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骨骼到血肉與精神的發育：四十年來（1980-2020）臺灣明清社會史的回顧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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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骨骼到血肉與精神的發育：

四十年來（ 1980-2020）臺灣明清社會史的回顧與展望

王鴻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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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臺灣的明清史研究在1980 年以前大抵以政治經濟史為主流，社會史研究發展是從1980 年代才逐漸興起。政治的解嚴、歐美思潮的譯介、留洋年輕學者的加入，刺激學術生態的活潑化，相隨於國際潮流的發展，尤其年鑑學派心態史的引介，社會史的新議題在80 年代中期以後，逐漸開啟。至 90 年代，明白揭示新社會史旗號，社會生活各種面向的探究，已成潮流，身體的認知與治理、疾病醫療與社會救濟、日常生活相關之物質文化、思想情感之追求表現，都成重要討論的議題，由此社會史的關注要點由「骨架」轉至

「血肉」部分。另一方面，思想史、藝術史與宗教信仰的研究也開始重視社會脈絡，關注思想觀念與社會現實的互動關係，而匯通於社會文化史的研究中。相應於此，社會史的研究也進入「精神」層次。再者，2010 年以來，

城市或鄉村的研究也都不再侷限於社會經濟脈絡中，而更著重其生活與文化面向，在社會文化史的脈絡下，城市史的研究呈顯出更多采多姿的面貌，而地方社會的研究，也有更多層次的理解，貫穿社會人群與理念想像。

關鍵詞﹕物質文化研究、社會生活史、社會文化史、醫療社會史、城市生活史

* 王鴻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曾任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中研院史語所歷史學門召集人、

副所長。曾榮獲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研究講座」。研究領域為明清社會文化史、

明清城市史。著有《《三言二拍》的精神史研究》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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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教授現為漢學研究中心《漢學研究》編輯委員。曾擔任本中心主辦「操控媒體：明以降中國的新聞與『假新聞』」國際研討會之籌備委員，並於會中發表論文。數度參與國家圖書館主辦之閱讀推廣系列講座，受邀主講「在城市遭遇陌生人—流覽《三言》」、「武功、武學、武藝、武俠—明代士人的尚俠習武風氣」

等；亦擔任過本中心主辦獎助學人「寰宇漢學講座」之主持人，並有大作刊登於

《漢學研究》刊物。

一、前　言

1980 年代，臺灣的政治經濟，乃至社會文化，都急速轉變、改換型態，

甚而可謂脫胎換骨。在此過程中，許多敏感而有心的知識分子，積極地嘗試摸索社會發展的可能性，各種議論紛紛崛起，百家爭鳴，甚至演成各種抗爭行動。從美麗島到野百合，思想與行動風起雲湧，整體社會相應劇烈震盪。

文史研究在此情勢下，進入一個變化轉型的階段，陸續有學者嘗試摸索新的研究取徑，社會史也漸成新興開發的領域。

1950 年以來，臺灣史學發展大抵以史料考證為主流，然此學風逐漸遭受批評，史學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呼聲越來越高。自1960 年代以來，臺灣史學界即陸續有學者提倡。自美學成歸國，且擔任臺大歷史系系主任的許倬雲（1965 年就任），登高疾呼，提倡有力，其所參與創辦的《思與言》雜誌

（1963 年創刊），標榜「跨人文與社會科學」，要「為臺灣社會，引進國外新知識新思潮」。只是追求史學「疏通」之道的呼聲在1970 年代，可能還是顯得有些遙遠而高調。1979 年，《史學評論》創刊，這個主要由海內外的臺灣青年學者所創的新學報，請來當時在哈佛大學任教的余英時撰寫發刊辭—

〈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余先生當時年近半百，已當選院士，他站在史學史的制高點上，對史觀派與史料派分別點評，意在指摘兩岸史學的偏頗與弊病：大陸發展唯物史觀，套用教條化馬克思理論，使史學受困於意識形態的牢籠中，是屬史觀派；臺灣則以「整理史料，考證個別事實為主要工作，並且自覺地排斥『疏通』。」是和時代脫節的史料學派。余先生強調今日史家除了以實證方法建立史實外，也應該「通過現代各種學科的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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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時代的眼光來『疏通』史實與史實之間的關係。」¹此論大體與當時臺灣青年歷史工作者的心聲相呼應。

《史學評論》的創刊號有李弘祺的〈歷史主義的危機與超越〉，介紹歐美史學的發展趨勢，檢討史學與社會科學的關係，其中多所討論韋伯的研究方法，也敘及「布洛克（Marc Bloch）等人開創的所謂『學報』（Annales）

學派可以說替歷史學家們爭了一口氣。」²另外，在「研究討論」中，有熟悉歐洲史學的夏伯嘉所寫的〈馬克布洛克與法國年鑑學派〉，更專門地介紹年鑑學派的研究特色，最後強調：布洛克影響下的年鑑學派「其學風忽略政治史，著重經濟、社會史之研究。……這學派的史學家多以別的社會學科用於歷史研究：如研究家庭制度、精神狀態、歷史中飲食習慣之演變、疾病瘟疫等等。」³之後，至第七期時，又有留學法國來臺就職的梁其姿發表〈心態歷史〉，進一步介紹年鑑學派有關心態史方面的研究。⁴這些介紹為當時的臺灣史學界打開一扇重要的窗口，藉以觀光異國風景，感知歐美已漸成風潮的研究趨勢與方向。這些介紹性的文章一方面是「先進」學術訊息的通報與風潮的引進，同時這也可說是當時年輕學者追求新的研究方向的探測與借鏡，透露當時臺灣史學界嚮往的研究取向，明清社會史的研究方向在此亦可略見端倪。

引介歐美學術潮流，介紹史學研究的新方向與方法，藉此突破史料派的故步自封，刺激臺灣史學開展研究的新方向，這可說是1980 年代臺灣史學發展的重要趨動力。除了《史學評論》外，當時正留學美國名校，親炙於余英時的康樂、黃進興也糾合同儕，譯介其時西方流行史學思潮的評議，結集為《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由臺北的華世出版社於1981 年出版，其中包含：

錢永祥譯Isaiah Berlin 的〈歷史是科學嗎？〉、康樂譯 Eric Hobsbawn 的〈從社會史到社會的歷史〉、劉錚雲譯〈史學、量化與社會科學〉、康綠島譯〈當

1　余英時，〈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代「發刊辭」〉，《史學評論》1 (1979.7): 3。

2　李弘祺，〈歷史主義的危機與超越〉，《史學評論》1 (1979.7): 44。

3　夏伯嘉，〈馬克布洛克與法國年鑑學派〉，《史學評論》1 (1979.7): 224。

4　梁其姿，〈心態歷史〉，《史學評論》7 (1984.4): 75-97。不過事實上在此之前留學法國年鑑學派重鎮的梁其姿已有關於年鑑學派的翻譯：Philippe Ariès 原著，梁其姿，〈心態歷史〉，《思與言》20.4 (1982.11): 377-393。Jacques Le Goff 原著，梁其姿譯，〈新歷史〉，

《食貨月刊》12.10-13 (1983) 連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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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心理史學的危機〉和〈對目前心理史學發展的回顧〉、程樹德譯Thomas S.

Kuhn 的〈歷史與科學史的關係〉、石守謙譯〈藝術是否歷史〉……等。這些譯作大抵可視為臺灣史學界與歐美史學潮流的接觸點，這些觸點也成為臺灣未來史學發展的契機，乃至有相當大的引導作用，諸如科技史、社會史、藝術史，乃至心理史學的嘗試開展。

這些當時猶在留學階段的譯介者，日後學成歸國，多位居重要學術職位，乃至成為各領域的重要推動者。其中康樂回國後進史語所，繼續推動此譯介工作，後來更有計畫地邀請一批年輕學者，進行一系列的西方經典翻譯—「新橋譯叢」，1985 年開始陸續出版。其中簡惠美所譯的韋伯系列著作，質與量都極為可觀。值得注意的是，年鑑學派的著作也在其中：1989 年，梁其姿所編譯之《年鑑史學論文集》問世；1991 年，周婉窈所譯布洛克的《史家的技藝》出版。這顯示年鑑學派的研究方法已成臺灣學界關注的焦點，乃至成為追慕仿傚之典範，這對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更具意義，臺灣年輕學者多少都因此受到啟發而開展出不同的研究視野。另外，孔恩（Thomas Kuhn）的著作也漸受重視，2007 年，程樹德、傅大為、王道還、錢永祥等人將其《科學革命的結構》譯成出版，列入新橋譯叢。實則在此之前，「典範轉移」之概念已成流行的學術用語，而科學史—科學知識的社會學的研究，自1990 年以來，已逐漸在臺灣學界流行開來。

1980 年代後，隨著相關著作的翻譯與介紹，加上留學歐美之年輕學者陸續歸國，帶回新知，身體力行或教學傳播，臺灣學界乃與歐美的史學潮流越來越親近，而漸漸趨近迎合此節拍。飄洋過海的學術新潮，逐漸在臺灣落地生根，甚而快速成長。整體研究取徑與學術生態，也因此漸漸走出史料考證的學風，出現越來越明顯的改變，新的文史研究面貌呼之欲出。

二、解嚴前後的社會與社會史

臺灣的明清史研究在1950、60 年代大抵是以政治史為主，人事與制度的考證尤屬重點，至1970 年代則社會經濟史成為風潮，劉翠溶、王業鍵是其中代表。他們帶回流行於美國的研究取向，以計量方式處理明清經濟發展或人口問題，兩人分別在臺大、臺師大開課，吸引不少研究生跟從學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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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浪潮至此已漸走出史料派的作為，而傾向運用社會科學以解釋歷史。不過，如何開發社會史議題，除了「社會流動」的設想與何炳棣、張仲禮的範例外，少見有明確的嘗試研究對象或方向。

（一）史學與社會科學結合

1980 年 8 月 15 至 17 日在中央研究院舉行的「國際漢學會議」全部 218 篇論文中，明清史的論文相當有限（不將清末民初計入），臺灣本地學者發表的更有限，大概只有劉翠溶的〈明清時期長江下游若干家族的人口動態〉、陳捷先的〈論蔣良騏編纂「東華錄」的動機〉、王家儉的〈清代「漢宋之爭」的再檢討—試論漢學派的目的與極限〉、呂士朋的〈清代的崇儒與漢化〉，另有海外華人學者陳學霖的〈明太祖文字獄案考疑〉、趙令揚的〈明史之編修與南明正統問題〉。⁵大略看來，當時明清史研究頗為沉寂保守，議題以政治史為主，有關明清社會的討論，幾無蹤影，劉翠溶的論文應是其中別有新意而具社會史趣味者，不過此文主要是利用五十個族譜資料作人口統計，嚴格講應該歸類為人口學的論文，其關懷重心偏向社會經濟史。

漢學會議獲邀發表論文者，大多是資深望重的學者。劉翠溶1974 年取得哈佛博士學位，返國就職於中研院，在經濟所升等為研究員約一年，相對資淺，應屬會中優異的青年學者。大抵而言，這次漢學會議的論文所反映的 1960、70 年代的學術風格，是少見社會史取向的研究。事實上，社會史的探究意圖，至1980 年代漸漸浮現檯面。

1981 年，中研院三民主義研究所召開「第一屆歷史與中國社會變遷（中國社會史）研討會」，這是個相當用心規劃，而特意推動「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學術會議。會議主席經濟學家陳昭南所長，特別找來沉寂良久、幾近歸隱的陶希聖為此會獻言作為專題演講，且第一場討論為社會學家高承恕報告

〈從馬斯．韋伯（Max Weber）再詮釋談社會史研究與社會學的關聯〉。高承恕積極推動科際整合，試圖發展歷史社會學，也傾心於西方馬克思理論與年鑑學派。⁶此會由陶氏專題演講，高氏開場，隱然有承先啟後的意味，似乎

5　中央研究院編印，《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總目錄》（臺北：中央研究院，

1981）。

6　黃克武在大學畢業進研究所之前，曾參加高承恕的讀書會而深受啟發，據其言：「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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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藉此宣告要接續以往之研究傳統，並嘗試開啟未來的研究路徑。陳所長在開場的歡迎辭中稱陶希聖為提倡「研究中國社會史」的大師，而陶氏本人也說關於中國社會性質問題，他是最早提問且論著最多者，因此有「中國社會史的開山祖師」之稱。同時他稱：「中國社會史的研究，當年在社會所，

傅先生不贊成這個科目與命題，史語所便不理會這種研究。」陶氏大概有期許三民所繼承早期社會所，繼續社會史研究的意味，然則更重要的是，這位社會史研究祖師斷定臺灣史學研究在史語所的主導下，排除社會史研究，以致此研究已經熄火，而這個會議是重起爐灶的開始。

陶氏此言不盡然是吹噓或妄言，史語所反對疏通，堅守史料即史學的師門家法，確實自始即自外於社會史研究。臺灣學界承襲此傳統，又避諱理論之援用，特別對大陸馬克思史學下的社會史觀深感戒慎恐懼，社會史研究於焉自設極大禁區，迴避之餘，大多只能謹守史料考據之途。這次的會議可說是社會史研究的重新出發，甚至可以說是臺灣的中國社會史研究的開始。陳昭南所長的開幕辭強調此會提交論文者有社會學、人類學與歷史學者，是個科際整合的會議。那麼臺灣的社會史研究的開始，正是自1960 年以來史學致力與社會科學結合的開花結果了。

這個標舉著中國社會史研究開端的會議，共有17 篇論文，其中明清史領域的論文最多，有：徐泓的〈明洪武年間的人口移徙〉、張哲郎的〈明太祖與江南大地主之研究〉、莊吉發的〈從國立故宮博物院現存檔案談清代的秘密社會〉、莊英章與陳運棟的〈清代頭份的宗族與社會發展史〉，此外，謝繼昌的〈從埔番的式微來看臺灣漢人的移民模式〉也多涉清代。可見明清社會史研究在整個中國史的研究中實屬前沿，這除與其資料較為豐富有關外，

明清史研究者之積極於嘗試結合社會科學亦屬要因。徐泓〈明洪武年間的人口移徙〉受到量化史學的影響，他自言寫作原由：「1978-1979 年，泓在哈

對文化的興趣源於1981-1982 年筆者在東海大學參與高承恕、林載爵、蔡英文等先生主持的『科際整合討論會』（1979-1983），該會之參加者有社會、政治、經濟與歷史系的老師與學生。當時高承恕教授帶著學術研究本土化的夢想，遵循『不離事而言理』的古訓，帶領大家『一頭跳進歷史之中』。讀書會的成員開始從英法歷史的比較來思索『西方之所以成為今日之西方。』接著又從歷史與社會之接榫點走向年鑑學派的作品。」見黃克武，《言不褻不笑：近代中國男性世界中的諧謔、情慾與身體》（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2016），〈導論：一場男性心靈的狂歡節〉，頁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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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進修時，曾上過 Robert W. Fogel 與 David S. Landes 合開的課 “Quantitative Method for Historians”，也想利用數字進行分析，……泓記得《明實錄》中有許多戶口遷徙數字，遂將卡片找出來，作數量統計分析」。⁷由此可見其勇於嘗試新的史學方法，而明清豐富的史料也較易提供實驗。

徐泓、林麗月等人早在知識養成的過程中，即已嘗試如何運用社會科學於史學研究，而以1960 年代出版的何炳棣、張仲禮有關社會流動的論著為範本。徐泓言：「在研究所讀書時（按：1960 年代中期左右，就讀臺大史研所），泓曾選修當時臺大農業推廣系楊懋春教授的『中國社會史專題』，

要求寫報告。泓當時正在讀何炳棣先生的《明清社會史論》（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對社會階層流動很有興趣，……後來寫了一個 關於家庭的研究計畫，申請到東亞研究計畫獎助。20 世紀 80 年代後期，泓把這篇舊稿找出來，改寫為〈明代的婚姻制度〉，發表在《大陸雜誌》上。」⁸ 1970 年代中期左右，就讀師大史研所的林麗月也說：「當時美國流行的社會史深深影響了我們這一代，尤其是社會流動議題和量化方法。我們幾乎每個人都花了很多時間看何炳棣、張仲禮的研究。」⁹可見國內所培育的學者，極度關注國外研究潮流，嘗試取法國際知名學者史學與社會科學結合的成功之作，只是傚法對象因時而異，而關注的議題也隨潮流而有所不同。

「第一屆歷史與中國社會變遷（中國社會史）研討會」中的明清史論文，從論題的設定和實際內容來看，徐泓、張哲郎、莊吉發¹⁰等人的論文，

政治史的色調尚濃於社會史，因其問題的出發為政權如何遂行統治，是政治

7　徐泓，〈代序　研究明清史的學與思〉，收入《明清社會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頁 9-41。此中徐泓之自白也反映其當時的研究方式主要取法於經濟史。

8　徐泓，〈代序　研究明清史的學與思〉，頁 15。

9　蕭琪，〈學人訪談錄：專訪林麗月教授〉，《明清研究通訊》54，2016.4.15，http://

mingching.sinica.edu.tw/Academic_Detail/438。

10　莊吉發對秘密社會的考證起步甚早，自 1969 年任職故宮博物院後，即利用故宮檔案考證會黨事蹟，陸續發表相關文章：1970 年即發表〈清初天地會與林爽文之役〉，《大陸雜誌》41.12 (1970.12): 11-32；〈臺灣小刀會源流考〉，《食貨月刊》復刊 4.7 (1974.10):

293-303；〈清代嘉慶年間的天地會〉，《食貨月刊》復刊 8.6 (1978.9): 264-273；〈清代添弟（天地）會源流考〉，《幼獅月刊》49.1 (1979.1): 65-69。之後此類從特定事件談會黨或會黨「源流考」的文章頗多。莊先生著作詳見莊吉發編著，《雙溪瑣語》（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6），〈著作目錄〉，頁 569-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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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控制社會的問題。相較之下，莊英章、謝繼昌這兩篇臺灣史的論文，應該較趨近於以社會為主體的「社會史」之作。大略而言，1980 年代初期，臺灣的明清史研究基本上以政治、經濟史為主，社會史的研究猶在其籠罩下，

尚未另闢蹊徑，未具清楚的問題意識與研究取徑。

（二）思索超越史觀派的命題

1980 年代臺灣人文學界有意發展中國社會史研究，卻未能迅速上道，

其中有個障礙，即如何面對，或者說避開，中國馬克思史學的解釋架構。中國史家以「階級」概念建立社會史的基本架構，從中可以展開許多問題的討論。另外，關於明清「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更是五朵金花之一的熱門問題，其討論雖多屬經濟史，卻也可進而涉入社會史課題。這些「史觀派」的史學命題，在臺灣尚因政治的對立而有所禁忌，要迴避或超克這些命題，另立社會史命題著實不易。

從研究史角度來看，1930 年代的中國社會史論戰可說是社會史研究的重要起點，陶希聖之為社會史研究大師，亦由此發跡，而左傾之史觀派，則可說是這些命題的延續議論。相對地，臺灣學界退守史料派，且視彼為禁忌，

等於完全放棄這些命題與概念，更要繞開舊道另闢蹊徑，重起爐灶又要憑空造模，且模式不得相涉近仿，真是戞戞乎其難哉。此種處境，或可由張哲郎

〈明太祖與江南大地主之研究〉一文略見端倪。該文涉及階級問題，然而張氏避免在論述中涉及於此，全文也不用「階級」一詞。不過，論文中無可避免地引用了吳晗與梁方仲的著作，吳晗之《朱元璋傳》出版於1949 年之前猶可說，梁方仲的《明代糧長制度》出版於1962 年，屬於「匪偽書刊」，多少有犯禁忌，或許也因此，張文的註腳並未明列出版資料。由此亦略可知禁忌之猶存且影響學術論述之開展。

1949 年兩岸各成政權且互為敵方之後，兩岸學者也大致訊息隔絕，學術研究各行其是。臺灣的明清史學者幾無管道可以得知大陸的研究情況，大概只有少數人透過特殊管道可以略聞一二。這種情形到了1970 年代後期，

隨著大陸的改革開放，兩岸關係的鬆緩，而漸有改善。一些人透過海外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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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私下管道，直接間接地接觸大陸論著，少數「秘本」暗暗流傳。¹¹唯中研院學者得天獨厚，可以多所接觸此類限制閱讀之資料。1982 年進三民所的梁其姿表示：「院內明清史研究的資源與史料都很豐富，許多被視為禁書的大陸出版書籍，在院內都可供閱覽不受限制。」¹²一般學者，在1980 年代初期，

大多還是所知有限，而不敢過於明目張膽地引用或對話。不過，1981 年設立的「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1987 年後改名為「漢學研究中心」），已經開啟兩岸學術流通的新里程。這個中心提供漢學研究資源服務蒐集，其中包含「大陸地區出版之漢學書刊資料」，雖然在實際閱讀上還是有所限制，需事先申請，經核可後始得影印參閱。不過，隔絕狀態已經打破，此後中國學者的論著陸續進來，至1980 年代後期，已成學者必備之行情見識。

1982 年聯經出版社出版一套十三冊的《中國文化新論》，可說是臺灣文史研究成果的總匯，作者多屬當時被認為最富學術生產力的青壯學者。這套頗具規模的文史叢書中有一冊《社會篇．吾土與吾民》，由杜正勝擔任分冊主編，其〈導言〉道：「不讀中國社會史，實不足以了解中國社會。……中國社會歷史，……不講分期便很難了解演變的大勢，……但數十年來這個園地幾乎被唯物史觀的史學家獨佔，造成許多曲解和謬說，污染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面目，我們這群以自由、獨立研究自豪的史學工作者，如果再袖手旁觀，斂襟沉默，絕對難逃失職的譴責。」¹³此導言力道十足，頗有誓師出征之意味，刻意挑戰大陸的馬克思史學，試圖另闢中國社會史研究之新徑。然則，就明清社會史而言，當時此言，恐怕仍屬理想高調。

這叢書並非個人之專題論文，其內容多屬綜合通論之作。不過，也因作者之專業領域與議題而有時代偏重之情形，此社會史分冊中張哲郎之〈鄉遂遺規—村社的結構〉及莊吉發的〈四海之內皆兄弟—歷代的秘密社會〉

大抵可視為明清社會史研究之代表，因兩人都屬明清史學者，而其內容也偏

11　徐泓，《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1），第七章〈臺灣的明史研究（1950-2011）〉中有言：「（1980 年代中期以前）大陸學者關於明清史的論著，尤其是『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相關論著，開始經由出國或請外國朋友以夾帶的方式擕回，私下在學者間流傳。」（頁155）。

12　〈學人訪談錄：專訪梁其姿教授〉，《明清研究通訊》2，2009.11.15，http://mingching.

sinica.edu.tw/newsletter/002/interview-leung.htm。

13　《中國文化新論．社會篇．吾土與吾民》（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2）〈導言〉，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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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明清部分。究實而言，這兩篇文章恐怕和杜氏所倡「要發掘社會的特質」

有段距離。蓋張哲郎討論村社結構，主要根據官方資料來說明里甲制度，莊吉發對秘密社會的討論，基本上則用宮廷檔案來羅列幫會組織派別。如此觀照視野，政治史的角度大於社會史，似乎未透入社會內裡，從中發掘其特質。明清社會史的別開生面，大概要到1980 年代後期，才出現轉機。

（三）經濟史轉向社會史

臺灣明清史學者自1960 年代以來，即受何柄棣、張仲禮影響，對社會史深感興趣，有意嘗試，只是如何取材命題，還在摸索中，而1970 年代經濟史當道，社會史的嘗試不免相形冷清。此種情勢至1980 年代，已漸見改觀，1986 年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中，明清社會史論題已鮮明地浮現檯面，

如：呂士朋的〈明代預備倉之研究〉、劉翠溶的〈宜黃北山黃氏之成長與社會經濟活動〉、徐泓的〈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以江浙地區為例〉、吳緝華的

〈明代西北邊患與榆林的發展〉、莊吉發的〈清代閩粵地區的社會經濟變遷與秘密會黨的發展〉，這些論文多少顯示由政治史或經濟史連結到社會史的意味，尤其劉翠溶、徐泓、莊吉發的論文可以說是以經濟發展為基底，進而討論社會變遷，這種研究取向在某種程度上可視為由經濟史轉向社會史趨向的反映。

所謂經濟史轉向社會史的趨向，更清楚地體現在徐泓〈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以江浙地區為例〉的寫作上。徐先生的碩士與博士論文都是研究鹽業的發展，主要研究領域是在政治經濟史方面，而關於社會風氣變遷的討論則明顯轉向社會史層面，尤其著眼於社會生活的考察。從經濟面轉向生活面，其關注面有相當大的轉變，而這是臺灣明清史界以往未曾注意的面向，

可以說是一個相當新穎的歷史觀察視角，由此也產生許多可以再加考察的研究課題。徐先生自言他最早涉及這個問題，是受到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的影響，注意到明代後期社會經濟繁榮的現象，至1974 年即以此為題申請到國科會計畫，大量抄錄地方志中風俗的資料，然而當時只寫成研究報告繳交結案。¹⁴為何事隔十幾年後，才寫成正式論文發表？除個人因素外，也可能

14　徐泓，〈代序　研究明清史的學與思〉，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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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時代風氣有關。70 年代經濟史當道之時，這些有關食衣住行等生活上奢靡現象的描繪，如何納在經濟史脈絡下來討論，可能還令人多所遲疑。到了 80 年代中期以後，社會史漸漸浮現檯面，而相關的思考也更為活潑多元，

臺灣內部隨著經濟的發展，開始有關消費社會的討論，而大陸學界也在資本主義萌芽熱潮過後，逐漸關注社會生活方面，乃至開始有社會風氣方面的討論。¹⁵在此氛圍下，徐先生將其擱置良久的素材，連續寫成兩篇論文，分別討論江浙與華北的社會風氣變遷，此舉亦可謂乃時勢使然。

1980 年代中期左右，有關社會風氣的研究，可謂已漸成熱門的議題，

往後兩岸學者不乏涉入或延伸此議題者。徐泓所指導出來的博士巫仁恕、邱仲麟也延續這樣的命題，有不少延伸性論文發表，林麗月、陳國棟也曾參與奢靡問題的討論。這顯示此議題確實後勢看好，徐泓社會風氣變遷的研究抓到時代脈動，開啟了一個明清社會史研究的熱門區塊。¹⁶

（四）社會文化史之取徑

1980 年代中後期，兩岸的學術隔閡已大致破除，臺灣明清研究者已可掌握大陸學界之重要命題與論述概念，這拓展了明清史研究許多重要的命題。1987 年 12 月 5 至 6 日淡江大學中文系舉辦「晚明思潮與社會變動」研討會，會後出版《晚明思潮與社會變動》論文集。這個會議主題的設定有與中國學界對話的意味，會議主辦人龔鵬程在論集〈前言〉即言：「晚明這一段時期的歷史與社會文化，因涉及『近代史之分期』、『農民戰爭』、『資本主義萌芽』諸問題，遂很自然地也成為研究的重點。……例如市民社會形成、

印刷事業發達、群眾文學興起、個人地位提高等，都是解釋晚明社會與文化時常用的概念。」¹⁷龔氏所提之常用概念，確實是往後臺灣明清學界不斷討論的議題。

15　來新夏，〈清代前期的商人和社會風尚〉，《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 1 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頁 248-264；劉志琴，〈晚明城市風尚初探〉，《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 1 輯，頁190-208。

16　關於社會風氣變遷的研究情況可參考林麗月，〈世變與秩序：明代社會風尚相關研究評述〉，《明代研究通訊》4 (2001.12): 9-19。

17　淡江大學中文系主編，《晚明思潮與社會變動》（臺北：弘化文化公司，1987），〈前言〉，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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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集所收林麗月的〈東林運動與晚明經濟〉相當具有代表性。此文「前言」稱：「筆者綜觀大陸學者有關東林黨人的社會經驗背景及所謂『階級基礎』之討論，發現同樣有余（英時）先生所指因囿於馬克思主義之理論導致的史學方法的錯誤」「希望本文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對東林思想的另一方向所作的討論，稍可釐清關於東林運動『本質』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頁 562-563）可見此文乃有意挑戰大陸學者之階級史觀，多少有些史料派與史觀派重新對話的意味。且不論個別立場如何，這篇文章的寫作已經沒有任何顧忌地直接引用大陸論文，且直接與之對話。林文主要從實證立場，徵引史料批評大陸學者對論斷東林黨的「階級」性質不合史實，其「強以一種適於解釋西方歷史的理論應用於中國史研究，結果必不免扞格不通之弊。」（頁 570）。此文大略顯示臺灣明清史學者在與大陸學界多所接觸後，仍然不能接受其階級史觀，對理論的套用多有顧慮。值得注意的是，林文多所引用前此不久出版的余英時著作—《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然則，余氏此作是否可能提供可以師法的研究取徑，乃至成為明清社會史研究的新典範，為明清研究展開新局？

1980 年代初期，中國社會史的討論會中，高承恕的論文有意以韋伯作為社會學與歷史學結合的範例，認為詮釋的史學可以韋伯為法，或許這是在馬克思史學之外的另一種出路的嘗試，然而，如何取法韋伯，用以進行歷史論述，這在當時臺灣史學界似乎還是陳義過高。雖然當時臺灣學界漸有韋伯熱的興起，卻終究沒有可以讓大部分學者接受的示範之作，直到1987 年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在臺出版。

余氏之作可以說就是韋伯理論的應用，它從韋伯名著《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借來問題，應用史料，尤其明清文集中的傳記資料，來論證士商關係的親近與「商人精神」的存在。雖然有人認為余氏運用韋伯理論有欠妥當，然大體而言，此書關於商人精神的論述仍給史學界極大的啟發，

提供一個社會史研究的新範例。「資本主義萌芽」的討論多著重於工商活動的考察，概屬社會經濟史面向，這些討論要進一步建構社會圖像時，多以階級概念為框架，往往不免削足適履—即林麗月所謂「扞格不通」。因此在社會史議題的開展上，也有些陷於膠著的狀態，臺灣學者更引以為戒，特意避開階級史觀，如何發展具有詮釋意義的社會史，更屬為難。值此之際，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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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此作確有另闢蹊徑之功，它在社會經濟史之外，開了一個新的議論空間出來。

余英時特別在〈自序〉中強調此作：「希望促起史學界正視明清思想史和社會史上這一大片未經充分開拓的園地。」¹⁸顯然他刻意地試圖在馬克思史學，尤其是「資本主義萌芽」的論述之外，別開生面地開展出一個具思想史意涵的「社會文化史」研究取徑。韋伯《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展現一種極為精巧的論述能力，以此論證宗教倫理與資本主義之關係，可說是一種詮釋式的歷史學。《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除了借題於韋伯外，也取法於此，卻非取其形地套用模式或概念，而是取其神，靈活地解讀史料，分析現象，從而詮釋其社會文化意義。

余英時的社會史研究方法，有別於史觀派之套用理論，將史料填入理論模式，或以特定概念來解讀史料；亦非史料派之存而不論，只是編排整理史料。他以思想史的詮釋功夫來解讀史料，從中編織出別具意義的社會圖像。

這是一種詮釋式的社會史，此種研究手法為臺灣的明清社會史研究作了一個很好的示範，尤其在史學與社會科學的謀合上，得以走出史學套用、卑從之難堪處境。此作從士商關係來討論社會文化，也精確地抓到明清社會文化發展的重要關鍵，由此開展出許多可以再加以發揮的歷史命題。往後士商關係的討論已成為明清社會史研究的重要命題，且是許多社會文化討論的思考基礎。此外，余先生強調思想史應結合社會史的「社會文化史」研究取向，也成為一種研究趨勢，且頗有傳承：師承余先生的王汎森，及王所指導的博士張藝曦，都有這類介乎思想史與社會史的論著，這也為臺灣的明清社會史研究開啟新的景象。

（五）學風轉變的推力

1987 年，臺灣正式宣告解除戒嚴，是個重要變遷的指標。事實上，80 年代中期，解嚴前後，臺灣社會思潮已經洶湧澎湃，各種異議紛紛響起。有識之士執筆上陣，創辦雜誌，聚論其中，傳播新知，鼓動風潮，批判、探索社會文化可能的方向，諸如：《人間》雜誌1985 年 11 月創刊、《當代》雜誌

18　余英時著，《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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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 5 月創刊、《文星》雜誌於 1986 年 9 月復刊、《南方》雜誌 1986 年 10 月創刊……等等，雨後春筍般紛紛冒出，言論市場為之沸沸揚揚。這些雜誌都深具知識性與批判性，往往直接或間接地援引各種理論以為論據，尤其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更多見關注採借，常成論者發功之內力，可說是當時的時髦新學。

在這些理論觀念的提點下，有識之士更深刻地關注、剖析社會與文化。

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思想性刊物《當代》，它是維持最久，可能也是當時最多讀者、最具影響力的月刊，其編輯與作者群也聲望最隆—余英時、

杜維明、金耀基、李歐梵、張忠棟、李永熾、錢新祖、石守謙……等人都列名「編輯委員」。¹⁹有趣的是它的創刊號，就以傅柯為封面，內容上也有梁其姿、黃道琳、莊文瑞等年輕學者的三四篇專文介紹。雖然早在《當代》創刊的三年前，王德威就有文〈淺論福寇〉，²⁰不過《當代》以之為創刊封面，作成專輯，更是別具意義。這可說是傅柯正式而隆重地登臨臺灣的知識界，此後相關譯介不斷，尤其1990 年以後，大陸的譯本陸續流入臺灣，傅柯的理論概念更綿密地滲透於文史研究領域，解構權力與知識的關係，提供新的思考角度與議論空間，激發不少相關議題的開發。1990 年以後臺灣醫療史、科學史，乃至社會文化史、知識史的發展，多有受其啟發之處。

除了一般知識性雜誌招來歐風美雨外，1988 年《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的創刊，更可說是新學風的展露。這個學報由任職清華大學史研所的傅大為所籌辦，他從事科學哲學研究，頗受傅柯、孔恩理論的影響。這個學報強調批判性與實踐性，「堅持學術論述須與社會現實緊密結合，而非學究的冥想。」

這可說正與解嚴前後，臺灣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相呼應。這個學報的創立，

正反映學術與社會的桴鼓相應—年輕學者熱切的社會關懷，以及多方面解析社會的學術取向。值得注意的是，創刊號中刊載了錢新祖的〈中國的傳統思想與比較分析的措詞〉，第四期又有一篇：〈儒家傳統裏的「正統」與多元

19　關於《當代》的創刊可以參考李永熾口述，李衣雲撰寫，《邊緣的自由人》（臺北：游擊文化公司，2019），第 12 章〈4《當代》雜誌創刊緣起〉、〈5《當代》雜誌創刊〉，頁 349-357。

20　王德威，〈淺論福寇（Michel Foucault）：語言、陳述、歷史〉，《中外文學》11.8 (1983.1):

13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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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個人與「名分」〉，看似與「臺灣社會研究」無關。這當中有人的機緣，

也有思想的因素，當時傅與錢都任教於清大史研所，兩人都相當關注「主體性」的問題，或者說兩人都有些「後現代」的思考傾向。這種思潮的引入、

激盪，加速衝決既有的思想框限，藉由對知識形塑過程的反思，開啟新的思考格局，觸發不同的思考取徑，刺激可能的新議題。事實上，他們兩人可說是臺灣史學界「後現代思潮」的重要倡導者。有不少思考敏銳的學生，如鐘月岑、宋家復、李卓穎、陳秀芬等人即深受錢新祖的影響，日後成為臺灣學界別具批判力的年輕學者。

快速的社會轉變，引發強烈的社會關懷，尋求不同的思考資源，以觀測解析社會動向，以至議論紛紛，異聲並起，這大抵可說是1980 年代中後期，臺灣知識界、學術界的特色，史學界亦未自外於此浪潮。換個角度來講，明清社會史的研究，正與此風潮密切相關，許多議題的開展與論述方式的嘗試，就是在此風潮的鼓盪下激發出來。部分學者穿梭其間，一面從事譯介，引進西學，一面借題發揮或借力使力，在自己專業領域內運用相關理論概念來開發議題或推動論述。史學研究走出史料考證之後，如何開發問題意識並進行歷史解釋，隨著西學的陸續引進而逐漸摸索上路。探索、開發新議題，漸成為年輕學者的研究趨力與生存之道，社會史之生機與成長可謂正蘊釀於此。

現實社會的變動與知識風潮的翻湧，在根本處觸發學術的動力，也在浪頭上反映學術的趨向。然而，學術組織的創立與新的聘人方式更是直接造成學術生態的變化。1980 年以來，明清史應該是臺灣學界各個斷代史研究中人數最多、活動力最強者。²¹這可由學術社團的組成、主題性研究計畫的提出略見一斑。1985 年 5 月由呂士朋、徐泓、張哲郎、林麗月、朱鴻……等人組成「明史座談會」，隔年由徐泓主編發行《明史研究通訊》。1995 年座談會正式向內政部核准立案為「中國明代研究學會」。1996 年 7 月 23-24 日學會舉辦「第一屆兩岸明史學術研討會」，應邀與會的大陸及香港學者有三十幾位，發表論文有四十幾篇。2000 年 4 月 28-30 日學會又與漢學研究中心合辦

21　參考徐泓，《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第七章〈臺灣的明史研究（1950-2011）〉，頁 15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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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文集與明代研究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也有四十幾篇。

中研院則在1995 年組成「明清研究會」，1998 年起架設專屬網站，2009 年改組為「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由歷史語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中國文哲研究所、臺灣史研究所相關研究人員共同組成，並輪流主持會務，有院方正式編列固定經費的支持。委員會編有《明清研究通訊》電子報，2011 年開始，每兩年固定舉辦一次大型國際研討會，平時則有各個工作坊、讀書會活動，不時聚會討論。此外，中研院支持各種主題性研究，明清史研究者也踴躍申請（第三節將詳述此部分）。

中央研究院在1980 年代，有兩個五年計畫，大量晉用研究人員，這直接擴大學術研究的隊伍，戰鬥力大為提升，尤其對明清史研究人力產生結構性的改變。在此計畫下進入研究院的新人，如：梁其姿（1982 年進三民所任副研究員）、陳國棟（1982 年進經濟所任助理研究員）、范毅軍（1982 年進近史所任助理研究員）、李孝悌（1982 年進近史所任助理研究員）、黃進興

（1983 年進史語所任副研究員）、張彬村（1983 年進三民所任副研究員）、熊秉真（1983 年進近史所任副研究員）、石守謙（1984 年進史語所任副研究員）、劉錚雲（1984 年進史語所任副研究員）、王汎森（1985 年進史語所任助理研究員）、黃克武（1985 年進近史所任助理研究員）、于志嘉（1985 年進史語所任助理研究員）、何漢威（1986 年進史語所任副研究員）、朱鴻林

（1989 年進史語所任副研究員）等人，有些是留學取得博士學位回來，以副研究員聘任，或是取得碩士學位，表現優異而被網羅進所，先以助理研究員聘用，歷練兩三年後再出國進修。也就是說，這些五年計畫下任用的新人，

都能與國際接軌，尤其大多數與歐美學界關係密切，事實上，他們也常成為引介歐美學術潮流的重要媒介—如前所言，這些人居於臺灣學界的前沿，

在西方史學的譯介上，自1980 年代初期即有不凡的表現。這些人後來多成為明清史研究的中堅分子，特別是在研究議題，乃至研究方法的啟發上，厥功甚偉。他們可說是一批臺灣史學研究的生力軍，各懷新技，與本土學者一起大力開疆拓土，開墾出明清研究的豐富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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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血有肉的社會生活史

明清社會史的成長，大概在1980 年代中期左右可見端倪。留學歐美，

受到國際新學潮教養成學的博士，他們「西學中用」地帶著新的問題意識，

在中國史領域內開發出許多新的研究課題。明清時代因社會資料的豐富龐雜，可以大加發揮，沃土新耕，更見繁茂景象。

至1990 年代，則可以說是臺灣的社會史研究成為主流的時代，杜正勝登高一呼，「新社會史」研究堂皇登場。²²由中研院史語所誓師出發，呼朋引伴，招兵買馬，有兵有將地攻城掠地，研習營、學報、專題研究室紛紛成立，學術活動與論文寫作相互激發，生趣盎然。明清社會史研究經過之前的摸索，促使一些新的問題意識產生，加以新材料的發現，從而找到新的發展方向，各種議題紛紛萌發、滋長，顯得生機勃發，乃至有繁花盛開之態。

（一）開啟社會史的新局面

梁其姿留學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直接在年鑑學派的大本營中受教，親炙於社會史之頂尖學者。其指導教授畢仰高（Lucien Bianco）長於從農民生活探究中國共產黨的發展，

菲利浦．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則開創兒童史研究的新領域，都對其研究方向有深刻的影響，「養成了社會史的思維習慣與專長」。²³梁其姿1980 年以「抗戰時期共產黨在解放區的農業合作運動」取得博士學位，1982 年進中研院工作後，一方面為文介紹年鑑學派的心態史研究，同時也嘗試利用小說戲曲資料作心態史議題的開發。1984 年發表〈十七、十八世紀長江下游之育嬰堂〉、²⁴ 1986 年〈明末清初民間慈善活動的興起—以江浙地區為例〉、 ²⁵ 1989 年〈清代慈善機構與官僚層的關係〉²⁶逐漸深入明清社會、1994

22　杜正勝，〈什麼是新社會史〉，《新史學》3.4 (1992.12): 95-116。

23　〈學人訪談錄：專訪梁其姿教授〉，《明清研究通訊》2，2009.11.15。

24　梁其姿，〈十七、十八世紀長江下游之育嬰堂〉，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

《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1 輯（臺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4）。

25　梁其姿，〈明末清初民間慈善活動的興起 —以江浙地區為例〉，《食貨月刊》15:7/8 (1986.1): 52-79。

26　梁其姿，〈清代慈善機構與官僚層的關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6 (1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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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發表〈清代的惜字會〉，²⁷從此陸續有關於明清慈善活動與組織的研究，

逐漸開展出一個別具特色的社會史探討面向。這些相關論文至90 年代後期，更集結系列成書，經過作者的重新組織、修改後，成為具有專書性質的

《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一書。²⁸

梁氏大量地利用地方志的資料，深切地進入明清地方社會，了解社會基層中士紳、官員與民眾之間如何互動，尤其一些基層士人如何看待民眾與社會，多層次地解析其思想觀念、社會心態與現實活動，藉此活潑互動關係的刻畫，糾正一般人對中國傳統社會的刻板概念。這樣的研究取徑，

透過民間慈善組織的發展，透析社會經濟變遷與價值觀改變的關係，深刻而具體地讓社會史呈顯出複雜豐富的面向，也確實可以突破簡單的「階級」概念的框限。

日本學者夫馬進差不多時候進行善會、善堂的研究，於1982 年發表

〈同善會小史—明末清初在中國社會福利史上的位置〉，1997 年出版專書

《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夫馬進與梁其姿可說不約而同地注意到這個明清社會的重要現象。²⁹夫馬進的研究可說是日本明清史學界長期以來關於士紳社會研究的進一步延伸，而梁其姿的研究對臺灣學界而言，卻可說是平地崛起的議題，其研究取徑與論述內容突破史料或史觀派的侷限，開啟社會史研究的新局面，更具開創性意義。

除了施善組織的研究外，梁其姿也在1987 年左右，發表了兩篇有關疾病醫療史的研究：〈明清預防天花措施之演變〉、“Organized Medicine in

85-103。

27　梁其姿，〈清代的惜字會〉，《新史學》5.2 (1994.6): 83-115。

28　梁其姿，《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7。

29　夫馬進在該書後記中言：「我記得早在 1979 年或者是 1980 年初，我準備開始進行善會、善堂史研究。」後記中也標示最早以單篇論文形式發表的時間，最早的是〈同善會小史—明末清初在中國社會福利史上的位置〉，《史林》65.4 (1982)。而其有關育嬰堂的研究則較晚：〈清代前期的育嬰事業〉，《富山大學人文學部紀要》11 (1986)、〈清代育嬰堂的經營實況與地方社會〉，《東洋史研究》，45.3 (1986)。另外，夫馬進在〈中文版序言〉中有言：「我本人開始這項研究是在1979 年或 1980 年初，首次發表有關論文則是在1982 年。那時，無論在哪裡都根本無人提到『善會、善堂』，這種情況激發了我研究這一問題的興趣，而且我當時預計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的學者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恐怕最快還要等上10 年左右的時間。」（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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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g-Qing China: State and Private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Lower Yangtze Region”，³⁰由此開啟另一個新的研究面向。這兩篇文章可說是（兩岸）明清醫療社會史研究的濫觴，作者自言：「當時並非刻意要進入醫療史的領域，

只是在研究地方慈善機構時，被看到的資料所吸引。我留法的經驗讓我對醫療機構、身體觀念相關的資料特別敏感。我那時發現這些資料所顯示的社會現象尚未被廣泛注意，因此整理資料後寫了兩篇小文。1990 年代後期以後，我才比較系統地對醫療史相關的社會史課題做研究。」³¹顯然作者留法訓練出來的敏感觸覺，讓其能迅速測出可用力之處，陸續開發此醫療社會史領域。

這些論著在2012 年集結成《面對疾病：傳統中國社會的醫療觀念與組織》一書，此論文集分為三篇：〈醫學知識的建構與傳播〉、〈醫療制度與資源的發展〉、〈疾病的觀念〉。由此篇章，可見作者二十年來從不同面向展開醫療社會史的探討，已經開闢一個視野廣闊、議題多元的研究領域，這也為明清社會史的研究增添新的風光。

（二）醫療社會史與身體史的開展

梁其姿除了個人直接從事相關研究論著外，也用心於倡導醫療社會史的研究。1999 年，他申請中研院支持的主題計畫：「明清至近代漢人社會的衛生觀念、組織與實踐」（實際執行是2002.1-2004.12），糾集了一批不同領域的年輕學者：劉士永、祝平一、李貞德、楊文山、李尚仁、雷祥麟、張哲嘉、劉紹華、蔡友月、王文基、郭文華、吳嘉苓……。這當中祝平一、張哲嘉為明清史領域研究者，他們的研究也涉及中外知識交流問題，這也為明清社會史的研究更擴大討論的面向。

醫療史的發展也並非全然出自梁其姿的倡導，在杜正勝「新社會史」的

30　梁其姿，〈明清預防天花措施之演變〉，收入楊聯陞、全漢昇、劉廣京主編，《國史釋論：陶希聖先生九秩榮慶祝壽論文集》，臺北：食貨出版社，1987-1988。Angela Ki Che Leung 梁其姿 , “Organized Medicine in Ming-Qing China: State and Private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Lower Yangtze Region,” Late Imperial China 8.1 (June 1987): 134-166.

31　梁其姿，〈為中國醫療史研究請命〉，原刊於《中華讀書報》，2011 年 07 月 20 日，13 版。後收入氏著《面對疾病：傳統中國社會的醫療觀念與組織》〈序〉（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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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下，1992 年史語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成立，積極糾合學術社群，推展相關活動，更激起研究興趣與議題開發。明清史研究者，除祝平一、張哲嘉外，他如邱仲麟、蔣竹山、張嘉鳳、陳秀芬等人，也都先後涉入疾病醫療史的研究，對各種身心疾病、醫療知識或觀念，乃至身體觀、特定藥物等進行探討。

生命醫療史研究室在1999 年 6 月 11-12 日舉辦「健與美的歷史研討會」，嘗試「探討古今中外各種社會文化所建構關於身體健美（乃至衰陋）

的看法」，會議中有三篇明清史論文：王正華的〈女人、物品與感官慾望：

陳洪綬晚期人物畫中江南文化的呈現〉、李孝悌的〈十八世紀社會中的情慾與身體—禮教世界外的嘉年華會〉、蔣竹山的〈女體與戰爭—以明清厭炮之術「陰門陣」為例的探討〉。同年12 月出刊的《新史學》10 卷 4 期，

即作成「身體的歷史」專號。其中有邱仲麟的〈人藥與血氣—「割股」療親現象中的醫療觀念〉，此文大抵源自其1997 年的博士論文《不孝之孝—

隋唐以來割股療親現象的社會史考察》，邱氏日後還有涉及醫療史議題的考察，然不再發展「割股」議題。

大體而言，有關明清身體史的研究用力最深的應屬陳秀芬，他在2009 年出版專書《養生與修身：晚明文人的身體書寫與攝生技術》，³²之後又有相關論文：〈在夢寐之間：中國古典醫學對於「夢與鬼交」與女性情欲的構想〉、〈情志過極，非藥可癒—試論金元明清的「以情勝情」療法〉、〈從人到物：《本草綱目．人部》的人體論述與人藥製作〉……等。³³這些議題的討論涉及醫療史、情欲問題以及特殊的禮俗習慣或文化心理。這樣的探討取徑，更具體而深刻地涉入人的身體與心理及其間的複雜關係。這類研究更深入於心態史的探究，已經觸及「生命的體認」問題，對人的複雜性有更多元的思考，這可說已經讓社會史的研究進入一個幽微的境地。

32　陳秀芬，《養生與修身：晚明文人的身體書寫與攝生技術》，新北：稻鄉出版社，2009。

33　陳秀芬有關身體與心理的研究不少，茲列舉其要：〈在夢寐之間：中國古典醫學對於

「夢與鬼交」與女性情欲的構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1.4 (2010.12):

701-736。〈情志過極，非藥可癒—試論金元明清的「以情勝情」療法〉，《新史學》

25.1 (2014.3): 1-50。〈「診斷」徐渭：晚明社會對於狂與病的多元理解〉，《明代研究》27 (2016.12): 71-121。〈從人到物：《本草綱目．人部》的人體論述與人藥製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8.3 (2017.9): 589-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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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醫療社會史」與「身體史」的研究，自1990 年以來，已經不斷擴張延伸，以致包羅甚廣，幾已成為一個獨立的專門領域，未必可全然歸納於社會史範疇中，至少已經逾越了傳統社會史的討論範圍。不過，也可以說這些包羅萬象的研究，將社會史的研究視野極大化，將其觸角伸向不同的社會角落與層面，乃至究及人的存在的各種問題—尤其是關乎身體與疾病之類的根本問題。同時，注意到身體、疾病及其相關知識之類的問題，也具有歷史性、文化性與社會性，而對之加以考察。相對而言，對於社會的理解，也就不僅著眼於「階級」或其「流動」之類的骨架結構性問題上，而可從其血肉、認知或情意、想像等方面涉入。或許這是一種更切近生命本身的社會史。至少它開發出很多以往殊少注意的史料，開啟了一個不同的認知面向—觀照及於一般人，乃至下層民眾日常生活中的生老病死。

（三）兒童研究與明清研究會

新的問題意識促使新的眼光探求不同的史料，從而建立新的歷史圖像，

這是史學發展的要因。明清醫療社會史、身體史的發展，新材料與新問題正是關鍵性因素。梁其姿所謂：「我留法的經驗讓我對醫療機構、身體觀念相關的資料特別敏感。」已然指出關節所在。

除留法的梁其姿外，留美的熊秉真是另一個明顯的例子。他原本研究唐甄的經世思想，算是比較傳統的議題。1980 年代初，學成歸國後，嘗試摸索新的研究方向，至1985 年左右，開始涉入兒童問題的探討，尤其利用幼科醫學典籍來討論育兒問題。這個研究主題大概也是取意於歐美學者，尤其是年鑑學派心態史大家菲利浦．阿利埃斯在1960 年所出版有關兒童與家庭生活的新創研究，³⁴這也可以說是西學中用的研究取徑。

熊秉真大概自1985 年左右，發表了婦女與兒童關係的論文以後，³⁵就抓

34　 Philippe Ariès, Centuries of Childhood: 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2). 此書法文本 1960 年即出版，兩年後英譯本出版。熊秉真《幼幼：傳統中國的襁褓之道》正文（第二章）開頭即提及此英譯著作，見熊秉真，《幼幼：傳統中國的襁褓之道》（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5），頁 5。

35　 Ping-Chen Hsiu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 and Children in Early Modern China

(presentation, Seventh Annual Convention of National Womens Studies Association, Seattle, October,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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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這個主題，持續且快速地發表，每年產出兩三篇相關論文，這些論文也快速集結成書陸續出版：1995 年出版《幼幼：傳統中國的襁褓之道》、1999 年《安恙：近世中國兒童的疾病與健康》（聯經）、2000 年《童年憶往：中國孩子的歷史》（麥田）。藉此密集的出版，熊氏之兒童史研究已在臺灣學界揚名立萬，明清社會史也因此多了一個花色鮮明的區塊。或許是熊秉真猛攻橫掃，後進難有發揮餘地，也或許是其論述方式自成一格，他人難以仿傚或接招，關於兒童史的研究在臺灣大抵還是一枝獨秀，少見其他明清史學者繼續耕耘拓展。³⁶

熊秉真1980 年代後期，開始以兒童研究揚名臺灣學界後，正逢臺灣學術活力迸射之際，尤其中央研究院得天獨厚，學術資源豐沛，更是扮演臺灣學術中心、接軌國際之主角。熊秉真活動力極強，因緣際會，善用時勢，發揮乘勢鼓動風潮之作用，在90 年代推動不少學術活動，對明清社會史的發展有相當大的刺激作用。她在1995 年發起「明清研究會」，糾合中研院內跨所、不同學科的研究人員，也邀請大學教師，甚至研究生，加入討論，閱讀海內外新出著作，並邀請相關學者演講或座談。1998 年，在其推動下，此讀書會成員邱澎生、呂妙芬為之架設網站，隔年成立「明清學術網路討論群」，擴大研究訊息的流通、學者的交流。後來在熊氏的策動下，也陸續展開一些新課題的合作，如「案類研究」計畫、「物質文化」計畫，之後又有張壽安主持的「知識傳播與知識轉型」計畫。³⁷這些研究主題的策劃推動，

不限於明清研究，卻多有涉及者。議題未必都屬新創，卻頗能緊追國外流行，而跨學科的集思廣益下，國內史學者也多受刺激，以致激發出不少明清史新議題的議論。熊秉真1990 年代以來，對明清社會史研究的發展頗有推波助瀾之作用，在其積極鼓動下，明清社會文化的研究呈顯出活潑熱鬧的景象。

36　臺灣明清史這方面的論文不多，近代史領域稍有相近者：柯小菁，「塑造新母親：近代中國育兒知識的建構（1903-1937）」，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7。梁雯晶，「成為「新國民」—近代中國兒童形象的建構（1895-1937）」，中正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

2010。周春燕，〈胸哺與瓶哺—近代中國哺乳觀念的變遷 (1900-1949)〉，《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8 (2010.12): 1-52。

37　吳景傑，〈專訪邱澎生教授〉，《明清研究通訊》83，2021.2.15，http://mingching.sinica.edu.

tw/Academic_Detail/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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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代中期以來，中央研究院的明清研究確實風起雲湧，活力十足，「明清研究會」自1995 年成立以來，活動不斷，1995 年至 2009 年十五年間，「共舉辦了八十六場次、九十一講題的專題講演或座談會，由國內外一百零七名學者主講。」³⁸學者來自歐、美、日、中、港、新、紐等地，經實際接觸的交流，讓臺灣學者眼界大開，激發多元議題的構思。這些議題的擬想又透過讀書會逐漸凝聚落實，讀書會主題有：1997 年的「禮教與情慾：

前近代中國文化中的後∕現代性」，1998 年的「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的重建」、「案類在中國」，1999-2001 年間的「物質文化、日常生活與中國」，2001-2002 年的「涓滴之流：日常記憶與鎔鑄認同」，2002-2003 年的

「消費∕文化」，2003-2004 年的「記憶與認同」，2004-2005 年的「記憶與文化」……等等。這些讀書會可以說是刻意有為地在倡導、摸索（或跟隨）某些特定的研究議題，因此有不少主題先以讀書會的形式進行交流，在此基礎上，再進一步發展成主題計畫，而90 年代後期中央研究院與國科會也都積極鼓勵以主題計畫的方式來集體推動研究，如：1999-2002 年中研院主題計畫「明清社會文化中的情、欲與禮教」、2003-2005 年中研院主題計畫「近世中國的物質、消費與文化」、2004 年國科會整合型計畫「個別經驗與集體記憶：一個跨人文、社會學科的研究」……等。

從這些讀書會與主題計畫的紛紛興起大略可見，90 年代中期以來，明清社會史可謂盛況空前，大概是臺灣文史學界最為熱鬧的領域，而且命題的擬設也大略可見探究的議題相當多元豐富。這主要還是跟著國際學術潮流的趨勢走，諸如物質、消費文化、集體記憶之類的議題，其實是採借自西方的流行學說，這也可說是西學中用的效應。熊秉真在上述諸多活動中特顯活躍，積極於接洽國際潮流，並將之倡行於臺灣。當時臺灣明清史研究者雖各有不同學術訓練、機緣，卻也有共同關懷，且有心創新議題，意圖建立學術社群，尋求社會史研究新境，因此不約而同地匯聚、整合成一活潑生動的學術平臺。這正是解嚴十年後，學術生機勃發，而明清社會史開展出多元的議題，呈現百花齊放的景象。

38　請參閱：http://mingching.sinica.edu.tw/newsletter/parts/directive.htm（檢索日期：2021/7/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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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物質文化的研究

物質文化的研究可說是90 年代後期以來明清社會史研究最為醒目的景象，臺灣史學的指標性學報《新史學》1999 年 9 月出刊之 10 卷 3 期的發表目錄為：馬孟晶撰〈文人雅趣與商業書坊—十竹齋書畫譜和箋譜的刊印與胡正言的出版事業〉、巫仁恕撰〈明代平民服飾的流行風尚與士大夫的反應〉、林麗月撰〈衣裳與風教—晚明的服飾風尚與「服妖」議論〉。此期雖未以專號名目出現，實質上卻不約而同地涉及明清物質文化的討論。從1999 年9 月熊秉真「物質文化、日常生活與中國」讀書會的組成—林麗月、馬孟晶、巫仁恕都在列，足見此研究熱潮已漸形成。

所謂消費生活或物質文化的研究，某種程度上也可說是「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延伸，也就是說，商業的發達導致生活的演變，進而造成社會心態、秩序，乃至階層的變動。簡單地說，1980 年代後期，徐泓有關社會風氣變遷的研究指出，商業發達導致社會生活的「奢靡化」，以致引起士大夫的心理危機，認為既有的社會秩序—禮制下的階等制度，因為僭越成風而有所動搖。在1980 年代後期社會風氣變遷的研究，大抵藉由地方志中風俗志的描述，指出這種現象或相關議論的出現，這可說是一種社會現象的鳥瞰，

列舉奢靡生活的概略輪廓，重點不在考察其物質生活之細節，以至進而分析其社會文化的意義。

徐先生任職臺大歷史系，在教學第一線上，其所指導的研究生，直接受其啟發，容易涉入此題，擴展觀察的範圍，更加詳細考察物質生活的層面。

邱仲麟與巫仁恕就是他指導出來的碩博士，他們都著力於此，且為其中要角。1991 年，他們兩人同時完成碩士論文，邱之論題為：「明代北京都市社會的變遷（1368-1644）」，巫則為「明清湖南市鎮的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

兩者都以社會變遷為題，殊非偶然，其中已透露當時社會變遷之研究已漸趨熱門，而徐泓在當時則為引領風潮者。邱與巫兩人日後，更積極於開發物質生活史的議題，大概是明清史研究領域中著作最豐碩者。

邱仲麟日後繼續延伸其北京物質生活的探究，而議題更廣，包含燃料、

皮貨、用水、用冰、排水、城市氣味等，之後更擴及北京之外的冰鮮船、花卉園藝、眼鏡與西洋鏡等項目。他極力擴大物質生活史的研究對象，舉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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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所需之種種細節，諸如飲食日用、穿戴玩賞，乃至排泄清理，都分門別類地一一納入考察。在其包羅萬象的搜索彙整下，明清時期的社會生活鉅細靡遺的呈現出來。其著作品類、產量之多，罕有其匹。巫仁恕則在食衣住行旅遊等方面，陸續進行考察，而後於2007 年集結成書：《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聯經），此書之出版殆可視為明清生活史，尤其消費生活、物質文化之研究，已然成為熱潮且發展成熟，開花結果之表現。

從史學發展的角度來看，社會風氣變遷的研究可說是從「資本主義萌芽」的經濟史命題轉向社會史的過渡，由此再進而將觀察視角聚焦在物質層面上，這就更將重心從社會經濟史移轉至社會生活史。如此經濟史命題更退居幕後，社會史的關注要點也從「骨架」轉移到「血肉」。

2006 年 12 月在邱澎生的規劃下，《新史學》17 卷 4 期推出體例完備的

「物質文化專號」。這個專號的出現，可說臺灣史學界在物質文化方面的研究已成氣候，且在不同時代、不同面向上都已有一定的成果，尤其明清社會生活史研究更見繁盛景象。此專號除邱澎生所撰導言〈物質文化與日常生活的辯證〉外，論著有：陳伯楨撰〈中國早期鹽的使用及其社會意義的轉變〉、

王鴻泰撰〈雅俗的辯證 —明代賞玩文化的流行與士商關係的交錯〉、李尚仁撰〈萬巴德、羅斯與十九世紀末英國熱帶醫學研究的物質文化〉；研究討論有：柯律格（Craig Clunas）專稿〈物質文化—在東西二元論之外〉

（“Material Culture Beyond the East/West Binary”）、巫仁恕撰〈明清消費文化研究的新取徑與新問題〉、連玲玲撰〈典範抑或危機？「日常生活」在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應用及其問題〉，還有林聖智所撰書評〈John Kieschnick（柯嘉豪）, The Impact of Buddhism on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這個專號的出 現，代表臺灣物質文化研究移枝稼接後，已然開花結果，也顯示明清社會史研究進入另一個新的境界，在社會生活史、文化史研究上已見盛況。

此專號邀請柯律格撰文別具意義。柯氏1991 年出版的《長物：早期現代中國的物質文化與社會地位》（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頗具典範性，對臺灣學者在明清社會 文化史的研究上很有刺激作用，尤其在物質與社會的關聯上的討論深受其啟發。之後再經卜正民（Timothy Brook）《縱樂的困惑—明朝的商業與文化》（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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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申論，臺灣學界也在其啟發下，延伸此議題與觀點。³⁹例如，巫仁恕有關食衣住行遊樂等相關論文，問題的出發，大抵淵源於柯氏、卜氏之所論。其

《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一書，強調士商間如何在各種物質生活上相互競爭，分別雅俗，意在爭勝社會地位之高低。這樣的研究取徑，

藉諸柯律格及社會學有關消費社會的研究所提供的解釋概念，將「物質文化與社會地位」連結在一起，考察並議論其間的互動關係。如此，社會生活的研究便不限於物質生活現象的陳列表述，不致有肉無骨，而更可透視物質生活之表層，考察社會生活的變動過程及其背後原因，追究促成社會發展的動力。此外，林麗月有關服飾或消費的考察，更深及於思想、心態層次的分析，她後來將相關論文集結改寫成《奢儉．本末．出處—明清社會的秩序心態》一書，即多所強調「思想史考察」之意向，其相關論述也確實已進入

「物質與文化」關係的深層討論。⁴⁰

就整體社會史研究的發展而言，90 年代後期有關「物質文化與社會地位」的討論，已使社會史的研究開啟新的局面。這類研究將觀察視角著落在日常生活層面，討論社會各色人等如何藉諸物質的消費與使用，來表現自我、標誌身分、分別雅俗、劃分階等，這無形中轉移了社會史的考察視角，

甚而別立重心，另尋立論所在，乃至消解之前的解釋架構。以往社會史強調的社會階級、社會流動，討論的重點在於階級（或等級）關係的形成和區分，往往先有既定框架—尤其強調生產關係決定階級屬性，再將相關資料歸納其中，個人或群體的階級屬性的判別，常是議論所在。這種社會史的研究可說重點在於骨架問題。

至2000 年左右，物質文化與社會地位的討論，關注重點已轉向日常生活層面，從物質的消費或享用來討論人群的差別，並留意其中的流動性。也就是說，社會圖像的建構重心已從外在框架的形塑，轉向從實際的生活內容來體現。經由生活內容的細微觀察，指出人群的差異—社會地位與文化界線，就顯現在物質消費與生活表現上，而且這種劃分並非明確固定，而是動態發展的過程。如此社會圖像的構成不是骨架堅實、層次分明的硬體建設，

39　參考巫仁恕〈明清消費文化研究的新取徑與新問題〉，《新史學》17.4 (2006.12): 217-254。

40　林麗月，《奢儉．本末．出處—明清社會的秩序心態》，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4。

從骨骼到血肉與精神的發育： 四十年來（1980-2020）臺灣明清社會史的回顧與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