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社會史」其實研究範圍相當籠統，可以包羅萬象，從具體之身 體所需至於形上之思維想像，都應該涵蓋在內，兩者往往相互牽動。社會史 之研究也不該顧此失彼，也就是說，生活史與文化史實是難以截然二分，可 以說某些生活形態的變化，觸及於文化層面，或者沉積為文化表現，則可謂 為文化史，亦可視為兩者的交集。然則，「社會文化史」實亦另有可以包含 的範圍，尤其涉及思想觀念的討論，當其不自限於概念層次，而多所涉及社 會層面，尤其著重觀念與社會的互動關係，那就可說是屬於社會文化史的研 究取向。這種將思想觀念與社會生活相結合的研究取向，正是1990 年以來 的明清社會史研究的重要發展趨勢。就社會史研究的發展而言，可以說除了 骨架與血肉的部分外，更進入「精神」層次的探討，而此精神層次之論述的 發展實是思想史、藝術史領域研究積極走向社會層面，刻意尋求相與匯通的 結果。
（一）思想史與社會史的結合
1987 年，余英時在臺出版的《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強調要 結合思想史與社會史，而此作也為此研究取徑作了良好的示範。這種強調與 示範自1990 年以來，確實發揮作用，促成臺灣的明清思想史研究轉向文化 史或心態史的趨勢。
余英時的高徒王汎森，早年從事近代學術思想史研究，取得碩士學位 後，1985 年進入史語所任助理研究員，先後出版《章太炎的思想》（時報，
1985，碩論改寫）與《古史辨運動的興起》（允晨，1987）。出國留學師從余 英時，1992 年學業將成之際發表〈從曾靜案看十八世紀前期的社會心態〉，
已顯示其關照視野已不限於學術思想，而嘗試結合思想史與社會史，探究
時代下的「社會心態」。51之後他用心於明清時期思想與社會關係的思考，
1998 年發表的〈日譜與明末清初思想家—以顏李學派為主的討論〉，更宣 稱：「本文是一篇思想史與生活史相結合的研究」。52 1998 年，另有一篇〈明 末清初的一種道德嚴格主義〉、1999 年〈明代心學家的社會角色—以顏鈞 的「急救心火」為例〉、2002 年〈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態與消極行為—不入 城、不赴講會、不結社〉……等，53這些文章大多收入2004 年出版的《晚明 清初思想十論》一書中。作者在此書序言中說：「二十幾年前，當我開始撰 寫這方面的論文時，我的史學觀念是這樣的：就思想論思想是思想史的根本 工作，但同時思想史應該廣泛地與許多領域相結合，我的想像是思想之於社 會就像血液透過微血管運行周身，因此，它必定與地方社群、政治、官方意 識形態、宗教、士人生活……等複雜的層面相關涉，故應該關注思想觀念 在實際生活世界的動態構成，並追尋時代思潮、心靈的複雜情狀。」54就此而 言，大抵可說這些論著已經逸出於傳統學術思想史的範疇，所論重點已不在 追索分辨學術思想的淵源與流變，更將社會因素納入其中，而意圖捕捉時代 心靈情狀，大概可說是接近於心態史的研究了。
王汎森多所關涉社會層面的思想史，大抵可說是承襲乃師余英時，試 圖結合思想史與社會史的作為。2012 年他發表〈清初「禮治社會」思想的 形成〉一文，55他自言此文「主要在談明末到清初『禮治理想』的興起。我 認為這不純是一個思想史的問題，而是一個社會文化史的問題；不純然是學
51 王汎森，〈從曾靜案看十八世紀前期的社會心態〉，《大陸雜誌》85.4 (1992.10): 20-41。
52 王汎森，〈日譜與明末清初思想家—以顏李學派為主的討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集刊》69.2 (1998.6): 245-294。
53 王汎森，〈明末清初的一種道德嚴格主義〉，收入郝延平、魏秀梅主編，《近世中國之傳統 與蛻變：劉廣京院士七十五歲祝壽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
頁69-81；〈明代心學家的社會角色—以顏鈞的「急救心火」為例〉，《鄭欽仁教授榮退 紀念論文集》（新北：稻鄉出版社，1999），頁 249-266；〈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態與消極行 為—不入城、不赴講會、不結社〉，收入周質平、Willard J. Peterson 編，《國史浮海開新 錄：余英時教授榮退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2），頁 367-418。
54 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序〉，頁 1。
55 王汎森，〈清初「禮治社會」思想的形成〉，收入陳弱水主編，《中國史新論．思想分冊》
（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頁 353-392。
術的運動，而是有現實的社會背景。」56此文和〈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 代文獻中「自我壓抑」的現象〉及間隔約二十年的〈從曾靜案看十八世紀前 期的社會心態〉一文，共同被收入《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 術與心態》。此書〈序論〉中作者言：「我想把握的，毋寧是每個時代的價值 觀。……我個人認為思想史研究的重點之一是intellection 之歷史，是思想像 微血管般交織在生活世界、交織在社會的各個角落的歷史。所以一方面應探 索思想家深微的思想世界，另方面要關注思想與日常生活世界的聯繫，觀察 思想的流動、接受、擴散。」57 90 年代，王汎森在臺灣史學界日具影響力，
2004 年當選院士，更成重要學術領導人，其學術觀點極具指標性，他所標示 結合思想與社會的「社會文化史」研究取向在世紀之交也漸成臺灣明清史的 主流之一。事實上，王汎森所謂探索思想如何在社會上流動、接受、擴散，
乃至於發揮改造社會之作用，在臺灣也已成為研究的趨向。
留學美國，受業於明清思想史大家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的呂 妙芬也是此中要角，他在2003 年出版的《陽明學士人社群—歷史、思想 與實踐》一書中，分章討論吉安府、寧國府、浙中地區及其下各縣之講學 活動，並進而分析陽明學者的地域認同問題。58這也是將思想置於社會脈 絡中，屬於思想史結合社會史的取徑。呂妙芬後來另外開展《孝經》的研 究，重點也不在文本的分析，而多所強調其社會實踐意義，亦屬社會文化 史之作。
從學於王汎森的張藝曦，2006 年出版的博士論文《社群、家族與王學 的鄉里實踐—以明中晚江西吉水、安福兩縣為例》，表明要結合思想史與 社會史，〈提要〉稱所論「選擇從社會史的角度處理明代王學的發展，試圖 勾勒王學學者的社會事業，並論證這些事業與他們的思想主張有何關係。」59 張藝曦的研究更深切地落實在社會層面上，更聚焦在具體的地方社會中。整
56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2013），〈序論〉，頁 3。
57 《權力的毛細管作用》，〈序論〉，頁18。
58 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歷史、思想與實踐》，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3。
59 張藝曦，《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以明中晚江西吉水、安福兩縣為例》，臺北：
臺大文史叢刊之129，2006。
體而言，二、三十年來，從余英時到王汎森再到張藝曦，可以說是一個思想 史與社會史結合越來越緊密的研究史發展過程。
1990 年以來，追索思想與社會間的關聯，討論思想如何落實於社會，
大抵可謂已漸成史學趨勢。不過，這也不盡然都是余英時之倡導所致。林麗 月從社會史出發而有意涉及思想史，其在1970 年代初期唸碩士班時，受到 何炳棣《明清社會史論》的影響，採社會史取徑，研究明代的國子監生。至 70 年代後期進入博士班，則對思想史深感興趣，因此 1984 年寫就的博士論 文乃嘗試結合制度史與思想史新探東林運動，後來更關注思想史與社會史的 關聯。1987 年撰寫〈東林運動與晚明經濟〉一文，則試圖從社會經濟史的角 度，分析東林黨人的社會屬性。至1991 年發表〈晚明「崇奢」思想隅論〉，
開始關注崇奢思想與消費文化的問題，60這類論文後來部分集結成書：《奢 儉．本末．出處—明清社會的秩序心態》。其〈自序〉言：「社會與思想的 交光互影是我最主要的研究關懷之所在。」61
1990 年代以來，林麗月寫作不少匯通思想史與社會史的論文，開發許 多社會文化史的議題。他長期任教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講授「明史專題研 究」、「明清性別與文化史專題研究」，指導出不少研究生寫就相關論文。其 中，衣若蘭致力於婦女史研究，碩士論文《三姑六婆—明代婦女與社會的 探索》（稻鄉，2019）也是帶有心態史意味的社會史研究。何淑宜研究祭祀 禮俗問題，亦屬思想觀念如何關聯於社會行動的探究，近年來更逐漸將其研 究落實在具體的地方社會上，討論地方士人如何透過各種祠祀活動，相互連 結並影響地方社會。62
（二）宗教信仰與社會生活
思想觀念如何與現實社會相互作用，大概是1990 年代以來社會文化史
60 林麗月，〈東林運動與晚明經濟〉，收入淡江大學中文系主編，《晚明思潮與社會變動》
（臺北：弘化，1987），頁 561-595；〈晚明「崇奢」思想隅論〉，《臺灣師大歷史學報》19 (1991.6): 215-234。
61 林麗月，《奢儉．本末．出處—明清社會的秩序心態》，〈自序〉，頁 2。
62 何淑宜，〈晚明的地方官生祠與地方社會—以嘉興府為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集刊》86.4 (2015.12): 811-854；〈晚明士人的信仰世界：以西湖孤山關帝廟的創建為 中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64 (2020.12): 39-82。
研究的共同關注與研究趨勢，儒學之考察外，宗教信仰的研究也可見越來越 注重其社會實踐的面向。陳玉女長期從事明代佛教史研究，對佛教與政治經 濟的互動關係多所著力，尤其將佛教發展置於社會史脈絡中，考察其如何因 應社會需求而發生變化，也涉及佛教的社會救濟及女性的信佛活動問題。這 些研究論文在2010 年編成兩本論文集：《明代佛門內外僧俗交涉的場域》、
《明代的佛教與社會》。63由書名即可知其關注重點乃在佛教與現實社會的關
《明代的佛教與社會》。63由書名即可知其關注重點乃在佛教與現實社會的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