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不幸，便是大家對於別人的心靈生命苦痛習慣意向願望，都 很少理解，而且幾於全無。我是治文學的，我之所以覺得文學可尊 者，便因其最高的功業是拭去一切的界限與距離。
——安特來夫《七個絞死者的故事》99
1911 年秋天返鄉之前的周作人，一向對週遭事件充滿敏感，帶著他對外 國文化的欣慕和理解，正藉由不斷的觀看與思辨來進行個人的思想形塑。返 國後，透過翻譯與創作，介入、關懷五四運動；他引介日本白樺派式的人道 主義，於 1918 年發表〈人的文學〉，說明人道主義乃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 本位主義，用這人道主義為本，對於人生諸問題加以紀錄研究的文字，即是 人的文學。100這篇文章強調人應追求：「自由意志下的自然存在」，這樣的存 在，對文學、社會和個人而言，都需要被保存、被建立。隔年周作人至日本 日向短期參訪「新村」，回來北京後即致力籌設支部。此一「新村運動」101的
97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拾遺午〉，頁 716。
98 參見錢理群，《周作人傳》第八章〈走向深淵──在北平（四）（1937.7—1945.12）〉，頁 335-414。
99 〈文藝上的異物〉，《自己的園地》（1933）（臺北：里仁書局，1982），頁 34-35。
100 〈人的文學〉，楊牧編，《周作人文選 I》，頁 63-73。
101 詳參錢理群，《周作人傳》，頁 185-194。
儒而近墨：試論周作人 推廣，就是為了實踐尊重個性的「人的生活」，追求「自由意志下的自然存 在」；究其極致，不儘為了個體的自由，使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同時也照 顧到人類整體的利益。在周作人的信念當中，這樣的理想應該含括全人類全 物種，亦即跨越國族、種族、性別、階級的界限，以存同求異、互信互助的 大同世界為依歸。在〈新村的理想與實際〉102一文中，他提供自身經驗以作 為轉介國人該理想時的實際參照，「新村」是周作人藉由實際參訪所認識到 的真實生活，這種生活嚮往與他的文學觀、社會、甚或政治思想都一脈相承。
雖然北京新村的設置不旋踵即告破滅，可是，周作人的理想與意志並未 消失，他轉而以文章、言論的形式，不斷發表於當時的媒體，更在微妙的、
不可思議的時間點上，訴諸別人所難以諒解的種種行動。1920 年代他陸續出 版《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澤瀉集》，已經有意識地以文章作為現實 與藝術邏輯之間的表態利器。從〈個性的文學〉103開始，他便逐步形成自己 的藝術理念與個性，力求「言志」和「載道」融為一體。當他寫〈鳥聲〉、〈蒼 蠅〉、〈喝茶〉、〈故鄉的野菜〉、〈山中雜信〉、〈北京的茶食〉、〈生活之藝術〉
104……這類看似生活閒適趣味的散文時，其實也同時藉由文字在思考、處理
「同類」的生活，表達他的文化評論立場。他從傳統「非人的文學」的對立 面宣揚普世性的「人的文學」，結合藝術技巧和哲理邏輯來豐富思想的深度，
冀望人們能夠對草木蟲魚、生活瑣碎，保持高度的敏感與知識探索的能力，
留心於日積月累的文化偏枯。105終其一生，周作人從未怠忽思考外界的現實 問題，也藉由文字處理和自身有關的情理辯證，包括生活細節、家國意識與 其文化鄉愁。
102 〈新村的理想與實際〉，《藝術與生活》（1926）（臺北：里仁書局，1982），頁 425-440。同 書中上尚收有系列性的文章〈日本的新村〉、〈訪日本新村記〉、〈遊日本雜感〉等。
103 〈個性的文學〉（1921 年 1 月）收入《談龍集》，參見楊牧編，《周作人文選 I》，頁 116-117。
104 以上諸文皆收錄於《雨天的書》（1925）。此外，像〈談酒〉、〈烏蓬船〉、〈喫茶〉、〈閒話四 則〉……收入《澤瀉集》（1927）（臺北：里仁書局，1982）。
105 參見《看雲集》（1932）所收〈草木蟲魚之一：金魚〉、〈草木蟲魚之三：兩株樹〉、〈草木 蟲魚之四：莧菜梗〉、〈草木蟲魚之五：水裏的東西〉等。楊牧編，《周作人文選 I》，頁 187-204。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一期
1930、40 年代的周作人，除了延續〈人的文學〉中「自由意志下的自然 存在」之思想，同時強調：容納自然存在下的各個差異之必要，同時指出精 神方面的自我發展與個別交流，對於同類而言是一種保存生命之後的需求
106，藉由釋放豐厚的生命力與動能來達到生命情境的相互穿透。周作人始終 認真吸收、理解東西方各種思潮，並以散文雜文的創作形式闡釋這些理論知 識，將之轉化為可行於國內的思想，以達到實用的功能。歷經對五四運動、
辛亥革命的失望，以及數次慘案、烈士遭捕的衝擊，加上次女若子的病逝107， 周作人並沒有避開任何苦痛，仍「對於人生細細嘗味，如啜苦酒，一點都不 含糊」108 。1929 年他寫〈麻醉禮讚〉、〈偉大的捕風〉109之前，已經歷過「三 一八慘案」、「李大釗事件」與女兒若子之死，在這兩篇文章中他懷著悲劇的 詼諧，不卑不亢面對自己的人生，表現出對人間共同命運的承擔，落實他自 我期許的「偉大的捕風」。
1930 年代中日關係日漸緊張，他以文字也以行動詮釋自己認知的社會責 任，〈關於寫文章〉、〈關於英雄崇拜〉110、〈責任〉111……這些文章都明顯上 承「新村」的精神。在「義務不同，不是量的不同，只是性質的不同」的概 念下112，周作人以一以貫之的「道義事功化」裁量自己在時局下的抉擇，或 許可以提供我們較諸以往不同層次的理解。抗日期間他所寫的〈中國的思想 問題〉、〈我的雜學〉113……，一方面盱衡時事同時進行自我省察；許多文字
106 〈人的文學〉，楊牧編，《周作人文選 I》，頁 63-73。
107 「若子之死」，參見錢理群，《周作人傳》，頁 294，其他事件此書亦有詳盡交待。
108 〈麻醉禮讚〉藉古哥薩克喪子之勇士自勉，《看雲集》，楊牧編，《周作人文選 I》，頁 181。
109 〈麻醉禮讚〉（1929 年 11 月）、〈偉大的捕風〉（1929 年 5 月），分見《看雲集》，楊牧編，
《周作人文選 I》，頁 179-182、205-208。
110 〈關於寫文章〉（1935 年 3 月）、〈關於英雄崇拜〉（1935 年 4 月），分見《苦茶隨筆》，
楊牧編《周作人文選 I》，頁 302-308、309-312。
111 〈責任〉，《苦竹雜記》，楊牧編，《周作人文選 I》（1936），頁 318-320。
112 〈新村的理想與實際〉，《藝術與生活》，楊牧編，《周作人文選 I》（1926），頁 86。
113 〈中國的思想問題〉（1932 年 11 月），收入《藥堂雜文》，〈我的雜學〉（1944 年 6 月）收 入《苦口甘口》。
儒而近墨：試論周作人
（例如〈過去的工作〉、〈兩個鬼的文章〉114、〈論小說教育〉115……）都以回 顧、統整和再確認的方式，聲明自己長久以來的關注，還是中國當前與恆久 的兩大課題：「倫理之自然化」與「道義之事功化」。中日戰爭停歇，周作人 入獄，仍持續思考、創作，無間於以翻譯作品進行文化的轉介；始終沒有放 棄年輕時即自許的生命價值和理想。
《知堂回想錄》嘗提及他赴日期間，中國發生 1907 年的徐錫麟起義、事 敗後被挖心炒食，以及秋瑾的受刑棄市；還有 1910 年日本的「大逆事件」……
等等；這類事件被周作人指為「兇惡可憎」，已超過政治的範圍，涉及「人 道的問題」。1161927 年他寫〈喫烈士〉117、1934 年寫〈縊女圖考釋〉118，都 在沉重處理中國的陳腐陋俗，並暗諷權位者藉此獵取政治利益之可議。1936 年的〈責任〉，強調言論者應以「自知」、「盡心」、「言行相顧」自我惕勵。119 凡此種種皆可讓我們聯想到，周作人在思索「人道」與「存在的價值」時，
有其曲折相應的理解進程，此一深刻之理解進程，復與其「倫理自然化，道 義事功化」的主張，未嘗須臾分離。
1911 年爆發的辛亥革命，周作人沒有親身經歷。他在《知堂回想錄》中，
以極大的篇幅談論王金發、孫德卿、范愛農三人的事例，表明自己很珍重那 回革命，對革命志士有很深的感佩。而親眼目睹的「六三事件」，更帶給周 作人非比尋常的體驗。「前門遇馬事件」120讓周作人所領受到的驚嚇與屈辱，
尤其激發他想到中國「思想革命」的必要性，也更能理解像李大釗、陳獨 秀……等其他改革者的意識和行動。錢理群在《周作人傳》中敘述他在陳獨 秀被逮捕後，「沒有任何猶豫，即與李辛白、王撫五等一起以北大代表的名
114 〈過去的工作〉（1945 年 9 月）、〈兩個鬼的文章 1945 年 11 月〉收入《過去的工作》（1959）
（臺北：里仁書局，1982）。又見楊牧編，《周作人文選 II》。
115 〈論小說教育〉（1933 年 12 月），收入《苦口甘口》。
116 《知堂回想錄》九十。
117 〈喫烈士〉，收入《澤瀉集》（1927）。
118 〈縊女圖考釋〉（1933 年 10 月），《夜讀抄》（1934），楊牧編，《周作人文選 I》。
119 〈責任〉，《苦竹雜記》（1936）楊牧編，《周作人文選 I》，頁 319。
120 參見〈前門遇馬隊記〉，收錄於《談虎集》上卷（臺北：里仁書局，1982），頁 9-12。
東華人文學報 第十一期
義前去探監，遭拒絕而返，陳獨秀出獄後，周作人又前去慰問。」121從此可 以看出，周作人的價值觀與判斷一直是「言行相顧」的。
1919 年周作人陪同妻兒赴日探親，得知五四運動爆發，匆匆離日返國，
前往慰問「六三事件」中被捕的學生。是年 7 月，周作人再度赴日與武者小 路實篤會面，參觀新村，體驗他們「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互助互愛」的生活 實況。回國後，立即發表文章向國人引薦此一理想生活，吸引志同道合者倡 導新村運動，122雖然最後失敗，周作人卻能在一連串的過程中，展現「實踐」
的必要，以及在行動過後不問成毀地，延續其內在精神，另開蹊徑繼續奮鬥 他所堅持的「人的生活」與「人道主義」精神，以實現合乎「自然意志」與
「人類意志」的新社會。
1927 年 4 月李大釗被國民黨逮捕，隨即遇害，周作人除了主動參與掩護 李大釗子女赴日外，更在李大釗書稿被查收、四處流轉的情況下，接手成為 部份稿子的保存者，並協助其文集出版事宜，可惜因故未成。後來中日抗戰 時期，周作人仍和李大釗子女保持聯繫並給予協助，使其保全性命。123
藉由各樁史實映證，周作人已為「道義事功化」作了某些示範。在為人 子、人夫、人父的角色上，他也不悖其言，行其所當行。1918 年，周作人參 加北大的「進德會」，戒約是不嫖妓不娶妾。1922 年，他和一些朋友發起組織
「婦女問題研究會」，在《晨報副刊》上發表宣言。大約同時間，他寫了一 首〈小孩〉的詩，末尾云：「我真是偏私的人啊/我為了自己的兒女才愛小孩/
為了自己的妻子才愛女人/為了自己才愛人/但是我覺得沒有別的道路了」。124
為了自己的妻子才愛女人/為了自己才愛人/但是我覺得沒有別的道路了」。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