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客家意識回流「中心客區」

以往的研究已注意到，在客家形塑過程中，由於成片純客的中心地 域裡，客方言人群已在地化為土著，不再有自以為「客」的概念，因此 沒必要以「客家」自稱。只是後來因為外遷入粵中、粵西以後，由土著 變成客民，在當地居民的比較中現出不同，也才有「客」的意識和「客 家」的稱謂。然後，「客家」自稱逐漸往客家基地回流、反饋（胡希張 等 1997：108-109）。但對於「中心客區」為何接受來自「邊緣客域」

的「客家」稱謂，以及如何以「客家」自我定位的過程卻乏有人加以探 討。前一個論題已如上所述，以下則主要說明「中心客區」由接受「客 家」稱謂，到以「客家」自居的過程，及其可能的原因。

（一）從無到有 ──「中心客區」的客家論述

唐立宗就清代廣東地方文獻的耙梳了解，認為在1898 年（光緒 24 年）《嘉應州志》出版前，粵東地區的志書中，尚未出現以「客家」立 場的書寫，到了《嘉應州志》，客家文化才被比較直接且正面地表述，

換言之，「中心客區」的「客家」意識直到19 世紀末才形成出想像的 實體概念（唐立宗 2005：104-105）。緣於此，我們或可由「中心客區」

的相關志書來了解這個從無到有的過程。

1880 年（光緒 6 年）廣東鎮平人黃釗著《石窟一徵》可視為一本《鎮 平縣志》，或許就是基於一種為鄉土修志的使命感使然，黃釗在書中對 鎮平一帶的地理環境、源流、教育、信仰、禮俗、歲時制度、語言等均 作了較為詳盡的介紹。比較特別的是，在全書共九卷的內容中，特闢八、

九二卷專述方言，顯示黃釗認知到鎮平方言之特色，且有一定的認同 感。而這二卷方言的記載，對鎮平一帶客方言的紀錄與保存貢獻不小，

90

因此有論著言「客語之有成書，實自此始」（曾運乾、朱希祖 1933：

22）。但在二卷的方言記載中，僅是單純的記音解釋，並無將之與某一 人群的認同意識相連結，也沒有將該方言冠以「客」的名稱。後來修纂

《嘉應州志》的溫仲和曾表示，黃釗《石窟一徵》「其旨不以古音為主」

（吳宗焯、溫仲和 1968：124），藉此可進一步了解《石窟一徵》開列〈方 言〉篇，其實並無意強調客家源流，或方言與中原古音間的關係。

該書除兩卷的方言外，另一個最常被用來闡釋客家源流的是卷一

〈征撫〉中，關於客戶增盛的說法。書中提到：

邑無北宋以前土著，或疑當日草萊未闢。…… 南宋後叠遭 兵燹，土著逃亡僅存一二，而遺黎彫敝，轉徙他鄉，歷元而 明，中原衣冠世族始稍稍遷至。…… 太平寰宇記載，梅州 戶主一千二百一，客三百六十七，而元豐九域志載，梅州戶 主五千八百二十四，客六千五百四十八，可見元祐以前客戶 增盛，至元史地理志載，梅州戶僅二千四百七十八口，一萬 四千八百六十五，所耗可勝計哉。（黃釗 1970：22-25）

由書中論述脈絡來看，黃釗的用意只在論述宋末之後梅州戶口增盛 之情形，雖然提到南移的是「中原衣冠世族」，但在敘述上主、客戶並 論，並無特別強調「客戶」，或「客戶」與某一方言人群的關係。

有論者已經注意到，黃釗在《石窟一徵》裡雖然提到宋代梅州客戶 增盛，也提到臺灣的「閩之漳、泉人」及「粵民」，但全書中並未提到

「客家」二字，也沒有以「客」為我群名稱的說法。換言之，回歸《石 窟一徵》的文本，黃釗編纂此書用意主要強調本邑的風土文化，尚未有 強調「客家」歷史文化的目的（唐立宗 2005：96）。

相較來看，1898 年（光緒 24 年）《嘉應州志》的出版，則明顯是 客家士子利用官方史志，建立起自己認同的文化和歷史陳述的一個典 範。在光緒《嘉應州志》之前，嘉應州已有乾隆朝修的志書，但該志書 的重心仍以蘇軾、韓愈在潮州所作的文化貢獻來論證本地文化，及強調 嘉應州與潮州府的關係（程美寶 2006：74-75）。然而，十分明顯地，

到了光緒《嘉應州志》，其所敘述的地方文化，已轉為以客方言人群為 主體了。

與「邊緣客區」的客方言人群及西洋傳教士相較，作為外遷移民原 居地的嘉應州，開始思索「客」意識之歷史更短。而且，嘉應州人並非 由來已久的群體，嘉應州在1733 年（雍正 11 年）始由潮州府分出，自 成獨立行政區，在此之前，應仍是以潮人自我定位，而這個潮人的意涵，

含括了客方言與閩南方言。

若我們將各方志的時間稍作定位，乾隆朝《嘉應州志》未言及客或 客家，林達泉〈客說〉著於同治初年，咸同年間為Hakka 溯源的巴色 會傳教士逐漸深入中心客區傳教，但1880 年（光緒 6 年）的《石窟一徵》

仍未言及客或客家，到了1898 年（光緒 24 年）才見以客家自我定位。

這樣一個脈絡，顯示「中心客區」接受以「客」自稱極有可能是受到林 達泉〈客說〉與西方傳教士的影響，但接受的時間，已是接近滿清王朝 將要結束的年代。

溫仲和在《嘉應州志》用整整一卷的篇幅敘述客話源流及在當地流 行的情況，並於卷末言「舊書志無方言，此篇為特創，前無所因。為 述所以編之意，俾覽之者，知客話源流之所自焉」（吳宗焯、溫仲和 1968：124）。在該書〈方言〉卷中，溫仲和也標示出客話的整體界境：

嘉應州及所屬興寧、長樂、平遠、鎮平四縣，并潮州府屬之

92

大埔、豐順二縣，惠州府屬之永安、龍川、河源、連平、長寧、

和平、歸善、博羅一州七縣，其土音大致皆可相通，然各因 水土之異，聲音高下亦隨之而變，其間稱謂亦多所異同焉。

廣州之人謂以上各州縣人為客家，謂其話為客話。由以上各州縣 人遷移他州縣者，所在多有。大江以南各省皆占籍焉。而兩 廣為最多。土著皆以客稱之，以其皆客話也。（吳宗焯、溫仲 和 1968：121-122；重點是加上的）

圖6 《嘉應州志》中之客方言分布區

以上的論述值得注意的是，其一，確定了客方言人群的分布區域，

卻未及於外移的「邊緣客域」。溫仲和對於客方言的分布，不同於徐旭 曾、林達泉等人的視角，《嘉應州志》呈現的是以嘉應州治為中心，向 外擴展的客域，即以嘉應州全境為主，兼及潮州府的大埔、豐順二縣，

及惠州府的永安等八縣。長寧、博羅等地的納入，顯示當時這些地域已

逐漸轉變為以客方言人群為多數的行政區域。但溫仲和所畫出的「客 域」，卻未及移墾廣、肇兩府及廣西省的客方言人群。

其二，由所言「廣州之人謂以上各州縣人為客家，謂其話為客話」

可知，溫仲和將原本發生於「邊緣客域」的「客家」稱謂，也用來指稱 是廣府人對「中心客區」說客話人之他稱，這個太過跳躍式的論述不免 讓嘉應州民究係土著，抑或客民，陷入難以自辯的困境。因為該文也稱 嘉應州民是「今之土著」（吳宗焯、溫仲和 1968：122）。無怪乎清末 民初的徐珂曾表示，「然嘉應人在其本州所操之語，粵人謂為客家話，

蓋亦非嘉應土著也」（徐珂 1966：〈客族〉條）。即如施添福所言，

溫仲和在《嘉應州志》將客家與客話視為是廣州人對嘉惠潮等地區客方 言人群的他稱，但是為什麼廣州人將客家基本住地的土著也稱為客家，

卻沒有做進一步的解釋（施添福 2011：25）。

由以上《嘉應州志》的「客家論述」內容，我們不難看出，源於「邊 緣客域」的客家意識已回流至「中心客區」，於是這個可能早已「反客 為主」，在地化已久的「中心客區」如何自我定位為「客」，是一個值 得深入了解的面向。前述《嘉應州志》的「客家論述」，或可視為這個

「中心客區」正自我詮釋為「客家」稱謂之源出地。但溫仲和顯然也覺 得僅以「廣州人的他稱」來自我定位為「客家」源出地的理由不夠充分，

因此就採借了黃釗《石窟一徵》有關宋代「客戶」增盛的說法。於是，

溫仲和提到：

故今之土著，多來自元明初，以余耳目所接之人，詢其所自 來，大抵多由汀州之甯化，其間亦有由贛州來者，其言語聲 音，皆與汀贛為近，其傳次亦相上下約在二十餘世之間。

…… 今所謂土著，既多由汀贛而來，其言語聲音又與相近，

94

主客之名，疑始於宋初戶口冊，故寰宇記九域志所載戶皆分 主客，而唐元和郡縣志載，開元元和之戶皆無主客之分，其 後屢經喪亂，主愈弱客愈強，至於元初，大抵無慮皆客。

元史所載，亦不分主客，疑其時客家之名已成無主之非客 矣。特不知當時所謂主者，其土音有異於客否，而今則皆客 話，人亦概視之為客家，並無所謂主矣。（吳宗焯、溫仲和 1968：121-122）

不難想像，當時主纂《嘉應州志》的溫仲和正在思索如何詮釋以「客」

自我定位，宋代客戶增盛說恰與中原漢人南移的時間吻合，而「元史所 載，亦不分主客」，又巧妙地被解釋成「疑其時客家之名已成無主之非 客矣」。黃釗的「無心插柳」，竟讓溫仲和找到梅州作為「客家」發源 地的靈感，而這個說法日後也為羅香林所承繼發揮，這可能是黃釗始料 未及之事。

除了以宋代文獻中的梅州「客戶」證明嘉應州為客家之源外，溫仲 和也強調在地居民多由汀贛而來，篇末並引林達泉所言，論證「客家多 中原衣冠之遺，或避漢末之亂，或隨東晉南宋渡江而來，凡膏腴之地，

先為土著占據，故客家所居地，多墝瘠，其語言多合中原之音韻」（吳 宗焯、溫仲和 1968：122）。於是，「客家」之由來被轉換場域，以徵 引宋元文獻的方式，在「中心客區」重新完成一套自己是「客家」稱謂 源起的中心，就這樣，「客家意識」完成了由「邊緣客域」回流至「中 心客區」的過程。但是，「中心客區」為了合理化自己為「客家」中心 及發源地，卻在借引土客之爭後衍生的「客家」之名的同時，將「邊緣 客域」排除在所勾勒的客方言分布區之外。

而此後的客家論述也多由「中心客區」發聲，當地的客家知識分子

陸續發表相關論述。如1901 年（光緒 27 年），嘉應州梅縣人黃遵憲序

陸續發表相關論述。如1901 年（光緒 27 年），嘉應州梅縣人黃遵憲序