刻本（含部分古抄本影印本），就多達五千餘種。如果包括古刊本、古活字本以及數量巨大的佛教文獻和醫書，其數量想必更為驚人。即以佛教而言，《天海藏》（或稱寬永寺藏）收活字本印經一千四百五十三部（翻印《思溪藏》），《黃檗藏》收一千六百一十八部（翻

1_{水田紀久等編，《（中國文化叢書第九卷）日本漢學》（東京：大修館書} 店，1968）。《日本古典籍書誌學辭典》「和刻本」條亦採取中村氏說法。 2_{東京：汲古書院 1975 年初版，2006 年增補補正版。} 3_{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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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嘉興藏》），此外的排印本《弘教藏》、《卍字藏》、《卍續藏》、《大正藏》，不少也據和刻本排印。由此可見，和刻本內外典之總和當在萬種以上，其中包含了不少新鮮珍貴的資料，是一座有待開掘的學術寶藏。儘管如此，和刻本的研究卻不能說不是岑寂的。這是由於和刻本的特殊性質決定的。它雖源自中國本土傳本，但又具有明顯的日本特色，比如江戶刻本往往附有和訓，即為中土刻本所無。紙張、裝禎、刻風等方面，均與中土有明顯差異。不過，和刻本與純粹的日人撰著，即所謂的「和書」也有明顯區別。它處於中國本與日人著述的中間地帶。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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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多以其有日本特徵而不取，日本學界則因其主要屬於中國內容而不顧。和刻本研究的落寞，其原因或許正在於此。其實，和刻本的這一「中間屬性」，正是其研究的價值所在。近年來隨著東亞漢籍整體觀念的形成，和刻本漢籍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出來。深入研究和刻本，實際上對認識中日韓三國文化都大有裨益。和刻本研究滯後的現狀極需得到改變。在我看來，最有效的方法莫過於資料的整體刊佈。日本汲古書院雖影印了大批和刻本，但其不收五山版、古活字版、佛教典籍以及不附和訓的翻刻本，這就使許多珍貴文獻無法入選，不免遺珠之嘆。國內的某些叢書也收入了部分和刻本，像《四部叢刊》影印的《白氏文集》、《群書治要》，但數量有限。個別單獨影印的，更不成體系，查找不便。學界迫切需要一部符合中國學者需要的和刻本叢書。有鑒於此，近十年來，我在赴日探親、訪學的過程中，尤其注意對和刻本的複製和購買。或購之於廠肆，或求之於友朋，或補之於公藏，或商之於私家，錙銖纍集，收穫頗豐。其中不乏國內已經亡逸和稀見的文獻，茲自其中擇取百餘種予以影印，以推動這一領域的研究。以下筆者不揣淺陋，對和刻本的刊行歷史、底本源流、學術價值、收藏歷史及研究展望等方面加以論述，希望對感興趣的讀者有所裨益。

一、和刻本之刊行略史

在日本出版文化史上，產生於奈良時代天平寶字八年（764）的《無垢淨光陀羅尼經》，一般被認為是日本最早的印刷品（也有學者認為是銅板或是鈐印本）。此後的正式刊印，一般以《御堂關白記》所載寬弘六年（1009）刊行「千部《法華經》」的記錄為最早。現存帶有承曆四年（1080）題記的《妙法蓮華經》卷二（神谷正太郎藏，重要文化財），即屬於這一時期的實物遺存。由此可知，隨著《開寶藏》的傳入（入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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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奝然攜回），宋初開始普及的雕版技術，日本在平安中期（986-1085）已完全掌握。其時所刊刻的佛經，即是在所輸入宋版經的刺激下產生的。此外又有興福寺刊行的「春日版」，現存寬治二年（1088）版《成唯識論述記》。此後的鎌倉時代中期（1222-1286），有貞應二年（1223）至嘉祿三年（1227）的「嘉祿版」、建長五年（1253）開始的「高野山版」等，刊刻內容主要都是佛經。佛經的本文，雖說採用宋代傳入的版刻技術，但就其字蹟而言，似乎受到的仍是奈良平安以來古寫經的影響。五山版時代是日本出版史的另一重要時期。所謂「五山版」，指的是自鎌倉時代中期（1222-1286）、南北朝（1334-1392）以至室町時代後期（1526-1573），以鎌倉五山和京都五山為中心刊行的版本。這一時期，除了佛典外，還開始出現外典的刊刻。其中，靜嘉堂文庫所藏《古文尚書孔氏傳》古鈔本帶有元亨二年（1322）「命工鋟梓」的跋文，說明可能有刊本行世（「寶治本」《論語集注》、正中版《春秋經傳集解》今人以為係島田翰杜撰；《詩人玉屑》雖有「正中元年」題記，然非刊記）。此後的正中二年（一三二五）版《寒山詩》，則是現存最早的外典印刷品實物。這一時期的出版受到宋元版的深刻影響。由於北條顯時信奉禪宗，禪籍的刊刻蔚然成風。現存最早的覆宋刊本，是關東長樂寺延應元年（1239）刊行的《首楞嚴經》（東寺觀智院、日光山「天海藏」藏）。此後京都泉湧寺（入宋僧俊芿創建），據宋本刊刻了不少律部典籍，如寬元四年（1246）道玄刊刻的《佛制比丘六物圖》（東洋文庫、慶應義塾大學圖書館藏）、寶治二年（1248）願行湛海的《梵網經菩薩戒本》、建長二年（1251）淨因的《佛說盂蘭盆經疏科分》，都是覆宋的精品。鎌倉的靈山寺刊有《盂蘭盆經疏新記》（大東急記念文庫藏）、《盂蘭盆經疏科分》，極樂寺則有弘安六年（1283）刊行的《（黃檗斷際禪師）傳心法要》、弘安十年（1287）的《傳法正宗記》、《禪門寶訓集》，等等。此後，宋代禪宗語錄、典籍被大量刊刻，如東福寺（入宋僧圓爾辨圓創建）於正應元年（1288）、二年（1289）即刊行了《應安和尚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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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密庵和尚語錄》、《虎丘和尚語錄》、《破庵和尚語錄》、《雪竇和尚語錄》。此後的南北朝時期是五山版的繁榮期，其中較著名的有「臨川寺版」以及大陸赴日刻工的「俞良甫版」，茲不贅述。五山版中還包含了數量可觀的外典。根據川瀨一馬的調查，其中經部十四種，即：《古文尚書》、《毛詩鄭箋》、《春秋經傳集解》、《論語集解》（正平本）、《論語》（天文本）、《音注孟子》、《大學章句》、《大廣益會玉篇》、《增修互注禮部韻略》、《韻鏡》、《重編改正四聲全形等子》、《古今韻會舉要》、《重編詳備碎金》、《魁本對相四言雜字》。史部六種，即：《立齋先生標題解音註音釋十八史略》、《歷代帝王紹運圖》、《歷代帝王編年互見之圖》、《歷代序略》、《唐才子傳》、《分類合璧圖像句解君臣故事》。子部十三種，即：《冷齋夜話》、《重新典校附音增註蒙求》、《新板大字附音釋文千字文註》、《四體千字文書法》、《增廣事吟料詩韻集大成》、《韻府群玉》、《聯新事備詩學大成》、《新編排韻增廣事類氏族大全》、《莊子鬳齋口義》、《新刊名方類證醫書大全》、《新刊勿聽子俗解八十一難經》、《察病指南》。集部四十五種，即：《寒山詩》、《杜工部文集》（含《杜工部年譜》）、《集千家分類杜工部詩》、《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新刊五百家註昌黎先生聯句集》、《新刊註音辯唐柳先生文集》、《新板增廣附音釋文胡曾詩註》、《鐔津文集》、《王狀元集百家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山谷詩集注》、《山谷黃先生大全詩註》、《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誠齋集》、《名公妙選陸放翁詩集》、《北磵全集》（詩集、文集、外集、語錄）、《藏叟摘稿》、《雪岑和尚續集》、《碧山堂集》、《白雲詩集》、《廬山外集》、《趙子昂詩集》、《范德機詩集》、《澹居稿》、《揭曼碩詩集》、《蒲室集》、《增補新編翰林珠玉》、《雪廬稿》、《新芳薩天錫雜詩妙選稿全集》、《全室外集》、《增註唐賢三體詩法》、《諸家集註唐詩三體家法》、《唐賢三體家法詩》、《唐朝四賢精詩》、《石門洪覺範天廚禁臠》、《江湖風月集》、《精選唐宋千家聯珠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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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集》、《皇元風雅》、《金玉編》、《澹游集》、《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雅頌正音》、《詩人玉屑》、《詩法源流》。又，川瀨氏尚追補《雪窖集》一種，該書實係朝鮮金尚憲詩集，茲不計入。以上凡七十九種，其底本多係宋元版或明初刊本，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室町末期至近世初期（1596-1643），是古活字版的時代。這一時期豐臣秀吉入侵朝鮮，掠回大批銅活字，獻給後陽成天皇。文祿二年（1593）遂採用銅活字印行《古文孝經》，實物今已不存。後又用木活字印行《錦繡段》等十二種，即所謂的「慶長勅版」。此後，則有德川家康令三要元佶在京都圓光寺刊行的《孔子家語》，此為「伏見版」（或「圓光寺版」）之開端。家康退隱駿府後，令林羅山等人以銅活字刊行《大藏一覽》、《群書治要》，此為「駿河版」。此後有直江兼續令要法寺刊行的《增補六臣註文選》，世稱「直江版」。後水尾天皇元和七年（1621）以木活字印行了《皇朝類苑》，即所謂「元和敕版」。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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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瀨一馬《增訂古活字版の研究》，列舉了他所經眼的漢籍古活字版印本（醫書、佛書除外）七百餘部。其中經部十八種，即：《周易》、《周易傳義》、《尚書》、《毛詩》、《禮記》、《春秋經傳集解》、《古文孝經》、《孝經大義》、《論語》、《孟子》、《大學章句》、《中庸章句》、《中庸集略》、《說文解字篆韻譜》、《增廣龍龕手鑑》、《韻鏡》、《古今韻會舉要》、《多識篇》。史部十二種，即：《史記》、《前漢書》、《後漢書》、《立齋先生標題解註音釋十八史略》、《古今歷代十九史略通考》、《貞觀政要》、《君臣圖像》、《列仙傳》、《唐才子傳》、《帝鑑圖說》、《孔子通紀》、《開元天寶遺事》。子部三十四種，即：《標題句解孔子家語》、《孔子家語》、《近思錄集解》、《小學集成》、《小學集注大全》、《晦庵先生語錄類要》、《真西山心經正經》、《北溪先生性理字義》、《六韜》、《黃石公三略》、《三略集解》、《七書》、《施氏七書講義》、《司馬法集解》、《殘儀兵的》、《祥刑要覽》、《棠陰比事》、《邵康節先生心易梅花數》、《冷齋夜話》、《新刊鶴林玉露》、《群書治要》、《皇朝類苑》、《標題徐狀元補注蒙求》、《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編排韻增廣事類氏族大全》、《纂圖附音增廣古注千字文》、《剪燈新話句解》、《新編剪燈餘話》、《列子鬳齋口義》、《句解南華真經》（《莊子鬳齋口義》）、《老子經》、《老子鬳齋口義》、《太傷感應篇經傳》。集部十二種，即：《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白氏文集》、《長恨歌傳》、《新板增廣附音釋文胡曾詩》、《增刊校正王狀元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山谷詩集注》、《白雲詩集》、《陸象山全集》、《增補六臣註文選》、《新編江湖風月集略註》、《諸儒註解古文真寶前集》、《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後集》。川瀨氏書中所列《簠簋內傳金烏玉兔集》、《新增鷹鶻方》、《增廣會通韻府群玉》，分別為日、鮮人所編，故不計入。此外，古活字版中還包括許多佛典（如「叡山版」、「高野版」）、醫書，這裡就不再舉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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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五山版相比，古活字本的來源較為複雜。有從日傳古鈔本翻印者，如《古文尚書》、《毛詩鄭箋》、《禮記鄭注》、《古文孝經》等。有從朝鮮本翻印者，如《龍龕手鑑》、《十八史略》、《君臣圖像》、《孔子家語》等。有從五山版翻印者，如《唐才子傳》、《冷齋夜話》、《白雲詩集》等。也有據宋本翻印的，如直江版《文選》。江戶時期（1603-1867）是日本出版史上的繁榮時期。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德川家康獎勵文教，任用朱子學者林羅山為幕府儒官，外典的刊刻開始成為主流。在江戶前期（1644-1703）的刊行書中，經部有《四書集注大全》、《五經大全》、《四書輯釋通義大成》等，史部有《伊洛淵源錄新增》、《資治通鑑綱目》、《史記評林》、《漢書評林》，子部如《性理大全》、《朱子語類》、《周子全書》、《張子全書》、《傳習錄》等，集部有《三體詩》、《古文真寶》、《聯珠詩格》等。佛經刊刻方面，則以翻印思溪藏的「天海藏」及翻刻萬曆徑山藏的「鐵眼版一切經」（或稱「黃檗版一切經」）為最著名，推進了佛經的普及，前者擺印的活字猶存寬永寺，後者版木今存黃檗山萬福寺。至江戶中期（1704-1763），是漢學的興盛時代。在經學方面，由於荻生徂徠排斥程朱理學，提倡自先秦經典中追尋本義，造成了《詩經》、《周禮》、《儀禮》等經書古注出版的盛行。太宰春臺校刻的《古文孝經孔氏傳》、根本遜志的《論語集解義疏》、山井鼎的《孟子七經考文》，均在中國學界產生了巨大反響。在史學方面，由於幕府《本朝通鑑》及水戶藩《大日本史》的編纂，推動了和刻本史書的出版。如《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等書，皆有和刻本。此外，地誌方面有《大明一統志》，法律方面有《大明律》、《大唐六典》等書的校訂和出版。集部書方面，由於古文辭派的影響，由宋詩逐漸轉向唐詩別集及選本的刊刻，出版了《韋蘇州集》、《唐王右丞詩集》、《賈浪仙長江集》及《唐詩選》、《唐詩正聲》、《唐詩品彙》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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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戶後期（1764-1829）和江戶末期（1830-1867）值得注意的是「官版」和「藩版」的出版。所謂官版，是指江戶昌平坂學問所校訂刊行的典籍，自寬政十一年至慶應三年，共刊行了一百九十九種。凡經部四十六種、史部三十一種、子部七十種、集部五十二種。細目詳《官版書籍解題略》、《官版書目》，其書底本較佳，且往往經諸家校讎，價值頗高。「藩版」指的是地方諸藩所刊刻出版的書籍。天保十三年（1842）年，幕府向諸藩發出出版獎勵政策，促進了藩版的刊行。細目可參《諸藩藏版書目筆記》、《藩版一覽稿》等書。私家刻書中，以林述齋的《佚存叢書》為最有名。寬政十一年（1799）至文化七年（1810）以木活字本刊行，收中土佚書十六種。書名取自歐陽修（當為司馬光）〈日本刀歌〉「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的詩句。此書開海外佚書叢刻之風氣，影響深遠。

二、和刻本之底本源流

和刻本的主要刊行歷史已如上述，其中國淵源如何？茲以本叢刊所收資料為主，略述其底本源流。 1. 古抄本在日本藏中國古籍中，古抄本是非常珍貴的一類。隋唐時代由於遣唐使、求法僧的頻繁往來，攜帶回大量的唐代寫本（含部分唐末印本）。雖然保存下來的極少，但傳抄本卻相當多。在阿部隆一《本邦現存漢籍古寫本類所在略目錄》中，有相當一部分就屬於唐寫本的傳抄本。最典型的大概是《白氏文集》的舊鈔本，出自於南禪寺本，其時白氏尚且在世，極為珍貴。這些寫本與宋刊本的差異往往較大，體現出寫本時代與刊本時代文獻之不同。在某種意義上，其重要性甚至可與敦煌寫本同觀。正因如此，清末以來赴日訪書的有識之士，往往對日藏古抄本評價極高，努力搜尋。這一點在楊守敬、羅振玉身上尤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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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叢刊出自古抄本者七部，即：《古文孝經孔氏傳》，出弘安本，原本所在不詳。《御注孝經》，開元御注本，出自三條西實隆寫本，底本今為日本皇室御物。《正平版論語集解》，日藏古抄本近百通，底本殆源出唐鈔。《論語義疏》，底本為日藏舊鈔本。《玉篇殘卷三種》，底本為神宮文庫、高山寺等處所藏古抄本。《舊註蒙求》，底本為龜田長興（1752-1826）自藏寫本，以古寫本校。《游仙窟鈔》，源自古鈔本。 2. 宋元刊本日本自平安中期以來，入宋、入元僧侶甚多，大量宋元版因以傳入。又，宋商貿易時，也往往有以書籍交易者，以此途徑傳入日本這亦不少。此外，宋元移民也往往攜帶書籍入日，成為和刻底本者。本叢刊收出自宋元（含遼金）版者六十餘部，茲舉例如下：《尚書正義》，南宋越州八行本，底本今藏足利學校遺蹟圖書館。《春秋經傳集解》，覆宋興國軍學（湖北武昌）本，靜嘉堂文庫藏宋本。《孝經》，覆北宋天聖明道間刊本，底本今藏宮內廳書陵部。《纂圖附音增廣古注千字文》，此本避宋諱，底本當為宋本。《歷代帝王紹運圖》，此本終宋幼帝，且引《事林廣記》，其底本當為元本。《歷代帝王編年互見之圖》，底本源出宋本。《唐才子傳》，出元本。《施氏七書講義》，底本當源自宋嘉定刊本。《新雕皇朝類苑》，底本當為宋刊或其傳抄本。《鶴林玉露》，底本當為宋刊或其傳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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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編群書類要事林廣記》，底本為元泰定二年（1325）刊本。《三寶感應要略錄》，底本源自遼刊本。

《釋氏要覽》，底本源出宋天聖二年（1024）序刊本。《樂邦文類》，底本源出宋慶元六年（1200）序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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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明清刊本明清之際，雖有通過入明入清人士所攜歸者，但並不佔主流。其主要傳入方式，乃在商船貿易。此點大庭修《江戶時代唐船持渡書研究》所論甚詳，可參看。本叢刊收明清本三十部（清本四部）。明刊本如：《魁本對相四言雜字》，底本為明洪武辛亥金陵王氏勤有書堂刊本。《神器譜》，底本為明萬曆三十年（1602）刊本。《耕織圖》，底本為明天順六年（1462）宋宗魯刊本。《內閣秘傳字府》，底本為明隆慶二年（1568）序刊本。《片璧草法彙函》，底本為明弘光元年（1645）序刊本。《新刻草字千家詩》，底本為明崇禎三年（1630）建陽忠慶堂余熙宇刻本。《異端辯正》，底本為嘉靖四年（1525）序刊本。《聖朝破邪集》，底本為明崇禎十二年（1639）刊本。《新鋟鄭翰林類校金璧故事》，底本為明萬曆集義堂黃直齋刊本。清刊本四部，即：《四書緒言》，底本為康熙二十五年（1686）樹德堂刊本。《蒲東崔張珠玉詩集》，底本為康熙十年（1671）序刊本。《花曆百詠》，底本為康熙五十年（1711）序刊本。《晚香園梅詩》，底本為康熙十七年（1678）序刊本。 4. 手蹟、稿本中日人物往來，詩文唱和，其史料往往賴日本之細心保存而傳世。其中和刻本有根據手蹟、稿本刊刻者。如《一帆風》，係入宋日僧南浦紹明（1235-1308）咸淳三年（1268）及四年歸國時，虛堂智愚等四十四人所作送別詩墨蹟之合刊本。又如《石城遺寶》，係日釋性宗據寺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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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明禪僧及日人真蹟所編，均為珍貴之交流史料，佚篇遺文往往而存，文獻價值甚高。中土社會變動之際，往往有將手稿托付海東人士，以便保存者。本叢刊收二種，即屬此例。《獨庵外集》，係明代名僧道衍（姚廣孝）將手稿託付日僧刊刻者。《莽蒼園文藁餘》，則係會澤安據彰考館所藏張斐手稿（今已不存）排印者，亦張氏入日乞師之遺存。 5. 朝鮮本日本與朝鮮為鄰國，人物往來不絕，朝鮮本傳入日東者自然不少。和刻本之內容，亦有出自朝鮮本者。具體可參考李俊杰《朝鮮時代與日本書籍交流研究》4、柳鐸一〈韓國古書籍日本刊行考：朝鮮朝を中心として〉5。本叢刊所收《草書韻會》，底本為朝鮮洪武二十九年（1396）刻本。《標題注疏小學集成》，底本為朝鮮正統刊本。《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底本為朝鮮嘉靖二十三年（1554）刊本。《文章一貫》，底本為朝鮮銅活字本。此外尚可舉出不少，如藤本幸夫在《韓國出版と文化》一文中指出：古活字本《新編醫學正傳》底本為朝鮮銅活字本（甲辰字）。寬永古活字本《漢書》底本為朝鮮銅活字本（甲寅字）。古活字本《君臣圖像》底本為朝鮮中宗二十一年（1526）刻本。寬文元年（1661）刊本《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底本為朝鮮端宗二年（1454）年錦山刊本。江戶刊本《賢首諸乘法數》底本為燕山君六年（1500）刊本6。

4_{韓國首爾：弘益齋，1986。} 5_{《韓國文學論叢》六、七合併號。} 6_{《環日本海講演會記錄集 2002─2007》（日本鳥取市：鳥取縣立圖書館，}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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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和刻本之學術價值

有關和刻本學術價值的研究，除了討論個別典籍的論文外，從整體上來立論的，主要有劉兆祐〈論中國古籍日本刊本之價值〉7、趙飛鵬〈傳播與回流─略論「和刻本」漢籍的淵源與價值〉8、周振鶴〈和刻本漢籍與准漢籍的文化史意義〉9等，茲據筆者所熟悉及本叢刊所收者加以概括。 1. 保存逸書自林述齋《佚存叢書》、楊守敬《古逸叢書》刊行以來，日藏漢籍的學術價值深受肯定，海外訪書者對此尤所致力。但對「和刻本」加以全面網羅的，尚不多見。本叢刊收錄和刻逸書及罕傳典籍百餘種，其中經部十二種、史部五種、子部三十四種、集部五十九種，可謂洋洋大觀。有的書籍底本已經散佚，僅賴和刻本得以保存，故極為珍貴。以本叢刊所收者為例，可舉出頗多。如江戶刻本《二李唱和集》，其底本為京都崇蘭館所藏宋本，已毀於火災，和刻本遂成為存世唯一文本。宋釋智圓《閑居編》五十一卷、目錄一卷，此書清代猶且存世，有趙昱（1689-1747）小山堂所藏宋刊本（《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註》著錄「中庸子集」），今則不詳所在，當已亡佚。和刻本存日本元祿七年（1694）京都茨城方道刻本，屬今存最早版本。南宋釋寶曇《橘洲文集》十卷，國內僅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日本江戶時代抄本殘卷（存卷七至十，王韜舊藏），足見久無傳本，今存仍以元祿十一年織田重兵衛刊本為最佳。

7_{《書目季刊》1994 年第四期。又載其所著《文獻學》（臺北：三民書局，} 2007）。 8_{潘美月、鄭吉雄編，《東亞文獻研究資源論集》（臺北：學生書局，2007）。} 9_{《中國典籍與文化》2012 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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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存異本日本所傳中國古籍，往往有與吾國不同系統之異本。此類異本，常需仔細校勘才能發現。如《御注孝經》，本叢刊所收為開元御注本。與中土所存天寶注相比，二者差異頗大。開元本卷首之元行沖序，天寶本改為玄宗序；經文亦多有不同，所改者十一條，所增者十條。又如《爾雅注》，國家圖書館存宋刻，日本存江戶松崎明復翻刻本（底本為京都崇蘭館所藏宋本，已佚），通過對墨釘、挖改處所作比對，可知二者刷印非在一時，而和刻本之底本很可能要早於國圖藏本。10這對了解《爾雅注》的版本流傳，顯然很有意義。再如《皇朝類苑》，中土所傳為六十三卷本，而日本活字本則為七十八卷，自卷六十三至末卷，較國內本多出「談諧戲謔」、「神異幽怪」、「詐妄謬誤」、「安邊禦寇」四門十六卷，凡二百餘條，極為珍貴。 3. 保存古籍原貌中國古籍歷經傳刻，往往根據具體需要而有所改動，致使有失原貌。這方面和刻本反倒有許多近於原貌。如《鶴林玉露》，國內通行者為十六卷本，而和刻本卻是三編十八卷本。這種分集本中土明初尚存，此後逐漸佚失。十八卷本較通行本多出四十條，文字亦多優勝之處，應當最接近羅氏原本，價值頗高。又如《釋氏要覽》，此書《郡齋讀書志》著錄宋版三卷本，已佚。另有明刊本，亦甚少見，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美國哈佛大學藏明萬曆十一年（1583）刻本，然皆為二卷本，已非原貌。日本則有南北朝刊本，為三卷本，該本載原刊記「杭州仙林寺雕造」，知據宋本覆刻。此後的古活字印本、寬永刻本又源自五山版，故其三卷本，顯然較二卷本近於原貌。

10_{蔣鵬翔，〈宋刻十行本《爾雅注》版本源流考〉，《圖書館雜誌》2011 年} 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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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資補遺、校勘（1）補遺和刻本其內容如中土全佚，補遺價值必然頗高。如宋釋大觀《物初賸語》二十五卷，《全宋詩》、《全宋文》皆未得利用。此書前七卷為詩，後十八卷為文，可補者甚多。宋釋惟清《靈源和尚筆語》，可補《全宋文》八十餘通書信。其中尤以惟清致惠洪信為珍貴，未見相關學界利用。也有部分內容佚失的，如《開元天寶遺事》所載王仁裕序，即為中土傳本所無。（2）校勘和刻本雖然刊行時間不早，但卻可能源自較早傳本。這一方面，清人在利用《正平版論語》、《天文版論語》等和刻本經部文獻校勘時已多有言及，茲不贅述。此處姑舉集部一例。如貞享三年（1686）本《和靖先生詩集》，實際上源出北宋本，校勘時多有佳處。如《詩將》詩的林逋自注，國內諸本並作「詩夫子」，此本獨作「詩天子」（《全宋詩》失校），與日本文獻《明文抄》所載「琉璃臺墨客圖」合，為證實王昌齡唐時有「詩天子」之稱謂提供了校勘依據。 5. 出版史之價值和刻本中包含不少出版史方面的信息。《經籍訪古志》卷二所載日本室町時期覆南宋國子監遞翻五代監本《爾雅》（八行本），為五代李鶚所書刊本提供了實物證據，印刷史家已有所注意11。茲再舉數例。如佚書《二李唱和集》，江戶覆宋刊本書末有「鄉貢進士毛蔚」一行，當即此書刊行之書者，宋代手書上版存名者，以此書為最早，則亦版刻史上之佳槧也。

11_{宿白，《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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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刻本中有不少底本內容雖然未佚，但與中土傳本在刊刻時地、風格等面若存在差異，從出版史的角度來看，就很有價值。這一方面在通俗類書籍方面很突出。自宋元以來，書賈為出版牟利而費盡心思。同書別本之多，令人驚訝。如明刊《千家詩》，主要根據的都是謝選二卷本，國內僅存《新刻草字千家詩》（明觀成堂陳君美刻本）、《明解增和千家詩注》（明內府彩繪本）及民間所藏《新刻選注復古千家詩》（萬曆間刊本）數種，可謂寥寥。但和刻本卻有多種存世，其底本國內或已亡佚，或已罕見。如《鼎鐫註釋（訓註）解意懸鏡千家詩》、《新訂京本增和釋義魁字千家詩選》、《片璧千家詩草法》（《片璧草法彙函》所收）、《新刻草字千家詩》，這就為我們了解《千家詩》在明代民間的出版情況提供了更多的材料。類似的例子還有《金璧故事》。此書明代非常流行，諸如《新刻全補評註文豹金璧故事》、《鼎雕燕臺校正評釋注解金璧故事》、《新刊徽郡原板校正繪像註釋魁字登雲金璧故事》、《新鐫京板圖像音釋金璧故事大成》、《鼎梓校增評釋五倫金璧故事大全》等，雖然卷次、冊數亦多寡不同，但內容差異不大。本叢刊則收入《新鋟鄭翰林類校金璧故事》，其底本出自明萬曆集義堂黃直齋刊本，內有插圖二十餘幅，為現存諸本中刊刻最精者。 6. 藝術價值（1）板刻書法所謂板刻書法，指的是古籍上通過刻板存留的具有書法價值的書蹟12，有的古籍刻印精美，本身就是藝術品13。這一點在五山版禪籍方面尤為突出。許多禪僧手蹟中土幾乎沒有留存，可根據禪籍所載手書序跋窺其面貌。落合博志〈墨蹟と五山版宋元代禪僧等書蹟資料としての

12_{參祁小春，《中國古籍の板刻書法》（東京：東方出版，1998）。} 13_{參范景中，〈書籍之為藝術〉，載《附庸風雅與藝術欣賞》（杭州：中國} 美術學院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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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山版の序跋〉對此問題有所關注14。其所舉兩例，係取自日人禪籍所附宋僧手蹟，根據本叢刊則可以獲得更多的實例。由於宋代儒釋交往密切，所收序跋也往往為儒士所作。如五山版《寒山子詩集》所載陸游、朱熹跋，皆據二人手蹟上版，即頗為珍貴。日本江戶時期，由於受到明清藏書家「佞宋」風氣的影響，也刻印過不少下真蹟一等的書籍。如日本元祿時期翻刻的《淮海拏音》，就是精美的覆刻本。其所據底本為「宋刻舊本」，「刻字楷正，足為清玩」，很可見出宋人楷法之謹嚴。書前尚有居簡、陸應龍、趙汝回、程公許、周弼等人之序，皆當據墨蹟翻刻。除居簡墨蹟在日本尚有傳存外，其他人士書蹟，皆賴本書保存，十分珍貴。（2）版畫價值和刻本中有不少書籍帶有插繪，大多刊刻精美，對中國版畫研究頗有價值。早期和刻本帶插繪的，多係古刊佛經，乃宋版佛經插圖之覆刻。其中以延應元年（1239）刊本《首楞嚴經》所載扉繪說相圖為最早。此外，尚有寬元二年（1246）泉湧寺版的《佛制比丘六物圖》、鎌倉末期的《增修禪教施食儀文》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的扉頁說相圖等。五山版所刊外典中帶插圖的極少，一般認為只有《魁本對相四言雜字》、《分類和璧圖像句解君臣故事》兩種。江戶時代的版畫刊本，也有源自宋刻的。如帶有「正德六年丙申三月吉旦百百萬三郎開版」刊記的《佛國禪師文殊指南圖讚》，即屬佳作。此書底本源自南宋臨安府眾安橋賈官人宅刊本，收圖多達五十六幅，是南宋版畫史上的精品。此書宋刊中土已佚（國內僅存明代覆刊本，亦甚少見），羅振玉曾據京都神田家藏本（今藏大谷大學圖書館）影印入《吉石庵叢書》初集。

14_{《アジア遊學》第一二二號（東京：勉誠出版，2009 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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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叢刊收入了一批帶有插圖的和刻本，多係據明清刊本覆刻。如前面提及之《金璧故事》，其插圖即頗精美。又如《蒲東崔張珠玉詩集》，本叢刊所收為和刻覆清本，首有版畫一楨，頗精，當即清人所作。董捷《明清刊〈西廂記〉版畫考析》15收羅甚廣，然未及此書。此外，《耕織圖》收耕圖二十一幅，織圖二十四幅，較接近宋樓璹本之面貌。《神器譜》為有關火器製造、使用之兵書。全書載圖二百餘幅。《廬山記》首載《廬山十八賢圖讚》十六圖，頗精，為明版畫之珍貴資料。《新鐫註釋出像皇明千家詩》有圖二十八幅，亦明版畫之精者。有的繪圖本中土傳本較少，和刻本可起到補充作用。如著名的《天工開物》，國內一定時期流通的就是日本明和八年刊本的影印本。又如《集雅齋畫譜》，覆明萬曆刊本，也不多見（《四庫存目叢書》據寬文本影印）。又如《平山堂圖志》，其乾隆原刻本傳世甚少，而日本江戶時期的「官版」，卻覆刻極精，遠勝國內之翻刻本。 7. 書籍史之價值和刻本有時反映出非常複雜的書籍傳播情況。如新羅崔致遠《賢首國師碑傳》（「唐大薦福寺故寺主翻經大德法藏和尚傳」），本叢刊影印的是元祿十二年（1699）井上忠兵衛和刻本。其底本為宋本，今藏日本京都高山寺。後有紹興十九年（1149）宋僧義和題記，刊工為「錢塘王玠」，是典型的宋刻本。但此宋本的特殊性卻在於帶有「大安八年壬申歲高麗國大興王寺奉宣雕造本寂居士梁璋施本鏤板」的刊記，可知其底本為高麗宣宗九年（1092）年刊本，這就使本書具有了宋麗書籍交流史料的價值。而元祿本的出現，則使此書最終完成了在東亞三國之刊刻。在這一意義上，儘管元祿本有不少錯誤，但卻具有很高的書籍史價值。和刻本有時可作為饋贈的禮品。德富蘇峰一九一七年訪華，曾將部分《成簣堂叢書》分贈中國文人學者，其中影印的元祿本《淮海拏音》最受好評（《支那漫遊記》「半畝園の雅集」）。長澤規矩也到中國時，

15_{石家莊：河北美術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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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曾將中國較少傳本的和刻本如《二十七松堂文集》、《文章一貫》贈與友人（參其和刻本該書解題）。 8. 思想史價值和刻本中還有助於豐富我們對歷史的認識。本叢刊收入了一批社會變動期的遺民著作。如蔡正孫的《聯珠詩格》、真山民的《真山民詩集》、張逢辰的《菊花百詠》、張斐的《莽蒼園文稿餘》等。透過這些作品，我們得以穿越時空，重新感受他們的心聲，具有很高的認識價值。和刻本既是日本的出版物，必然帶有該國的思想背景。雖說日本平安中期已經掌握了嫺熟的版刻技術，但外典的刊刻卻十分遲緩。倘若佛經代表信仰，儒書代表知識或修養，那麼日本對出版技術的施行，實包含頗為複雜的思想文化背景。平安貴族允許刊刻佛經，卻不將這一技術施行到外典，或許與那一時代貴族對知識的專享有關。作為新傳播手段的雕版印刷，僅限於佛典。此後由貴族時代，進入武家時代，雕版技術終於得以運用到外典的刊刻。因此，和刻本外典的出現，從某種角度而言，未嘗不可視為時代變遷、思想解放的標誌。五山時期禪籍的出版，江戶時期宋學著作以及唐宋詩學選本的刊行，莫不帶有時代風氣的烙印，因此和刻本也是思想史方面的重要資料。和刻本對日本思想界的具體影響也值得關注。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知識人通過漢譯西方學術著作的方式，以尋求變革國家之途徑。不少中國出版的漢文「西學」書傳入日本，被訓點、翻刻出版。這些書籍在明治維新前起到了啟蒙作用。這方面增田涉的《西學東漸與中國事情》16論述頗詳，可以參看。

16_{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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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和刻本在中國之存藏

1. 和刻本之早期傳入和刻本最早何時傳入中國，已不可考。作為和刻本的代表性出版物，五山版首先是應當考慮的對象。以宋僧蘭溪道隆（1213-1278）渡日為開端，宋元之際，日華僧侶往來不斷。即以道隆而言，其著作宋景定三年（1262）年由門人攜帶入宋，兩年後在紹興府刊刻付印。據木宮泰彥《日華文化交流史》之統計，元明時代入華日僧，可考者多達三百餘人。可以推測，五山時期刊刻的宋僧禪宗語錄等書，由入華日僧攜入，自屬情理之事。惜今皆無存。明代克勤入日，曾有求天台散佚典籍三十部之舉，其結果亦不得而知。至清代，隨著商船貿易的展開，逐漸有和刻本傳入的記錄。其中享和十七年（1732）刊刻的太宰純整理本《古文孝經孔氏傳》，大概是今知最早傳入我國的和刻本。覆刻《知不足齋叢書》本《古文孝經》載天明元年大鹽良跋，其文云：「版成而請琴鶴丹治公，令長崎府尹，託海舶遺華云。後數年，又聞估客伊孚九，乞長崎購獲《古文孝經》及《七經孟子考文》各五六通而歸」。所謂「琴鶴丹治公」，指當時的執政沼田藩主黑田直邦（荻生徂徠弟子），他下令長崎奉行將太宰純本託「海舶」即當時長崎的唐商贈送中國（狩野直喜〈山井鼎と七經孟子考補遺〉一文以為至遲享保二十年前已傳入）。伊孚九是一位往來於長崎的唐商，他於享保十九年十二月歸國，因此大庭修以為其攜歸《古文孝經》即在此時17。《古文孝經孔氏傳》回傳後在清代學者中引發反響，

17_{大庭修，《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之研究》}_{（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_1998），頁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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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後為《知不足齋叢書》、《四庫全書》收入，具體可參顧永新《日本傳本〈古文孝經〉回傳中國考》18，茲不詳述。在《古文孝經》的傳入方面，還有一位唐商汪鵬也常為人們所提及19。據其《袖海編》（又名《日本碎語》）所載，知汪鵬也曾購得《古文孝經孔氏傳》、《七經孟子考文補遺》而傳之士林。乾隆四十一年（1776），鮑廷博（1728-1814）刊入《知不足齋叢書》第一集，底本即獲自汪鵬，其於《古文孝經孔氏傳》之傳播貢獻頗大。汪鵬還與另一部和刻本佚書《論語義疏》的回傳有關。該書係寬延三年（1750）江戶古學派代表荻生徂徠的弟子根本遜志刊行，後由汪鵬於乾隆三十六年（1771）自長崎攜歸，獻給浙江採錄遺書的遺書局總裁王亶望，由王氏進呈，成為《四庫全書》底本（乾隆五十二年據文淵閣本刊行武英殿本）。乾隆四十年（1775）前後，王氏尚翻刻了一部巾箱本，其版木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王氏自盡後由鮑廷博所得，數年後刊入《知不足齋叢書》第七集。松浦章〈浙江商人汪鵬と日本刻《論語集解義疏》〉20所論甚詳，可參看。這部書也對清人經學校勘有重要影響，翟灝、吳騫、盧文弨、阮元等人都對此書頗為重視，成為清代以降經書校勘必不可少的著作。較早傳入清土的還有山井鼎、物觀的《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此書雖非和刻中國古籍，但因涉及到足利學校所藏日本古活字本《周易》、《禮記》、《論語》、《孟子》，故值得一提。山井鼎是江戶古學派代表荻生徂徠弟子，他利用足利學校所藏古鈔、宋本、古活字本等經書，於撰成《《七經孟子考文》後，由幕府組織物初完成《補遺》，於享和十六年（1731）刊刻。此書由德川吉宗下令，經由長崎唐商，次年一月便傳至中國21。此書後經汪啟淑獻呈，《四庫全書》據以收入。乾嘉時

18_{《北京大學學報》2004 年第二期。} 19_{參山本巖，〈汪鵬事蹟考〉，《宇都宮大學教育學部紀要》第一部四十五} 之一，1995 年三月。 20_{《關西大學文學論集》四十四之一至四，1995 年三月。} 21_{參狩野直喜，〈山井鼎と七經孟子考補遺〉，載《支那學文藪》（東京：} みすず書房，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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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學者如翟灝、盧文弨、王鳴盛、洪頤煊、阮元等人，都曾利用過此書，評價頗高，如阮元云：「山井鼎所稱宋本，往往與漢、晉古籍及《釋文》別本、岳珂諸本合；所稱古本及足利本，以校諸本，竟為唐以前別行之本」，準確地指出了足利活字本具有早期來源的學術價值22。尾張本《群書治要》於天明七年（1787）刊行，不久有寬政三年（1791）後修本。寬政後修本的傳入有明確記載。據近藤守重《右文故事》等資料，知寬政八年（1796）守重曾將三部寬政後修本贈與唐館。國內道光二十七年（1847）刊行的《連筠簃叢書》係以此本為底本。咸豐七年（1857）刊行《粵雅堂叢書》二十六集，則據天明本。民國時《四部叢刊》亦據天明本影印23。此書的輸出《續長崎實錄》多有記載，如文化十四年（1817）輸出《群書治要》十三部、文政六、七、八年各一部，足見需求頗多。林述齋的《佚存叢書》也很快傳入我國。根據《通航一覽續輯》（第二卷）記載，該書享和元年（1801）前編、後編傳入中土，凡八部。此後文化二年（1805）、文政七年（1824）均曾輸入。阮元得到後，選取七種收入《宛委別藏》（《揅經室外集》卷二著錄），鮑廷博亦選取其中的《五行大義》收入《知不足齋叢書》二十六集。此外，較著名的例子是《正平版論語》抄本的傳入。錢曾（1629-1701）《讀書敏求記》云：此書乃遼海蕭公諱應宮監軍朝鮮時所得，甲午（1654）初夏，予以重價購之于公之仍孫，不啻獲一珍珠船也。筆畫奇古，似六朝初唐人隸書碑版，居然東國舊鈔。行間所注字，中華罕有識之者。洵為書庫中奇本。卷末二行云：堺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鏤梓，正平甲辰五月吉日謹志。未知正平是朝鮮何時年號，俟續後考之。

22_{參顧永新，〈《七經孟子考文》考述〉，《北京大學學報》2002 年第一期。} 23_{參尾崎康，〈《群書治要》とその現存本〉，《斯道文庫論集》第二十五} 輯，1991 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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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當代學者研究，此本乃室町中期《正平版論語》抄本，其底本非初刻，乃覆刻雙跋本24。錢氏為清初藏書大家，猶誤日本抄本為朝鮮抄本，可見其時藏書界對日本書之陌生。儘管此書盡是和刻本的抄本，但在和刻本傳入中土的歷史上也是值得重視的。經此書後歸黃丕烈（1763-1825），友人翁廣平始指出「正平」為日本年號之事實。此本後隨陸心源藏書舶載以東，今存靜嘉堂文庫。錢曾所藏日本抄本，乃朝鮮舊藏，後流入中土，又再度回流東瀛，確為書籍交流史上之奇事。上述資料常為學界所引及，而毛氏汲古閣影抄本《正平版論語》則罕為人知。此書《十硯山房舊藏書目錄》著錄「明毛氏汲古閣影鈔日本正平本」，今藏京都大學文學部（田中慶太郎十硯山房舊藏）。凡十冊。封面有前人墨筆題詞：此古本也，從日本國唐本影抄。國初惟述古堂、汲古閣二公有之。錢遵王藏本已經翻刻之本，世亦不可多得。原本不知歸於何所。此毛子晉藏本，庚申兵火後，予從荒書得之。真奇寶也。惜□□ 士風蕪□，將來無人物色，則亦與敝紙無異也。此抄本僅吉川幸次郎《論語》曾簡單言及25，先生推測此影抄本底本為毛晉書友錢曾藏本，當是。茲予以揭出，以期引起注意。此書毛晉晚年影抄本，且關涉頗中日書籍交流，頗為珍貴。 2. 和刻本在清末民國之存藏清末以來，赴日訪書者人數眾多，和刻本得以大量傳入。茲就較重要的幾家略作敘述。首先是楊守敬（一八三九－一九一五）。他旅日四年，「日游市上，凡板以毀壞者皆購之，不一年遂有三萬餘卷」（《日本訪書志緣起》）。其中自然有不少和刻本，近年影印的《鄰蘇園藏書目錄》，使我們大體

24_{高橋智，《室町時代古鈔本〈論語集解〉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8）。} 25_{上冊，東京：朝日新聞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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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了解其收集情況。其《日本訪書志》著錄二十五部，多有善本。如卷一首載足利活字本《七經》，楊氏云：足利學活字本《七經》，山井鼎所據以著《七經孟子考文》者。是書印行于日本慶長時，當明萬曆年間。其原係據其國古鈔本，或去其注末虛字，又參校宋本，故其不與宋本合者皆古鈔本也。日本刻經，始見正平《論語》及翻興國本《左傳》，又有五山本《毛詩鄭箋》，其全印《七經》者自慶長活字本始。余至日本之初物色之，見一經即購存，積四年之久，乃配得全部。蓋活字一時印行雖多，久即罕存，其例皆然。如吾中土蘭雪堂活字本，亦印于明代，今日已成星鳳。山井鼎當我康熙年間，此本已非通行，惟足利侯國大學始有全部，無怪近日之更難遇也。或疑其中凡近宋諱多缺筆，當是全翻宋本。是不然，蓋其刻字時仿宋本字體摹入，故凡遇宋諱亦一例效之，實不盡據宋本。足見楊氏實在掌握版本源流後始加以購置，故所收極精。此外，他對和刻本《春秋經傳集解》、《論語集解》、開元注本《孝經》、天寶注本《孝經》、《帝範》、《臣軌》、《唐律疏義》、《莊子南華真經》、《文中子中說》等書均有題跋，知其對和刻本亦甚看重。楊氏藏書主要收藏於國家圖書館（北海分館亦藏部分）、臺北故宮博物院、湖北省博物館、湖北省圖書館等處。今人趙飛鵬《觀海堂藏書之研究》26所述較詳，可參看。李盛鐸（1859-1934）在清末使日時購得大量日本古刊、古活字本及江戶刊本，所藏和刻本既多又精，為中土藏書家之冠。根據《木犀軒藏書題記書錄》可窺其一斑。其中珍貴者，有鎌倉時期古刊本《成唯識論述記》，五山版《春秋經傳集解》（楊守敬舊藏）、《佛果圜悟真覺禪師心要》、《雪峰空和尚外集》，古活字版《周易注》、《春秋經傳集解》、《皇宋類苑》、《新刊鶴林玉露》，江戶刊本《義楚六帖》、《無文印》等（參宿白《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朝鮮、日本善本書錄》）。

26_{臺北：漢美圖書有限公司，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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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書藏北京大學圖書館，未曾散佚，頗為珍貴。和刻本均載《北京大學圖書館日本版古籍目錄》27，甚便檢閱。羅振玉（1866-1940）旅日八年，所購和刻本佳者亦不少。據《貞松堂秘本書提要》及《大雲書庫藏書目錄》，可得其梗概。其題跋和刻本有《草書韻會》、《內閣秘傳字府》、《闢邪集》、《獨庵外集續稿》、《古文真寶》等，足見其對和刻本價值之認識。惜其所藏頗有散失。就現存而言，仍不無珍貴者。其中五山版《獨庵外集續稿》，日本僅兩足院有藏，但已有殘缺，羅氏所藏為存世最佳善本。清末和刻本佛教典籍的收藏，可以楊仁山（1837-1911）為代表。他通過南條文雄等日本友人之助，購買了大批和刻佛經。金陵刻經處現藏和刻本佛經一百五十餘部，這仍非當初所獲全部，足見收羅之福。他由此翻刻了一系列典籍（部分經版尚存金陵刻經處），在近代佛教傳播方面影響深遠。其中《淨土古逸十書》，可謂和刻逸書專科叢書之先驅。此外盛宣懷（1844-1916）赴日期間也購置了不少和刻本，他的收藏以實用為主，故雖乏善本但門類較齊全，今藏華東師範大學。需要指出的是，清末的一批公使館員在和刻本傳入中國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如《百萬塔陀羅尼經》，就是通過清使館員陳榘的收藏而傳入中土的28，可惜實物已不存。陳榘購買了不少和刻本，如輯入傅雲龍《籑喜廬叢書》之《二李唱和集》，即其在東京書肆所購，可惜底本亦佚。另一位館員姚文棟（1852-1929），據說從日本購回之刻本、抄本裝滿了兩大房間，足見所購之多。根據他所留下的藏書簡目（《景憲府君年譜》所載），知其所購和刻善本有松崎明復影刻北宋本《爾雅》、日本正平本《論語集解》、天文板《論語》、《一切經音義》等，知其

27_{李玉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28_{參陳捷，〈關於日本最早的印刷品百萬塔陀羅尼經西傳中國的記錄〉，載} 《人物往來與書籍流轉》（北京：中華書局，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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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以經部書為主，其中日本刊本《論語》達十餘種，足見其所重。可惜他的藏書也多不知下落29。

五、和刻本在中國之翻刻

1. 和刻本版木之流入與翻印日本明治維新以來，漢學衰微，傳統古籍不受重視，「故家舊藏幾於論斤估值」（楊守敬《日本訪書志緣起》），故有大批古籍舶載而西。其中也不乏和刻本的版木。如果把《古逸叢書》視為和刻本（以刻工為定）的話，那麼現存揚州印刷博物館的版片，大概就是我國和刻本版片（其中含我國補刻者）保存最多之處。該書清末曾利用版片刷印，流傳較多，但不若採用美濃紙初印的和刻本之佳。如尾張家所藏《群書治要》版木，明治十八年（1875）以四十圓出售給書賈慶雲堂，其買賣文書尚存蓬左文庫。其版木後傳入中國，國內因得以重印。故中國所存該書有用我國竹紙刷印者。此外，楊守敬也曾攜歸版木，據如官版《廣韻》、《集韻》、《八史經籍志》（《昌平坂學問所官版分類目錄》，福井保《江戶幕府刊行物》載）。其中《八史經籍志》，有清光緒九年（1883）鎮海張壽榮印本。此外，《備急千金要方》的版木也曾傳入上海，有光緒四年（1878）長洲麟瑞堂印本。此外，在中國經營的日本書店，也多把版木攜至中國。岸田吟香（1833-1905）的樂善棠書店即是。他出售的書籍不少用原版木刷印。如《重刻儀禮經傳通解》、《通雅》、《新定松氏儀禮圖》、《朱子文語纂編》、《明季遺聞》、《清嘉錄》等等30。也有出售版木的。據三

29_{參陳捷，〈姚文棟在日本的訪書活動〉，載《人物往來與書籍流轉》。} 30_{參陳捷，〈岸田吟香的樂善堂在中國的圖書出版和販賣活動〉，載《人物} 往來與書籍流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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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佐助（1852-1926）《玉淵叢話》，在明治四年（1871）至十二年（1879）間，他曾把《群書治要》、《欽定四經》、《外臺秘要》、《東醫寶鑑》、《武備志》、《詩緝》、《醫宗金鑑》、《四書匯纂》版木銷往中國31。 2. 和刻本之中國翻刻本除了採用原版木挖改刷印外，清末以來還有不少根據和刻本刻印的書籍。著名的如陳榘覆《二李唱和集》江戶刻本、董康仿宋翻刻活字本《皇朝類苑》、貴池劉氏所刻《五燈會元》（《玉海堂影宋叢刊》收，書中有日本貞治年號，故所據實為五山版）等。今人謂之為「華刻本」，數量不菲32。這裏介紹兩種較罕見的翻刻本。其一為光緒四年（1878）翻刻日本享保十三年（1728）《維摩詰經疏會本》刻本。享保本乃日僧根據宋本《維摩詰經》和宋本湛然《維摩詰經略疏》合刊者。湛然《略疏》十卷足本宋版諸大藏皆未收錄，《至元法寶勘同總錄》著錄，後即散佚（民國時期始有趙城金藏之發現，然頗有殘佚），故天台僧眾翹首以盼。此書前有倪恩齡序，後有陳紫金蓮居士跋，載此書回傳及刊刻事甚詳。知此經乃光緒初日本僧香頂所獻。其入華從龍泉寺僧本然學，知此經中土已逸，遂歸國取獻其師。倪恩齡序比此事如皇侃《義疏》、《越王新義》、《七經孟子》之傳入，贊美有加。此書和刻本存世甚少，清刊本存世更罕（國內公藏僅上海圖書館藏光緒四年刻本一部）。其二為一九二三年上海胡光國覆日本弘化四年（1847）《注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刊本（題作「胡刻謝註唐詩絕句」，另有無刊記之後印本）。

31_{王寶平，〈和刻本漢籍初探〉，載王寶平主編《中國館藏和刻本漢籍書目》} （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5），頁 23、24。 32_{王勇，〈佚存書與華刻本〉，載《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典籍卷》（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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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趙蕃、韓淲精選、謝枋得注解之《注解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詩》，中土罕傳（《四庫未收提要》載），明弘治刊本公藏僅南京圖書館藏一部，民間偶有遺存（莫棠舊藏）。然此書日本弘化四年（1847）有翻刻本（《和刻本漢詩集成》總集篇第二輯影印），姚文棟使日時購得，持贈沈啟運，遂得據以覆刻。沈啟運跋云：「是書又久佚海外，中國鮮有知者。向非日本謙庵主人嗜古好學，獲影鈔原本，鏤而行之，姚君何從得而贈余，余亦奚自分饋吾儕，不將終古湮沒乎。」又有江寧吳鳴麒（四首）、沈鼎（一首）題詩，極贊此書回流及刊印之美。如上所述，和刻本通過版木之傳入以及我國人士之翻刻，實已發揮頗大之影響，不可忽視。

六、和刻本研究之展望

和刻本數量巨大，來源多歧，背景複雜，欲作一通盤之研究殊為不易。早在十幾年前，已有學者呼吁和刻本研究之展開33，時至今日，這一狀況已有較大改變，日本國文學研究資料館的「和刻本漢籍數據庫」、奈良大學的「板木系統」已公開使用，《江戶時代初期出版年表》34、《五山版中國禪籍叢刊》35等重要工具書和資料集也已出版，一些質量較高的單篇論文多有發表，但從總體來看，和刻本的研究還有待深入和展開，茲就編者個人看法略作獻芹，希望得到更多學者的呼應。從研究基礎來看，需要做的文獻學工作還很多。儘管和刻本已經有了一些目錄、工具書可以利用，但距離全備，尚有很大距離。比如佛教典籍，做得較好的如《新纂禪籍目錄》、《淨土教典籍目錄》，但皆偏於一宗，《佛書解說大辭典》所載全面，然信息又

33_{王寶平，《和刻本漢籍初探》，載王寶平主編《中國館藏和刻本漢籍書目》} （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5）。 34_{東京：勉誠出版，2004。} 35_{第一卷，京都：臨川書店，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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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陳舊，也無法滿足要求。即就和刻本佛典而言，就需要重新編制目錄，工作量極大。而《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不載藏地，雖然有「日本所藏中國古籍數據庫」可供檢核，但畢竟只是八十餘家的收藏，遺漏頗多，需要作進一步的補充。在此基礎上，我們期待和刻本漢籍總目的完成。和刻本歷史目錄的編纂也迫在眉睫。把握和刻本的出版時間，固可根據書籍形態加以判斷，但根據相關書目的記載也很有必要。《日本書目大成》（古典研究會編）、《江戶時代書林出版書籍目錄》（慶應義塾大學斯道文庫編）、《享保以後大阪出版書籍目錄》（大阪圖書出版業組合編）、《享保以後江戶出版書目》（樋口秀雄編）、《享保以後板元別書籍目錄》（坂本宗子編）、《享保以後大阪出版書籍目錄》等目錄，如能將有關和刻本部分匯總編排，必然有益於和刻本的傳播學研究。一些和刻本解題、書誌學的研究書也值得系統介紹。這些書籍固然也有《經籍訪古志》一類的漢文書籍，但也有不少有日文寫成的著作，如《活版經籍考》、《右文故事》、《正齋書籍考》等，還需要專業的研究者加以翻譯。書籍商的資料也很重要，這方面如《增訂慶長以來書賈集覽》（井上雄和編，坂本宗子增補修訂）、《德川時代出版者出版物集覽》（矢島玄亮著）、《德川時代出版者出版物集覽續編》（矢島玄亮著）、《京阪書籍商史》（蒔田稻城著）、《江戶書籍商史》（上里春生著），一般中國學者無法利用，因此也有重新編譯的必要。一些和刻本往往鈐有印章，藏書印的知識不可忽視。我曾編過一種《日本藏書印索引稿》（拙著《域外漢籍叢考》收），但數量遠遠不夠，這方面的工作顯然需要繼續。和刻本的傳本極為複雜，江戶刻本尤其如此，故對實物的調查頗需加強。有學者研究《古文真寶》，所購買近兩百種，皆不重複（林望《書誌學の回廊》「古文真宝なる顏つき」），很能說明這一問題。我自己也曾購買過《真山民詩集》八部，也無一重版，江戶刻本之豐富可見一斑。和刻本的序跋往往為書賈後增，此點非比較諸本不得而知。如王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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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釋迦如來成道記》道誠注本，有寬文和無刊記本兩種，後一種有序，前者未載，正文卻屬同版，故知序文乃書賈根據別本補配，並非寬文本底本所原有。類似的例子還有《鶴林玉露》，其活字本無序，但江戶刻本增補，如僅據序文做版本判斷，自然致誤。有的和刻本通過調查，可發現其底本。如《魁本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前後集，國內僅存數部，和刻本極為繁多，其來源的研究一直比較薄弱。根據我的調查，基本上可以肯定和刻本出自一種成書較晚的元刊本系統，我在解題裏新指出兩部元末明初刊本，相信會推動此書的研究。由於和刻本來源的多樣，最好能把朝鮮半島的傳本也納入調查範圍。有的和刻本底本一直沒找到，比如唐詩選本《又玄集》，我曾把公文書館內閣文庫所藏該書全部調出，未見校讀痕跡，其底本究竟是存是佚，我們仍期待有進一步的發現。此外，佛經版本的調查方面也十分薄弱。一些佛經善本往往藏於寺院或佛教類大學，調查確屬不易，我們希望能有學者著手進行這一工作。學術研究需要在前人的基礎上推進，因此對已有的研究成果要充分重視。和刻本研究也是如此。就和刻本研究的專著而言，川瀨一馬的《日本書誌學之研究─增訂版》、《續日本書誌學の研究》、《五山版の研究》、《增訂古活字版の研究》，自然需要借鑑。長澤規矩也關於和刻本的著作也很多，如漢籍解題系列（載《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十卷），也值得參考。此外《斯道文庫論集》、《漢籍·整理と研究》、《和漢比較文學研究》等刊物所發表的成果也值得關注。日本學者在書誌學方面成績斐然，如阿部隆一的《中國訪書志》、山城喜憲的《河上公章句〈老子道德經〉の研究─慶長古活字版を基礎とした本文系統の考索》，以及近來出版的住吉朋彥《中世日本漢學の基礎研究》（韻類編），均是調查細密的著作，頗可參考。如能有學者對此加以系統介紹，則必將有益學界匪淺。除了資料的收集、刊布，著作論文的譯介之外，學術視野、研究方法的革新也十分必要。近年來國內蓬勃展開的域外漢籍研究，已經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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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純粹的版本學、中國學領域，試圖在東亞漢文化的寬廣視野內去審視、思考和解決問題。和刻本的研究也應當納入到這一新的學術脈絡中。我們認為，和刻本是溝通聯繫中日著作的紐帶，它可以補充、訂正中國典籍之缺失和不足，有助於恢復中國古典文明的原生態，增進、豐富我們對於本國文化的認識，對於考察中國文化在域外的傳播和變異，認識日本文明的生成，也具有重要意義。壬辰冬於南大和園傳習堂附記：本文曾請立命館大學文學部芳村弘道教授審閱，得以是正訛誤，專此致謝。【作者】金程宇 Jin Chengyu 南京大學文學院域外漢籍研究所副教授、早稻田大學日本宗教文化研究所招聘研究員。著有《域外漢籍叢考》，《稀見唐宋文獻叢考》，譯有《距離與想象─中國詩學的唐宋轉型》（合譯），主要從事唐宋文獻、東亞漢學、域外漢籍研究，近年對藝術文獻、佛教文獻亦頗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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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序

陳尚君

金程宇博士會聚日本刊中國古逸書，凡經部十二種、史部五種、子部三十四種、集部五十九種，都總一百一十種，又附錄相關文本與研究著作二十二種，顏曰《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將由鳳凰出版社影印出版。屬序於我，是不能辭，且喜其多年積累努力終有大成，故樂書所知，與朋好共享盛舉。中國近代以來學術的進步，一賴西方學術之輸入，在思想、方法和學術分科方面都有革命性的變化；二靠新文獻之發現。今人講新文獻，較多關注敦煌遺書之發現和地下文獻之重光，似乎較少重視公私藏書之刊布和域外典籍之回歸。三十多年前，我初涉唐代詩文輯佚，亦持同樣立場，以為存世典籍，前清大儒閱讀殆遍，做一般之文獻輯佚，很難超越前賢。但當我按照現代藏書目錄所示，逐種檢索與唐文獻有關之典籍，才發現乾嘉以來陸續新見之舊籍，數量之多，內容之富，遠超最初之估計。於是發憤蒐羅，居然得唐人散佚詩文逾萬篇，真有天何厚我之歎。其實中國近二百年世變之亟，世守善本秘笈之公私藏家，上自覺羅皇族，下至僻鄉縉紳，不能世有其業，而有識之士矢志守護文化，堅持收藏和刊布，數以千計之典籍得以為學人所知。以《佚存叢書》之刊行和《全唐詩逸》之收入《知不足齋叢書》為標志的日本漢籍回流，也差不多有二百年了，大量域外漢籍已經成為今日常見的基本經典。我們可以設想，如果沒有日藏唐卷子本《世說新書》和《玉篇》，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知道晏殊校訂《世說新語》以及宋刊《大廣益會玉篇》，曾作過那麼大篇幅的刪削；如果沒有宋刊《太平御覽》的印行，我們的唐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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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佚要沿襲清人所據晚出本的多少錯誤；如果不是和刻本《白氏文集》、舊抄金澤文庫本白集的通行，以及大量日藏白氏詩文的發現，我們能讀到的白居易作品要少很多，且會沿襲宋刊本的許多誤訛刪改，也很難追究作者生前多次編錄文集的線索；如果不是宋刊和舊抄《廬山記》足本的發現，我們會一直以為清人據該書前二卷拆析的三卷本就是原書；如果不是和刻《唐才子傳》原書的流通，我們還只能據清輯《大典》八卷本來研究唐代詩人的生平；如果不是空海《文鏡秘府論》的問世，我們要研究從齊梁聲律說之提出到沈宋律詩形式完成的內在軌跡，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任務。還可以舉出許多例子。好在最近十多年來，域外漢籍研究已經形成學術界的一個熱點，中日學者為此做了大量極有意義的工作，堪可慶慰。雖然近代以來中日關係數度蒼黃，但從歷史來說，中世以前的日本無論從生活方式、思想文化和國家制度等方面，都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來唐的遣唐使、學問僧曾不遺餘力地將中國典籍傳到日本。《日本國見在書目》所示當時日本藏書之富，可以說凡中國所有者日本都有。這一風習延續千年，漢籍為日本歷代士人所必讀，加上社會穩定，傳習者眾多，存留漢籍古本極其閎富。大致加以區分，則有抄本與刻本之不同。前者最著名的是源出蘇州南禪院本的《白氏文集》，雖然唐抄不存，但平安、鎌倉時期的數量巨大的古抄，保存了白集初本的面貌，使當代學者欲據以恢復初本成為可能。宋元舊刊在日本也有很豐富的遺存，但數量更為巨大的，是鎌倉以來日本本國所刻書，即所謂和刻本。現在一般認為，和刻本漢籍始於奈良時代天平寶字八年（七六四）的《無垢淨光陀羅尼經》，至南北朝時期形成規模，並陸續出現如「春日版」、「高野版」、「五山版」、「正平版」、「博多版」等不同的版本系統。江戶時期更達到空前的繁榮。在版刻形式和裝幀方式上，和刻本都有區別於中國刊本的特色。更可貴的是，和刻本保存了大量在中國久已失傳的典籍，如長澤規矩也《和刻本漢詩集成》收寬永刻本《新版增廣附音釋文胡曾詩注》，為南宋廬陵胡元質注。其實《四庫全書》收入的就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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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系統的文本，可惜注者姓名不傳，賴日本傳本而知原來面貌。即便在中土通行的典籍，也多因所據底本為較早傳入日本的古本，與中國通行版本屬於不同系統，因而具有特別重要的校勘價值。如前舉和刻那波道圓活字本《白氏文集》，雖然其刊刻年代為後水尾天皇元和四年（一六一八），僅相當於中國明萬曆末年，不算早，但其所據覆宋本約為南宋高宗時刻本，其源出自五代東林寺本，保存了白集原編的面貌，即前集五十卷，先詩後文，皆長慶四年（八二四）春以前作品，是白氏作品第一次結集為《白氏長慶集》時的原貌；其後集卷五十一至卷六十、卷六十一至卷七十，分為兩個單元，均先詩後文，保存了白氏後集前十卷和後十卷分次編輯的面貌。和刻本的珍貴，於斯可見。和刻漢籍之彙印，前此已經有過許多，本書編者全面了解有關情况，在選目和版本遴選方面，費過很大的氣力，可以說選目精到，版本講究，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本書影印圖書，其中六十八種為金程宇個人收藏，超過全書影印古本之半數。這些圖書除個別為友人所贈外，絕大多數是他最近十來年在日本訪書期間，陸續從各地舊書店訪求購得。與中國大陸、香港、臺灣舊書業的衰頹有所不同，日本的舊書業因應時代和風氣變化，始終保持規模和活力。我曾瀏覽過東京神保町和早稻田兩處無數家的舊書店，知道這些書店為滿足社會日益高漲的收藏熱，一是分工細緻，二是存貨充沛，三是定價合理，成為淘書者的樂園。有志收集古籍舊刊者，若有很好的識別眼光，是可以用不太高昂的代價收到好書的。日本江戶時代漢籍印行蔚成風氣，品種多，存留也富，在日本不算稀罕，而在中國堪稱珍貴。金程宇的藏書就是這樣積累起來的。他將其中的精品挑選出來，與學者分享，無疑很有意義。此外，他還充分利用日本最著名的公私藏書單位的藏書，得到授權在中國出版。其中以國立國會圖書館、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書利用最多，分別達到二十三種和十八種。此外，還有據靜嘉堂文庫、東京大學文學部、花園大學國際禪學研究所、關西大學圖書館、龍谷大學大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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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市立米澤圖書館等處的藏書，以及臺灣「國家圖書館」、大英圖書館和遼寧省圖書館的藏本。他在日本訪書最投契的知友、立命館大學芳村弘道教授也提供了五種個人藏書。因為曾在如此眾多的公私藏家的豐富藏書中，作過反覆的推敲比較，最後方選定現在影印的這一書目，可以說在學術質量上充分考慮到為中國學者所急需、在鎌倉以來七八百年間的和刻本漢籍中具有代表性。有關各書的作者、成書、內容、版刻情况，金程宇已經逐書撰寫了較具體平實的學術提要，足可供學者參考。其中有關各書存世版本以及選擇影印該本原因的說明，是在充分調查中外藏書目錄基礎上寫成，可見編者之認真。我想就我粗讀以後的感受，略述所見。本書子部釋家類收錄和刻佛教文獻達十七種之多。中國的佛教文獻，主要源自宋初的開寶藏系統，雖然存世藏經也有十多種，但就舊時通行的永樂南北藏和龍藏來說，收錄佛典數量遠不及日本近代所編纂的《大正藏》和《續藏經》。雖然這兩部藏經經過許多僧德信眾的努力，電子文本已經非常普及，但二藏所據底本，包括部分唐鈔宋刻，日本都有許多保存。本書所收，部分為二藏所據之底本，如遼釋非濁《三寶感應要略錄》三卷，據慶安三年（一六五○）刊本影印；宋釋師範《佛鑑禪師語錄》六卷，據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應安三年（一三七○）刊本影印；宋釋宗曉《樂邦文類》五卷，據寬永七年（一六三○）書林豐雪齋道伴刊本影印。以上諸本，應即二藏所據底本，對研讀整理諸書都很重要。部分所選語錄優於二藏所據本。如宋釋普巖《運庵和尚語錄》一卷，《續藏經》據元祿本收，本書據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南北朝刊本影印；宋釋祖先《破庵語錄》一卷，《續藏經》所據為江戶刊本，本書據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應安三年（一三七○）春屋妙葩刊本影印；宋釋崇岳《松源和尚語錄》二卷，《續藏經》據寬政本收入，本書據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南北朝刊本影印；如宋末僧無學祖元《佛光禪師真如寺語錄》一卷，實即《無學和尚初住大宋台州真如禪寺語錄》之原編，且為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嘉慶二年（一三八八）刊本。雖然《大正藏》所收《佛光國師語錄》已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