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二期間，陳旺成因以具體行動參與全島性的台灣政治文 化運動而開始經歷他自身政治化的過程，而在此一過程中，他建立了以台灣為規 模且相互重疊的朋友圈，其組成分子來自台灣文化協會、新竹青年會、台灣民報 社與台灣民眾黨等團體。陳旺成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正式任職於台灣民報社之前 的一整年間，他為台灣文化協會所作的全島性演講，加上為新竹青年會所作的地 區性演說，其總次數達到三十七次之多（1925.12～1926.12），這也顯示出他當時 已全心投入台灣政治文化運動的陣營之中。陳旺成所作的這些演講主題大部份是 與近代西方的社會、政治與文化理念相關，它們的目的在於採取一種較為溫和的 方式，以啟發那些居住在城鎮與鄉村的台灣民眾。陳旺成所擔綱的演講會通常以 吸引的聽眾人數，從一百人到四千人不等，他們主要透過台灣文化協會地方分支 機構以及新竹青年會動員而前來參加的109。值得一提的是，透過台灣文化協會的 全島性社會網絡的運作，陳旺成的朋友圈也大大地擴展到全島的規模，換句話說，
陳旺成當時正積極參與一次由台灣知識人所主導，同時以台灣全島為規模的台灣 人民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的整合運動，而此一兼具多面向的台灣人民的整合運動，
目的在於喚起台灣民眾將自身想像成一種稱為「台灣人」的共同體，這正是台灣 國族主義的基本結構與具體內涵得以在一九二○年代後期逐漸形成的關鍵。
雖然陳旺成在意識型態上已逐漸顯現出左傾的思想；但是在一九二七年一 月，當台灣文化協會正式分裂成左傾與非左傾兩個陣營的時候，陳旺成卻選擇 與台灣文化協會內部的非左傾陣營站在同一陣線；事實上，文化協會此次的內 部分裂效應也擴及到他全島性的朋友圈之中，並導致他朋友圈內部產生某種緊 張關係的升高。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七年間，台灣文化協會可以視作台灣議會 設置請願運動的大後方，它以文化運動的形式，向台灣民眾進行近代西方政治 文化理念的啟蒙與宣傳。結果隨著社會主義思想的普及，越來越多農民與工人
109 《陳旺成日記》，1925.11-1926.11。陳旺成在台灣文化協會與新竹青年會等團體所舉辦的 地方性與全島性的演講會中，分別在1925 年做出 28 次演講，1926 年做出 27 次演講，
1927 年做出 14 次演講。
的成員加入，台灣文化協會逐漸從原來的文化運動取徑轉變成為帶有國族主義 性質的階級運動團體。到了一九二七年一月，台灣文化協會在台中舉辦一場會 議，由連溫卿領導的文協左傾成員在會中取得主導權。此發展導致由蔣渭水與 蔡培火等人所領導的非左派成員決定退出會場，也意謂著台灣文化協會內部因 意識型態及路線的不同問題而造成分裂。當時，陳旺成選擇與溫和的國族主義 者蔣渭水站在同一陣線。在文化協會此次的分裂後的幾個月間，這些文協內部 的非左派成員正式成立台灣民眾黨，陳旺成則名列五位創黨委員之一110。在新 竹地區，陳旺成與這些屬於新文協的左傾激進成員保持一定的距離；稍後，這 些激進的新文協地方成員因過激的舉動而遭到當地警察部門的壓制111。
在一九二七年夏季，時值台灣民眾黨的籌組過程中，陳旺成針對幾個關鍵 且具有爭議性的議題所作的提案，在該組織幾次籌備會議中獲得大多數成員投 票通過，因此他得以成為台灣民眾黨的五位創黨委員之一，並且很快就浮出檯 面成為該黨的中心人物之一。在一九二七年的春季，為了籌組台灣民眾黨，相 關人員至少舉辦過三次的會議，但陳旺成並未參加，顯示他在那個期間尚未成 為該組織的主導人物之一。直到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台灣民黨（台灣民 眾黨的前身）在台中召開第一次正式會議，與會人士包括陳旺成在內共有六十 八名。由於殖民當局已經事先對該黨成員作出警告，在官方的壓力之下，在會 中該黨領導人蔣渭水與蔡培火因而對於台灣民黨的黨綱是否應該依照官方意思 用「自由平等」取代「台灣人的解放」的壓力而備感困擾；然而，陳旺成經過 詳細說明「解放」一詞的明確意涵以後，在會中堅持該黨黨綱不應該作任何修 正，這個提案隨後獲得多數成員的投票認可112。然而殖民當局認為該黨在黨綱 中納入「台灣人的解放」一詞是完全無法接受的，因為它意謂著台灣人走向「台 灣自決」的可能性；四天以後，台灣民黨被迫解散113。此一事件之後的第三日，
蔣渭水、蔡培火、謝春木（台灣民報記者，1902～1969）、黃周（台灣民報記者，
1899～）與彭華英（1893～1968）等人在台灣民報社召開一次會議，討論如何
110 同註 2 , pp. 490-491.
111 《陳旺成日記》，1927/2/16-18。
112 《台灣民報》，161 號（1927 年 6 月 12 日）。
113 《陳旺成日記》，1927/5/29，1927/6/1，1927/6/3-4。
在台灣民黨遭到解散後重新組織新的政治團體。同年六月十七日，這些成員在 台中召開另一次會議，由於殖民當局事先再度作出警告：只有台灣民眾黨黨綱 中沒有出現台灣民族主義主張的情況下，蔣渭水才得以加入新成立的黨。為此，
與會成員在會中開始討論蔣渭水是否可以成為黨員的議題；陳旺成隨即提議讓 蔣渭水加入成為黨員，並且不在黨綱中加入民族主義，此提案再度獲得半數以 上成員的通過。因此台灣民眾黨在形式上成為非民族主義的政黨，而陳旺成也 獲選為五位創黨的委員之一114。同年七月十日，台灣民眾黨在台中正式成立，
與會成員有六十三名。
當陳旺成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加入唯一由台灣人創辦並以介紹近代西方新 思維為主的改革派報紙《台灣民報》的時候，他已經開始邁向台灣政治文化運動 的非左派陣營的核心圈之中。雖然陳旺成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五年期間大都住在 新竹，但透過《台灣民報》社全島性社會關係網絡的運作，他得以與台灣民眾黨 成員維持密切的接觸。《台灣民報》是承續自改革派刊物《台灣青年》與《台灣》
而來的，它在一九二四年由一群台灣知識人創立於東京，包括台灣自治運動的理 論基礎創構者林呈祿以及蔡培火等人；後來，《台灣民報》的分支設在蔣渭水台 北的住處，並於一九二七年八月正式將總部由東京移入台北，當時該刊物的發行 量已經超過十萬份115。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間，由於當時《台灣民報》記者謝春 木積極鼓勵，陳旺成正式加入這個位於台北的週報，擔任該報派駐新竹的記者。
直到一九二七年底，謝春木與陳旺成二人都在《台灣民報》擔任記者，同時也都 是台灣民眾黨的重要幹部116。當時（1927）的《台灣民報》社有超過四十名成員，
全部都是台灣人；主要成員包括林呈祿、蔡惠如、蔡培火、蔡式穀、蔣渭水、楊 肇嘉、陳逢源、謝春木與黃周等，他們同時也是台灣民眾黨的重要幹部或領導人。
直到一九二七年底，台灣民眾黨在全台灣已經設立十五個支部，並擁有四百五十 六位成員，陳旺成則兼為該黨的中央委員會及中常會的成員。至於，陳旺成與台 灣文化協會（新文協）的關係，他在一九二七年夏天正式脫離新文協的時候，當
114 吳三連、蔡培火、葉榮鐘，《台灣民族運動史》，頁 362-366。《陳旺成日記》，1927/6/17，
1927/7/10。
115 洪桂己，《台灣報業史的研究》（台北市：台北市文獻委員會，1957 年），頁 75。
116 《陳旺成日記》，1926/9/29，1926/10/6，1926/11/10。
時的新文協已經擴展到四千三百九十三名成員117。比起一九二七年以前的舊文 協，這些新文協的組成分子出身背景大都較為年輕，教育程度也較低。至於在新 竹地區，自從陳旺成脫離文化協會後，他所屬的台灣民眾黨與當地的新文協成員 間的關係明顯惡化。一九二七年十月，陳旺成的舊友林冬桂（當時為新文協新竹 支會的負責人）指控他每月固定從殖民政府的地方當局領取金錢酬勞。到目前為 止，筆者並無直接的證據可以證實這項指控，若只從陳旺成的日記觀之，他與其 他新竹青年會的朋友所合資的針織工廠，確實曾經獲得地方政府勸業部門在技術 上的協助與金錢上的資助，但這類的官方協助與資助可能是當時殖民政府鼓勵民 間產業發展的公開政策，而非來自官方私相授受的買收行為118。不論這項指控是 否為事實，這反映出當時（1927 年底）台灣政治文化運動陣營內部因思想的衝 突而逐漸激化成其它形式的衝突。此一衝突關係不僅存在於台灣民眾黨與新文協 之間，稍後也在台灣民眾黨內部逐漸蔓延開來。
陳旺成最後在一九三○年代初期從台灣政治文化運動陣營中退出，不僅是 因為台灣民眾黨與《台灣新民報》（其前身為《台灣民報》）之間逐漸激化的思 想衝突，同時也與一九三○年代初期日本帝國的軍國主義興起導致台灣左傾勢 力受到有效鎮壓有關。此外原本相對溫和穩健的台灣民眾黨在一九二八年二月 併入台灣工友聯盟之後，一方面使它的成員擴張到十萬名之多，另一方面卻因 納入眾多左傾成員而使該黨逐漸轉變成一個左傾的團體。兼併左傾勢力的舉動 進一步導致該黨內部分裂成兩個派系；合併後初期，蔣渭水與陳旺成、黃周與 謝春木等重要幹部尋求與工友聯盟的左傾勢力妥協，因此勉強得以掌控台灣民
陳旺成最後在一九三○年代初期從台灣政治文化運動陣營中退出，不僅是 因為台灣民眾黨與《台灣新民報》（其前身為《台灣民報》）之間逐漸激化的思 想衝突，同時也與一九三○年代初期日本帝國的軍國主義興起導致台灣左傾勢 力受到有效鎮壓有關。此外原本相對溫和穩健的台灣民眾黨在一九二八年二月 併入台灣工友聯盟之後，一方面使它的成員擴張到十萬名之多，另一方面卻因 納入眾多左傾成員而使該黨逐漸轉變成一個左傾的團體。兼併左傾勢力的舉動 進一步導致該黨內部分裂成兩個派系；合併後初期，蔣渭水與陳旺成、黃周與 謝春木等重要幹部尋求與工友聯盟的左傾勢力妥協，因此勉強得以掌控台灣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